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方民主的推广期

二战爆发后，美国总统罗斯福认为希特勒的胜利即意味着民主政治之灭亡，二战是民主制与独裁制之争。他要求美国国会通过租借法案，把必要的武器装备提供给那些总统认为其防御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国家。1941年1月6日，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四项人类基本自由”：

第一是言论和发表意见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第二是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奉上帝的自由——遍及世界各地。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从全世界角度来谈，这就意味着可以使每个国家保证其居民过上健康的和平时期生活的经济谅解——遍及世界各地。第四是不虞恐惧的自由——从全世界角度来谈，这就意味着世界范围的裁军，并使之如此全面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任何国家都不会处于能对别国采取有形侵略行为的地位——遍及世界各地。

1941年8月1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签署的联合宣言（大西洋宪章），谴责侵略扩张，他们不希望看见发生任何与有关人民自由表达的意志不相符合的领土变更；在纳粹暴政被最终消灭之后，他们希望建立和平秩序，使所有国家能够在它们境内安然自存，并保障所有地方的所有人在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度他们的一生。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

二战期间，英美的民主宪政体制其实并未动摇，表现在：议会政治照旧进行；各政党一致对外，成立联合政府；对人民的批评政府并不禁止，实行正常的政府更迭；民众对于庞大的财政开支毅然担负，不以为苦；民众对兵役及军工物质之生产争先恐后，绝无怠工之举；对食品之定量配给及缺乏仆人之事，忍受而无怨言。“因此之故，英美民主政治之效用大显，由人民之自动各尽其爱国之义务，视法西斯国家钳人之口，钳人之手足者，令人起天堂地狱之感想矣。” 故二战爆发后，在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看来，民主政治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一个推广期。

抗战时期，美国作为中国最主要的盟国之一，不仅在军事和经济上给予支持，其政治制度、政治理想也对中国产生了影响。具有历史眼光的张申府认为：“现在民主的巨潮洪流，正普遍在全世界。而这个潮流，可以说却是罗斯福先生掀起来的。至少应该说，乃由罗斯福先生为最高指导。罗斯福先生的‘四大自由’更正或曾主宰着这个世界。” 张氏特将罗斯福在各种场合阐述“四大自由”的言论摘译成中文出版。罗斯福讲的这“四大自由”“并非是什么对于一种辽远的千年盛世的幻想，这就是在我们自己这个时候，自己这一代，能够达到的一种世界的一个确定基础。这种世界恰就是独裁者们以炸弹威力所造成的暴政所产生的新秩序的反面。我们以更伟大的概念——道德秩序——来反对这所谓新秩序。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可以大无畏地应付征服世界的阴谋及国际叛变。” 罗斯福总统的言论、同盟国的节节胜利，有力地鼓舞了抗战时期民主人士争取自由、民主的信心，他们激情四溢，大肆渲染，挟外力促国内的政治变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激荡出一个洪大广泛的潮流。它可说是一个磅礴古今、充塞天地、济渡人类、荡涤世界的潮流。现在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摧枯拉朽之势，结束旧时代，辟创新历史。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它在今日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抵挡的洪流，这就是弥漫世界的民主源流。……这种变革并不是可以不劳而获的，它必须以积极奋斗来争取，必须上下一体，万众一心，方为有效。所以今日应提出这样两种号召来：全世界人民及一切反对纳粹的政府应该联合起来，为世界民主而奋斗！中国人民应该团结一体，为抗战、为宪政、为民主而奋斗。

中共方面也积极回应这一民主的浪潮：“今日世界大势，为法西斯和民主阵线对立。无论我们的敌人和友邦，都把我国列为民主阵线之中，我们也自称我国是民主阵线中的一员。为得名副相实，跻于民主阵线之列，争取更多外援，适应世界潮流，也需要我国实行民主政治。”

1944年，身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在延安与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谢伟思的谈话不仅表达了感知这一民主潮流，且希望美国在促进中国走向民主之路上发挥积极的作用：

美国人发挥美国影响的其他方法是多谈论美国的理想。在中国或在美国，每一个美国官员和任何中国官员谈话时，可以谈论民主。如果美国人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对国民党就会产生一种制约作用，国民党要制造麻烦就更加困难。昆明是一个例子，那个地方已经变成自由主义思想和学生自由活动的中心了，因为在这么多美国人的眼皮底下，国民党是不敢逮捕学生和把学生投入集中营的。拿这一点同西安相比，西安的美国人非常少，特务就横行无阻。

抗战结束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闭幕词向全党发出号召：“现在的世界潮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 抗战结束后毛泽东在重庆回答英国记者提问时，也明确表示中国将实现“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

抗日战争的胜利，并非如先前一些人所期待的党国体制将让位于民主宪政。中日对抗结束，国共对立继起。国内舆论和西方民主国家呼吁政治和解，美国也派出代表来华促成国共两党和谈，以期使中国走上多党制、代议制的宪政体制。其后，国共开战与迟来的宪政均在加速，蒋介石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制宪与行宪。然而，此种廉价的宪政不但被中共视为昙花一现，国内的自由主义者不也看好中国的民主前景。因为战后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两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和军事集团，两极对峙的格局注定要循着成王败寇的逻辑展开，未来中国的民主走向将要待到战争结束以后才能研判。民主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流变也走到了终点。

共和国的诞生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昂首迈入共和国的中国人在民主观念方面并非是一张白纸，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民怀着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期盼与憧憬而穿梭于枪林弹雨，但颠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建立民主制度，并使全民的观念发生相应的更新，显然不比战场打败一个强敌更容易。共和国前30年大致处于亨廷顿讲的世界范围内民主的“回潮期”，而后40年正处于民主的“第三波”。关于前30年国家的政治生活状况，邓小平早在1980年就作了较为全面、权威的论述：

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党内讨论重大问题，不少时候发扬民主、充分酝酿不够，由个人或少敌人匆忙做出决定，很少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投票表决，这表明民主集中制还没有成为严格的制度。

当前，也还有一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权，特殊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

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对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和其他已经去世的老一辈革命家，没有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从邓小平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在前30年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传统的一元主义影响较深，这，再一次验证了历史与观念的惯性。中国如何才能逐步摆脱传统的束缚？邓小平认为：

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这需要认真调查研究，比较各国的经验，集思广益，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措施。不能认为只要破字当头，立就在其中了。

的确，处于民主第三波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中国，40年来在民主制度与民主观念方面围绕“立”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没有民主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这已成为中国人共同的认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强调“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平心而论，当下中国无论是推进民主制度的建设，还是培植国人的民主观念、公民观念，仍任重而道远！

无论是近代中国民主观念流变，还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固然与所处的国际时空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此种联系并非总是表现为一种直观的蝴蝶效应，国内政治生态及本国文化传统的影响似乎至为关键，民主观念的流变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柯文的“中国中心观”仍不失为观察当下中国以及展望未来中国民主发展的视角之一。

民主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流变早已成为历史。但是，“历史是至关重要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我们可以向过去学习，而且还因为现在和未来是通过一个社会制度的连续性和过去连接起来的。今天和明天的选择是由过去决定的。” hHEnS8iYzJX00lBCnEJGakZNv/nJF5IpuuR1aDsNV/B7LU73+AdmWVZI8eOXH0y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