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日君再来》
——“新星”出现了

邓丽君彼时已经风靡全国，由于她演唱的歌曲有近三分之一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代曲”，因而毫无疑问地成为批判的对象。但这并没有阻止她的歌曲以翻录的形式流传。她的唱法影响了整整一代歌手，而其歌曲的写作和编配方式则给内地的音乐人以极大的影响。

邓丽君演唱的“时代曲”中最有影响的一首，无疑是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何日君再来》，它自然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时任《北京晚报》记者刘孟洪采访了《何日君再来》的曲作者刘雪庵先生，意在为这首从诞生起就备受争议的歌曲正名，进而引发了广泛的争论，仅《北京晚报》的文章就有八篇之多，专业刊物如《人民音乐》等更是连篇累牍。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一书中就有两篇专门针对此歌的评论文章。上述现象的深层原因，实际上牵扯到中国社会对早期流行歌曲的历史评价—

将近百年前的中国大地上，声音背景中出现了数千年历史中从未有过的一种声音，这个声音魔幻般地出现在如今号称“魔都”的上海滩。

一个同样有着魔幻色彩的家族从湖南这块具有几千年神秘文化色彩的土地上，迁移到了诞生不久的上海，开始了他们特殊的创业史。这个家族，就是祖居于湖南湘潭县中路铺镇菱角村的黎氏家族。

黎氏八兄弟，也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黎氏八骏”——黎锦熙、黎锦晖、黎锦曜、黎锦纾、黎锦炯、黎锦明、黎锦光、黎锦扬，他们在学术、音乐、科学、教育等领域各领风骚，成为近代湖南乃至中国最耀眼的家族之一。

其中，老二黎锦晖与老七黎锦光成为早期中国流行音乐的重要开拓者。

由黎锦晖创作于 1927 年、其女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被公认为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

以创作儿童歌舞剧成名的黎锦晖组建的明月歌舞团，1929 年在南洋巡演期间，为解经费匮乏的燃眉之急，应当时成立不久的百代唱片公司之约写下了内地最早一批流行歌曲。从此，伴随着电影及歌舞厅等娱乐场所的发展，以上海等大城市为表演和传播的依托，内地早期的流行歌曲自成一格。

1939 年年初，黎锦光进入百代唱片公司做音乐编辑，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流行歌曲作曲家之一。十余年间，他创作了一批十分流行的电影插曲，《夜来香》《香格里拉》《爱神的箭》《五月的风》《采槟榔》《满场飞》等作品，此后多年间不断为歌手们翻唱。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是中国流行歌曲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九一八”事变后，歌曲创作主流转向以抗战救亡为主题，依然“风花雪月”“浅吟低唱”的流行音乐便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曾在明月歌舞团工作的聂耳就曾撰文予以批判。“时代曲”“靡靡之音”“黄色音乐”等成为对当时相当一批流行歌曲带有贬义的别称。正因如此，邓丽君的歌曲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广泛流行之时亦引发争论。

《北京晚报》开风气之先，在关于《何日君再来》的讨论之后，策划了一场“新星音乐会”。

“新星音乐会”以“推出新人、推荐新歌、活跃群众文化生活”为宗旨，选择了朱明瑛、苏小明、郑绪岚、远征、吴国松、王静、李默和任雁等八位青年歌唱演员，海政歌舞团和新影乐团两支轻音乐队进行表演，报幕员为阚丽君。

“新星音乐会”筹备之际，《北京晚报》刊发《推出新人、推荐新歌》《听众是“新星音乐会”的主人》《新星展示着未来》《新星要戒骄戒躁》等四篇编辑部文章，以整版的篇幅推荐新人和新歌。

1980 年 9 月 19 日“新星音乐会”售票当天，两场演出三万多张票三个小时即宣告售罄。

1980 年 9 月 23 日（中秋节）、9 月 24 日，“新星音乐会”在首都体育馆正式上演。9 月 24 日晚，中央电视台向北京地区播出前一日的实况录像。10 月 1 日下午，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出“新星音乐会”实况录像。中国唱片社灌制的现场演出的唱片，畅销全国。

“新星音乐会”推荐的新人广为人知，推荐的新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军港之夜》等被广为传唱，由此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影响深远的流行音乐热浪。音乐评论界认为，“新星音乐会”正式宣告了新中国流行音乐的诞生。

“这些日子，因为埋头整理《北京晚报》复刊初期的笔记、信件，二十多年前的许多记忆都被唤醒了，恍惚之间，仿佛又回到了1980 年那个充满激情与梦想的年代。”回忆起往事，“新星音乐会”的筹划及组织者之一、时任《北京晚报》文艺记者沙青，平静的语气掩饰不住内心的百感交集，“那时《北京晚报》刚刚复刊，整个社会正处在思想启蒙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初，是一个大梦方醒、胃口大开的年代。邓丽君的‘时代曲’、雅尔的合成器、杨百翰、钢鼓乐队，我们空空荡荡的大脑，一股脑地涌进来如此光怪陆离的音乐形象，让我们每一天都充满了对新事物的憧憬与渴求。那时候，晚报文艺记者的‘基本功’就是当晚看完演出立即写述评，三天两头通宵达旦。”

“新星音乐会”的诞生并非一日之功。沙青追忆道：“1980 年 5、6 月份，‘南朱北李’，即朱逢博和李谷一的演唱，受到音乐界一些人士的非难。而我们那时站到了她们一边。1980 年 7 月，当时《北京晚报》的总编辑王纪刚嘱我采访蒙冤多年的作曲家刘雪庵，并写下人物专访《访著名作曲家刘雪庵》。刘雪庵被错划成‘右派’，由于他作曲的《何日君再来》的离奇遭遇旷世罕见，这位曾经享誉海内外的作曲家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二十多年。文章发表后，不仅在音乐界引起轩然大波，而且全国报业迅速分成两派论战，唇枪舌剑持续了好几个月。《何日君再来》的论战正酣，又一个新战役——‘新星音乐会’已经箭在弦上。

“那个年代，邓丽君歌曲的卡式录音带刚刚传入不久，开始时人们只敢在家里拉上窗帘偷偷听这所谓的‘靡靡之音’。我们作为文艺记者，天天泡在剧场里，特别能感受到那个时代人们内心的渴望和需求。人们需要新的音乐语言、新的音乐形象，人们需要借助新的音乐翅膀，抒发他们已经积郁太久的思绪和梦想。”

当时年仅十三岁的程琳凭借一首《小螺号》已经在民间小有名气，与她同在海政歌舞团的李默入选“新星音乐会”后，主动向音乐会“操盘手”铁池推荐：“我们团有个拉二胡的女孩唱得不错，要不要一块儿试试？”铁池琢磨了一下：“够呛，我们现在就顶着雷呢，再弄个才十三岁的小孩上去，这我们不敢。”另一位未能参演的歌手，就是正陷入争议旋涡的李谷一：“你们的演出太好了，我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觉。”为了避免招致非议，在挑选歌手时，记者们已经有所考虑，不仅要请通俗唱法的歌手，还要请美声唱法和民族唱法的歌手参加。不过，铁池至今还有个遗憾，就是音乐会推出的新星中，只有一位男歌手吴国松，而且由于找不到合适的男声原创歌曲，在谷建芬的建议下，吴国松便唱了一首由日本歌曲编译而来的《男子汉宣言》。

就在筹备“新星音乐会”之前，刚刚复刊不久的《北京晚报》在副刊上组织了一场对老电影《孤岛天堂》的讨论。《何日君再来》就是这部抗日题材爱国电影的插曲，但是在“文革”期间，这首歌曲却成了“反动歌曲”，作曲家刘雪庵也因此被扣上了“汉奸”的帽子。晚报副刊的那次讨论，实际上是对那部电影和那首歌曲的一次拨乱反正。当时在副刊工作的邓壮把见报后的讨论文章搜集在一起，送到刘雪庵位于广安门外的家中。当时，老人已经因为脑血栓而偏瘫，讲不出话来。在那间只有十几平方米的简陋的小平房里，留给邓壮印象最深的，就是老人那双一直不停流泪的眼睛。在总编辑王纪刚的安排下，“新星音乐会”演出当晚，邓壮特意把刘雪庵请到了首都体育馆的演出现场。老人坐在轮椅上，被人从贵宾通道推入主席台。在演出进行时，邓壮不时观察着老人的举动：“那天唱了什么曲目，我想他未必听得清楚，但是他的手自始至终都在哆嗦，热泪盈眶……” vtrADDsKDv0l+C0A5lTwwtDzBOCEHUegqUrPpvihPUnhszJOVFZjW1IzRg/ypk3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