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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歌赛”于 1986 年举行第二届，最重要的变革就是分设了“三种唱法”，即“美声”“民族”和“通俗”，并进行现场直播——流行音乐自此正式登上国家级媒体重大赛事的“大雅之堂”。
“通俗唱法”的说法来自于对“流行唱法”的争论。据说当时相当一批音乐人包括领导仍然对“流行”二字颇为忌讳，善于“和稀泥”的作曲家、指挥家时乐濛先生提议“那就叫‘通俗’吧”，结果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
第二届“青歌赛”通俗唱法组分设了专业和业余两个组别。业余组通俗唱法金奖：许丽丽，银奖：谢青，铜奖：孙鸣杰、王晓清；专业组通俗唱法金奖：苏红，银奖：韦唯，铜奖：毛阿敏、王虹。
同一年，中国音协领导班子决定举办“孔雀杯”民歌通俗歌曲大选赛。
最终，北京的成方圆、牟炫甫、时延燕，广州的刘欣茹、蔡其平获金奖；毛阿敏、岳娜、李方方、张燕妮等九人获得银奖。由于历史条件所限，许多评委对流行音乐还缺乏认识，崔健、王迪、田震、常宽、张伟进、张海波等歌手均遭到淘汰。
1986 年是流行歌坛最值得纪念的一年，“青歌赛”和“孔雀杯”在同一时期举行，客观上形成分立之势。韦唯、毛阿敏、成方圆、刘欣茹、张燕妮等既是“青歌赛”歌手，也是“孔雀杯”参加决赛的歌手。最终，韦唯放弃了“孔雀杯”，参加电视大赛并一举获得银奖。成方圆、刘欣茹则坚持参加“孔雀杯”，放弃了在电视上露面的机会。毛阿敏两边都没耽误，双双获奖。
两场大赛相较，中国音协毫无疑问占有专业性的绝对优势，但由于刚刚普及了电视机，对大众而言，“孔雀杯”的影响远不如“青歌赛”。此后若干年，大型演唱会和声乐比赛同央视春晚一道，成为流行歌手出道成名的重要途径。
1986 年 7 月，“孔雀杯”巡回演出团在杭州“罢演”一事，因登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而成为重大事件。
彼时，“孔雀杯”已经采取了日后通用的组织方式，即以大赛可以进行电视转播或举行商业演出为名征求赞助，以应付比赛的各项开支。当时投资一方事先便已安排好全国一些城市的巡回演出，以期收回一些费用。
演出团到杭州出了麻烦。演出当晚，观众在体育馆内左等右等不见演员出场，过了一个小时，现场竟然宣布演出取消了。杭州几家报纸发布消息后，全国的报纸和广播电台、电视台竞相转载播报，一时间谴责几乎全部集中到演员身上。陕西歌手孙志宽由于获奖，所在地区和单位原本准备对其大加奖赏，调工资、分房子都安排好了，此事一出立即取消，搞得好不狼狈。
文化部为此和中国音协各派一名记者组成联合调查小组前往杭州，详细调查之后，总算基本上弄清了“演员罢演”的真相。
说来挺简单，演出团一方与杭州接待一方早已就经济收益签订了合同，演出团到杭州后，杭州方面告知票房不好，所以给不出原来商定的钱数。而演出团尽管有老同志领队，实际控制权却在“穴头”手里，演出当天，他坚持不按合同给足钱就不演，而杭州方面又不肯答应，结果一直僵到晚上开演之时，杭州方面被迫答应了演出方的条件，在后台签订了补充合同，拿来了一部分现金，“穴头”才通知演员准备演出。当演员准备上场时，场内秩序已经十分混乱，在当地一位文化厅副厅长的指示下，演出被叫停，观众悉数退场。而媒体记者在单方面采访了当地有关部门的情况下，得出了演员临时索要高额演出费用的结论。
事后，根据联合小组的调查结果，文化部发布新闻：“杭州停演事件，巡演团方面负有重大责任，杭州方面负有直接责任，演员没有责任。”有趣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送这条新闻时，删去了“演员没有责任”这句话。这似乎预示着从那时开始，歌手的高收入和明星身份将给他们带来诸多麻烦，中国文化产业的法制法规建设及管理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课题。
“罢演事件”并未对刚刚登上主流舞台的流行音乐的发展带来阻碍，1987 年成为大型比赛、大型演出云集和创作多姿多彩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