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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彼此的认知及价值的评估不仅影响着人际交往的深度及未来关系的走向，也影响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中西方文化交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久远的古代，在彼此的文献中都残存着有关对方的历史记忆，这成为大规模交往后认识对方的知识基础。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西方民主观念的中国之旅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后来者”。
自地理大发现后，随着西方世界的崛起与扩张，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与冲突越来越频繁，但文明间交流的内容有着不同的特点与意涵。简言之，文化、观念（民主、自由）的迁移要比器物的移植复杂得多，带来的连锁反应更是不可估量。
明清之际是中西文化在前近代交流的一个黄金时期，大批西洋传教士来华传教，同时也传播了西方的世俗文化，这也是中国继大唐盛世之后迎来的又一个跨文化交流的时代。不同的是，唐朝是以开放的心境接纳他国的文化使者，中国是文化的输出者；而明清之际则是西方人主动向中国输出西方文化，中国是一个文化的被动接受者。徐光启、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方以智等是此间思想文化界先锋派人物的代表，但囿于一元主义政治传统的影响，他们很难正视客观存在的西学，这些人大多严守文化一元论的立场，坚持“西学中源说”。如黄宗羲确信，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传，使得西人窃其传；而“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绝决非只是像杨光先一类顽固派人物的立场，而是当时士大夫较为普遍的文化心态与政治主张。明清之际中国思想文化界的突破，同样没有溢出中国文化固有的边界而显示出真正具有“现代性”的特质。
在中西方大规模交往发生之前，零星的接触虽时有发生，但基本上未触及东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政治理念。明末清初西洋传教士的东来，因“敬天”、“祭祖”、“祀孔”之争，引来士大夫对西洋文化的警惕与排斥，最终导致在中国内地禁教。当时的西方世界“民主”还未成为普适的价值追求，甚至还是一个负面的词语。所以说，此间的文化交往与民主观念并无直接的关联。民主观念之进入中国则在鸦片战争之后。
与实用技术的传播不同，西方民主观念之进入中国很难以一个明确的时间，或人物、著作为标志，它是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逐渐被中国人所感知、体悟、认同，进而开始传播、扩散的。在鸦片战争后的数十年，中国人有关民主的认知大多是碎片化和表象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