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经济状况

一、农牧业生产

晋西北土地分为水地、平地、山地三种。“水地是可以引水的平地，平地一般是河边的又是山脚下的平地，山地即山上的土地”。 三种土地通常又各分为上、中、下三等，各种类型和等级的土地质量参差不齐，适宜种植的粮食（经济）作物种类亦不尽相同，产量相差很远。 晋西北大部分地区的地貌特征以山地丘陵为主，土地中大部分是山地且等级不高。如《静乐县志》所总结的“旱地多，水地少；坡地多，平地少；瘠地多，沃地少” 的“三多三少”。平地中也有部分是大水漫灌，盐荒四野。旧《交城县志》记载，该县“西北皆崇山峻岭，耕其间者强半”。坡陡田倾，土薄地瘠，年遭雨水冲刷土流肥失。即便是东部平川地带，也因处于山前洪积扇裙与汾河冲积平原交接之处，耕地起伏不平，西营、洪相一带地势低凹、下湿盐碱，“春天白茫茫，夏季水汪汪”。 雁北的山阴等平川地带也都有大片大片的盐碱地。

晋西北地区一方面是土地等自然条件先天不足，另一方面“少得可怜而又捉摸不定的雨量严重制约了土地财富的增值力” 。因此，晋西北耕地总体质量较差、禀赋不高。根据国民政府1935年的统计，晋西北各县水地占耕地总数的1.8%，低于全省平均数之2.82%；平地占耕地总数的30.95%，低于全省平均数之39.28%。 两项合计低于全省平均数10个百分点，说明晋西北耕地等级在全省范围内是比较低的。

静乐县耕地状况在晋西北内地就较为典型，1936年全县水浇地只占耕地总数的0.03%，其余都是旱地。

晋西北生产条件较好的耕地集中于岚县、静乐、方山、临县、岢岚、五寨、神池等部分河谷、盆地及同浦路旁之各大平原，这些地方分布有不连续和不对称的黄土台丘，有冲积、洪积扇发育。盆地地表由黄土覆盖，地面平坦，土质肥沃，耕作方便，是主要的产粮区。

纬度、海拔、降水、土壤、积温（热量）等条件的差异，造成了晋西北各地之间农作物的种类、构成和轮作方式之不同。本区主要农作物有莜麦、谷子、马铃薯（俗名山药蛋、土豆）、玉米、高粱，豌豆、小麦、大麦、荞麦、黑豆、黄豆、芸豆、小豆、绿豆，蚕豆、扁豆、糜子、黍子、稻子、胡麻等20余种。各地依海拔、坡度、降水、日照条件不同，各类作物种植比例不一。沿黄河各县如兴、临、河曲、保德、离石、中阳等县，海拔在1000米以下、600米以上，主要种植谷子、麻子、黑豆及各种豆菽类、麦子（愈南愈多）、高粱、玉米、荞麦、西比（蓖）麻（北则胡麻多）、山药等，其中以糜、谷为主。 “除少数海拔较高的地方外，基本为两年三熟”。 地区渐往东移至方山、静乐、岚县、岢岚、五寨、神池，宁武等县，则高度达1000米以上，一般的在1600—2000米，气候特别寒冷。某些地区日照亦感不足，所以主要农作物以莜麦、山药、胡麻和荞麦为主，在高度较低地区，糜谷、豆菽类、高粱等亦可种植。雁北地区也主要种植莜麦、胡麻、山药，一年一熟。在太原及崞县两平原地带农作物两年三熟，主要种植高粱，次为谷子等，不过平原一般的东西都可以种， 种麦较多。晋西北大部分地方粮食作物以秋粮为重，夏粮为轻，秋粮播种面积和产量占80%，夏粮占20%。秋粮作物以莜麦、谷子、马铃薯、豆类、糜黍、玉米、高粱为主，夏粮作物以小麦、豌豆为主。

除位于盆地和滩地里的少数高等级耕地产量较高外，晋西北大部分地方主要靠广种薄收的生产方式，亩均产量历来较低。晋西北很早就有“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的民谚，人民比喻晋西北是“地无百斤之粮产”。 清康熙《静乐县志》载，本县大量开荒拓地致“亩分虽有增加，而收十不当一”。 由于自然条件制约、生产技术仍然是“二牛抬杠”或人力拉拽式粗放耕作，肥料投入先天不足，“有的地方一年也不施一次肥，全靠来往飞禽走兽施与”。 加之自然灾害频发之影响，农业生产形成了靠天吃饭、广种薄收之局面，群众有“种在地下，收在天上”之说。 “风调雨顺丰收，久旱不雨歉收”。 粟子、玉米一般亩产100斤，小麦、糜子一般亩产40—50斤。由于70%—90%的耕地分布在山坡上，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形成“愈穷愈垦，愈垦愈穷”的恶性循环。1936年，静乐县播种面积104.7万亩，产量6901.5万斤，亩均65斤，人均691斤；1949年全县粮播面积101.4万亩，产量5702.8万斤，亩均56.2斤，人均456斤。 1935年，方山县谷子种植面积4.8万亩，总产212.04万公斤，亩产50.7公斤；1949年全县播种谷子8.14万亩，总产450.5万公斤，亩产57公斤。 1935年，交城县粮食作物面积233686亩，占耕地总数的67%。其中谷田面积82738亩，谷子总产136518石，亩产1.65石或82.5公斤，占耕地总面积的35%；高粱次之，种36925亩，总产72373石，亩均1.96石或98公斤。小麦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12%；荞麦和糜子30242亩；棉花面积902亩，仅占总耕地的0.26%。

1935年，兴县麦、谷、高粱、黑豆、马铃薯5种作物播种面积20.3万亩，总产量634.8万公斤，亩均才31.7公斤。 偏关、五寨、静乐、宁武、忻县、崞县等地谷子亩产亦只有36.5公斤， 是同年方山谷子产量的70%。

晋西北地区地域广大，由于自然条件不同，同一年份各地收成不一，同一地域不同年份之间收成差异也很大，故而“年度之间产量波动大，难以用年度比较增减”。 通过民国时期不同年代收成对比发现，1935年在当时是个不错的年景，但以不同年份交城农作物产量为例（见表1.3），通过纵向比较可以看出抗战爆发前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这段时间晋西北内地亩产量是比较低的。

晋西北大部分地方尤其是内地尽管亩产较低，但由于人口相对较少，反而一直是主要产粮区。据说临县每年能产粮40万石，可以输出10万石左右（民国临县人口约为24万）。岢岚年产粮10余万石，而民国时期岢岚仅有3.5万人口，故能输出的粮食更多。其他如岚县、宁武、神池、五寨等县丰年一年产粮能供地方人口三年口粮。除河曲、保德、偏关三县粮产稍感不足外，其余各县粮食每年均往外输销。晋西北的粮食供给在一般情况下不成问题，甚至有余粮向外输销。

晋西北素有森林、畜产、野兽、皮毛、药材等出产。 棉、麻等产量也较大。当地普遍种植的经济作物首推胡麻，临县枣圪塔至碛口40余里平川种的都是棉花，清塘至白文河川、方山圪洞川种植了大量白麻。 个别地方还种植了桑、兰等经济作物。

晋西北各县战前产棉160万斤以上。 临县、兴县某些地方均能种棉，有资料记载临县某年棉产丰收，曾收获皮棉200万斤，平时也年产百万斤以上。 兴县农村棉花种植面积的增减往往与粮棉比价密切相关，粮价高则种棉面积下降，反之亦然。 临县三交镇以下至碛口到处可以看到战前的轧花厂、打包厂。离石、中阳亦均能产棉，太原一带各县如交城、文水、汾阳、孝义、徐沟等县不但能产棉，而且是山西的产棉区。据《中国实业志》（山西省）记载，1934年交城、文水、汾阳、孝义、临县、兴县、离石、石楼、中阳等9县棉花种植面积达52058亩，平均亩产0.28担，总产1.44万担。1935年，汾阳种棉2万亩，平均亩产0.43担，总产8600担，为民国年间种植量最大、产量最高的一年。 离石西山地区盛产棉花，1934年离石有棉花打包坊2家，工人9人，资本334元，产值152元。

麻是临县、方山、离石一带的特产及主要输出品之一，不但品质洁白，纤维细长，而且产量高（每亩水地收麻60—100斤），栽植技术甚讲究。临县湫水河川，方山、离石河川水地主要种麻，只临县一县产量每年达百万余斤（曾达200万斤），战前仅方山圪洞镇一处每年即能产麻50万斤， 方山一年外销麻达5000担。 临县、方山、忻县均属山西11个重点种麻县。 宁武种植苎麻（又叫线麻）有一定规模。1936年，宁武年种植苎麻850亩。 河曲黄河沿岸土壤肥沃，灌溉条件好，适宜种植线麻。

小兰花是广大晋西北地区对烟草（旱烟）的俗称，各地都有种植，宁武种植历史悠久。1936年种植面积为750亩，单产53公斤。 临县栽培较广，每年能产烟草30万斤。

植物油是晋西北一大出产。胡麻、糜子、西比麻、芸苔、黄芥在各地区栽培均相当广，每县均有大油坊数十家。临县一县就有70座冬油坊（冬天榨油）。兴、岚、岢岚、河、保等地油坊均很普遍。抗战前岢岚每年运销到太原的油就有50万斤。

兴县、交城都有种桑养蚕的历史，民国时此业仍盛。 河曲南元、北元种兰3000多亩，向织布地区出售蓝靛做染料 。

晋西北同时是山西木材出产地，像同蒲路修筑的枕木，各处用的电线杆，以及太原建筑与器具用的木材，大半均采自晋西北宁武、方山、交城。西北实业公司火柴厂的木地木轴均在方山、交城设厂制造，这些林木都是天然林，没有经过人工栽培，是晋西北富源之一。具体的森林面积虽无详确的调查与估计，但方山、交城间前后高低有48道大沟，每道大沟还有若干小沟，生长着鳞次栉比的森林。这里的树种只有四种杠杆松秆，在山的下层生长着杨柳，山头及半腰生长着松杆。宁武森林颇为著名。此外，岚县与兴县接壤的白龙山上亦留存有大片天然林，民国时期，这一带残留林的树多为针叶林。

晋西北药材亦为著名特产，药材种类有六七十种。1939年方山产药材运到河北祁州（今河北安国）及其他各县的销售额有四五万之巨，而采集的药名有五六十种，其中方山、交城交界处之关帝山、南阳山地区出产的大宗药材有党参、黄术、黄芩、荞仔子、知母、麦桐子、贝母、牛蒡子、厚朴、黄柏、黄芪、大黄、黄连、赤芍、柴胡、升麻、冬花、猪苓等。 其余岚县、静乐、岢岚、五寨、神池、宁武、兴县均有大批药材（岢岚的麻黄、五寨的黄芩、临县冬花和柴胡 均为名产）出产，每年销售到外地。

晋西北是山西一个重要的畜牧地区，牧草繁茂，牧地辽阔广大，气候适宜，为他处所不及。 民国年间，一般农民把饲养家畜视为农家副业， 以饲养猪、羊为主。战前山西差不多每一个小的村庄都有几个放牧土种羊的大羊群。因为粮食便宜，交通运输不便，所以当地人常把粮食喂养猪，成群赶到太原去卖，如兴县猪在太原就很有名，岚县、岢岚、静乐等县饲养的猪也是太原来的猪贩前去购买。 此外，人们还习惯于饲养牛、驴、骡、马等育肥出售兼作畜力。山地农家多养牛，农忙耕作，农闲放牧；平川、丘陵农家多养驴（以兴县、临县、岢岚几县的条件较好 ）农忙耕作，农闲驮运。商户、富户养骡，宁武、静乐一带养的骡马就渐多，用以运输；官府部队养马，用来骑乘。 民国时期晋西北饲养的骆驼数量也较大，主要用于运输，兴县、临县、离石、汾阳等地饲养的骆驼都在数百只及以上。

战前山西的4个公营牧场有3个选在晋西北，静乐、方山和交城交界处、岚县各1个，其余一个在晋中安泽（安泽现属临汾市），著名的山西良种美利坚羊、荷兰牛、爱西亚牛均在这些地区繁殖、牧养（据说美利坚羊纯种及改良种在这一带曾发展达1万只，抗战期间据调查有6000余只）。

晋西北亦有园艺业，一般的蔬菜种类都有。五寨包头菜最著名，每苗大的能生长到30余斤。蔓菁、青芥等也是这一带特产，各地均出产很多山药蛋（洋芋），除作蔬菜外，晋西北群众还把它作为主食。果类以沿黄河各县的枣最为著名，花红、梨、海棠、海红、葡萄、桃、李、杏均出产，葡萄以清源及太原一带所产最著名。清徐种植葡萄始于西汉年间，唐代时清徐葡萄和葡萄酒已享誉海内。《唐书》记载，“太原平阳皆作葡萄干，货之四方”。直到1998年，清徐马峪乡西梁泉村仍有树龄超过600年的葡萄树，主蔓有水桶粗，单产500公斤，被称为“山西葡萄树王”。 汾阳核桃闻名海内外，出口额很大。汾阳、中阳、孝义、介休大量产核桃油（核桃皮可做染料，核桃壳可做防毒木炭，木可做枪柄）。

二、工业、手工业

晋西北地区经济落后，工业基础相当薄弱。仅有屈指可数的几个近代化工厂如崞县轩岗煤矿、汾阳昆仑火柴公司、清徐新记益华酿酒公司、汾阳、忻县和临县等地的纺织工厂。但晋西北手工业历史悠久， 煤、铁、磷、纸以及民间纺织业等手工业比较发达，各种手工业相当活跃。 此外，陶瓷、冶铁、皮革加工、车马挽具、熟皮打绳、手工制毯、擀毡、服装加工、银器、粮油食品加工、酿酒、印刷（石印）等手工作坊在境内较普及。这些作坊多设立于县城，位于交通要道处之集镇及人口较多的村庄。

（1）采煤业：晋西北煤产丰富，煤层较厚，一般在三尺到七八尺。据山西省政府1934年年鉴统计，晋西北16县有煤窑392家，年产煤4万吨。 民国时期的晋西北大部分煤矿都用土法开采，保德、兴县、临县产量最大，其他各县都有煤矿多处，每处有煤井三五座至十余座不等。战前保德所产之煤，除在本县销售外，还用船经黄河运往山西、陕西各地销售。临县招贤所产之煤，可由碛口运往陕西吴堡一带销售。

20世纪30年代，晋西北有了新式煤矿。1936年，山西省政府为了解决炼焦及同蒲铁路机车用煤，在轩岗镇成立了西北实业公司第二煤厂，进行大量挖掘。开采方式开始进入机械采煤阶段。当时用于采掘运输的机械有250马力的蒸汽卷扬机一台、半吨煤车两辆。蒸汽卷扬机每小时卷扬煤70吨。同时，采取近代采煤工序，开始有组织、有分工地采掘。 该矿投资20万元，日产原煤800吨，是晋西北地区最大和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煤矿。

（2）冶金业：晋西北有句俗语：“铁匠翻转手，养活七八口。” 冶铁铸造是晋西北的传统手工业。文水冶铁历史悠久，始于西汉，宋代即以无烟煤做燃料和还原剂，较此前之木炭炼铁有了很大的进步，随之铸造业也达到较高水平。著名的晋祠“金人台”铁武士就是文水工匠于宋绍圣四年（1097年）所铸。 交城冶铁铸造历史也很久远，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邑人铸石壁寺铁弥勒像，后又于宋代铸玄中寺千佛阁铁像、元代铸西方铸铁人像。民国时晋西北各县冶铁、铸造比较普遍，以锅、锹、犁铧等日用品和农具的铸造为主，也铸造庙钟、磬儿、小火炉等。农具如犁铧等的生产工序包括打模、刷墨水、打蕊、扣铧、埋模、化铁、铸造。铧分小突、三尖、改尖、铁棒锤、牛铧等；犁分7寸、8寸、8寸半、9寸4种。临县、阳曲（今古交）河口、宁武等地冶铁铸造比较集中，具有一定规模。

20世纪30年代初，临县招贤工业区（系晋西北标本手工业区）有20余家铸铁厂，主要出产大小号锅、犁铧及其他成品，铁矿10余家，工人在极盛时约有2000人， 产品销往周围地域。 阳曲（现古交）境内生产农具的铁厂、铁铺比较发达。当时河口镇一带有铁厂75家、资本14.5万元（银圆）、工人500名，利用当地小铁矿生产的铁打制的河口锹，咀头村及沟子里村铸造的犁铧都较为有名，远销省外各地。 阳曲所产条铁销到了京津及西北一带。还有部分铁匠在外设铺经营。 宁武犁铧生产颇为兴盛，犁铧匠遍布全县城乡。总计年产数约2.6万件，产值5200元，销往本地及邻近地区。 晋西北其他地方的冶铁规模较小，一般自产自销，不足部分从邻近地区购入。离石柳林镇锄沟村有冶铁传统，铁匠用坩埚冶炼、风箱吹风进行炼铁生产。

（3）纺织业：据1940年6月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的记载，抗战之前“晋西北有相当的纺织工业基础，纺织工厂和家庭纺织并存”。 而近代纺织工业以汾阳县规模最大。1932年，汾阳年产粗布3万余匹。后受到洋布冲击而市场日蹙。到1936年，汾阳纺织厂（坊）减少到10家，资金1980元、织机86台、职员36名、工人145名，全年用纱量528包，年产布58140匹，产值100890元。 1936年，忻县新兴劝工厂（模范织布厂）有职工90人、布机28台，年产帆布130120米，兼织毛巾、线袜，年产值10907元。 晋西北其余各县都有规模较小的土纺土织，一般系自产自用。

晋西北内地的纺织以临、离等地较为集中。此外，河曲、崞县等地零星分布有纺织企业。民国时河曲设有官办的新民工厂，其实际为使役犯人性质的工厂，设在公安局看守院内。除生产条布、手巾外，又增加了裤带、战带（北方农民所束的一种腰带）等产品。据《河曲县志》记载，1932年9月，新民工厂有资本额100元（银圆），年产值1500元，有工人17名。

（4）印染业：印染又叫染坊，是棉布行的延伸。少数系根据主顾需要对棉布上色，大多是把本地所产或所购进棉布进行洗染，藉以降低成本，产品主要满足本地之需。民国时各色洋布在晋西北（如碛口）市场虽已流行，但多数老百姓消费不起，内地仍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因此加工印染行业本小利大，有利可图。 据《民国实业志》（山西省）第六编第四章记载，1935年河曲县城有染坊7座，资本1900银圆，染工37人，年染土布3.82万匹，产值3820元，工人月薪5元。城关有泰和泉、锦泰泉、鸿顺涌、赵仓4家，巡镇有瑞生泉、瑞生永、复成源3家。其中以泰和泉最大，雇工人20名，年染布2万匹，产值2000元。 土白布经漂染成不易褪色的水蓝布，很快有了名气，远销到外地。 民国年间，静乐县娄烦镇有近20家棉布店，所经营的棉布都要经过梁巨成染坊和八则染坊洗染。 交城在民国初年即有人利用煮青、蓝靛染布，每年可染2200匹。1932—1935年沙河街、下关街有义盛永、德盛永2座染坊，共有资本860元，职工16人，年染布2600匹，染料成本1600元，染价总额2620元。 交城染坊工人月工资28元，系晋西北各县中最高者。 1927年，方山大武镇有合资经营的三成染坊，用蓝靛作原料，资本额30元，从业者3人，年染570匹，价额87元。 忻县城内有52家布店，许多布店从河北购入土布，经洗染加工后转销其他地方。

（5）毛织业：民国时期的晋西北还有毛织行业。1926年前河曲从事织毛口袋从业人员200多人，原料大量产于晋北、陕北、绥蒙等地。大的作坊有武兰招、武二兰招兄弟和康氏几家。武家兄弟的作坊有帮工、徒工60多人，专设验货师傅。产品合格者，打朱红“武记”；不合格者就地半价处理。时人说武家半价口袋比他人正价的质量还要好。

（6）造纸业：土法造纸在晋西北有很好的基础。 普通纸坊有碾子、帘子、刷子等生产工具，动力多依靠畜力拉碾磨料，须有毛驴一二头。抄纸、晒纸全是人工，普通雇一两个工人，坊主也多参加操作，原料主要是麻绳头、马兰草、破纸筋，间有用破布、麦秆者。分选料、断料、磨碎、淘洗、发酵、抄纸、贴晒等工序，冬季间或用火墙烤代替贴晒。普通纸坊一个池子一天产五六刀纸，许多纸坊工人又是半农民（半工半农），农忙时就停止造纸去种地。 战前临县、河曲、兴县、保德、临南、离石六县有纸坊172家，工人448人，年产量51740000张。

《中国实业志》记载，民国年间临县地居山僻，山多小溪，造纸极宜。榆林和刘王沟二村为纸漕集中的地方，两村有纸坊30家，工人130人，年产麻纸1.1万刀，价值4.4万元。 这些作坊是标本式的家庭作坊，老年人、妇女、儿童均可以参加工作，如晒纸、洗浆、看碾、碾平纸等工作，一般工人工作技术均很好。 河曲坪泉之造纸业因水源充足，交通方便，日趋兴旺。据《中国实业志》载，1935年河曲纸坊有10家，内坪泉8家，水草沟2家；工人总数40人，原料以旧麻、笃来草为主；年产14万刀，总值1.69万元。麻纸每90张为“一刀”，当时大号纸每刀售价0.31元，小号纸0.25元。产品市场较广，销路较好。 汾阳造纸始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产毛头纸20余万张；民国年间，县城郊古庄村为造纸的集中地。 民国时晋西北文件用纸逐渐为洋纸独占，土产纸主要是烧纸、月尺纸、三五纸等，所产麻纸大部分用于供神祭奠，糊窗裱里。

（7）皮革业：此业分为制皮衣和制鞍具、皮绳、皮条。传统的土法制革，把皮张放入用石灰、繁殖水（臭水）、皮硝、猪油混合瓮内浸泡四五天，取出冲洗，钩铲即成。晋省毛皮业发轫于交城，其规模和影响力为全省之冠。宁武、五寨等地加工皮绳、皮条等业也比较兴盛。

据《交城县志》记载，明朝末年交城毛皮业经营者已不乏其人。清康熙初年，在城东南隅却波湖贩洗皮革，污水皮渣竟将却波湖填壅，“秽气满城，尽日腥膻，行人掩鼻”，足见当时皮毛业之兴盛。清嘉庆二十一年至道光元年（1817—1821年）在全县各地开白皮坊的即有兴盛发、天盛玉等17家。清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8—1902年），毛皮作坊百余家，所制皮筒销售总量达白银百万两，为晋省之首。

1921年，交城城里关外以及义望、阳渠、奈林、安定等乡村拥有皮坊127家，从业人员6000余名，春夏旺季，雇佣临时工匠达万人以上。交城皮坊年鞣制滩皮60余万张，裁制大褂8.5万多件，产值（白洋）近300万元。加之部分皮坊兼制黑、白老羊皮、羔（胎）皮、直毛（狐、猞猁、灰鼠、水獭）皮，成品上万件，产值百万元。1925—1926年县城皮坊有隆盛裕、福成玉、隆盛昌等120余家，前中共领导人华国锋的父亲苏庆惠就是皮匠，后来成为隆盛裕的二掌柜。 开业于咸丰元年（1851年）的四合源皮坊在天津、汉口、张家口、甘肃、花马池、陕西三边等处设有支庄，年进滩皮3万余张，另有直毛、杂皮万余张，可裁制滩皮大褂4000多件，其他成品3000多件，经营总额20万元。1926年算账（每隔3年算一次账）时，扣除每年铺号长期工100余人和季节工300余人的各项费用，按身股和银股24股分红，每股分得银圆3000元。

交城毛皮业以滩皮最著，各皮坊每年秋冬之际派专人远赴陕、甘、宁等地，选购上等滩羊皮，翌年农历二、三月雇骆驼驮运返回交城，经过泡鞣加工、裁缝成为褂氅，而后由万川、玉成、德兴、和兴、公盛、德昌等20多家皮店销往国内外。交城水质适于鞣制毛皮，再加上传统鞣皮、裁缝皮货之技艺，所制皮货色泽雪亮透白，毛花均匀若丝，皮板轻薄柔软如绸，故有“交皮甲天下”之誉。外埠商客来往不绝，争相采办，或先期汇款订货。清末民初，每件滩皮大褂售银34—40两，比大同货贵3—4两，仍供不应求。交城的皮坊曾为清室显宦李鸿章做过貂帽，为直系军阀孙传芳做过皮氅。四合源“八仙庆寿”戳记大褂货真价实，保买管退，信誉通四方。

民国以还，皮业渐趋衰落。 1934年，交城县有皮坊38家，资本额542989元，职工1995人，年产值491278元，销皮总量230937张，占全省销皮总量484000张的47.71%，仍为全省之冠。

民国时期五寨县城有12家皮坊，从业人员30多人，均为独资经营。其中兴盛永、德厚成、保元昌三家规模较大，每家雇工七八人，所需原料大部分来源于本县，部分从包头、绥远购入。主要制作鞍具、皮绳、皮条等。五寨所产皮绳、皮条在晋西北一带享有盛名。 民国年间，汾阳三泉四合义皮坊有工人二三十名，除收购各种皮革进行加工外，还剥羊羔皮加工，羊肠衣用于出口。

（8）陶瓷业：陶瓷烧制业也是晋西北各县的传统手工业，兴县于宋元时期就是重要的陶瓷制品产地， 偏关、河曲制作陶瓷都始于元代。 民国时期，晋西北陶瓷业以临县招贤、河曲硬地峁、保德铁匠铺、陈家梁四地最发达。 宁武、崞县、交城、静乐等地陶瓷产品也有输出。民国初期，招贤工业区有瓷厂大小共40余家。 到1937年尚有瓷窑29座，年产瓷21.8万件。 主要烧制各种日用瓷瓮、缸、盆、碗、碟、罐、钵、酒壶、菜坛等，临县陶瓷以黑釉粗瓷著称。1935年，河曲4个村有7座瓷窑，资本总额550元，工人25名，年产瓷器66.7万件，产值2780元（银圆）；保德有瓷窑8座，崞县官地村有瓷窑7座。 交城还出产景泰蓝。

硬地峁是河曲陶瓷业的发源地，当地煤炭资源丰富，粗瓷和耐火砖原料充足，釉料所需之“木夹土”产于本县大王家墕，“小白干”产于铺沟、范家梁，两地与硬地峁距离俱在5公里之内，为陶瓷生产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清朝中期之后，河曲硬地峁村陶瓷生产得到迅猛发展，有场坊40余座，从业者160人，年产日用陶瓷约200万件，每人年收入折粮食2000斤左右。附近的铺沟、范家梁、刘元头等地也办起瓷场。旧县、军池、沙万等村百姓纷纷早出晚归到硬地峁做陶瓷工。较远的沙泉、社梁等十余村庄百姓迁居硬地峁者日增。该村40%户数来自附近各村。民国年间，硬地峁的杜守招靠陶瓷起家，创立了“三合泉”，并开办了油坊3座，酒坊1座，瓷窑2座，买地1000亩，雇用长工三四十人，成为附近有名的大户。穷苦瓷匠常将产品以低价典销富户，富户转手卖掉，获利往往达一倍以上，故贫富悬殊日增。后因产品滞销，铺沟、范家梁、刘元头的瓷场倒闭。硬地峁瓷匠亦有不少到朔县神头、大同吴家窑、静乐杜家村等地传技谋生。

宁武陶瓷业始于1920年以后，主要有孟六仁、李喜元及李香蛙等三家瓷窑，烧制的产品有大小瓮、盆、罐、坛子、瓶子、瓷碗，同时兼做砂锅，尤以黑瓷碗最为著名，行销省内各县。 静乐县峰岭底和顺道有两个陶瓷厂，其中峰岭底俊德堂瓷窑较大，1935年有资本80元，从业人员25名，年产8000件陶瓷，产值508元。 窑上雇用了临县来的手艺人，生产的盆、碗、瓮、罐、坛、盘、碟、壶、砚、笔筒及其他工艺品产品种类多、质量好，除供本地消费外，销往周边各县及太原等地。 兴县是民国期间全省19个产粗瓷的县之一，1919年成立了保德窑、保新窑，但规模有限，共计资本58元，有工人13名，年产2.8万件，产值760元。

景泰蓝学名铜胎掐丝珐琅，乃瓷中精品，元朝传入我国，因在明景泰年间昌盛得名。交城在清代即有烧制景泰蓝的作坊，义望村郭、安两姓先后在本村开办恒盛敦、恒盛敦珐琅厂，利用文峪河滩的码石（红蛋形）和离石吴城的紫石（五色石）为原料，熔融时分别加入适量的盐渣、红石、铜绿、洋青等不同辅料，制成绿白黄紫蓝等五种颜色的大烟枪、烟斗、酒具、掸瓶、戒指、手镯等器皿和首饰，销往北京、东北等地。至1915年，尚有恒盛敦一家生产，日产20余斤，每斤销价260文，销往省内外。

（9）印刷业：晋西北很早就有木版印刷，近代印刷业始于清末民初，当时全省有7家小型印刷厂，汾阳县有2家。1936年，汾阳县发展到5家，离石有3家，文水1家。1936年，汾阳印刷业从业人员34名，资本额1850元（银圆），使用普通铅、石印机，年产值5198元。 1926年，河南人李聚朝在兴县开办“长兴堂石印局”，为机关、学校、商号印制布告、文件、课本和图表账簿等。 民国初年，忻县城内石狼巷日新铭照相馆兼营印刷，有4台4K石印机，1台16K手搬铅印机，工人20多人，均为手工操作，承印表格、单据、信封、名片、杖棺纸等，还为钱庄、当铺承印钱帖、票证。 其余各县印刷作坊规模较小，印刷简单的账簿、课本等。光绪年间，河曲城关有韩玉成用铜版印刷麻纸账簿，从业者仅2人，账簿有条账、方账两种，供本县商号使用。民国初年，河曲城关王四先亦用铜板印过账簿。该县坪泉纸坊有两家用木版印账簿，质量次于铜版印刷。1925年，有崞县某人雇工3人在河曲县城成立印刷局，从事石印，主要印制各种表格、契约、婚帖等。两年后因营业萧条而将石印机卖与“义和号”，“义和号”雇用2人从业10年。 晋西北各地还有一些民间木版雕刻、墨色拓印艺人，平时刻印官契、告示、钱帖等，每年春节，刻印门神、灶君、“吉庆有余”“松鹤延年”、狮虎等年画出售。

（10）制毡业：制毡亦为晋西北传统的手工业，以羊毛毡为主，牛毛毡极少。羊毛毡原料以羊毛为主，辅料少许，分黑白两种，按加食面情况分清水毡和洪水毡。制作工具主要是弹毛弓、竹簾，主要工序有弹毛、铺毡坯、卷毡坯、上食面、水洗、整边、晾晒。毛毡的销售基本在晋西北范围内。除设铺毡坊外，乡村擀毡匠人亦很活跃，各地均有，多为季节性生产，沿村收毛，边收、边擀、边售，亦有登门为顾主代加工者。

据《中国实业记》（山西省）第六编第二章记载，交城县擀毡业始于清道光年间。1933年，县城源盛德、三盛成、永盛德毡坊共有资本额380元，职工8人，年用羊毛、羊绒1520公斤，产毡380条，产值943元。 民国年间，宁武县城设铺毡匠有张六、桂二、杜三、四聋子、孙盖锁、姬二罕等共29人，所需羊毛、牛毛均购于本地，6家毡铺总资本3000元，年产各种毛毡3000条，品种有二五条毡、三六条毡、丈毡、毡帽、毡靴等，年产值6000多元。 1935年神池县有制毡铺4家，其中县城2家，八角1家，义井1家。资本总额1170元，职工16人，年用羊毛1.65万公斤，主要产毛毡、毛袜、毛帽、毛鞋等，年产值6105元。 河曲较大的毡铺5个，分布于县城及沙坡村2处，共有工人18人，总资本额300元，年用毛量9690斤，产毡1140条，产值2858元。 方山县境内有毡坊3家，均系独资经营。一是设立于1929年的马坊镇孟连科毡坊，资本额100元，从业者3人，全年用毛绒量1000斤，年产毡20条，年产值186元。一是设立于1932年的峪口镇二合成毡坊，资本额50元，从业者3人，全年用毛绒量600斤，年产毡12条，年产值112元。一是设立于1933年2月的大武镇王师毡铺，职工2人，全年用毛绒量780斤，年产毡15条，年产值140元。除毛毡外，这些毡铺还擀制毡帽、毡靴窝、毡袜子、毡鞋垫等，主要在本县境内销售。 晋西北擀毡业规模较小，基本上是在本地范围内自给自足。

（11）制毯业：兴县地毯以羊毛制成，是一种最细的工艺，县内从业者数家。1919年2月在省城太原劝业陈列所举办的第一次实业展览会上，兴县所送嘉乐醒狮毯获最优奖。 河曲、五寨、宁武等县亦产地毯。1933年，河曲人王兆庆在本县城关马营围设立了织毯作坊，资本额50元，有工人2名，年产值600元。原料用本地绵羊毛，产品称“栽绒毯”。 宁武地毯在周围各县中比较出名。清乾隆年间，宁武就有羊毛编织的花色地毯，规格较大的一块有200—250公斤。宁武地毯系由陕西一个姓赫连的师傅传入县内，赫连师傅逃难来宁后，招收3个徒弟，连同他的两个儿子共6人开始地毯生产，其产品为当地财主士绅购买。道光年间，赫连的长子赫连旺继承父业，继续从事地毯生产。清末，宁武地毯因质量高，虫不蛀，经久耐用，色泽光亮而享有盛誉，畅销关内外。

（12）首饰业：民国晋西北境内有使用首饰之风气，一般流行手镯、戒指、耳坠、贯针、银绳、麻花簪儿、小孩脖颈带的福禄寿三星、长命百岁链条等。一些地方订婚媳妇必须得手镯一对、麻花簪一根，一度闺女们反映说如男方要订婚，要“手镯一对，麻花簪一根，假如缺少一样，咱们的婚姻不成”。所以家家订婚媳妇必须得有这两件首饰，促进了首饰业的发展。

晋西北首饰业以平川各县较盛，又以汾阳为最，其他县城及中心集镇也有此业。彼时，汾阳县城有金珠首饰古玩店10家，其中以资本白银4000两的协和兴生意最好，协和庆、协和玉资本白银各2000两，天德长资本3000元，晋大丰、新太厚、乾恒萃等几家资本均在1500—2000元之间。这些店铺的特点是店规严，店伙计必须有看金银成色之眼力，识珠宝玉器真假之本领。三泉镇也有数家首饰店。 其余各县以银匠铺为多，铺内设焚金炉，根据顾主需要，制造耳坠、戒指、项圈、银锁、手链、三件牌（挑牙、挖耳、通烟袋）等银器以及包金首饰。另有不设店铺的银匠，用碎银子铸元宝或制作首饰。交城县银匠铺有宝兴长、广义兴、德生厚，计有资本5600元，职工16人，年产值6568元。县城南木厂有锡烙铺两家，锡烙技师匠人五六人，制造酒壶、香炉供器、茶炉、茶壶担、氽壶、火锅、杓、瓢、匙、笊篱、盘等锡铜器皿和器具，年产量2万余件。 宁武城内银匠有财神庙附近的张元小，观音街的郝银生、杨西龙，头百户的郭福录，西门街的冯七十四，八百户李艺，云路街刘三拴，七百户王逢吉等22人；不设铺面的有甲元人、杨节节、申明庭等，年收入总额8000多元。 碛口镇有焚金炉3家，银匠铺6家。 娄烦镇有周师、朱兰玉2家银匠铺。

（13）磨坊：晋西北加工粮食的磨坊有旱磨和水磨两种，又以旱磨（亦称石磨）为多，动力主要是人推或用畜力拉磨，俗称“转磨”。山西人形容办事需要守规则，称为“磨大不过尺二”。

除了旱磨，在各地河道上还有许多水磨。大型水磨建筑为方形大院，占地面积约两亩，由收粮、加工、销售各部分组成。主体磨坊用木地板分上下两层。地上磨坊内安装整套石磨和箩面装置，地下有石砌轮窝，装有水轮转动装置。水轮有二，大的是磨轮，小的是箩轮，均为木料所作，水轮和石磨之间用铁轩连接。磨坊上游开一水渠，名曰扬渠。引水沿渠流入磨坊地下水槽，直冲水轮使之转动，继而带动转磨。 一般的小型水磨也是上下两层，有磨轮和箩轮，在丰水季节为周围农民加工粮食，只收取加工费。20世纪70年代初娄烦下静游韩家沟流入汾河的水渠上仍有一个小型水磨。水磨较石磨节省人畜力，提高功效，但每至严冬冰封则不得开张。汾阳、宁武、柳林等地水磨较为集中。民国初年，汾阳峪道河马跑泉99盘水打磨生意兴隆，有世兴昌、日生院等磨坊做“限期交面”生意（标期交款，零星取面，或标期付款，到期取面）。后峪道河水位下降，到1921年，水磨减少到21盘。 宁武境内北起汾源东寨，南至石家庄，共有50余座水磨，其中东寨到二马营5公里内共有18盘水磨，素有“磨河滩”之称。 明末清初，柳林沿三川河有水磨48盘，除洪水期外终年不辍。每盘水磨日加工面粉300公斤左右。 水磨加工的面粉湿润、细软、坚挺、白洁，深受用户喜爱。 水磨受制于水利条件的限制，故在晋西北使用畜力的石磨更为普遍。

规模较大的粮商既有水磨也有旱磨。如静乐县米峪镇郭海云开设的“日升店”在交城和静乐米峪镇均设点加工粮食，冬季用旱（石）磨、春夏秋用水磨，长年不停。 此外，磨坊的规模依设立地点不同而大小有别，设在县城或主要乡村集镇的磨坊规模较大，采用前店后坊形式，磨坊磨面，铺面卖面。山区磨坊以加工莜面、豆面和杂粮为主，平川则主要以加工小麦面粉为主。各地磨坊规模差距明显，平川地区如汾阳、忻州等地磨坊的规模和产量高于山区各县。

据《汾阳县志》记载，1935年，汾阳自营、合营磨坊50家，石磨90盘，主要分布在城关（31家）、峪道河（11家）以及三泉、罗城、演武等较大集镇。年加工粮食2.9万石，年产面粉463.2万斤，以加工小麦为主，绿豆次之，有的还加工挂面、白切面（面条）出售。 宁武县城磨坊有金纯荣、纯义勇、元益永、德懋兴、豫顺生、溢记、复合元，张三等面铺，资本总额为银洋1.41万元，职工76人，养骡马近50头，拥有石磨52盘，均为三尺大磨。年磨原粮750万斤，以加工莜麦、豆类为主，年产值银洋3.63万元，主要供给城关居民。 忻县城内面铺主要经营白面、莜面、荞面、豆面，较大的面铺如北街的中具永有十多人。忻县三交有磨坊28家，专门从事莜面加工，原料来自静乐。

内地各县中宁武磨坊规模较大，其他各县与五寨情形类似，数量和规模都相对较小（见表1.5）。

娄烦镇人口加工粮食主要以外销为主。较大的粮油店铺有涌泉店、永盛店、公益永等19家，平均每家每年收购量1300石（合计741万斤），主要从外地收购莜麦、小麦、小米、谷子及其他杂粮，所产莜面远销太原、晋中等地。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离石有畜力磨坊22家，有职工91名，石磨32盘，有资本12080元，户均5497元，年产值79680元，户均3622元，年磨小麦19920担（每担50公斤），每担售价5.48元。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方山县境内有畜力磨坊10家，其中大武镇1家，峪口1家，圪洞3家，马坊2家，方山城内（民国时之方山村）3家。资本总额15570元，户均1557元，职工77人，石磨11盘。

（14）榨油业：晋西北胡麻油的产量较大，“北路葫油”“神池葫油”相当有名。榨油业是群众最大的副业，“油业是相当发达的”。 特点是原料广，岢岚、五寨的麻子，兴县、文水的棉籽及遍布各县的黄芥、大麻都很充足，可资压榨；销路广，大量的油销往平川；成本小、利钱大，对半生意很平常。

晋西北油坊较多的地方有临县、离石、宁武、崞县、神池、河曲、偏关、兴县等地，榨油以木制梁压榨。据《临县志》记载，1933年临县有油坊20家，从业人员107人，每家资本最多的12500元，最少的3200元，总产13.6万公斤，各家产量在0.4—1.35万公斤之间。临县暖泉会村油坊有一根榨油木梁，长13.5米，大端直径1.3米，小端直径0.41米，相传制于明万历年间。 1935年，神池全县有46家油坊，职工316人，其中独资33家，合资13家，资本总额3.972万元，年加工胡麻118.1万公斤，产油35.5万公斤，产值9.21万元。 宁武榨油规模也较大，仅阳方口一村即有油梁129条。

五寨榨油业之资本和规模在晋西北内地具有代表性，该县10个油坊共有资本2950元，从业人员50人，年需原料3160石，年产量828担（每担50公斤），产值8491元。

1935年，方山境内油坊15家（其中专产胡麻油的1家），年需原料2080石（每石150公斤），年产量925担（每担50公斤），年产值9783元， 从业人员75人。 据《中国实业志》（山西省）记载，1935年静乐有“大盛”和“永茂”2家油坊。大盛油坊系合资经营，开办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900年），坊址在娄烦镇，有资本800元，从业者8人，年加工胡麻、菜籽550石，年产油4.5万余斤，年产值2120元；开办于1913年的永茂油坊系独资经营，坊址在县城，资本500元，雇工8人，年加工胡麻、菜籽360石，产值1380元。 亦据来自《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的记载，偏关德泰泉油坊开创于清乾隆年间，当地人称卢油坊。一般是头年收油籽，翌年还好油（通过一年存放，油纯净清澈，味美可口）。付油足斤超两，毫无短缺。在当地影响很大，有民谣传：“足斤超两众意满，卢家油坊美名传。” 岢岚城周围有20多条油梁。

据《中国实业志·山西卷》记载，1935年晋西北“油之售价，各县不一”。胡麻油因出产丰富，故售价不高。“最低一角左右”，“高者不过一角二分”，“兴县每斤售两角”。

（15）粉坊：晋西北粉坊比较普遍，多系当地群众自产自销。民国初年，岢岚县城长年营业的粉坊有7家，其中德泰源粉坊有工人6名，日产粉面150余公斤。 离石有粉坊7家，工人49人，资本630元，年产粉制品24.4吨，产值3447元。

（16）食品加工业：核桃是晋西北特产，以汾阳产“汾州核桃”最为著名。核桃的商品属性很高，为提高质量，必须要生长到全熟时才能采收。采收后堆积催熟，经去皮、漂白、清洗、晾干、破碎、分拣桃仁等程序，销往海内外。汾阳县城茂盛店、广盛魁及三泉镇大盛和等商店有核桃加工业务。每年秋季，一些天津洋行商人常住在汾阳收销核桃。

晋西北的食品加工还有糕点、豆制品加工等手工业。汾阳的糕点加工颇负盛名，芝兰斋制作的糕点、月饼可与京津货媲美，三泉丰盛楼祖传制作的穿心酥最出名。成馨斋（后易主改为成兴斋）糕点铺股金1750元，雇工30多人，主要加工“南点”，规模最大。 豆制品以五寨、临县等地有名。繁多的豆制品是五寨人的拿手好戏，其中又以豆腐为第一，其制作精细，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境内清涟河水顺山而下，芦芽山野生植物诸如黄芪、党参、灵芝草等随水流冲刷汇入河流，使水质甘甜清纯，用此水加工的豆腐洁白细嫩，富有多种营养。据有关史料记载，清雍正年间凡在五寨居官的县令，每逢时节必派差役昼夜兼程向京城运送豆腐。

（17）酿酒业。晋西北各地都有酿酒传统，临县、离石、方山把白酒作坊叫作“烧坊”，岢岚、神池等地则称之为“缸坊”。晋西北酿酒业除酿白酒外，还酿葡萄酒。白酒酿造以汾阳为最盛，葡萄酒则以清徐所产首屈一指。

汾阳酿酒历史悠久、名扬中外。著名的汾酒产地就在汾阳县杏花村，《北齐书》就有武成帝饮汾酒的记载。汾阳在唐代有乾和酒店，在宋代有甘露堂酒店，所产玉露美酒已享盛名。“义泉涌”老白汾酒获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质奖章。 该公司除老白汾酒外还生产竹叶青、状元红、白玉露、玫瑰露、茵陈露、木瓜露等10余种露酒。据《中国实业志》（山西省）记载：“山西各地制酒人数最多者首推汾阳……晋省酒类以汾酒为最名贵，销路最广……” 另据《汾阳县志》记载：“白酒（高粱酒）之价格，以汾阳所产价格最高每斤2角，所谓汾酒是也，普通白酒价格每斤8分至1角5分不等。”1936年，汾阳县内较大的酒坊共17家，资本5.25万元，从业人员241名，年耗高粱9996石，产酒15万公斤，占全省产量3%。 除汾阳之外的晋西北各县均有酿酒作坊，其中兴县、岢岚、崞县等县规模稍大，其他各县酿酒业规模与五寨相若（见表1.8）。

兴县酒坊有福泰顺、公义承、德生泰、万顺德、济慎永、协成玉等7家字号，从业人员百余人，年产白酒10万公斤左右，年营业额20余万银圆。 岢岚城内有德合泉、永新店、德源泉、德盛长、致和泉5家较大的缸坊，年产白酒8万多公斤，除满足本县需求还销往邻近各县。 1934年，崞县境内有酒坊19家，年产量68324公斤，最大的德盛源年产量4900公斤，最小的万顺泉、公合泉年产700公斤。

晋西北的许多经营作坊者大多兼营多业。岚县东村复和店同时经营油、酒、粉坊，占地10亩，并利用各个作坊副产的饲料养了200余头猪以供销售。

清徐酿造葡萄酒历史比较悠久，《明实录》记载朱元璋传谕“往者金华进香米、太原进葡萄酒，朕俱止之”， 此处之太原进贡的葡萄酒即清徐葡萄酒。1921年，郝允济（太原人）、郭德昌（天津人）等在清源县西关菜市街成立了晋西北也是山西唯一的机械化葡萄酒厂——新记益华酿（葡萄）酒股份公司，与同时代张弼士创立的烟台张裕葡萄酒公司一同成为近代中国屈指可数的机械化葡萄酒厂。

（18）酿醋业：晋西北酿醋比较普遍，多以家庭制作自用，其中以清徐老陈醋最为著名。清徐是闻名全国的山西老陈醋正宗产地和发祥地，老陈醋的酿制技术在全国独具特色，因其品质优良而居中华四大名醋之首。老陈醋之所以有名，名在质量，贵在工艺，好在原料、水质。

雍正年间撰之《山西通志》记载，公元前21世纪左右，帝尧曾在清徐尧城建都。那时，此地曾普遍生长着一种叫“蓂荚草”的酸性植物，这种植物除用作造历、记历之外，另一个重要用途就是用作制醋。东汉人应劭在所著《风俗通义》中对古籍《竹书纪年》和《白虎通·符瑞》记载的“蓂荚”也做过考证，曰：“古太平蓂荚生于阶，其味酸，王者取之以调味，后以醯醢代之。”按照应劭的考证，用蓂荚制作植物醋比周朝醋官酿造醯更早，而当时蓂荚又生长于清徐，这也足可以证明清徐开始酿醋还在周朝以前。 1924年，清源、徐沟两县的醋坊有40余户，年产醋2000吨左右，其中老陈醋近20吨。仅清源县城较有名气的酿醋字号就有福源长、聚庆成、玉信成、义和玉、玉顺和、元集生、四义长、晋和钰、乾恒太、裕发源、永泉盛、协和泉、晋和成、义兴隆、吉记、泉记、涌泉裕、宝丰源、日升源等30余家。其时正值晋商称雄国内以至俄蒙的辉煌时期，清徐生产的山西老陈醋已驰名中外。同年巴拿马召开的国际商品博览会上，福源长生产的山西老陈醋获优质商品一等奖。民国二十六年，清源县有醋坊30家，从业者200余人，年产醋795吨，产值23850元。

（19）畜产品加工：创办于1934年的永丰蛋厂是离石战前规模最大的企业，有资本2万元，职工160人，年产值9万元，产品主要外销。 静乐米峪镇三面环山，丰盛的草坡和高寒少水的环境，使这里的羊脂肪少、肉质好。存栏数在6万只以上，每年小雪前后销往外地。 猪鬃、羊肠衣等也是外销的重要土产。

除传统的粮油输出外，民国时期晋西北所产的陶瓷、皮革、酿酒、纺织等行业外销率逐步提高，在其他地区的市场上如西北、归绥、张家口、太原、忻县等城市都有一定的占有率。

晋西北境内工业、手工业基本满足了群众生产生活所需，解决了部分多余劳动力的就业，还有部分产品销出境外，增加了收入。但是，除极少数拥有现代机械生产技术的工厂外，绝大部分手工业产品产业层次低、经营规模小、技术含量低，市场占有率并不稳定。同时手工业作坊之生产因循传统手艺，在规模、成本和质量等级上无法和工业化的“洋货”相比。如纸业“产量很大，但质量低劣”， 销路上又严重依赖于陕、绥及西北市场。因此，晋西北手工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是较低的。 NYNW8TN8UiMFp8O9BqQmEi3yOdTG2rqVX+nhUEs+PvrP/Ws51ipx2maEPaw7FU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