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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从此，起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晚期的中国流行音乐，于 1949 年“隐退”三十余年后再次复苏。“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就这样风雨兼程”中，流行音乐伴随着改革开放，也走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改革开放之初，刚刚从“文化大革命”时期“高强硬响”的音乐氛围中获得身心解放的词曲作家们和人民大众一样，最先期盼的是恢复“文革”前抒情歌曲的创作传统。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对实现“四化”的憧憬以及对亲情、爱情、乡情的向往，是人民大众心底的呼唤，是时代提出的当然主题，更是词曲作家们自觉的选择。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与中国音乐家协会《歌曲》杂志编辑部联合举办“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有二十五万人次参加投票，评选出著名的“十五首抒情歌曲”，成为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歌曲风向标。
与此同时，伴随着对外开放，港台地区的歌曲、港台地区及外国影视剧中的插曲及流行器乐也经由各种渠道进入内地。邓丽君、刘文正的作品以及台湾（地区）校园歌曲深受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也给大陆的词曲作家以很大的冲击和启示，他们开始尝试在创作中加入当代流行音乐的元素。
在这一时期，流行音乐还存在相当大的争议，但是，随着思想解放的不断深入及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迅速发展，流行音乐创作的探索范围不断开拓。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回顾与反思”及“文化寻根”的热潮中，一批年轻的词曲作家和中老年词曲作家一道把着力点放在了创作上。同时，新兴的音像产业、歌舞厅产业的高速发展及“走穴”式商业演出的兴旺，为流行音乐的创作、传播和表演提供了强劲的市场需求和消费平台。1986 年，中央电视台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设立了“通俗唱法”，中国音乐家协会举办了“民歌通俗歌曲‘孔雀杯’大选赛”，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和东方歌舞团联合举办了献给“世界和平年”的全国百名歌星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一系列举措标志着内地歌曲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流行音乐开始进入主流文化。此后的创作活动在 1988年掀起了史称“西北风”的流行歌潮。这一阶段的创作从题材上进一步强调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文化批判情怀，在体裁上则不断吸收来自港台地区、东南亚地区的流行音乐创作、制作技术，并试图与传统歌曲的创作手法和表演方法相结合，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广播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卡拉OK的兴起、唱片工业的国际化进程及电视剧制作的蓬勃发展，流行歌曲创作呈现更加多元化的局面，尤其是新兴的唱片工业开始在学习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推出歌星和歌曲的商业化机制，更加注重“都市化”题材的捕捉，注重“时尚性”的艺术追求，摇滚乐也在这一时期进入主流文化，产生很大影响。这些成果一方面体现在 1994 年的“新生代”现象上，一方面则体现在大批晚会歌曲、影视剧插曲的繁荣上。一批作品或为海外歌手订购，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也标志着中国内地歌曲创作正在迈向国际文化交流和唱片业市场。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互联网的迅速普及使流行音乐的创作、制作、传播及形成的文化产品，进入更加多元、多样化的新阶段。这一时期有更讲究作品艺术性的包括各种“跨界”在内的新尝试，也掀起了借助于互联网传播特点而出现的多种风格样式的网络歌曲创作大潮；晚会歌曲退潮，唱片销量锐减，音乐剧创作方兴未艾，音乐节高速发展，音乐小镇等产业化建设高歌猛进，“流行音乐+互联网+文化旅游+新乡村建设+多种娱乐形式”深度融合；音乐著作权包括音乐表演权法律法规的建设和施行全面加速；流行音乐教育从早期的社会化培训到普遍进入高校并向学科化建设迈进……凡此种种，既显示了流行音乐的勃勃生机，也伴生出一定的发展乱象。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培育造就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学艺术家和规模宏大的文化文艺人才队伍。”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际，回首四十年来中国流行音乐的往事，展望其作为中国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的未来，既是历史的使命，是中国流行音乐本身继续发展的需求，也是广大流行音乐从业人士及千千万万流行音乐爱好者的愿望。编撰以“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历程”为记录对象的“华语流行音乐坊”系列丛书，正是当下一代音乐人与出版人的共同责任。
本套丛书的撰写原则是尊重史实、情文并茂、述评兼顾，既具备学术上的严谨性，也保留适当的活泼性。
本套丛书的撰稿者多为文化记者出身，有着多年的采访经验，拥有丰富的一手资料，也具备相应的学术研究能力和独特的写作风格，相信他们的写作能够满足读者的阅读希求。
希望本套丛书能够给读者带去真的历史、善的感悟和美的享受。毕竟“唯乐不可以为伪”，歌声永远为我们记录着最真实的历史和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