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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曰：“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化至繁。”两千多年来，作为“大道”的民主在西方经历了一个“衍化至繁”的过程，而且越来越繁杂。如今民主已发展成为世界市场上的“通货”，没有人、也没有一个国家堂而皇之地拒收。问题是如何巧妙地运用，使之兴利除弊，既不会因“通货膨胀”而失控，也不至于因“通货紧缩”而窒息生机，或产生大规模的社会抗争。
“民主是个好东西。”在中国，这样一种价值判断来得并不比西方晚。最迟到五四以后，中国主流的舆论就没有偏离过扬民主抑专制的基调，哪怕是在19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的论辩中，主张实行新式独裁的人也一致认同民主的价值、自由的光芒，争议的不外乎是如何绘就中国通向民主的路线图和中国最终应设计出何种款式的民主制度。
古人又云：“大道至简，知易行难。”孙中山则反其道，认为：“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作为“大道”的民主，到底是“知”难还是“行”难？这不仅困扰着中国人，也困扰着西方人，惟其如此，民主才成为常谈常新的永恒话题。民主之行与知，并非个体之知与行，乃政治共同体范围内集体之知与行。从相对意义上讲，民主之知，即集体的共识；民主之行，即集体的行动。政治共同体的规模越大，达成集体共识并为之行动的难度就越大。其实，民主之知与行，非难易之断，而是一个两难之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而丰厚的民本主义传统的国度，“民”的重要性向来就是一项共识。中国人以民为本，西方人欲让民来作主，在对民意、民生的尊重这一点上，中西方并无太大的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可能比西方人更容易在价值上毫无保留地接纳民主，向往民主的冲动更强烈，这也许是中国易将民主浪漫化并催生民粹主义的缘由吧。
中国人强调“民”的重要性，通常是从民作为一个整体显示出的力量着眼，即所谓“水能载舟，水能覆舟”，待之必须慎之又慎；“驭民”需要大智或谋略，此“大道”至简也。西方总是将民主与个人权利、自由放到一起来思考，在集体与个体之间，对个体的权利有种本能的偏好。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不能被剥夺，进而要追问权利的边界、义务的担当、个人自由的空间以及对他人自由的尊重等，这不仅需要理性的估算，也离不开定量的精确计量，此“大道”至繁至难也。
在近代中国，民主观念的生成与流变，既有共时的论辩，也有历时的流变与分岔，既有对传统资源刨根问底式的追问，更有对西学的输入与吸纳。其实，自西学在空间上超出了西方的边界后，所到之处总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民主在中国也不例外。问题是作为“通货”的民主，到了中国市场，能否化为良币，避免产生土币逐良币或土良相争的现象。当然，土与良绝非是一个简单的替代关系，也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排斥关系，而是一个经过创造性的转化的过程，从而生长出一颗既能植根于中国土壤，又能兼容民主的基因、有中国风骨的民主大树。
多年来，正是怀有满腹的疑惑，当多数人在向前看或仰望星空的时候，我在回头看、低头看。回头看到的场景，并非那么苍凉，亦非那么壮丽，于苍凉、壮丽之外，还有不少流星，他们的智慧之光让我感触到审慎的厚重、冷静的价值、妥协的功效、革命的限度和接续的力量。我对他们充满敬畏：王韬、黄遵宪、梁启超、严复、杜亚泉、章士钊、张君劢、张奚若、萧公权、陈之迈、罗隆基、储安平、顾准……
晚清以降，国人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关系的论域内投入了太多精力，划清彼此的界线，固然有必要，但不是目的；排列彼此的序列，可以确定当下的方位，但未必能告知明日应然的行动。知是为了行，行可验证并修正知。破解中国民主之知与行的难题，恐怕更需要融通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秉承杜亚泉倡导的“接续主义”的思维，在做好“接续”的基础上，审慎试验，迈出坚实的步子。本人不敢斗胆去破解这一难题，只是想将多年阅读的材料与心得以民主观念为轴线串连起来，看看国人对民主的认知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对当时中国政治的走向产生了何种影响。从集体记忆的角度看，这些认知对今天也不无影响。
本书自2004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便开始构思，落脚到观念史上也经过了一番苦苦的挣扎，研究口径的收缩，使主题更加明确，但划清观念史的边界，厘清观念流变的内在机理并非易事。本着大胆设想，小心求证，呈现本源，慎下结论的原则，开始了漫长的写作。至2009年秋结项，后来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必要修补，2011年，拙著与我的同事李里峰教授的《革命政党与乡村社会：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形态研究》、王建华教授的《夭折的合法反对：民初政党政治研究（1912-1913）》、熊秋良教授的《移植与嬗变：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国会选举制度研究》，以“现代国家成长研究丛书”的名义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今后还将有一些相关的研究成果纳入该出版计划。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任重而道远，相关的研究永无止境，期待读者对拙著及本丛书多提批评建议。
2012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