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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打开
每天晚饭后，我总是去河边散步。那里幽静，一边是楼房，一边是河水，还有一排上了年龄的樟树。樟树们长年累月被楼房遮挡阳光，只能拼了命往路中间伸脖子，由此形成一个绿廊。虽然并非己愿，却给路人带来了惬意。
走到靠近桥头的地方，我忽然看到那个戴红色棒球帽的男人了，他又在路边摆摊了。我很高兴。以前，也就是疫情前，他常在这里摆摊，卖旧书旧杂志。鲜红色的帽子像招牌一样显眼。疫情汹涌之后他消失了，如今红帽子再现，也算是生活恢复正常的一个信号吧。
我走过去，习惯性地放慢脚步，眼睛扫了一遍。看到书总归是亲切的，虽然摆在那里的是些乱七八糟的书。演艺圈的八卦以及政治八卦，我都没兴趣。还有一些所谓中华传统文化，比如《易经》《王阳明心学》之类，但一看就是粗制滥造的盗版。
男人的红帽子下多了个口罩。他坐在小板凳上，手上拿了本书，估计是用来掩饰无人光顾时的尴尬。我刚要走过去，一本放在左上角的天蓝色封面腾地一下跳入我的眼帘。
不会吧？不可能吧？我心下一惊，立即转身回去细看，还真是我那本——《红围巾》，天蓝色的封面，有一抹红。
我问红帽子：“这本书也是卖的吗？我指着那天蓝色。”
听见我问，他头也不抬地说：“要卖，摆在这儿的都是要卖的。”
我蹲下，用两个指头翻开那本书的扉页，上面赫然写着：刘贤义先生存正。下面是我自己的名字。时间是二〇一一年。
我问：“多少钱？”他拿起来看了一眼封底说：“五十元。”看来他是在定价上加了一倍。我说：“这么旧的一本书还卖五十元？”他说：“有作者签名。”我说：“这作者也没啥名气呀。”他不吭声。我又说：“十元钱我拿走。”他冷笑一声，显然觉得我很过分，不是拦腰砍，而是打骨折。
我有些纠结。这样的情况我也不是第一次遇见，我是说自己送出去的书被人拿去卖。网上就有好几本。但是放在网上卖，怎么都无所谓，感觉书们至少还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摆在街边就不一样了，好像看着自己的孩子流落街头。可是，我买回去干吗？也不可能再送人了。算了，就当我没遇见。
我做出要走的样子，红帽子说：“来来，我优惠卖给你，你四十元拿走。”我也白了他一眼，还哼了一声。他说：“那就三十，三十元不能再少了。”我说：“二十元，就二十元。”他说：“嘁，比原价还低。”我说：“新书都还有折扣呢。”
老实说，我这么跟他抬杠，其实是想给自己找个不买的理由。哪知他抬抬下颌说：“拿去吧。”我讪讪地说：“二十元都高了。你肯定是从收废品店淘的，成本也就一两块吧。”他说：“你说得轻松哟，这种有签名的，都是按单本卖的。成本十五元，我就赚你五元。”
姑且听之吧。我掏出手机，扫码付钱。输入金额时，还是输入了三十元。实在不忍心这么贱买自己的书。他看到数额很高兴，唠叨说：“你要是转手给懂行的藏家，至少一百元。”
我哼哼两声，表示完全不信。但完全不信又执拗地买下，还多给钱，总得有个理由吧。于是我说：“我认识这个作者。”
此话不假，所以我语气一点不发虚。
他看我一眼，不置可否，很认真地把书装进塑料袋递给我。疫情时代，人人都变得讲卫生了。我拎着书回家，感觉找到一名失踪儿童。
第二天早上，我泡了杯茶，打算在电脑前坐下，接着写我未完待续的故事。这是我的日常。我写故事，在各种故事里过日子，在各种故事里扮演角色，然后拿出去分享，乐此不疲。
刚摸到键盘，忽然想起头天晚上买的那本书，连忙起身去阳台找。我竟然忘了这事，显然没太当回事。
书被我用酒精喷洒消毒之后，又搁在阳台上吹了一夜，已经折腾得有些蓬松了，这样拿在手上比较安心。你无法知道它在哪儿待过，被多少只手摸过。封面的宝石蓝已经褪成了雾霾蓝，只有“红围巾”三个字依然很红。
这是我的一本小说集，收录了我的七篇小说，已经出版十年了。我再次翻开封面，扉页上写着：刘贤义先生存正。
这个刘贤义是谁？我怎么毫无印象。
当然，从第一本书到现在，我送出去的书有几千册了，不可能记住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出一本书不易，很兴奋，总是拿稿费买上百本，送给亲朋好友们，赔本赚吆喝。近几年变懒了，又懒又抠门，不想再花钱买书送人了。一来稿费没多少钱，二来送书也麻烦，要签名，要去寄快递。所以，出版社给多少本样书我就拿多少样书。
这本集子，我好像用稿费买了一点，但绝不会超过五十本。这么有限的数量，我竟然送给一个不熟悉的人？送书的日期也是当年。一定有什么原因吧。送出去的书，再花钱买回来，也是够窘的。
我正想把书丢开，忽然被什么击中：书中的某一页，闪出几行黑黑的字，比印刷体大一倍，是手写的。怎么？还有人批注吗？我连忙翻到那一页细看，真的是批注，一共四行，写了如下几句话：
事情不是这样的。
没有红围巾。
她不姓邱。
后来又发生了好多事。
我再往后翻，后面没有了，再往前翻，前面也没有了。我一页一页地翻找，确信没有了，整本书只有这一个地方写了这四行字。我说的这个地方，就是一篇小说结束的地方，这篇小说就是《红围巾》。
事情不是这样的？
没有红围巾？
她不姓邱？
后来又发生了好多事？
我反反复复地看，感觉最有意思的是那句“她不姓邱”。我当初之所以把故事里的医生写成邱医生，完全是信手拈来，因为我就认识一个姓邱的医生，是我邻居。所以看到“她不姓邱”，真是又好笑又诧异。其实在好笑和诧异之外，更多的是兴奋。真的，很兴奋。
原来我不是领回了一名失踪儿童，而是邂逅了一个故事。
很多年前我写过一个故事，一个鳏夫的爱情故事。
鳏夫年近七十岁，有残疾，一只脚是跛的。人称严大爷。汶川大地震发生时，严大爷的家也严重遭灾，他搬到了救灾安置点。有几个志愿者到他们安置点帮忙，他很喜欢他们，常和他们打趣逗乐，也一起干活儿，混得很熟。救灾结束后，志愿者们依然时常去探望他。不料有一天，当志愿者去看他时，发现他猝死家中，是心脏病突发。
志愿者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他留下一个皮箱，就是他当时恳请解放军战士帮他从废墟里挖出来的那个皮箱，磨损很严重。打开，发现里面是满满一箱红围巾，各种质地，五六十条。红围巾上有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希望志愿者能帮他把所有的红围巾和信，交给一个叫“邱医生”的人。
志愿者们决意要了却严大爷的心愿，他们根据仅有的一点线索耐心查找，找到了他早年的工友，又找到了他早年的战友……虽然最终没找到邱医生，却从中得知了一个感人的故事。
原来，严大爷年轻时在西藏边关当兵。他们常年驻守在与世隔绝的高海拔哨所，非常艰苦，也非常寂寞。艰苦尚可忍耐，寂寞却是噬骨蚀心的。有一天，哨所来了个慰问小分队，六个人，有演员，有医生，其中四个是年轻女兵。哨所的战士们激动得无以言表，他们一边看小分队演出，一边等女医生检查身体，各个心慌意乱。
严大爷那时还是小严，十九岁，正值青春期，他激动得发抖，千万只小鹿在心里撞来撞去，以至于发生了翻车事件。在一个没人的地方，他一把抱住了女医生，一句话不说，就是死死地抱着。女医生受到惊吓叫出了声，被排长听见，赶来询问发生了什么，女医生镇静下来回答说没什么，只是滑了一跤。小严羞愧不已，不敢再面对女医生和演员，他主动要求去站岗，到了时间也不下岗，结果冻伤了脚。女医生为了保住他的脚倾尽全力，还把自己的红围巾取下来给他裹脚……
小分队走后，红围巾成为美丽的传说。而小严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小严了，他悄悄打听到女医生姓邱，在陆军医院工作。他从此把邱医生当成心中的女神。退伍离开西藏后，他见到红围巾就买，渴望有一天能全部送给邱医生，向她表达内心无法言说的感激和爱。但他却一直没能找到邱医生，他因此终身未婚。
我必须说明，这个故事完全是我虚构的。如果要说有点影子的话，那就是我去西藏边关采访时听到过类似的故事。比如小分队去哨所慰问演出时，战士们经常激动得讲不出话来，心跳加速，脸憋得通红；看到女兵在雪地上跳舞，就把自己的大衣铺在地上，让演员们跳舞时不要踩在雪地上。他们还把舍不得吸的氧气枕抱在怀里，女演员一唱完歌就塞给她们，非要她们吸。他们还把平日里舍不得吃的苹果留给女兵，宁可自己嘴唇干裂，牙龈流血……小分队走后，他们可以谈论一年……
小说的题目就叫《红围巾》。我写完后拿去发表了，之后又放入小说集出版了，再之后就忘了。客观地说，也没太大反响。
没想到，有一天我会再次邂逅它。
书是二〇一一年送出去的，那时还没有微信。我先在手机通讯录查找。虽然这十年多已经几次更换手机，但一千多个联系人仍安静地在我的手机里待着。
我输入“刘贤义”三个字，没有。我抱着一丝侥幸，又在微信好友里输入了这三个字，还是没有。
看来这个人不是我的朋友，我不认识他。也许是朋友的朋友，朋友让我送给他，送完我就忘了。
没有头绪，我就坐下来重新读了一遍那篇小说。我很少重读自己的小说。这一回读得很认真，居然发现了几个错别字，同时还感觉到一些写得不如人意的地方。若是面对电子版，我有可能去修改。
当然我知道，这位留下批注的读者，在意的不是错别字，而是情节。他不认可我写的情节，他有自己的故事走向，有自己的故事结局。而正是这个让我兴奋。
我已经不记得当初为什么写这个故事了，大概就是一个闪念吧。我是以写故事为生的人，经常因为一个念头而坐下来写。现在这个故事却跑出来找我了，要跟我论个长短。
以前，我也遇到过分不清小说与现实的读者。
比如，看到我以第一人称写的故事，故事里有个弟弟，他们就很惊讶地问我：“没听说你有弟弟呀？”或者，我在小说里写了个小偷，就会问我：“你怎么会认识小偷呢？”
也有让我很感动的读者，读小说时完全是设身处地，全身心地投入。比如有个大学生读了我写的《春草》后，激动地写信给我，说我写的就是他母亲，还问我是否认识他母亲。我当然不认识，看完信我知道，他的母亲也是位非常坚忍的农村妇女，吃尽苦头，独自将他抚养成人送进大学。但具体经历和我写的春草还是不一样的。他只是联想到了自己的母亲，显然这是个很爱他母亲的好孩子。
但刘贤义这个人不一样，他是彻底进入了故事，对号入座，并且对“座位”的质量提出质疑。他一定是和主人公有相同或类似的经历才会如此。我太想知道他是谁了。
“事情不是这样的”是怎样的？“没有红围巾”有什么？“她不姓邱”姓什么？“后来又发生了很多事”是什么事？
我决意要找到这个人。
或许是重读小说的缘故，我隐约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浮上来。一种情绪？一种记忆？说不清。忽然，一条红围巾出现了。
十几年前的一个秋天，我去西藏采访。那时年轻，时常进藏。但那次进藏和以往不同，我发生了严重的高反。到达的当天下午，我就因为剧烈头痛迸发了喷射性呕吐，搞得招待所一片狼藉。
负责陪同我的是年轻干事赵兴，他吓得赶紧把我送进了医院。他说无论如何不能让我一个人在招待所过夜，万一夜里死了不得了。当然，送到医院也没采取什么措施，就是躺在大氧气瓶旁边可劲吸氧，夜里睡觉也开着，第二天就缓解了。
早上醒来我感觉自己满血复活，赶紧打电话让赵兴接我出院。等赵兴那会儿，我注意到同病房的女人还在昏睡。昨天晚上我进来的时候她就在，感觉她不是一般的高反，很严重，在输液。白色的被单上，有一条颜色非常鲜艳的红围巾。
护士进来，给她换输液瓶。我问：“她怎么了？”护士说：“一进来就感冒了，发烧，肺部有呼噜音。”我说：“没有人陪她吗？”护士说：“她是过来探亲的，丈夫在边防上，赶不过来。”
护士离开后我走到她床边，小声问她：“要我帮你做什么吗？”她睁开眼，眼里有泪，但摇了摇头。我说：“我马上要下部队采访了，要不你把你丈夫电话号码告诉我，我和他联系一下。”她依然摇头，轻声说：“他走不开。没事的，我过几天好了再去他那儿。”
这时赵兴来了，我一看他拎着探视病人的大袋小袋，赶紧接过来，放到那个年轻女子的床头柜上。红景天、牛奶、水果，应该都用得上。然后我写下我的电话号码放在她枕头边上，俯身跟她说：“坚强点，会好的。如果需要，就给我打电话。”
她努力笑了一下，说了声“谢谢”。脸苍白得和被单一样。
我离开医院，结束了史上最短的住院期。但白色被单上那条红围巾，却一直在我脑海里飘。我老是想象着红围巾在哨所出现的情景，一定会照亮所有战士的眼眸。皑皑白雪中，那就是哨所的经幡。
后来，红围巾女子给我发来条短信，说她终于到达边防连了，全连官兵列队欢迎她，她激动得热泪盈眶，只是假期已剩一半。
我终于想起自己为什么会在小说里写红围巾了。
是红围巾发了芽。
我由红围巾想到了赵兴。
赵兴从西藏转业回来后，建了个西藏老兵微信群，群里有好几百人。他经常把我写西藏的文章，转发到他们群里；有时他也会把其他人写西藏的故事，转发给我。差不多他就是我和西藏的一根纽带。
我发信息给他，请他在西藏老兵群里帮我看看，有没有刘贤义这个人。他很快回复说，他群里没有这个人。我说那帮我问问其他人，有没有认识刘贤义的。过了一会儿他又回过来说：“没人认识。”
我说：“你不要这么仓促嘛，你提醒一下所有人，万一是不怎么看微信的人恰好认识呢？你多提醒两回。”
为了让他有耐心，我用语音给他讲了我再次邂逅《红围巾》这件事。他果然热心多了，还发挥主观能动性替我分析了一番。他说：“这个刘贤义如果因为你的小说对号入座，那他的年龄应该和你小说里的严大爷差不多，有七十岁了吧？那就不会在我们群，我们群里的老兵基本都是四五十岁的。”我说：“我也不确定那些字是刘贤义写的，我只是把书送给了他，也有可能是他朋友，或者他家里人写的。不管怎么说，得先找到他，打听到书的去向。”他说：“好吧，我再试试。”
没想到夜里十一点多赵兴突然回复我说，他想起来了，他知道这个刘贤义是谁了，是一家火锅店的老板。因为大家都喊他刘老板，反而不记得他名字了。刘老板也是个退伍兵（但没去过西藏），复员回成都后开了家餐馆。对老兵很优惠，老兵们也喜欢去他那里聚餐。
“今天群里有人提醒我，刘贤义会不会就是刘老板？我找人一问，果然是他。他的店你也去过。有一次我们西藏老兵聚会，我喊你一起去的，你忘了？”
终于，寻宝之路踏出了第一步。
人的记忆多数时候都如沉睡的河底，死沉沉的，甚至有点腐烂的味道。一旦被来自现实世界的船桨搅动，往事就跟水草似的活起来。第一根水草是红围巾，第二根是赵兴，第三根就是火锅店了。
赵兴说我去过，我想起来了，我的确去过，店名叫“火热的老兵”还是“火红的老兵”。去的时候，正值新书刚出来。赵兴说：“你带本新书送给老板呗，他也是个老兵。”我就带了。我经常拿自己的书做伴手礼。
估计就是那次饭局，我把书送给了刘老板，还工工整整写了“刘贤义先生存正”。结果刘贤义先生就拿给别人存正了。当然，这很正常，就是不送人，他也不一定会看。大部分的书不都是这样的命运吗？所以我才会对我书上的批注那么兴奋，没有几本书能有这样的待遇。
既然有了刘贤义的电话号码，我就直接打过去了。
可是电话没人接，打了三次都没人接。要么他在忙，要么他就是不接陌生人的电话。我看了一下地址，他家店离我家不算太远，于是我开了车直奔而去。
不料火锅店没开门，门口贴着一个告示：因为疫情，本店暂时关闭。竟然吃了个闭门羹。准确地说连羹都没有，只有闭门。
可我是那么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真相，这样的迫切之情如开弓之箭无法回头。我就坐在车上给刘老板发信息，我说自己是某某某，经由某某某介绍想认识他。
他终于打电话过来了，是个中气十足的男人，和我想象的老板一样。他上来就说：“作家大姐你好你好。”语气很热情，声音里却透着些许茫然。估计之前，他的战友跟他说了我在找他，却没说我为何找他。我说：“我有件事想问你，可以加你微信吗？”
很快，我们就成了微信好友，而且是那种信息全部打开的级别。都是当过兵的人嘛。然后，我直入主题，把那本书的扉页拍照发给他。“您还记得这本书吗？”为了让他放松，我在末尾加了个龇牙的表情。
他稍稍愣了一会儿回复说：“记得记得，你有一次来我家吃火锅送给我的，还从来没有作家给我送过书呢。我好激动，我就摆在收银台后面的柜子上了，是和财神摆在一起的，怎么跑到你那里去了？”
我直截了当地说：“我是从一个旧书摊上买的。”
他这次沉默的时间有些长，我正想解释我没别的意思（不是责问），只是发现书里面写了几句话，想问问是不是他写的，或者是不是他认识的人写的。我话还没写完，他电话就打过来了：
“作家大姐，我刚才问了我老婆，那本书被她大舅借去了，就是我丈母娘的大哥。有一回我老婆的表弟来我们店给他老汉儿过生日，看到那本书了，就说要借去看，我老婆就借给他了。老辈子要看，我们不可能不答应啊。他主要是看到封面上有雪山，他在西藏当过兵嘛，他就想看。”
他哇啦哇啦说了一大堆，仅仅是亲戚关系就把我搞糊涂了。他停下来的时候我赶紧问：“后来呢？”
“后来？”他想了一下说，“后来就有疫情了嘛，我们好久都没见了。但是，我敢肯定，大舅绝对不会卖掉这本书的，绝对不会。你不要看他是个蔫儿老头儿，他喜欢看书。这个事情有点奇怪，作家大姐。到底是哪个龟儿子弄出去卖的呢？”
我说：“没关系的。我不是想问怎么卖了，我是想问问他看了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这回换到刘贤义糊涂了。我又说：“我想去拜访一下他老人家，和他聊聊，你看方便吗？”
他连忙说：“方便方便。大姐你太客气了。”
虽然我在这座城市已经居住了四十年，但依然有很多街道从未踏足过，很多社区的名字从未听说过。刘贤义和表弟带我去的那个小区，对我来说完全像是另一座城市。陌生感更让我有种解密的感觉。
刘贤义把车停在路边，表弟便带我们走进一条小巷。小巷里别有洞天，一大片红砖房，全部是四层楼高，每栋楼五个单元。应该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建的。是一家国有大厂的宿舍楼。如今大厂已迁走，宿舍还在。楼房外墙斑驳陆离，每个阳台都像笼子一样安装了栅栏，晾晒着一些衣服，还有一些破烂的花盆。
表弟说：“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我说：“我小时候也住这样的房子，看着还有点亲切。”
当我在电话里向刘贤义先生提出请求后，刘贤义马上让老婆给表弟打了电话，如此这般解释了一通，然后就约好一起去看表弟父亲。表弟说：“随时可以去，父亲因为腿脚不便极少出门。”我说：“你父亲负伤了吗？”他说：“不是，是关节炎，有点严重。”我说：“你父亲打麻将吗？”他说：“不打，每天在家的乐趣，就是翻来覆去地看那几本和西藏有关的书，比如一整套的《世界屋脊风云录》。”
表弟带我们走进红砖房的其中一个单元，一楼。一扇很老旧的木门，其老旧的程度，感觉我一脚都可以踹开。门边搁着几个破旧的纸盒，里面有饮料瓶之类的东西，似乎在等收荒匠。表弟一开始还斯文地敲门，无人应后，就改成砸门了。咚咚咚！
终于，一个老头儿开了门。
表弟说：“打电话你咋个不接呢？”
老头儿嘟囔说：“没听见。”
房间里竟然黑乎乎的。简直无法想象此刻外面那么明朗的阳光，家里可以暗到这个程度。一不留神我脑袋撞到了什么，手一摸，是挂在屋子中间的衣服。
表弟打开灯。老头儿说：“大白天开什么灯嘛。”表弟说：“你节省啥子嘛，我给你交电费就是了。”灯一亮，我发现屋子中间拉着一根绳子，上面挂满了日用品，裤子、毯子、毛巾、口罩，难怪那么暗。
刘贤义想把伴手礼交给老头儿，老头儿不接，他尴尬地找地方放，桌上哪儿都没空，最后放在了沙发旁边的地上。表弟则把沙发上乱七八糟的东西用力推开，腾出两个屁股大的地方让我们坐。他半是吐槽半是解释地说：“看嘛，好好的家，被他搞得像贫民窟一样。他还非要自己住。”
表弟这番话，让我好歹对现状释然了一些。
我打量四周，屋子里不是脏，而是乱。衣服都挂在绳子上，杯子碗筷都放在桌子上。这倒是省事了。墙上挂了些老照片，我凑上去看，一眼看到中间有一张大的，是一对年轻军人，应该就是老头儿和妻子年轻时的照片了。老头儿年轻时还挺帅气的。
估计很了解自己爹的待客水平，表弟从车上搬了一箱矿泉水，给我们一人拿了一瓶。我们几个各自找地方坐下。我和赵兴算客人，挤在沙发上，刘贤义不知从哪儿找出个小凳子坐下。表弟则索性坐在了桌子上。
表弟大声对老头儿说：“这个大姐是作家，她想采访你。”
来的路上，表弟已经给我介绍了个大概，说他老汉儿年轻时去西藏当兵，娶了个护士回来，就是他妈。据他爹说，他是下了很大力气才娶到的。因为他妈是四个兜（干部），他是两个兜（战士）。要不是他连续当了三年“五好战士”，又入党又立功，还真娶不到呢。后来夫妻俩一起转业回来，进了这家国有大厂，一个在医务室，一个在车间。就生了他一个孩子，他妈妈身体很不好。
“我老汉儿这辈子的主要任务就是照顾我妈。所以我妈走了之后他简直找不到方向了，天天混日子，成了个糟老头儿。”
“你妈妈走了几年了？”我问。
表弟说：“快三年了。”
为了不让表弟有思想负担，我没提那本书的事。我只是说我在写西藏老兵的故事，想找他爹了解一下他在西藏的生活。表弟说：“那你找他就对了，他一说起西藏就没完。”
老头儿始终没坐下，走来走去，一瘸一拐，这一点和严大爷一样。看年龄，他们也应该差不多，我下意识地把他往小说里装。不过他更有特色，皮带外扎，还是有五角星的军用皮带，里面是一件很旧的灰色毛衣，和脑袋上那层灰白色的头发楂子很搭。
听到儿子说我要采访他，他咧咧嘴，两道法令纹如括号一般展开，混浊的眼里有了一些光亮。
我连忙说：“廖老兵你好！我也当过兵呢，给你敬个礼。”
我曾问他们，我该怎么称呼老头儿，他们提供了廖大爷、廖师傅、廖主任（官至车间主任）等若干种，我都感觉不合适，我决定叫他廖老兵，这样更随意，也亲切。
果然，老头儿对这个叫法欣然接受，他满脸笑容地给我还了礼，终于在我们面前坐下了。他两手放在腿上，很认真地问：“你想让我汇报哪方面的情况？”
终于要接近真相了，我有些激动。但我还是稳住自己。说好了是来看望老人家的，不要搞得像追责。我打算先和他随意聊，最后再说书的事。
于是我问了句很没劲的话：“你在西藏当兵的时候很苦吧？”他说：“不算苦。”我说：“我也去过西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去的，我都感觉很苦，你七十年代当兵，那会儿条件那么差，一定更苦。”他依然说：“不算苦。”
这大概就叫尬聊。他并不像表弟说的讲起西藏就没完，而我更像个差劲的记者，企图让采访对象说自己想听的话未果。表弟看着着急，冲着他爹说：“你给作家讲讲你的故事啊，讲讲你咋个追到我妈的。”
老头儿瞥他一眼，说：“我不想讲！我每次讲你都抢白我。”
表弟从桌上跳下来说：“我不听，我去洗水果。你讲，你放开讲。”
老头儿说：“我可不可以抽根烟？”我连忙说可以的。
在座的就我一个女人，我猜他是问我。他摸出烟，又摸出打火机，但是手发抖，老是对不上火。刘贤义上前想帮忙，他很明确地拒绝了，用自己的左手扶住右手，终于点燃了烟。
我想我还是别绕了，直接进入正题吧。于是我从包里拿出那本书来。
“廖老兵，你看过这本书吗？”我笑问，故作轻松。
老头儿看了一眼马上说：“这本书我有，我去给你拿。”我连忙说：“你看的就是这本吧？”他充耳不闻，起身进屋。当卧室门打开的一瞬间，我惊讶不已，里面整齐得像另一个世界，床铺干干净净，被子叠得有棱有角。光线也很明亮，因为窗户没有遮挡。
表弟看到我手上的书很惊讶：“咦，这不是上次从大哥那里借的书吗？”刘贤义说：“就是嘛，不晓得被哪个拿去卖了，人家作家大姐从旧书摊上买到的。”表弟说：“咋个回事呢？”又说：“肯定不是我老汉儿拿出去卖的。”刘贤义说：“我也说不会是大舅。”
老头儿从卧室出来说：“书找不到了。”
看来书是什么时候不在的他都没察觉。我把书翻到有字的那页，递到他面前问：“是不是这本？”他看了一眼，连连点头道：“对的对的，就是这本。我看过的，看过的。”我说：“上面这些字是你写的吗？”老头儿说：“是我写的。”
他抬手指指儿子：“他妈妈喊我写的。”
我脑袋嗡地一下。芝麻开门了。
“我跟你说嘛，她不姓邱，姓陈，是个护士。她也没得红围巾，从上到下一身的绿。那天我看她冷得缩成一团，把我的绒衣拿来给她当围巾围，她还不要。
“我们那个时候有啥子浪漫哟，只晓得要忍的。
“哨所嘛，哨所就是像你写的那样，海拔很高，光秃秃的，一年到头都冷。我在哨所蹲了五年，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比较苦的，当时年轻嘛，比较扛得起。因为海拔太高了，没人上去，特别是冬天，雪都堆到腰杆上了，简直要把房子埋了。根本看不到路，怎么可能来人嘛。只有我们哨所十几个人，一天到晚你看我我看你。
“咋个认识她的？就是你写的那样，她到山上来慰问我们。
“我们哨长头一天接到电报，说有个小分队要来慰问我们，我们激动惨了，简直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哨长都没遇见过。我们马上做准备工作，不是扫地，地没啥子可扫的，是扫雪雪还没化完，虽然已经五月份。我们就是想给他们开一条路，让他们上来的时候好爬一点。
“我那时候是班长，最积极，带着大家从山上铲雪，一路铲下去。一口气不歇，又去炊事班帮厨，检查内务卫生……可能是累到了，晚上睡觉时我有点喘，我也没当回事，夜里还起来站了岗。
“第二天他们真的来了，六个人，三个男的三个女的。看到有女兵我们更激动了。车子开到山下路边，他们就往上爬，一个个都呼哧呼哧地。我们全部跑下去迎接，帮他们拿东西。女兵太好看了，我偷偷瞄了一眼就不敢再看了，心跳得发慌，气都不够用了。
“但是，我绝对没有去抱她们哪一个，我哪有那个胆子哟。上级命令我抱，我都不敢抱。没想到她们领导还真的喊了一声，同志们，拥抱一下你们的战友吧！她们就真伸出两只手来抱我们。三个女兵也很大方，挨个儿抱我们每个兵，我一看转身就跑了，太不好意思了。
“不晓得是太累了，还是太激动了，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反正我突然就倒地了，啥子都不晓得了。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躺在地上，身边有个女人在使劲咳嗽。旁边的人喊，活了活了！然后我就看到几个兵都在笑。哨长说，你小子福分不浅哟。
“我不晓得发生了啥子事，浑身发虚，脸上脖子上都湿乎乎的。几个战友把我扶到床上。他们说我端了一锅姜汤刚走出炊事班，突然就倒地了，姜汤洒了一大半，关键是，没有心跳了，窒息了。那个女护士一看，马上扑过来给我做胸部按压。按压了一阵，我的胳膊微微动了一下，她马上又给我做人工呼吸，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我那口气吊上来，救活。
“我的战友一致认为，我是被女护士亲了才活过来的，他们甚至认为我昏倒就是为了等女护士来亲。他们虽然没明说，但一个个表情都是那个意思，羡慕嫉妒惨了。
“其实我一点都不晓得，命都快没了还想那些？但听战友们一说，我还是非常感激她，而且心里面有点那个……就是那个感觉。
“我找到她。她蹲在房子后面，拿了个杯子在漱口，还拿指头抠嘴巴。我说了声‘谢谢’之后，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她看都不看我，只说了句‘这是我应该做的’，又继续漱口。后来她领导来了，就是小分队的分队长，很严肃地说：‘你这样没完没了地漱口是不对的，哨所的水很珍贵。再说你不能嫌弃革命战友。’她突然就哭了，这让我心疼惨了。
“哨长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女护士给我做人工呼吸时，很用力。哪知我的气突然上来的同时，胃里的液体也跟着上来了，因为嘴巴对着嘴巴，一口就呛进她的嘴里了，酸臭酸臭的。她一下就呛到了，又吐又咳嗽，脸煞白煞白的。
“‘你把人家害苦了，差点晕过去。’
“我简直是目瞪口呆，我居然那么过分，虽然不是故意的，但是也太糟糕了。人家一个年轻女娃娃，我居然吐到人家嘴里。难怪她不高兴，难怪她哭。
“我一下子觉得好内疚，好羞愧，好心疼。心里突然就产生了一个想法，我要报答她，要一辈子报答她。我就悄悄写了几句话，我说我的命是她给的，我欠她的。我要努力进步，争取立功入党提干（当时在部队就是这三大项）。希望她等着我。
“我那个时候不觉得自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我就是想弥补她，想对她好。再说了，我长到二十岁，她是第一个和我那个……亲嘴的女人。后来我虽然没提干，但是入党立功还是做到了。三分之二达标，也算说话算话嘛。
“你问她是咋个回答的？她当时根本不理我，走的时候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就把纸条写好了放到手套里，就是我们发的军用棉手套。送他们下山的时候，我就把手套挂到了她脖子上。
“就是这样的，事情就是这样的。”
【作者简介】 裘山山，女，祖籍浙江，现居成都。1976年入伍。1983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原成都军区创作室主任，《西南军事文学》主编。1984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散文。已出版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春草》，长篇散文《遥远的天堂》《家书》以及中篇小说《琴声何来》等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百花文学奖、四川省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以及夏衍电影剧本奖等奖项，还有部分作品在海外翻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