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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正当中国人对民主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并试图奋力追赶的时候，民主遭遇了一次重大的挫折或回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许多新兴民主国家的民主制度被颠覆。亨廷顿以一个标志性的政治事件（1922年墨索里尼夺权）为回潮的起点。许多“五四”之子恰好在此时疏离西方的民主，转而高唱“以俄为师”。张君劢则从思想与制度演变的角度揭示这一转折，他认为19世纪末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是“民主之挫折时期”：
法国革命后，各国宪法颁布，议会政治风行一时，其间因选举舞弊，内阁风潮叠起，各国人士已有怀疑宪政与民主政治者，以其右派为立场者，力攻人类平等等说，认为人之智愚不齐，故各人参政之权力无法平等。此种学说行于德、法等国，惟英美独守其宪政常轨，不为所惑。其以左派为立场者，攻击资本阶级之剥削，实行罢工以要求增加工资与其他条件，并有生产工具公有与夫超出国界之第一第二国际之组织之主张，其为主动之马克思氏且认为无产阶级专政为社会主义必需之过渡阶段。此左右两派之政治思潮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之情形。
一战以后，苏俄的出现使“欧洲议会政治式之民主遭受一种来自左面之攻击，是为共产主义”。在1920—30年代，“苏俄第一五年计划完成，国内既无罢工事件，又无失业工人，一若其经济上之进展胜于西欧诸国，即其目为法西斯主义之德意志，在外交上军备上之成功，亦超于英、法之上，此时之西欧民主政治，在慕尼黑协定之后，实为最黑暗之日矣。”
魏玛共和国的垮台、纳粹德国出现，为欧洲议会政治式之民主遭受一种来自右面之攻击。与这种局面相呼应，西方“出现了一大批描写西方文明的‘终结’、‘衰落’、‘危机’、‘衰败’或‘死亡’的作品。尽管这些标题传达了某种警示，但在大多数这类作品中无法找到对于造成我们的社会混乱和思想混乱的基本因素和发生过程的分析”
。
民主国家在遭受左右双重夹击的同时，原先那种古典、放任的自由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也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1920年代末的经济大萧条后应运而生的凯恩斯主义的日渐走红，使得不少人相信，在现代工业社会面临危机时，民主制度可能会崩溃瓦解。
凯恩斯宣告人类经济已经进入了政府的时代，计划的时代，管制的时代，政府可以科学地控制经济增长的节奏。凯恩斯主张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政府干预来影响市场经济过程。这一理论在西方经历1929年世界性的大危机后支配西方主要工业国家政府的经济政策达数十年之久，引发当代经济史上的“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对西方国家现行政治制度的运作也有不小的冲击。这主要表现为行政权力的扩张和议会权力的缩小：
从20世纪初期开始，随着西方国家政府干预和管理社会经济事务职能的扩大，“行政国家”的出现，使议会的传统权力，对政府的监督作用相对削弱，议会代表人民行使主权权力的权威性也日趋下降。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由西方著名政治学家布赖斯最早提出的“议会政治危机论”，很快传播开来，从而给现代议会投下一块阴影。
这一巨大的“阴影”在20世纪同样笼罩在中国的上空，动摇了国人对议会政治的向往。但是，议会政治的危机是否像时人夸张的那么深重？不断扩张的行政权力是否摆脱议会的制约？英美等资深的民主国家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是否发生了根本动摇？
在中国人有关议会的记忆中，既有玫瑰色的美丽，也有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忧虑。早在20世纪初，立宪派人士几乎均以开国会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不二法门，议会万能、议会救国是朝野开明人士的共识，他们的分歧在于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方式、花多长时间建立议会制度和宪政体制，而对议会制的批评也随之而起，章太炎可谓此时的一个代表。章太炎认为：“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选举法行，则上品无寒门，而下品无膏梁，名曰国会，实为奸府。”“余固非执守共和政体者，故以为选举总统则是，陈列议会则非。”“吾党之念是者，其趣在恢廓民权，民权不借代议以伸，而反因之扫地。他且弗论。君主之国有代议，则贵贱不相齿；民主之国有代议，则贫富不相齿。横于无阶级中增之阶级，使中国清风素气因以摧伤，虽得宰制全球，犹弗为也！……故议院者，民之仇，非民之友。”
孙中山则认为西方的议会权力太重，有沦为议会专制之虞。美国的议会不但有立法权，还有监督行政机关的权力，国会“往往擅用此权，挟制行政机关，使他不得俯首总命，因此常常成为议院专制”
。基于此，他独创五权宪法的构想。留学日本的刘师培受日本及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痛斥议会制度为“万恶之源”，“平民之敌”
。但，这并没有成为舆论的主流。
到1920~30年代，中国人对议会制的非议，部分是对西方议会危机的回应，部分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平等主义与平均主义功效的显现。平心而论，此种看法在清末的社会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毕竟中国还没有试验过这一制度。从主流来看，清末以来中国人对现实政治的感受与其说是议会民主制度的危机，不如说是专制制度的危机，主流的价值取向仍是立宪法、开国会、建立共和制。
民国初年，议会制度、多党制、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等现代西方民主共和制度的要件均已移植过来了。民主告成，强国可期，并不只是孙中山个人乐观的想法。然而，接下来十余年中国的政治发展一直是动荡、无序、失范，国家权威逐级向下流失，而下层社会生计窘迫。“革命以前，吾民之患在一专制君主；革命以后，吾民之患在数十专制都督。……所谓民权、民权者，皆为此辈猎取之以自恣，于吾民乎何与也？”
究其缘由，是民主政治本身之弊？还是中国不适合行民主政制？抑或其他原因？关切中国前途者莫不在探寻。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旨是欲破传统的纲常名教，立现代科学观念与自由民主思想，同时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的反思与批判也应运而生。清末开其端绪的文化保守主义（国粹派）至“五四”时期渐成气候。但与清末那种具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文化保守主义不同，1920年代前后的文化保守主义则具有较为开阔的世界眼光，他们不仅以西方政治文明的弊端与民主制度的危机为事实依据，来回应西方文明的危机
，同时也从西方寻求学理上的支援，自觉或不自觉回应了西方柏克式的政治保守主义者的信条——渐进、审慎、妥协。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循着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进入了训政时期。1930年代，西方一些新兴民主国家纷纷放弃民主政治，极权政治大有与民主政治分庭抗争之势。为因应第二次世界大战，英美等老牌民主国家在国家制度方面也有些微调，如通过国会授权、总统紧急命令权、专家内阁等方式加强行政权力，提高行政决策的效率。凡此，中国学界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应。如有些学者对西方的行政集权就颇为赞赏：
民治需要政治力量，民治在这一点和专制政体丝毫没有分别。如果我们以为专制时代君主有绝大的政权，推翻了君主，我们可以不要政治力量，便是最大的错误。
权力分立的政府论，完全是一种妄想。……我们几乎可以说，几权分立的理论，完全成了一种骂人的话语。只有打算戏谑某国，才说这国的政府是几权分立。我们要承认，既要政府，就要政治力量；既要政治力量，就要有“专”的力量。因为我相信，有权必“专”，“专”始有权。“专”与“权”是不可分离的名词。中国人从革命后提起“专权”两字，几乎谈虎变色，便是一个极大的致命伤。
1933年前后法西斯主义一度波及中国，随后在中国思想与学术界又出现了“民主与专制”的论辩，蒋廷黼等人呼吁中国应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我们应该积极拥护中央，中央有错，我们应没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它是中央。我以为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纵使它不满人望，比有三四个各自为政的好，即使这三四个小朝廷好像是励精图治的。我更以为中国要有好政府必须自有一个政府始。许多人说政府不好不能统一；我说政权不统一，政府不能好。
国民党的开明派孙中山之子孙科在批评西式民主时也毫不含糊。
我们所需要的宪法，已不是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议会政治的宪法，也不是以阶级专政为出发点的苏维埃式的宪法，我们所需要的宪法是以三民主义为依归的五权宪法。为什么呢？议会政治就是在它的发祥地欧美，现在都已经到了日暮途穷，需要改弦更张的时候了。
凡此，既有中国学界对西方民主危机的回应，也有基于当时中国特殊政治生态的考量，如民族的生存危机、主权无法捍卫、内治的碎片化等。
在近代人类政治发展史上，民族危机通常会导致国内政治与行政走向集权，甚至会催生出极权体制，而中国的情形正相反。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人对民主的诉求较此前更为强烈，其间还有二次规模与声势颇大的宪政运动。民主、宪政，不仅是民间话语，也是官方话语，只是在对民主、宪政内涵的理解上有差异。
在中国近代民主史上，往往是民族危机催生民主运动，民族危机成为民主运动的动力之一。近代中国的历次民族危机，中国都是受损的一方，由此造成国家权威不断流失。总体而言，国家权威呈弱化的趋势，而内忧外患在客观上要求增强国家的权威，但强势的国家权威又不可能是传统的帝制时代强势权威的重建。于是，开放政权，扩大政治参与，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就成为想象中的拯救民族危亡、扬国威、张国势的不二选择。唯其如此，抗战期间，“民主抗战”成为强势话语，自由主义有了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民主宪政运动也有较以往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那么，中国能否走出在民主与集权之间进退失据的困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