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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素有“表里山河”之称、“华北屋脊”之谓，地理位置非常优越。明末清初的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此做了高度概括：“山西居京师上游，表里山河，称为完固，且北收代马之用，南资盐池（解池）之利，因势乘便，可以拊天下之背而扼其吭也”，“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且夫越临晋、泊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棰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
晋西北（本文亦作“晋西北地区”）泛指山西省西北部地区，是华北和西北两大区的结合部，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民国以来的晋西北是一个地理概念，在行政上，晋西北地区南部和北部分属冀宁道、雁门道、山西省第一、第二专员公署等不同的行政单位管辖。抗日战争爆发后，晋西北地区统一属于山西省政府第二游击区行政主任行署（简称第二游击行署）管辖范围。第二游击行署辖35县，辖区人口350万，土地面积6万多平方公里，约为全省总面积2/5左右。设有第二、第四、第八、第十一共4个行政督察区，其中第二行政督察区包括岢岚、保德、忻县、崞县、静乐、宁武、神池、五寨、河曲、偏关、代县等11县，第四行政区包括临县、方山、岚县、兴县、离石、中阳、石楼等7县，第八行政区包括交城、文水、徐沟、清源、太原、阳曲、榆次、太谷、祁县、汾阳等10县，第十一行政区包括朔县、左云、平鲁、大同、右玉、山阴、怀仁等7县。管辖范围包括了黄河以东、石楼、中阳、汾阳以北、同浦路以西、外长城与平绥路以南之广大地域。
“晋西事变”后，1940年1月，成立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其时抗日民主政权仍沿用第二游击行署旧称，1941年8月改称晋西北行署），在晋西北设立了第二、三、四、八等四个行政区及兴县和神府两个直属区。实际管辖区域包括黄河以东，汾离公路以北，同浦路以西，横贯偏关、朔州、神池等地的内长城一线以南地域，现属于吕梁市（除汾离公路以南之孝义、中阳、石楼、交口等数县外的其余部分）和忻州市（同蒲路以西部分）辖区。地理坐标位于东经110°51'—112°76'，北纬37°15'—39°66'。
1943年11月，晋西北行署改称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分为晋西北区和大青山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北部区界又到达此前外长城一线，与大青山根据地绥南专区相邻，西隔黄河与陕甘宁边区相望，南部以汾离（汾阳至离石）公路与国统区为界，东缘达同浦路、平绥路。其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110°39'—113°30'，北纬37°15'—40°30'。
著名作家穆青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是敌后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解放区之一，为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与陕甘宁边区唯一的交通孔道，也是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重要屏障。如果将整个解放区比作一个正在抵御外侮的巨人，陕甘宁边区是中国解放区的首脑，那么就其地区的位置来看，晋绥边区就是中国解放区的咽喉。晋西北的八分区和六分区，就是当时中央通向华北、华中等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要道”。
晋西北地区地形地貌上属丘陵山地，北高南低，山势皆为东北—西南走向，吕梁山为其主脉，其余还纵列着洪涛、管涔、芦芽、云中、关帝诸山，海拔多在800—1400米之间。本区呈现以黄土残塬和丘陵起伏为主的沟壑地貌，黄土冲沟和梁峁丘陵相间分布，地面切割破碎，水土流失剧烈。左云、右玉、平鲁一带，多为风蚀严重的波状丘陵。河曲、保德、偏关等地以峁状丘陵为主，部分梁峁丘陵的顶部偶见雏形沙丘或沙地。兴县以南至石楼等地，为梁峁状丘陵，沟壑纵横交错，地形支离破碎。各山之间依河流走势分布有小型河谷和冲积扇，岚县、静乐、岢岚、五寨、神池等地分布有小型山间盆地。在东部由北向南分布着连珠式、略呈阶梯式的三个大盆地。以自然地形划分，晋西北可划分为西北部山岳地带以及东部的大同盆地、忻州盆地、太原盆地，其中忻州盆地又称忻定盆地，太原盆地又称晋中盆地。
晋西北的河流走向大多由东向西，源短流急，注入黄河，其余向东、向北分别注入汾河、海河。以吕梁山为界，由东向西之河如苍头、偏关、县川、朱家川、岚漪、蔚汾、湫水诸河及由北川河、小东川河和南川河汇聚成的三川河由北至南轸列依次注入黄河，发源于管涔山的汾河，年径流量26.6亿立方米，是山西最大的河流，亦是黄河之第二大支流，在万荣县荣河镇庙前村汇入黄河，全长713公里，流域面积39721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的1/4，流域内人口约占全省人口的40%。汾河在晋西北境内主要流经宁武、静乐、娄烦、太原、清（源）徐（沟）、交城、文水、汾阳等地，期间在娄烦接纳了发源于岚县之岚河，在介休接纳了发源于交城之文峪河。汾河上游从河源
雷鸣寺
到太原兰村的上游河段，全长约200公里，流经区域面积达7705平方公里，河道宽达100—200米，东南流向太原后转西南方向行汾河地堑，变成汾水流域。吕梁山北部的源子河、恢河是桑干河河源主流，其中源子河从左云县截口山发源，恢河发源于宁武管涔山分水岭村，年径流量为4.65亿立方米，在山西境内全长252公里，流经区域面积15464平方公里，在晋西北主要流经朔县，最后进入海河水系。
晋西北地区大的山脉与小型峁梁交错起伏，河流穿行其间，形成关塞耸峙、桥梁星布、高山为堡、江河为堑的局面，地形上山岳可与平川依托，便于部队隐蔽腾挪，利于运动转输，进攻防守均可，极富进退回旋余地。地理位置、天然形胜（关、岭），加之历代修筑之军事工程（内外长城、三关关隘等）等因素，使晋西北历来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客观上却增加了商品流通的困难。
晋西北与全省其他地区相比，平均气温低，无霜期短。越往北则气候愈冷，许多地方无霜期只有2—4个月。太原盆地西部和边缘地带海拔最低，无霜期最长，最长超过200天，平均达160天。本区气候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以“恒山—内长城”一线为界，南北又大致可分为暖温带半干旱区、中温带半干旱区。
由于季风作用与各季不同气团的影响程度，形成季节的差异。此线以北之中温带半干旱区干旱少雨、风大沙多、日照充足、蒸发强烈，冬寒长、春暖快、夏热短、秋凉早，气温的年较差、日较差大，无霜期短而多变。该线以北之朔州“地处极边，山高风猛，种迟霜早”。
清代马振文增修《偏关志·卷上〈风土〉》记载，地处内长城之偏关“偏于西北，地势最高，苦寒特甚……晋北土质干燥，气候较寒，山田高从，无川灌溉，所凭藉者雨泽耳，故晴雨稍有失时，偏成灾歉”。
“恒山—内长城”一线以南的暖温带半干旱区基本上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春季低温干旱，风多雨少；夏季短促暖热，雨量集中；秋季凉爽，气候宜人；冬季漫长寒冷，雪少干燥。
《永宁州志》记载，时属本州之方山县境内“四面峰峦回合，山泽之气相逼，故地气寒多而暖少。入春，正、二、三月，虽时届春和，而风雪之际，严凝之气，宛然如深冬。是以草木虽然欣欣向荣，犹未畅茂。入夏之后，惟六月稍热，然亦不若炎蒸。一交新秋，由金风簌簌，透体欲栗。至秋分前后，气肃阮霜，不待霜降之期，九月间即雨雪寒气总至皆入民室，闭寒而成冬。严冬，冰雪在地，寒风刺骨，地冻三尺，春深方释”。
由于地理位置、海拔、地形地貌、降水、积温等综合因素的作用，晋西北各地即使在同一区域内相邻地域之气候亦大相径庭。如岚县河川从敦厚至曲立，滩地连绵，号称晋西北的“米粮川”，而离此不远的北部山地张家湾，因地势较高，气候寒冷，只能种植莜麦，连谷子也不能种植。
方山一县之域从北到南即分为严寒湿润农业气候区、高寒湿润农业气候区、温凉微旱农业气候区、温暖干旱农业气候区四个小气候区。严寒湿润区只适合林、牧业，温暖干旱区农作物却可两年三熟。
离石县域也分为四个类似的小气候区。
本区因海拔较高，气温偏低，总体比较干燥。区域内降水量不一，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在500毫米左右，降水呈东南向西北递减趋势。
大同、原平、忻州、太原盆地与黄河沿岸地区（偏关至吉县）年降水400—500毫米，吕梁山脉附近年降水500—600毫米，山脉以西地区丘陵区年降水450毫米。区域内丰水年降水600—700毫米，缺水年降水200—300毫米。从具体地域上看，太原盆地缺水年200—300毫米，大同盆地及黄河沿岸区域缺水年150—240毫米，右玉、平鲁、偏关、宁武、五寨、静乐、岚县缺水年60—100毫米。
整个晋西北都属缺水区，流传已久的民谚“不怕天旱，就怕靠天吃饭”“旱田改水田，一年顶三年”
是当地气候条件的真实写照。
由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弱，晋西北地区干旱、大风、沙尘暴、雹灾、局地暴雨洪涝、霜冻等灾害性天气比较频繁，有时一年之内数灾同至。离石县在唐永徽元年（650年）至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的828年间，共发生较大旱灾59次，平均每14年一次。明洪武元年（1368年）至清顺治元年（1644年）的277年间共发生大中旱灾61次，平均每4.5年一次。1911—1948年的38年间共发生大中旱灾16次，平均每2.3年一次。受灾周期越来越短，灾情日益严重。
宁武县从民国三年（1914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的18年间，县境以内及周边地区发生旱涝灾9次，平均每2年就有一次旱涝灾害。
晋西北地区历史上森林密布，牧草丰茂，植被良好，历来是中原华夏民族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部落游牧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交集之地，著名的“马邑之战”、刘渊称帝即发生在今之朔州和离石。北宋以前，晋西北地区总体上植被良好，居民以游牧为主，种植业仅局限于少数军事据点，耕地处于广大牧区的包围之中。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又说龙门以北“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
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记载晋西北丘陵区“杂树交荫，云垂烟接”，“翠柏峰烟，清泉灌顶”。唐宋时期的吕梁山是一个重要林区，森林主要在岚州。吕梁山东侧，今静乐县的汾河西畔、太原市西面各山，其中包括晋祠所在地的悬瓮山，还有交城县北的狐爷山，皆有森林。这些山都是吕梁山的支脉，这分明显示吕梁山的林区已到达汾河西岸的山麓。
北宋初年乐史所著《太平寰宇记》载：“火山（今河曲）、保德、宁化（今宁武）间山林饶富。”《旧唐书·地理志》记载，静乐（包括娄烦）在隋唐时曾是皇家牧苑，唐时北方边境最多养马达“七十万，色别为群，望之如云”。而“各处监吏虽分，而统系于楼烦”。
能承载如此之多的马匹，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当时晋西北的植被茂盛之状。离石、柳林（古之西河县）等地也是古木参天、草莽丛生的原始森林区。《周书·王罴传》载：“京洛材木，尽出西河。”《水经注》云：“西河旧处山林。”
一些地名也印证了这一点，方山县之马坊就是因为方山、开府一带沟川水草丰茂，“晋国草广，牧马扎坊”而得名，自古统兵将领或农民起义者，多在此屯军养马，聚义起事。
唐宋以降，晋西北生态平衡的局面被逐渐打破。历代统治阶级大兴土木、乱采滥伐以及战争破坏，造成了晋西北森林面积日趋减少。据文献记载，唐代中叶以后，秦岭、陇山一带的树木已砍伐殆尽，不能够满足建筑宫殿的需要。“近山无巨木，求之岚胜间”（《新唐书》卷137《裴延龄传》），开封城中兴修宫殿的材木远取于吕梁山，只是砍伐的地区更扩大了些。岚州本是唐代砍伐树木的旧地，宋代则又扩大到岚、石（即石州，今离石）、汾阳。离石有南川、北川、东川三条河，下游汇成三川河，流入黄河。当时运输离石县木材，当是由这些河流运出的。据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考证，现在汾阳县时为汾州府治所在，位于吕梁山东麓，所以这也是一处砍伐树木的林场。汾阳林场的林木由汾阳附近一条小河冲漂到汾河中再行运出。北宋末年有一年汾阳附近大旱，小河水涸，于是“修楠巨梓”，积压的竟达数万株。可见当时的汾州也是一个砍伐巨木的场所。
《宋史·兵志四》记载，欧阳修和韩琦关于募员开垦晋西北沿边土地以增强边防力量的报告提到，招募弓箭手，“视山坡川原，均给人二顷。其租，秋一输，川地亩五升，（坡）（坂）原地三升，毋折变科徭。仍指挥以山险为屋，以便居止”，就是用分配任务的办法垦荒。
《柳林县志》记载，北宋“靖康之变”（发生于1127年）后，金兀术入中原乱兵放火焚烧，沿黄河一带森林区沦为烟海；宋嘉定六年（1213年），蒙古族统兵南下，史称“贞祜之变”，又放火焚烧一遍，晋西沿黄河大面积的原始森林遭受致命摧残。
而金元以后，从明代中叶开始，黄河中游森林进一步受到毁灭性破坏，晋北雁门、偏关之间长城附近三关森林被破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明代以后，农牧业生产强度加大，对森林的破坏也日益明显。明代实行军屯、民屯、商屯“三屯”对边防军规定了毁林开荒任务，《天下郡国利病书》述“天下兵卫邻近间旷之地，皆分亩为屯”。军、民、商争相锄山为田，使屯田“错列万山之中，岗阜相连”。《明经世文编》记载“自永宁（今离石）至延绥屯田，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开垦强度之高似无以复加。清初为稳定社会、发展生产，鼓励官民在晋西北垦荒，这种无节制的垦殖，最终给本地区带来了生态灾难。尤以康乾以来，盲目毁林垦荒、焚林为田，南方等地流民也来此开荒，森林几至荡然无存。
事实上，晋西北地区这种对森林人为破坏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清末民初静乐县仍“有不少外来户入山穴居闹林地，毁林开荒，伐木为薪，毁坏森林”。
据作者社会调查了解和相关档案资料记载都表明，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后，岚县、兴县等地仍有许多来自邻近各县或本地人多地少的一些农民到边远山区毁林“种山地”“安山庄子”。
这些被毁的林地都是坡度较大的山地。《吕梁地区志》对晋西北地区“农业区域逐渐扩大而牧区缩小”
的变化趋势进行了记载。
在各种人为因素的作用下，晋西北植被快速退化。据《古今图书集成》记载，河曲一带古代是一片森林区，明初河曲翠峰山尚“松白杂木林”“松柏苍茫”。
然而到明末清初时，森林已基本被砍伐完毕。清道光年间，河曲知县曹春晓曾颁发《劝民种树谕》。清同治十一年县志记述“河邑山童无木”，可知当时林木已罕见。据推测，河曲现存许多庙宇和古建筑上的松柏椽、檫、梁大都从本（地）山所伐。
宁武是晋西北森林资源最丰富的地方，但到明代中叶，森林也遭到大规模破坏，宁武守将及朝廷官史陆琛、胡松、张四维、吕坤等纷纷上疏，提议沿三关植树防戍。至万历年间，德花岭一带植起若干官树。
应是有所弥补。
历代对森林植被的持续破坏引发了当地生态恶化，使当地土壤失去保护，水土流失逐年加剧。清康熙《静乐县志》记载该县“清初原为平地者而年被冲决，多变为沙地、盐碱地，原为丘陵、坡地者而水土日有严重流失，多为壑为沟了”。
而史志材料里的岚县变得“农田减少，风沙增大，旱年增多，水位下降，林牧业萎缩”。
生态环境的恶化，一方面“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另一方面，由于覆盖地表之黄土土质松软，汛期又多暴雨，径流对失去植被的地表切割强烈，冲沟密布，土壤侵蚀严重，使晋西北成为黄河中游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
晋西北境内山峦连绵、沟壑纵横，适于兵家驰骋、辗转腾挪，利于长期坚持、抵御强敌。但环境封闭、交通不便，是发展经济的不利条件，“给农业生产和其他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带来了相当的困难”。
然而，晋西北并不肥沃的土地下面埋藏着煤、铁、金、银、铅、锰、硝、硫磺、石膏等蕴藏。
煤炭：晋西北煤炭资源丰富，山西六大煤田中的大同煤田、宁武煤田、西山煤田、河东煤田等四个煤田或全部或部分位于晋西北境内，储量大、分布广（民国年间晋西北除岢岚、五寨、方山
尚未有煤矿发掘外，其余各县普遍有煤产）
、品种全（除无烟煤外，赋存气煤、肥煤、焦煤、瘦煤、贫煤、弱粘结煤、长焰煤、褐煤等煤种），
为发展各项事业提供了能源保障。
铁：晋西北冶铁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春秋战国时期交城狐爷山西冶川就有坩埚炼铁。汉元封元年（前110年），在大陵（今文水县）一带“设有铁官，实行官卖，管理冶铁”。
宁武、静乐、河曲、偏关、保德、阳曲、临县均产铁。除阳曲抗战前用新法开采外，余均用土法。据《民国实业志》（山西省）记载，临县招贤铁矿是民国年间山西5个铁矿之一，
所产之铁是褐铁与赤铁的混合矿床。依当地土质情形判断，储藏量应相当丰富。即就1940年基础略加整理，每日欲得10吨矿石并不难办到，当地铁厂即以此项矿石用土炉炼生铁，估计各厂全数开工，每日均约可出产生铁5吨左右。离铁矿不远，有厚度8尺以上的煤矿。因此，当地炼焦及铸造工业相当发达。静乐西马坊为磁铁矿与锰矿相邻，且含有锰的成分，此矿曾经为太原炼钢厂开采，矿量多，储存矿石数量亦相当多，矿质甚好，含铁成分在50%—70%之间。据当地露头矿脉推测，储藏量相当大，应为晋西北最好的铁矿。
阳曲（现古交）河口也蕴藏铁矿石，1934年西北实业公司建立河口铁矿探矿处（后由晋绥兵工局接办），时有工人760余人，用手工方式在紫金沟、磨石沟开采铁矿。
1935年，西北实业公司在宁武成立采矿处，宁武铁矿始采掘外运。1936年，宁武采矿处雇佣成年男工240人，当年共采得矿石7000余吨，并陆续用大车、畜力运到火车站，待转外地。
锰：静乐西马坊有锰矿，为战前太原西北实业公司炼钢厂所开采。据说氧化锰的成分达50%以上，为最好的锰矿。直到1941年，矿口外尚有西北实业公司开采出的多量矿石堆积。战前有许多锰矿石运到太原。
其他金属矿：根据晋绥四分区有关资料记载，离石、中阳交界处产铜，临县、离石交界处产铅、银（距离招贤镇不远，招贤、大武交界处），代县产砂金，五寨芦芽山据说有金矿，离石银洞山产锡。
其他非金属矿：河曲、偏关、阳曲、离石产硫磺，而以阳曲出产最多。
离石硫产于成家庄，临县、离石产石膏颇富，主要产于临北成庄沟牛家山。
此外，河曲、偏关还产硝石。硫磺、硝石均属军事工业重要原料。保德有古生物的化石，俗名土龙骨，每年产20—30万斤，均往外销售（龙牙骨百斤价70元，龙骨10元）。
河曲产黑矾，可做染色辅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