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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是人类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产物，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
历来在经济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
尽管传统的“士农工商”排序及“重农抑商”政策都表明，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商业在大部分时间内受到了程度不同的限制，但在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商品交换日趋频繁的背景下，商业仍然扮演了相当重要的社会角色，也经历了类似两宋这样的鼎盛时期，留下了璀璨的商业文化。
伴随着物质的极大丰富，国内市场早已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21世纪以来，传统商业受到严峻挑战，商业随着全球范围内5G、智能交通、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发生了颠覆性的革命。各种交易形式日新月异，商品流通速度更加快捷，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之间的联系愈加紧密，商业对社会的影响力已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今的华夏大地，线上交易渐成主流、实体经营压力日增、流量用户成为关键词汇，商业资本仍然风头强劲，海量的用户基数及丰富的应用场景不断催生出互联网巨头，各类直播平台层出不穷，产城一体化、大型商业综合体等新的业态竞相涌现，大量“90后”“00后”互联网原住民作为主力消费者走入社会，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互联网技术与商业的深度融合、传统商业的信息化赋能，把商业的繁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与商业模式日新月异相对应，商业的内涵和外延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传统的分级批发代理模式和零售商营销体系日渐式微、经历重构，线上交易带来了对包括既有城乡实体商业网络和集市等传统交易模式的巨大冲击、对大量实体商业从业人员的就业压力、对传统商业消费体验过程的收割，等等。愈来愈多的传统行业趋于消亡，曾经的“七十二行”还有几行？对商业革命利弊作何评价？值得深入思考。
然而，商业毕竟是经济发展、技术水平、文化传统、地域风俗等因素的综合体现。万变不离其宗，商业未来的发展仍需遵循其自身规律。因此，加强对商业贸易历史的研究，重新审视这个最古老的行业，对提高认识、把握和驾驭之以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维护民族产业安全和社会经济稳定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
发达的商业是国家强盛的基础。诚如王孝通所言：“凡政治修明者，商业必盛，政治窳败者，商业必衰；反之亦然，商业盛者其国罔不兴，商业衰者其国罔不亡。盛衰与亡之间，丝毫不爽。呜呼，世之论治者可以鉴矣！”
王充《论衡·卷十二谢短篇》曰：“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中国革命根据地商业史》序言写道，“历史和现实是紧密相连、不能分割的，历史是凝固了的现实，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和发展。只有充分了解过去，才能正确认识现在，科学地把握未来”，“今天的中国是昨天中国的延续和发展”。
因此，全面系统地研究商业的历史，从历史中了解商业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其规律，有助于做好今天的商业工作，预测未来商业的发展趋势。因此，有必要深化对商业贸易史的研究。目前，对商业的研究总体还显得偏少，对晋西北商业贸易史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
本书以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商业贸易为主题，对相关史料进行了搜集、整理、分析和总结，藉以推进对此领域的深入研究。
根据地商业贸易是商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对其研究情况的梳理有助于增进对本书学术背景的了解。
近年来，学界在根据地商业贸易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其中对陕甘宁边区商业贸易的研究最集中，成果最多。
对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商业贸易的研究也逐步深入。相形之下，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商业的研究最为薄弱。
对根据地商业的研究著作基本都是根据各根据地有关商业贸易方面的档案和相关史料进行整理和系统分析，针对商业贸易领域某一特定课题开展的研究。目前，以中共创建的所有抗日根据地商业贸易为对象进行的整体研究较少，主要有刘录开、钟廷豪主编的《中国革命根据地商业史》
和商业部商业研究所编印的《革命根据地商业回忆录》
，前者是仅有的关于各根据地商业史的论著，内容纵贯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各个时期，后者汇集了各个根据地商业的具体史料。
以整个抗日根据地商业贸易为题的论文也较少，在已有研究中：杨青对根据地私营商业政策和私营工商业生存发展过程进行了考察，认为从抗日战争开始中共逐步形成了正确的私营工商业政策，但杨的论述集中于陕甘宁边区和晋察冀边区，对其他根据地涉及较少；
徐秀春论述了抗战期间中共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使根据地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而且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促进了根据地内外物资交流，例证则以陕甘宁边区为主；
于松晶、薛微则对抗日根据地物价情况、成因、治理过程和经验教训进行了论述。
在对各个抗日根据地商业贸易开展的研究中以陕甘宁边区数量最多。主要的著作有：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辑的大型资料汇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
全面反映了抗战时期边区经济建设情况，由总论、农业、工业交通、商业贸易、金融、财政、互助合作、生产自给、人民生活9个部分构成，共400余万字，其中商业贸易部分内容丰富、翔实，是研究边区商业贸易的重要文献；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合编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
收录了边区1935年10月至1950年工商税收方针政策、法令、条例、规章、制度、办法、工作总结、调查报告、领导人讲话及与工商税收密切相关的财经方面的史料，为研究边区商业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在所有根据地中围绕陕甘宁边区商业贸易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最多、类型最全且涉及了商业贸易的方方面面。
对抗战前之陕甘宁商业研究方面，秦燕从城乡集市贸易、贩运贸易两方面对抗战之前的陕甘宁商业进行了研究，论述了抗战前陕北商业有所起色的原因，指出集市贸易活跃、坐商寥落而行商发达是抗战前陕北商业之特点，该文从时间跨度上拓宽了对边区商业的研究，有助于对边区商业更全面的了解。
刘录开、李永对陕甘宁边区商业的总体情况进行了研究，从政策、商业成分、商业发展这三方面分四个阶段对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商业进行了论述，对边区商业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
其他作者则分别从边区私营商业政策、公营商业、私营商业、集市贸易、盐业运销及物价、税收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对边区私营商业政策的研究方面，王致中、魏丽英强调了抗战时期我党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发展私营工商业所做的积极的探索和创造，指出政策转变对促进当时边区工商业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障战时军需民用、促进边区生产和突破经济封锁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陈志杰对边区政府私营商业政策进行了具体剖析，指出边区政府在税收、信贷等方面执行的扶持私商的一系列正确的经济政策是边区商业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因素；
王洪敏、齐凯雁等也围绕商业政策的变迁对边区私营商业发展进行了论述。
对边区公营商业的研究方面，李祥瑞认为边区公营商业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1937年7月至1940年12月自流的单纯采购性质的阶段；1941年1月至1942年12月从自流向管理贸易的过渡阶段；1943年1月至1945年8月从部分管理到全部管理的阶段，边区公营商业可分为政府统一经营和各机关、部队、学校分散经营两类。
陈志杰指出抗战期间边区公营商业数量不多但能力比较强，皖南事变之后公营商业由供给型转为经营型，取得了很大成绩，为克服经济、财政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边区私营商业的研究方面，王晋林认为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经济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边区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壮大，其中边区私营商业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
魏建克、高尚斌对边区私营商户恢复、中小型私营商户兴起、私营商业地区分布、业务变化，边区政府对私营商业的管理过程等进行了具体论述，对私营商业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论述；
许建平描述了边区私营商业的发展状况，总结了边区私商的特点。
对边区集市贸易的研究方面，黄正林以农村经济发展背景下的集市贸易、骡马大会为例，简单叙述了在边区政府工商业政策下私营商业的繁荣景象，
并对边区传统手工业兴衰的政策原因进行了探讨，肯定了手工业增长对边区乡村农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对乡村小城镇和集市贸易的形成以及乡村商业活跃所起的推动作用；
曹平论述了陕甘宁边区集市沿革和发展的具体情况，指出边区政府正确的经济政策、工业和农业经济的大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边区市场和运输业条件的改善，是边区集市发展的主要原因；
董世超、张小兵对陕甘宁边区集市贸易的演进和发展进行了论述，指出边区集市在继承原有市场和商事习惯的基础上，出现了贸易中心区域位移、交易习惯变化和专营市场形成等现象，而集市贸易的繁荣稳定了战时经济秩序，对支援抗战、取得抗日战争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边区盐业运销的研究方面，李祥瑞对边区盐的产销及其经济地位进行了论述，认为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和西北局、边区政府对盐的产、运、销给予了极大注意，从而在革命根据地经济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黄正林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区盐业这一主要输出品的发展过程、盐业生产的所有制结构、各年份产量、生产组织和运销情况、盐业对边区总体经济的影响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对边区物价和货币政策的研究方面，李建国论述了边币发行后边区物价上涨和政府平抑物价通胀的过程；
任学岭分析了边区政府运用金融与贸易政策相结合的措施以稳定边币、禁止法币的斗争经过，总结了边、法币斗争的历史经验。
此外，李俊良从工商税收角度对边区商业进行了论述；
李建国就近代西北地区鸦片贸易、烟毒贻害这一普遍性、社会性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及了国民政府事实上实行“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从中可了解西北烟毒问题对晋西北的影响。
总体而言，对陕甘宁边区商业的研究数量较多，涉及面较广，但大多是从单一领域或从某个方面展开论述，系统性、全面性研究仍嫌不足，缺乏整体有机整合各方面资料的专著。因此，对于陕甘宁边区商业的研究仍有提升空间。由于陕甘宁边区与晋西北根据地在政治、经济、地理乃至文化习俗等方面的相似性和两者间天然的密切联系，上述成果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商业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被誉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的晋察冀边区商业贸易工作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主要有魏宏运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
分《总论编》《农业编》《工商合作编》《财政金融编》，其中第三编为《工商合作编》，包括了工业、商业、合作事业等方面的内容；魏宏运主编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稿》
亦是重要史料。
有关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商业贸易的论文较多，其中，张永刚从边区合作社的商业类型、经营特点、历史作用等方面对边区合作社事业进行了论述；
张照青从边区物价总体状况、物价问题成因、政府对物价的调控和管理、历史评价等四个方面论述了物价这一事关边区经济发展的全局问题的发展经过；
傅尚文论述了北岳区采取的包括粮食专卖和缉私在内的措施，取得了与敌人粮食斗争的胜利；
张洪芳对边区粮食短缺问题产生、粮食贸易政策及实施过程、粮食贸易所取得的成效等进行了论述；
魏宏运对边币发行，边币与法币、杂币、伪币的斗争过程进行了论述，对边币在活跃根据地经济、稳定金融、促进生产以及财政调度、人民生活改善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评价；
张励声对边区在金融战线上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以及对敌伪货币斗争的过程进行了论述；
唐锡林论述了边区政府采取的扶持政策促进了私商与合作社商业的迅速发展，
并对边区商业的几种所有制成分及其表现进行了考察；
文君从货币、集市贸易、粮食斗争三个方面论述了边区对敌经济斗争过程，指出贸易战和货币战与军事斗争的互相配合是最终战胜强大敌人的保证；
孙宝根、任晓玲论述了边区面对敌伪经济封锁和有组织的走私，有针对性开展缉私活动，从制度上完善进出口商品目录、税率，加强缉私力量，动员群众参与，通过货币、粮食、毒品缉私，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保证了根据地经济工作的顺利开展。
赵立伟从集市贸易的恢复和发展、管理与改造、结构和交易及对敌功能四个方面对边区集市贸易情况进行了论述。
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商业贸易研究的主要著作有魏宏运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
分《总论编》《农业编》《工商合作编》《财政金融编》，其中第三编《工商合作编》包括工业、商业、合作事业部分；赵秀山主编的《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
。
有关晋冀鲁豫商业贸易的论文有：魏宏运《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商业贸易》
和《论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集市贸易》
，其中关于集市贸易一文指出了抗战时期的集市贸易是坚持和建设根据地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根据地集市既是分散自由的又是统一的有组织的，集市连接着生产和消费且在促进生产、提供军需、调剂人民群众物资余缺及战胜伪币、扩大抗日货币流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使根据地经济呈现出繁荣景象。孙建刚、史红霞《试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贸易“统制”政策》
则论述了根据地面临敌人经济封锁时采取的贸易统制政策出台、演变和调整、法规和实施逐步完善的经过，对贸易统制政策绩效进行了评价。毛锡学《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对敌经济斗争》
论述了根据地对内自由贸易、对外统制粮食的政策。邢永光的《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的粮食安全》
论述了根据地采取的加强粮食生产、扩大粮食征收范围、建立合理负担政策下的救国公粮制度及精兵简政、内外粮食调剂、开展生产节约运动等措施，在粮食斗争中战胜了敌人，确保了根据地的粮食安全。倪立敏的硕士论文以抗战时期晋冀鲁豫边区物价为题对根据地变动特征、引起物价上涨原因、边区政府为稳定物价采取的措施、边区物价管理工作的效果与启示等问题进行了剖析。
关于山东等革命根据地商业贸易研究的主要著作有薛暮桥的《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的经济工作》，其中对山东解放区贸易管理、货币斗争进行了系统研究；
朱玉湘主编的《山东革命根据地财政史稿》也包括了许多商业方面的内容。
（1）关于山西商业的研究情况
明清以降，山西商业的地位举足轻重，围绕该课题的研究方兴未艾。主要著作有：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的《山西通志》《商业志（商业贸易篇）》《商业志（供销合作社篇）》《粮食志》《对外贸易志》
及渠绍淼、庞义才所编的《山西外贸志》上（初稿）。
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编纂的《晋商史料全览》对晋商分类型、分地域进行了系统论述，全书分两个系列，一个为商镇卷、金融卷、字号、会馆、宅院、家族人物等6卷，每一卷都有丰富的商业内容，其中以商镇卷、金融卷为多；
另一个是地市卷，共11卷，晋西北商业内容主要集中于忻州卷、吕梁卷。
其他论著有：张正明、孙丽萍、白雷等人编写的《中国晋商研究》收录了晋商经营管理、兴衰探索、山西票号性质及作用、晋商生活各个层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从不同侧面探讨了晋商在近500年恢宏历史画卷中的运行轨迹；
刘建生、刘鹏生撰写的《晋商研究》对晋商崛起、发展与兴盛、晋商典当业、晋商与山西近代工业、晋商与国内商帮和欧美商人比较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对东口（张家口）、西口（杀虎口）的深入研究是该书的特色之一；
他们编写的《山西近代经济史》从整体经济背景的角度对山西商业进行了审视；
乔志强主编的《山西通史》对山西近代商业进行了概括；
穆雯瑛对晋商兴衰、边贸、票号、伦理文化、逸事传闻等内容进行了收集和论述。
其他论文有：刘建生、刘鹏生从阎锡山复兴商贸的措施、山西对外贸易的片面性和不平衡性等方面对抗战之前山西商业贸易进行了论述；
景占魁论述了20世纪30年代阎锡山对外贸事业的重视以及在“造产建设”过程中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促进了山西外贸事业发展，对于推动山西“造产建设”发展、保护民族工业起到了积极作用。
（2）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商业贸易的研究
研究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商业贸易的著作有：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写的《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
是研究晋西北根据地商业贸易的基础性参考文献；刘欣、景占魁主编的《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对边区总体经济及各个领域的发展进行了论述，也是进行这方面研究重要的参考著作；
由晋蒙两省区税务局、档案馆等单位合编的《晋绥革命根据地工商税收史料选编》主要汇编了根据地各项工商税收的方针政策、税收法规、征管文件等史料。
这方面的论文有：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辑的《根据地经济建设研究》论文集，该书系包括晋绥边区在内的各个根据地经济建设领域的论文合集，其中相当部分涉及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商业贸易；
王勇浩对山西三大抗日根据地商业构成与发展、商业发展的主要原因、根据地商业的作用等进行了论述；
张晓玲对边区区域性集市网络形成过程及其因果关系、根据地集市贸易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刘波简要论述了晋西北根据地贸易政策在抗战前期从混乱到统一、抗战后期从被动转入主动、解放战争时期又经历了放松继而再次收紧的变化过程。
此外，涉及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商业贸易
的专著有山西省史志院编辑的《晋绥革命根据地史》
《晋绥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
，魏宏运、左志远主编的《华北抗日根据地史》
，陈廷煊的《抗日根据地经济史》
，张国祥主编的《山西抗日战争史》
，牛崇辉编著的《晋绥革命根据地研究》
，张玮的《战争·革命与乡村社会——晋西北租佃制度与借贷关系之研究》
，岳谦厚、张玮的《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农村社会》
，杨世源主编的《晋绥革命根据地货币史》
等。
涉及此内容的论文还有：韩志宇对边区工商税率演变、工商业政策变化过程进行了研究，从促进税收角度对商业贸易的具体情况作了分析；
郝建贵、郝品论述了晋西北农业银行成立发展的过程，对其历史作用进行了评价；
金丰、李树萱对抗战时期边区政府采取了保障军民生活费与事业费的措施，通过重点发展农业，进而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发展、提高了农民积极性、巩固了革命根据地的过程进行了论述；
李树萱、牛丽平对边区财政政策颁布的历史背景、不同时期的实施情况、经验教训等进行了论述。
从现有资料和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对山西商业的研究主要围绕“晋商”展开，有关晋西北商业的内容寥寥无几，只有穆雯瑛、刘建生等人分别对忻崞帮（忻县、崞县即今忻府区和原平县西部，都属于晋西北范畴）、晋西北宁武商人赴关外经商
和右玉杀虎口贸易兴衰过程
进行了论述。
目前，学界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研究已扩展到了社会经济各个领域，但对根据地商业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一是专门研究的论文数量不足，仅有王勇浩、刘波两篇硕士论文对该课题进行了研究，此外数量不多的研究仅限于史料的整理、汇集。二是对史料的挖掘、对各种馆藏档案与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应用潜力很大。三是系统、全面的研究基本是空白，现有资料和论文都是对晋西北商业贸易某个领域或对个别现象的论述。总之，对晋西北根据地商业贸易的研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史料是开展历史研究的基础。本书所使用的史料主要来源于山西省档案馆馆藏原始档案资料、民国政府有关调查资料、史志资料、抗战日报、张闻天晋陕调查报告以及当代史学研究资料。
（1）档案资料
本书相当部分的篇幅来自山西省档案馆馆藏原始档案资料，内容包括了中共晋西区党委、行署所作的系列报告、总结，各种经济、贸易、物价等方面的调查研究材料，颁发的各类贸易法规、指令，各类文件、指示等，对于了解和复原当时的贸易政策及商业状况是十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一些重要档案对本书的成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共晋西区党委所作的《晋西区党委经济建设材料汇集——商业贸易》，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成立之前到1941年底晋西北地区的商业贸易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描述和翔实的分析。《晋绥四分区生产建设经济状况》《碛口市商业调查总结》则为了解抗战期间根据地商业情况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抗日民主政府杨邦舟、杨兴汉所作的《关于货物、货币变迁调查统计》对抗战前后十余年间兴县的物价和贸易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八分区贸易分局所作的《物价、合作社股金、私商作坊资本的统计》《关于合作社工作几个问题的整理》、晋绥军区第八分区《晋绥军区第八分区机关部队家务生产供给情况报告》等史料，为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具体的资料。
晋绥边区银行贸易局第八分行（金融）局（贸易）编印发行的总计27期《经济旬报》的发现尤为难能可贵。已发现的刊物时间跨度为13个月（原始档案材料佚失了第十九、二十等两期）。第一期发行于1944年6月25日，第二十七期发行于1945年7月27日。每期的出版时间并不确定，间隔时间亦长短不一，一般间隔时间为10至15天，短者如第七期与第八期为8天，长者如第五期与第六期之间达80天。所刊登内容范围包括八分区、临县、静五区等地，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及沦陷区的金融、贸易、物价等方面情况都作了详细记载。每期内容包括了本币牌价（从第七期开始单独设立）、金融、贸易、当期物价四个栏目，既有文字记叙，又有表格内容。在恶劣的战争条件下生存和发展起来的《经济旬刊》，既体现了办刊者的专业水平，更反映出了他们强烈的事业心。正是这种对信仰的坚持和敬业精神，使得后人在开展相关研究时能详细了解到战争状态下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商贸工作的真实样貌。
《晋西北金融贸易资料》是一份特别的档案，完整记录了1942年11月19日在延安附近的一个农场里召开的专门研究晋西北金融和商业政策的会议过程。虽然陕甘宁和晋绥的财政一体化资料早已见诸公开的资料，但是如此详细记录具体决策过程的史料则鲜为人知。通过档案资料，不仅可以看到商业贸易政策变动的脉络，更可了解到决策者的思路轨迹，使后人不仅能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对于准确理解和运用史料有着极大的帮助。其中的《漫谈晋西北金融的记录》，对会议过程作了更详细的记载。在这份珍贵的史料里，可以发现参加会议的都是未来新中国经济、贸易、金融领域中核心人物的名字，牵头的领导人是叶季壮（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物资局局长，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对外贸易部部长、党组书记），参加的专家有苏子仁（即乔培新，时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调查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农业银行行长）、丁冬放（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国经济组副组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王思华（时任中共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李炳之（新中国成立后任军事医学科学院副院长）、陈应中（时任中共中央财经部科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华南海关关长，广东省统计局副局长、局长，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著有《社会主义经济统计学》一书）。他们都或曾就读于北大、清华，或曾经赴美访学、赴日求学，信仰坚定、学养深厚。可以看出，彼时身处艰苦的抗战环境中的中共，在金融贸易领域同样是精英荟萃、人才济济。也为解答中共为什么在贸易领域同样能够取得成功这一问题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合理的注脚。
（2）山西通志和地方史志等资料
本书也大量使用了山西地方史志资料，主要有山西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编的《山西通志》（商业志、对外贸易志、粮食志）、《山西外贸志》（初稿）上、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山西省档案馆编印的《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工业编、农业编、金融贸易编、财政编）、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编的《晋商史料全览》等。作者对《吕梁地区志》《忻州地区志》及晋西北21个县的县志中商业贸易为主的有关内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并尽己所能做了分类和分析，力求使本书内容更加充实。
（3）民国政府调查资料
《中国实业志》是由民国政府实业部贸易局在20世纪30年代组织进行的一项庞大的调查工作，已出版部分包括了江苏、浙江、山东、湖南、山西五省。原计划应是对全国各地进行全面调查，却因战争原因未竟其功。已经汇编成册的五省资料为研究民国经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研究成果，时至今日，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仍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1937年1月出版的《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分上、中、下3册，共分9编、54章，内容涵盖了总论、工业、商业、农林畜牧、矿业、工业、特种商业、金融和交通等内容，详细记载了包括晋西北各县在内的山西105个县1928年至1936年在上述领域的状况，20世纪90年代以来，晋西北各地在编纂地区志、县志时大量使用了该书的史料。对于同一史实有多处记载情况，如《中国实业志》（山西省）和区、县史志材料均有记载的内容，反复进行比对和印证。《中国实业志》（山西省）3册亦是本书所引用史料的又一重要来源。
（4）张闻天晋陕调查报告
抗战期间，位于陕北的神府县是晋西北抗日民主政府管辖的两个直属县之一（另一个为兴县）。1942年2月—1943年3月，中共中央调查团张闻天一行对神府县8个自然村、兴县二区14个村、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等地的社会、经济、政权组织等进行了重点调查，并对抗战前后晋西北各个地方的土地占有、社会阶层、民众生活与消费、私营商业利润等情况都作了了解和分析。其中，该调查报告以神府杨家沟地主马维新所经营的崇德厚历年账册为依据所记录的交易、物价记载尤为详尽，为本书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考资料。
（5）抗战日报等报刊资料
中共晋西北抗日民主政府创办和发行的《抗战日报》登载的经济方面的信息也非常丰富，这些内容一方面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资料，另一方面为书中有关章节的展开补充了许多具体的例证，使得论述更加连贯、完整。
（6）当代各种资料、论文
刘欣、景占魁主编的《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的史料内容从体例上较为全面，亦被作者引注较多。同时，商业贸易的研究离不开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岳谦厚、张玮所著《战争·革命与乡村社会——晋西北租佃制度与借贷关系之研究》《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农村社会》及张玮所著《战争·革命与乡村社会》等均以晋西北为题展开，其研究方法和内容启发了作者的思路，并为本书的成书提供了参考。
晋西北商业贸易在地域、文化、商业历史沿革等方面具有独特性。本书的研究思路是对抗战之前晋西北商业的兴起、繁华、衰落的过程与影响及导致这些起伏产生的内外因素进行考察，重点探究本地区商业资源、商业禀赋及相关要素在整体商业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注重商业贸易与整体经济的关系，把商业贸易活动置诸整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探讨商业贸易与农业、工业、手工业之间以及区域内部产业与贸易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适当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来了解商业贸易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本书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入手，依次对晋西北战前农业、工业、手工业及社会经济状况进行了概述，对本地区商业贸易的基本情况、相关内容进行了梳理，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商业贸易振衰起弊之过程、商业成分、物价变化之情况详加论述和分析，对根据地各个具体的商业要素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对商业贸易在促进内外物资流通、保障军政民供给、推动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的历史作用作了评价和总结，是一本全面论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商业贸易的著作。全书共分五个部分。
导论主要从研究意义的缘起、学术史回顾、运用的史料及其相关问题讨论、研究思路和主要方法、学术创新与不足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一章主要叙述了晋西北的自然条件、抗战之前的社会经济状况。
第二章论述了抗战之前晋西北商品种类、商品输入输出、流通渠道、商业网络、市镇商业、集市贸易、商业经营形式以及晋西北商人群体等。详述了民初以来晋西北民众商业观念发生改变、本地商业从业人员增多的情况，认为抗战之前晋西北商业的繁荣具有一定的内生性因素。进一步论述了民国以来晋西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被打破，与区域外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商业贸易转而活跃，对生产的促进作用加强。战前晋西北商品化、市场化程度提高，对都市经济的依赖增加，与区域外市场的联系更加密切。
第三章主要分析了商路改道、晋钞贬值、境内手工业销路断绝及随之而来的战争破坏、“晋西事变”等一系列事件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商业贸易的不利影响。叙述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和完善商业贸易管理机构、颁行和规范各项商业贸易政策，及对之逐步调整、组织开展境内外贸易活动、商业贸易存在问题及改进和提升的过程。
第四章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商业成分、集市贸易等的具体情况、特点等进行了整理和总结。
第五章对抗战爆发之前及抗战期间的晋西北物价变化及与贸易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对引起物价变化的因素进行了梳理，对抗日政府采取的平抑物价、发展贸易的各项措施及其实施过程作了归纳和评价。
第六章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商业贸易工作对巩固政权、促进经济发展、稳定金融、支持财政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视角创新。围绕“商品化”这一主旨，本书从对晋西北根据地自然资源、禀赋的论述入题，对传统自然经济背景下该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等实体经济及其逐步商品化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以此为基础，对晋西北商业贸易的传统与特点、抗战爆发前后区域内外贸易关系及其演变、商业贸易政策实施过程进行了考察，尤其注意其中各个方面相互关联、各个因素之间互为因果、各个行业存在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以行业发展的规律为主线来组织史料并对商业历史展开考察和论述，在思路上具有创新性。
在具体论述中，努力做到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文字表述与图表描述相结合。在对同一事项的论述引用两种以上相关史料时，对原始资料的记载和数字进行互相印证，力求事实明晰、数据准确、逻辑合理。如叙述1935年晋西北各县亩数时，分别运用了《民国实业志》（山西省）、地区志、各县县志等史志资料，结合其他资料，对这些内容进行条分缕析，对涉及的各类数字反复验证，确保如实反映历史原貌。其他史实的论述过程与此类同。
内容创新。本书的某些研究内容是他人缺乏系统论述或尚未涉足的领域，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抗战爆发前后商业基本情况及其特点的系统论述，对引起商业衰落的人为因素的探究，对晋西北手工业、商业等行业的归纳、总结等均属首次。
资料创新。本书围绕商业主体，把散见于各个类型的文献资料进行了系统收集和整理。本书运用的部分史料，如山西省档案馆所藏经济贸易方面的原始档案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部分史料甚至为学界首次发掘和使用。
当然，亦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首先，本书主要依据大量的原始档案和调查资料，但原始档案数量仍嫌不足，其中个体商户、民众消费等方面的案例尤为缺乏。其次，田野调查和访谈还有欠缺。再次，对商业贸易史的研究，除掌握大量史料外还须具有开阔的眼界和科学的方法，需融合历史学、国际贸易、商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专业知识，并涉及商业变迁、现代商业发展趋势等诸多方面。鉴于自身能力有限，在某些问题的研究上难以到位，导致本书与原来的设想存在一定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