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下没有路，我们走出来”
——集结1987

1987 年，甲丁和苏越合作创作并推出了第二届百名歌星演唱会《世界属于你》，献礼“联合国残疾人十年”。

演唱会流程及领唱（按出场顺序）为：

第一部分：《永恒的热望》

王虹、常宽、范琳琳、吕念祖、何静、杨君子、冯圆圆、王迪、董清清、吴涤清、胡月、丁武、张晓梅、吴永法、田震、张洪生（张宏声）

第二部分：《告诉我》

甜甜、王菲、朱桦、常宽、程伟、张静林、蔡国庆、贾燕、周丹、周峰、段品章、刘畅、红豆、梅子、叶萍、吴晶晶

第三部分：《我们能够》

窦鹏、叶萍、程伟、王虹、王小芳、含笑、田震、王迪、徐菲、左树萍、屠洪刚、罗曼、栾述兵（峦树）、赵大力、冯莉、景岗山、刘冰、迟飞飞、张海波、吴永法

第四部分：《世界属于你》

孙国庆、吴涤清、胡月、张伟进、刘岩、白荔、吴永法、王虹、岳彩国、李小萍、张海波、胡晓晴、董清清、贾燕、罗曼、练坚、范琳琳、赵刚、项捷、屠洪刚、杜昊、张晓梅、张海萍、吕念祖、朱桦、蔡国庆、项捷、王迪

1987 年 7 月 11 日是“世界五十亿人口日”，陈哲与侯牧人合作创作了大型流行声乐套曲《五十亿的我们》。

“从前，也许还是从前，明天，却将不再是明天，让我们完成今天的故事，在明天到来之前。今天，将毫不留情地把回忆留给明天—让我们少留些遗憾，在明天到来之前。”（《五十亿的我们》朗诵词）

这两台专题性演唱会的规模都足够“大”，但严格地讲，它们虽然运用了流行音乐的语言和创作概念，声乐套曲的形式对听众的“刺激”却不够直接，倒是包括以上作者的其他一些作品得到了认可，如陈哲与董兴东合作的《最后的时刻》使年轻的田震有了属于自己的作品。田震多年后回忆说：“还要感谢这首歌，以前糊里糊涂地唱，哪里有什么要有自己的歌的概念。记得录完了音我死活也不敢进棚去听，还是陈哲把我拽进去的。”

创作、创作、再创作就是那一代音乐人特别是年轻一代音乐人全力以赴的迫切心愿，同时，一批歌手和一批新作品的成功激发出空前的市场潜能，出版界热切需要创作歌曲来满足巨大的消费需求，大部分原创作品都能够迅速出版。

彼时，最活跃的是北京和广东作者群。解承强在 1985、1986 年创作了《祈求》和《信天游》，《祈球》曾在“孔雀杯”大选赛上由刘欣茹演唱并获得最佳作品奖，风格与《明天会更好》相近。《信天游》的流行程度则比《一无所有》更胜一筹，按解承强自己所说，这首歌的创作其实有一点赌气，针对很多人反对流行音乐，他就想一定要用一种最有传统根基的音调来创作一首最具现代感的流行歌曲，于是他选择了典型的西北音调。他和毕晓世、张全复组建了“新空气”创作组合，致力于新作品的创作。“脚下没有路，我们走出来”就是他们组合的宣言。此外，陈小奇（词）和兰斋、颂今（曲）分别合作了“中国风”歌曲《敦煌梦》《灞桥柳》，黄浦生（词）与刘克（曲）合作了《站台》，等等。

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此时成为一个重要的流行音乐基地。总经理刘伟仁在当时已经形成了流行音乐创作应当是一个系统工程的想法，于是，他在公司举办两周一次的创作沙龙，北京几乎所有活跃的词曲作家和年轻音乐人都是公司所在地西单大木仓胡同这个沙龙的常客。沙龙并不是散漫的聚会，而是词曲作家的思想碰撞，除了讨论文化背景与音乐观念、音乐技术，词作家可以随时宣读自己的新作品，曲作家凭感觉去挑选歌词。

1987 年春节，程琳在沈阳的一场演出中演唱了《信天游》，轰动一时。刘伟仁拿到了歌曲小样，立刻引发沙龙参与者的兴趣，大家纷纷认为这是一个创作的样板。

《信天游》和稍早一点流传开来的崔健的《一无所有》一起，给出了一种音乐风格和样式上的可能性。这就是歌词蕴含文化批判意识，音调取自北方慷慨悲凉的音乐素材，编曲和演唱上则借鉴摇滚乐的形态和技法，追求一种强刺激和大力度。

这种总结自然是后话，但在当时，这两首作品确实起到了震撼音乐人内心的效果，或者说，更大的文化背景，即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寻根热、反思热为音乐创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时代信息。这种信息是一种急迫地希望重新审视民族历史，审视国家命运，寻找富国强民之路的集体愿望。尽管历史最终证明这种信息存在很大的误区和内在问题，但毫无疑问，它建立在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信念上，因此具有强烈的普遍性。

当时活跃在流行音乐界的词曲作者们大多处在同样的情绪中，他们普遍生于 1953 年至 1961 年间，正好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他们希求变革，但并不能摆脱历史和生活经历的烙印，责任感和使命感强烈，内心的张力促使他们倾向于选择强有力的表达方式。

在“大木仓沙龙”中，词曲作家得到了交流切磋的机会，公司实行研讨、创作、试唱、修改、录制、出版、宣传、发行的一条龙作业，从而大大改变了过去词曲作家单兵作战的局面，相继产生了一系列日后流行一时的作品。徐沛东、李黎夫、张小夫、温中甲、谷建芬、伍嘉冀、史志有等作曲家，都与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有密切的交往和合作。就是在这一年的沙龙中，徐沛东和孟广征合作出《我热恋的故乡》，与张藜合作出《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两首成名作；李黎夫在这里完成了《心中的太阳》（李文岐词）；张小夫写出了《太阳出来喜洋洋》（张全福词）；伍嘉冀写出了《心愿》（任志萍词）。

《我热恋的故乡》的问世很有意思。歌词作者孟广征是济南人，1987 年年初参加广州羊城音乐花会时听说北京有个音乐沙龙，便在回程途中前去参加，有感而发写出了初稿，在沙龙上一念，徐沛东当即找到他说“我想写”，并很快就有了灵感，要求孟广征换个韵脚。孟广征改了之后，第二天徐沛东就谱出曲来。

这首歌在北京首都体育馆的一场大型演出上由一个男歌手初次演唱，节目单居然将创作者也打成了男歌手的名字。有人立刻给徐沛东打电话，徐沛东一口气赶到体育馆后台，抓住这个歌手质问，问得他面红耳赤。

不管怎么说，经过这场演出，《我热恋的故乡》立刻走红，还成了女歌手的“专利”，范琳琳、胡月、田震、杭天琪等都唱过这首歌——当时还没有明确的演唱权归属问题。

作为“五大配器”之一的李黎夫与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的音乐编辑朱一工是沙龙的主要主持人，他们在这里与刘欢合作创作了电视剧《雪城》的主题曲《心中的太阳》和片尾曲《离不开你》。谷建芬创作完成了《思念》并在公司的资助下于当年召开了个人作品音乐会。

北京的另一个流行音乐创作基地则是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这里聚集着苏越、陈哲、董兴东、张伟进、侯牧人等词曲作家。在这一年，苏越和陈哲合作的《血染的风采》在中央电视台“八一”晚会上获得成功，《黄土高坡》也在年内创作完成。

《黄土高坡》的创作灵感源自陈哲去雁北采风，“回来以后，正是秋天，我到门口去打公用电话，北风吹着，刮得呜呜地响，突然心里有了一种奇特的感觉，回去就写出了这首歌词”。

侯牧人和苏越各自为其谱了曲，但苏越推出得更快，他的爱人张静林——电视剧《红楼梦》里晴雯的扮演者，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改名安雯——听了他的音乐提议说，“你不妨用我们京剧的手法，把前四句先来个叫板起唱”，苏越同意了。在 1988 年中央电视台“同一祖先”晚会上，张静林于后台叫板起唱，然后穿着一身小花袄打着一把花伞出场，碰个满堂彩。《黄土高坡》就这样首演成功。

崔健在 1987 年完成了一批新作品：《让我睡个好觉》《假行僧》《不是我不明白》等，并开始了与ADO乐队的合作。一些更年轻的摇滚乐爱好者已经经常性地举办摇滚Party（派对）切磋技艺。

除了在两项大赛上初露锋芒的歌手外，孙国庆、王迪和田震正在以强劲的演唱风格获得欢迎，并成为日后“西北风”风格的代表歌手；除《雪城》中的两首歌外，刘欢还在这一年录制了电视剧《便衣警察》的片尾曲《少年壮志不言愁》。

东方歌舞团成为培养歌手的重要基地，老歌唱家王昆在这一阶段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发现并培养了很多日后成名的歌手。同时，谷建芬创办了她的声乐培训班，苏红、李杰、毛阿敏、那英等都出自她的门下。李谷一脱离中央乐团组建了中国轻音乐团，词曲作家付林也从培养程琳、苏小明起一直从事歌手的培训工作。

此外，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的吴海岗，东方歌舞团的王彦军、王笑然，北京国际声像艺术公司的朱一工以及词作家甲丁等人，成为颇具眼光的音乐编辑、制作人和大型流行音乐创作和演出活动的组织者。

至此，改革开放以来，在流行音乐兴起之后逐渐成长起来的一批人才，终于等到了合适的时机得以释放他们的能量。无论是大众的心理需求、商业和工业的基本条件，还是词曲作家的学习研讨、技术准备以及歌手的成熟程度，都预示着流行音乐将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只是当这个高峰真正来临时人们才发现，它并不是完全令人感到美好和乐观。这时也很少有人意识到，流行音乐远非只是一种大众娱乐方式那么简单。

1987 年，费翔成为最受欢迎的海外歌星。在年初的央视春晚上，他演唱了《冬天里的一把火》和《故乡的云》，前者因强烈的迪斯科风格而备受年轻人的喜爱，后者则因旋律的优美和感情的深厚而得到广泛的认同。费翔凭着混血形象成为风靡内地的青春偶像，从日后看，他无疑是推动内地偶像崇拜这一青年亚文化形成的重要人物之一。

此外，毛阿敏在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流行音乐节上获奖，王迪、田震、孙国庆、刘欢、韦唯等正走上“大腕儿”之路。蔡国庆、李玲玉、屠洪刚等成为本土偶像派歌星。

1987 年 11 月 25 日至 30 日，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工作委员会、《人民音乐》编辑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和河南《流行歌曲》编辑部在河南郑州共同举办了全国通俗音乐研讨会。这是一次颇具实际意义的流行音乐研讨会，可谓百家争鸣——王迪通过精心准备，在会上介绍了摇滚乐的发展简史，陈哲通过介绍《五十亿的我们》解释了他和侯牧人的音乐理念，“新空气”组合介绍了他们的音乐及追求，王酩、张丕基等年长一些的作曲家也谈了自己对中国通俗音乐既鼓励肯定也持有不同意见的态度，笔者提出了对于中国流行音乐与中国青少年亚文化群的关系的看法，作曲家王西麟则在会上热情地为崔健的摇滚乐大声呼吁……音乐美学研究学者蒋一民在会上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流行音乐中“畸趣”现象的批判，有趣的是，会间休息时他拿来一盘磁带播放给大家听，却是瑞典乐队ABBA的专辑，他说：“这是我认为非常好的流行音乐。”梁和平发表了关于摇滚乐观念的演讲，本来众人听说他是摇滚乐的理论权威，热切期待他讲讲摇滚乐，他却大讲特讲“阴”“阳”与“道”，玄而又玄的理论几乎没有人听得懂。会后他大哭一场，第二天一早竟然独自回了北京。

这次会议除了理论上的对话外，更重要也更直接的一个成果，是广州与北京的青年流行音乐作家群终于相识并有了面对面的交流。在这之前，广州和北京作为流行音乐的两大基地，却缺乏相互的了解和创作上的交流。从此，两地形成了经常合作和良性竞争的关系。

总之，1987 年的内地流行乐坛可谓风云际会，八仙过海。而在不知不觉中，所有的力量似乎都在朝着一个共同的核心靠拢，并终于在 1988 年刮起了“西北风”。 mViLOoIZ0tyUSHiqHfiZsfBWCJlSr66cy31HY3MEivSIHoBlmFnFH1Y3dPa8H9S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