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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英国歌手菲尔·科林斯（Phil Collins）和鲍勃·格尔多夫（Bob Geldof）召集十余位歌手录制了歌曲《他们知道今天是圣诞节吗》（ 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为非洲饥民筹集善款。
英国歌坛的此项义举打动了美国歌手哈里·贝拉方特（Harry Belafonte），他认为美国人也不能落后，他的想法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同时，埃塞俄比亚和苏丹食物短缺、人民挨饿的消息也震惊了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和莱昂纳尔·里奇（Lionel Richie），两人合写了歌曲《天下一家》（ We Are The World ）。
1985 年 1 月 28 日，全美音乐奖颁奖典礼结束后，迈克尔·杰克逊召集四十五位歌手前往位于洛杉矶的A&M录音室，花了一晚上时间录制完成了《天下一家》。
《天下一家》在 1986 年获得格莱美四项大奖，并最终筹集到六千万美元的慈善捐款，成为史上最著名、最伟大的公益单曲。
1986 年是“国际和平年”，受到《天下一家》群星为公益而唱这一模式的启发，罗大佑、张艾嘉等台湾地区的音乐人共同创作了《明天会更好》，并召集港台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共六十位华人歌手共同演唱。这些歌手跨越地域、唱片公司，打破了签约限制，其中包括李宗盛、蔡琴、苏芮、潘越云等。罗大佑等发起人还邀请到飞碟、滚石、宝丽金等唱片公司参与单曲专辑的制作。
《天下一家》和《明天会更好》很快传入中国大陆，引发了热烈的反响。时任中国录音录像出版总社的女编辑张丹丽把从南方买到的一盒《明天会更好》的录音磁带带到了单位，编辑吴海岗随即产生了召集内地百名歌手举办一场献给“国际和平年”的音乐会的想法。
创意得到时任社长孟希非、编辑部主任丁颖的首肯。最初的计划是制作一首“大歌”，请一百位流行歌手来合唱，然后录一盒磁带，并邀请东方歌舞团联合主办——想法得到了文化部主管领导的认同。
年轻的郭峰手中当时有一首由刘小林作词而未完成的歌曲《走向明天》：“想起来是那么遥远，仿佛都已是从前。那不曾破灭的梦幻，依然蕴藏在心间。”
以此为基础，郭峰写成了一部三乐章结构的声乐套曲。
找谁完成词作呢？
制作人吴海岗回忆说：“一天晚上十一点钟，我去找陈哲，跟他谈，他很激动。他当时有一组词，写的是关于人类命运和社会，是他对于人与人关系的思想沉淀，但不确定是否能用于流行音乐。我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用这种多段的结构也是新的尝试。说到两点钟，他才同意。当天夜里他就开始写作，写出来一个雏形，当时一配上，我就特别激动，好像自己的婴儿就要出生的感觉，可能陈哲也是这样。这种感觉的撞击就是产生好作品的一个前提。不过事情并不这么简单，词拿上去以后请乔羽看，乔羽看了说这是朦胧诗，不行。又找王健写，让她三天交，王健交了，给文化部艺术局局长李刚看，他也通过了。而我觉得和我们当代的青年人、和时代、和主题不符，我不同意。我的语言也比较激烈，我坚持继续用陈哲。这时我想丁颖他们可能也觉得王健的词不是特别合适，但无从表态。我就先斩后奏，说要是非这样做，这个活动就没意义了。陈哲在录音棚，我记得当他知道这个消息时说，他就像让人拿刀逼到了墙角，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只有全力把词定下来。”
据陈哲回忆，在从全国邀请而来的一百多名歌手已经齐聚北京，当晚即将录音的凌晨，他终于完成了这首作品的歌词。在录音棚视唱的时候，很多歌手都流下了泪水。
而陈哲也强调，最后歌曲的名称包括第三段歌词的主题还是用了王健的“让世界充满爱”：“这句无可替代。”
1986 年 5 月 6 日，一百二十八位歌手在东方歌舞团举行誓师大会，当时内地最优秀的一批流行歌手尽在其中——韦唯、毛阿敏、田震、成方圆、朱桦、李玲玉、蔡国庆、孙国庆等在之后的许多年仍是流行歌坛的中坚力量；崔健、丁武、王迪则是日后摇滚圈的“大神级”人物；十七岁的常宽那时候刚在日本举行的世界音乐节中拿到大奖，炙手可热……王昆在誓师大会上讲话：“随着人民生活越来越好，通俗歌曲的发展谁也不能阻挡，我们将要做的这件事的意义，远不是在座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在今天能够预见到的。”大会结束，大家合了张影，这张照片就是后来《让世界充满爱》的专辑封面。
至今可以查阅到的参与《让世界充满爱》录音的歌手如下：
丁武、于佳易、于海燕、于静燕、马晓艺、马凌彦、王兰、王虹、王迪、王立森、王洁实、王路明、方逊、方智、方霆、方霈、韦唯、毛阿敏、田鸣、田震、庄鲁迅、吕邦银、吕仰平、付笛声、刘谷、刘岩、刘欣茹、刘巍巍、刘建国、朱桦、成方圆、任雁、牟杰、牟炫甫、华欣、迟飞飞、托雅、孙国庆、孙英华、乔姗、乔晓彬、杜雷、吴晓芸、吴晓虹、吴晶晶、刑岩、劳俊浩、时延燕、许丽娟、陈莉丽、陈梅荣、应楠、宋明华、李征、李泰波、李爱萍、李方方、李玲玉、张暴默、张世柱、张伟进、张燕妮、张海波、张青、张晶、张宝国、张彤、张锡瑾、张波、张静、尚凤琴、郑绪岚、周峰、岳娜、岳彩帼、姜浩东、孟地、赵金华、赵雅林、赵刚、赵大为、赵丽、林静、柳培德、胡晓晴、胡斌、胡月、胡寅寅、胡佑山、胡平、相青、郭容、郭鸣凤、祁竺蕾、徐小燕、徐明、索宝莉、贾燕、黄红英、黄强、崔健、常宽、梁竹、曾咏贤、程伟、蒋强、紫沙莉、蔡其平、蔡国庆、蔡金梁、谢莉斯、霍永承等。
由于种种原因，有几位歌手仅参加了录制，并没有参加演唱会。
这场演唱会还推出了一些原创作品，如韦唯的《让我再看你一眼》（郭峰词曲）、吴小芸的《我多想》（郭峰词曲）、崔健的《一无所有》（崔健词曲）等。
其中最具历史性影响的，当数崔健的《一无所有》。
吴海岗回忆说：“崔健那时在七合板乐队，还没有正式搞摇滚乐。他接到通知，给我们打了电话，我记得他说：‘只要能让我参加这个演出，我一分钱不要，只要能登台，做什么都可以，我还想为这个活动写一首曲子。’我们当时非常感动。”
黑子回忆：“当时我们听了崔健的《一无所有》，心里也没谱，就汇报给王昆老师。她说排练时她听听，结果听了以后她说挺好的。”
这场演唱会得到了北京电视台的全力支持，从花絮拍摄直到10 月间全部播出，引发了巨大的社会轰动。
据黑子回忆：“《让世界充满爱》专辑在音像订货会上仅仅订出了三千盘，听到这个数我差点晕过去！操办这场演唱会花了二十多万元，如果没有好的销售真的没法交代。直到北京电视台播出后，订单才滚滚而来。”
11 月，《北京青年报》的文艺记者于大公评论说：“如果说，这支歌因其词曲的完整和风格的独特，将在中国通俗音乐的历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那么，另一笔应该同样重重地写上：在大陆，真正的通俗歌曲不再是一无所有。”
1986 年年底，中国音协《人民音乐》编辑部先后为中国歌舞团作曲家侯牧人及其男声四重唱流行演唱组合，青年女作曲家、作家刘索拉举办了流行音乐作品沙龙。侯牧人在沙龙上演唱了《天下一家》，在场的大多数听众还是第一次听到这首震惊世界的作品。刘索拉在发表了她那著名的《你别无选择》之后，在继续写作小说的同时，也开始了流行歌曲的创作。她的沙龙邀请了首都音乐界一二百人参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刘索拉只播放了几首自己的作品便很激动地说：“下边不听我的了，我的东西就这样，特没劲。下边我放另一首歌给大家听，我认为这是当前中国最好的流行音乐。”说完，她换上一盒磁带，音乐响起来了，那是《一无所有》。只不过，在场的很多人对流行音乐并无兴趣，《一无所有》在那种场合下听起来乱糟糟的，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当然，还是有一些人因此注意到了崔健和他的作品，因为，以刘索拉的脾气，让她对别人服气似乎并不太容易，那么，能让她为之倾倒的人和作品总应该有其厉害之处。
《让世界充满爱》标志着内地流行音乐的全面崛起，《一无所有》则标志着内地摇滚乐的正式产生。
崔健的出现还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流行音乐概念、当时的港台流行音乐概念，和以郭峰、苏越的早期作品为代表的内地新流行音乐概念的音乐已经产生。它没有再利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流行音乐和当时的港台流行音乐为中介，没有再重复欧美流行音乐史上的爵士乐阶段，而是直接借鉴了现代西方摇滚乐这种具有世界性的新音乐文化，从而缩短了中国现代大众音乐与世界音乐对话的进程。对比摇滚乐在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发展进程，崔健刚刚出现的时候，绝少有人能够想象此后摇滚乐能在内地大有可为。相反，除了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批评和批判外，大多数人在 1986 年认为，崔健不过是一个时代的畸形儿。第一代流行音乐人、作曲家李黎夫则曾断言：“中国是一片摇滚沙漠，二十年内不可能有什么发展。”
在《一无所有》之前，无论是文学、电影还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新思想、新观念，从来没有产生过如此之大的文化震撼力。崔健直截了当地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而且这种质疑并不是理性的，而是通过音乐来传达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前期的文化批判主将们都带有强烈的救世主色彩，他们的言论能够激起的仅仅是人们对传统和现实的不满和批判，却难以真正触及人们的自我反省。而崔健的音乐最核心的特质是唤起人的自我震撼。它促使人们首先去改变自己，而不是怨天尤人。这种态度恰恰是那个时期的中国人所缺乏的。也正因如此，崔健的音乐才会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产生巨大的反响。
大约与《一无所有》同时，广州的解承强写出了他的成名作《信天游》。这首作品和《一无所有》一样选用了带有浓重西北民歌风格的素材，同样具有强烈的摇滚乐风格。原版由歌手王斯用粤语演唱，显然大大减弱了作品的力度和传播度。词作者之一侯德健则看到了这首歌的巨大可能性，将其交由程琳翻唱，结果在 1987 年年初沈阳的一场演出上一举成功。《信天游》的歌词也带有对历史的深层批判，虽然没有崔健的歌词那样明确和直接，但相比《一无所有》来说却具有更大的流行性。一南一北两首成功的作品在客观上成为日后“西北风”的前驱，尽管无论是崔健还是解承强都不肯承认自己有过刮“西北风”的念头。
如果说《让世界充满爱》的问世顺理成章的话，《一无所有》显然是有些“超前”了。崔健因参加为修复卢沟桥举办的募捐义演而扩大了知名度，却被工作单位北京交响乐团要求“限期离职”。歌曲《一无所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不是我不明白》及《南泥湾》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和批评，崔健却因此名声大噪。1987 年，他在北京几所大学的演出中获得了一批强有力的拥护者，并在 1988年于北京成功举办了首场个人作品音乐会。1990 年，崔健登上事业巅峰，内地的摇滚乐也终于在 1992 年成为被社会公开承认的音乐类型。
流行音乐在 1986 年蓦然而起，使圈子内一群青年人的幻梦成真，有着其深刻的历史背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对当时的文化热记忆犹新——中国掀起了翻译外国哲学、文化学、美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类书籍的高潮，各种西方思想像潮水般涌入，成为一种时髦。在文艺界，持续了数年之久的反思文学开始摆脱“文革”的局限，将探索和批判的矛头指向历史的更深处。当时的中国人十分匆忙，对任何一个问题似乎都来不及深入探究。“伤痕文学”很快被“知青文学”“五七干校”文学所代替，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和柯云路的《新星》，造就了一段短暂的“改革文学”热；年轻的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生刘索拉一鸣惊人，《你别无选择》因大胆泼辣的风格和新颖前卫的观念震动了文学界；莫言则以他的《红高粱》开拓出以新的观念审视历史、反观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文学视角；王朔发表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未曾意识到他创造了一种影响以后多年的时代流行语言……美术界则正在将极端化的现代思潮推向高潮。那时最时髦的西方现代理论来自弗洛伊德、萨特和尼采，海外的新儒家思潮也在文化人中间引起激烈的讨论。一代精英正踌躇满志地匆忙抛出一个又一个改革方案，民族大换血、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呼声日益高涨。对经济状况的关切远远比不上对政治和文化的争论，以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种种问题，特别是经济领域的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重视。“十亿人民九亿侃”成为社会风气，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领域，都充斥着急功近利的忙乱……而这一切又逐渐围绕一个核心，就是对文化传统的再评价。
大众音乐似乎总是晚上半拍，在当时这种全面反思和批判的热潮中，前期的大众音乐基本上还处于新形式、老概念的层次上，成长中的流行音乐新人则只能先考虑更普遍大众的心理需要。《让世界充满爱》实质上还是一种对“文革”灾难的哀悼，对阶级斗争时代的告别，只不过它采取了面向世界的大视角。它得到广泛的认同无疑是以大众希望重建民族道德、恢复人际间美好关系的心态为基础的。但是，如果没有当时相对宽松的文化气氛，流行音乐也难以获得全面崛起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