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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单位出差，都是两人或三人合住一间，有时候还要睡通铺，十来个人睡一张很长的床，屁股对着屁股，头挨着头。大家都习惯了，那时候世界上的旅馆很少，大家也很少出差。出差是相当光荣的事，得表现好，小跑、胁肩这些动作都要熟练。一个单位的人，彼此熟悉，穿什么颜色的短裤，戴什么型号的乳罩，男同志彼此是知道的，女同志也是彼此了解的。就是谁打呼噜，大家也是知道的。出差在外，谁和那个打呼噜的同志住一个房间，这是一个办公难题，领队的乱配鸳鸯，大家不服。就私下抽签决定。有一次，轮到我和老辜同住一个房间。
老辜是个斯文之辈，面皮白净，戴着眼镜，一级科员。经常看见他坐在桌子前面，歪着脑袋拨弄算盘，有人进去报账，就抬头笑笑，无论对谁，都是那副笑脸，像个不谙世故的小青年，其实他已经四十六岁了，还没有结婚。不是讨嫌之人。有人背后说他醒着是人，睡着了是鬼，他打的呼噜太可怕了。我没和他同住过，不以为然。他拎起帆布包，很高兴与我同住。“我是倒头就睡的，放心吧。”我们这次住的是两人间。一前一后进了房间，他的帆布包里装着毛巾、肥皂、钢笔、笔记本、学习材料。开了一天会，时间不早了，他去走廊上搞个人卫生。（那时候旅馆里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厕所是公共的。每个房间里有一个搪瓷脸盆，供旅客去走廊上的水池那里取水洗脸，热水则用篾子套着的热水瓶装着，一排地放在旁边，可以自取。）他做起这一套非常认真，先擦脸，在毛巾上抹些胰子（一种土黄色用骨头制成的肥皂），取下眼镜，把鼻头、眼眶、脖子都擦个遍，还清洗了鼻孔。然后将剩水端回房间，坐在床沿上，将那双白生生的瘦脚放进脸盆里去泡，搓洗，最后用毛巾擦干水渍。他的袜子没有味道，令人放心。当他脱了衣服穿着短裤和汗衫钻进被窝去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个干净纯洁的人，怎么会打那种呼噜呢，那个传说有点恶意。
熄灯之后，房间安静，黑暗像外祖母一样怀抱起一切。那时候，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世界很原始，汽车少得就像山冈上的马鹿，月亮花朵都是安静的。一条清江就在旅馆外面。白天都看得见里面的鱼，它们晃着尾巴，就像是在大街中央漫步。
我还没有怎么睡着，他就开始响起呼噜来，像是一台收音机自动打开了，肆无忌惮地接收、调试各种波段，这个波段放一节，那个波段放一节。先像是一种哮喘发作的风在穿越隧道，越来越近，突然停住，高起八度，变成了一头野生动物嘶哑着嗓子的哀号。然后， “VOA现在报道新闻”，不是说话，他发出那个神秘波段永不散去的噪音。各种旋律此起彼伏，《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我们走在大路上》，被五花大绑押在案板上的公猪，黑胶唱片上沙哑的断断续续的《命运交响曲》，踢门声、拷打声、撕啮声、叫唤、小夜曲、长号，时而高音，时而低音，时而如哨子，时而“唵嘛呢叭咪吽”，时而闷雷，时而狮子，时而泥石流，时而狼嚎，时而乌啼，时而咯痰，时而刺耳，时而悦耳，时而愤怒、暴戾，疯疯癫癫，毫无理性，一头被捆住的母猪，关在猪圈里被砍去鼻子眼睛发出的惨烈叫声。发疯的鲜血一边奔跑一边呐喊，他喊多响就喊多响，根本不征求我的同意。时而又轻快如阵雨，如春天的小溪，这种转折真是神来之笔……下一段要播放什么，完全自由任性，只是出乎意料，意想不到，令我啧啧称奇。我躺在旁边的单人床上，用被子捂着头，这被子臭烘烘的，七十年代还没有洗衣机，所以旅馆的被子很少洗。一个星期洗一次，用搓板搓，然后晾在旅馆楼下的院子里。那个乐团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我试图找出一个旋律，然后顺着这个旋律入睡。根本就找不到，他就是一个大巫师，正在施法，喃喃自语，享受着胡说八道的自由，每个调子都不同凡响，都是独创。我被他的鼾声吸引住了，干脆起来披上衣服坐着听。我担心他口渴，还把他留下的小便倒在搪瓷口缸里，捧着他的头让他喝了几口，他睁开眼睛，说了声谢谢，表情就像正在指挥一场五小时交响曲的大指挥家。卡拉扬或梅塔。他用手揩了揩嘴角，然后一头倒下，坠回梦中，继续他的鼾声。我开了灯看着他睡，他的睡相相当可爱，像山羊，翘着几根黑亮的胡须。一头黑猪竖着汗毛在大海边尖叫着奔跑。我觉得这样的交响曲一个人独自欣赏未免也太自私了，就走出去一个一个房间地敲门，邀请同事们一起来听。他们都没有睡着，这支交响曲早已穿墙越壁，进入了每个房间，只是由于不在现场，在隔壁听就像一把迷迷糊糊的电锯，把每个人的耳朵都锯得七零八落，使人烦躁不安，无法入睡。我说，还睡什么睡，带上耳朵去我房间听吧。大家就穿着短裤汗衫一一到我房间里来了。女同事们也睡不着，也想过来，她们说，我们穿穿衣服就来。反正睡着也没事，走，去把这个声音灭了！大家坐在我的床上，抽烟的抽烟，喝水的喝水，把他剩下的小便都喝光了。他笑眯眯地像一具尸体一样躺着，与白日里那个谨小慎微的小公务员完全是两个人，白天的那个是他的面具，这个才是真身，一位大师。我们跪在地上，幸福而深情地围着他，就像坐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第一排，现在他的鼾声已经进入化境。“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
者，叱者，吸者，叫者，
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庄子》）有人把会议上用的录音机搬来，摁下录音键。天快亮的时候，他忽然站起来，义愤填膺，抓住我们中间的一个，那位体重九十公斤的张副科长，三下五下就扭下了他的头，鼾声培植起来的力量可真大，他的力气大得像一头棕熊。老张像犀牛那样惨叫了几声，然后扑通像堵墙倒在地上，头颅像失去了脸的面具滚到一边。他舔舔巴掌上的血，直到它干干净净，回到床上躺下，拉拉被角，裹严身子，继续打起鼾来。我们依依不舍，围着他一直听到天亮，才各自回自己房间，争取在八点的会议开始前能够入睡两小时。但是谁也睡不着，精神焕发，神采飞扬，都在房间里等着会议开始。
他终于悄无声息，安静了十分钟，醒了。躺在被窝里，天真无邪的眼睛在枕头上眨巴着，像个刚刚生下来的婴儿。老张还躺在他的鞋子旁边，他穿好鞋子，一双七十年代流行的帆布面胶鞋，将他自己的尸体踢开些，走了出去。在餐厅里，我悄悄地告诉他：“你打了一夜呼噜，还杀了一个人，搞得我一夜都睡不着。”“是吗？我从来不打呼噜，我老婆说的，我更不可能杀人了！我和他无冤无仇，杀他干什么？何况他还是个科长呢！”也对，我就请同事将录音机抱来，向餐厅服务员借来插线板，插上插头，马上放给他听。一头猪在叫唤，整个餐厅都惊动了，其他单位的人都扭头朝我们这边看。听见了吗？这都是你打鼾的声音！这是老张临死前的惨叫！他矢口否认：“是我的吗？我怎么从来没听见过？是哪个乐团？这不是我！我怎么有得起这种声音哪！你听嘛，你听嘛！我的声音是这种，乌鲁白勒……”他笑着发出来一串像是沼泽上的气泡的响声，与录音机里的歇斯底里毫无共同之处。“你是栽赃陷害。这不是我的声音！”我很气愤，就把昨晚出席这场音乐会的那八位听众，包括后来进来的女同事都叫来，他们纷纷放下碗筷，走过来做证：“就是你的鼾声嘛，就是嘛！”
他低头拌着一碗阳春面，往里面加点胡椒，把瓶子放正：“别冤枉我。”斩钉截铁。
我们八位决心已下，一定要让这件事水落石出。我们想到一个办法，当着他的面模仿他的鼾声。我说，预备……起！我们即刻就进入白日梦状态，八个人模仿一个人的鼾声，相当于一支乐队了。我们各司其职，模仿了他的双唇音、唇齿音、舌尖前音、舌尖中音、舌尖后音、舌面前音、舌面后音、塞音、擦音、塞擦音、鼻音、边音、清音、浊音、不送气音、送气音……大家都是来开会的，开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把会议上听到的声音原原本本、惟妙惟肖地带回去，半点折扣都不能打。我们都是开会的老手，模仿一只麦克风里传出来的声音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模仿鼾声有点困难，这家伙自己是一支布鲁斯乐队，鼾声相当即兴，完全没有主旋律。一个人的声音根本无法穷尽他的声部。但我们是八个人，一个人至少可以担任两个声部，还绰绰有余。就是从齿缝里溢出来的小爆破音我们也没有放过，应该说与录音机录下的一致，比它更加完美，连磁带上固有的影响保真度（评价一个电声系统是否达到高保真，要看该系统是否能逼真地重放现场的声音和音乐）的摩擦导致的谐波失真、信号噪声比、互调失真、相位失真……这些录音机必然产生的缺陷都不存在了。他睡了七个小时，我们就模仿了七个小时，从他入睡到他醒来。我们取消了今天的会议专门来对付他，一定要让他坦白交代打鼾的罪行。七小时后，我们完成了这场堪称伟大的模仿，“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
者，叱者，吸者，叫者，
者，宎者，咬者”无一遗漏，准确到位。就是杀人那场戏，我们也照演不误。周围的听众无不起立鼓掌。太精彩了！这是一致的评价。他一言不发，坐在中间喝着茶，自己给自己续水，聚精会神地闭着眼睛，就像是在做一个新的梦。时而发出一两下鼾声，没有夜里那么肆无忌惮，他还是知道这是在开会。我们筋疲力尽，七小时后才发现他对自己的鼾声有一种天然免疫力，在自己的鼾声这方面，他是一个绝对的聋子。他耳朵内部安装着一块特殊的消音器，他自己的任何鼾声碰到那里，即刻变成安静无声。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没有。曲终之际，他只说了一个字，用的是英语：No！他一副不想再和傻子们多说一句的样子，拿起他开会专用的搪瓷口缸站起来走了，临出会议室，将缸子里的渣滓顺便倒进垃圾篮里，甩了几下，原来这小子喝的是枸杞泡水。
开会的时候他总是坐最后一排。发言声音很小，蚊子般的，主持人叫他大声点，他伸伸舌头，还是大不起来。后来我们开始怀疑自己听错了。也许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梦，我们不过是集体梦见他打鼾并杀了一人。这个案件无法证实，因为老张那天早上也在餐厅里，边啃馒头边看文件。
我们继续一起开会，单位上几乎每个人都被他的鼾声折磨过。女同志也不例外，他的鼾声是能够穿墙而过的。我们背地里给他取了个绰号：辜不鼾。他从来不知道说的就是他，有时候我们在办公室议论辜不鼾，他听见了，端着搪瓷口缸走来，吹吹从口缸里冒出的热气：“说的是谁？我们单位没这个人嘛！”大家语塞，策略是不接这个话题，王顾左右而言他。自从那次以后，我再也没和他在一个房间里住过。单位体谅同志们的苦衷，日后出差，都是安排他一个人一个房间了。这是一个相当了不得的待遇，在七十年代，就是领导出差，也是两个人一个房间，那时候的旅馆，根本就没有单间这一说。
我和他一道退休。中年以后我就失去了开会的资格，这种机会本来就不多。他开会一直开到退休，两张床的房间，他一个人住，这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小秘密。
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
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
——杜甫
马市口？出租车司机听说我要去，笑道，你是老昆明咯，现在没几个人知道这个地名咯。马市口现在一匹马也看不见了，连马的照片都看不见，满街的明星照。如果马出现，行人要去报警。从前这一带马很多。一到赶集日，马就来了，驮着柴、茶叶、盐巴、女人什么的。夜里就和马锅头（赶马人）一起住在马店里。马锅头喜欢唱歌，马锅头在楼上唱，马匹在楼下黑漆漆的马厩里一边嚼干草一边听着。有些卸了货就不跟马锅头回去了，住在城里。城里到处可以看见马扬着屁股，傻呵呵地拉屎。垃圾车都是马拉的，每天要出现两次，黎明和黄昏，马车夫坐在辕杠上，吊着两条腿，抽着个烟锅，穿着脏兮兮的长围裙，靠着后面的铁皮车兜。马车顺着大街，跑到点就一扯缰绳，呼哧喊一声，马就站住，各家就派人来倒垃圾。那匹马头戴着红色辔头，喷着白气，面朝朝阳，活像天神下凡。我有个朋友住在马市口一带，他父亲是高老将军。民国时期，高老将军去五华山见龙云大帅，总是骑着一匹高头大马，一直走到龙云办公的光复楼前才飞腿下来，系马垂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父亲去五华山述职，也是骑一匹马，这匹马披一身黑缎子，我父亲穿一身旧军装，打着绑腿。马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时候，骑在马上的男人英雄气十足，很是讨女子欢心，让人嫉妒。梅家的梅花正在小阁楼的窗口看一本书上的代数公式，忽然瞥见一个小军官骑着马走在街上，这位扎长辫子的高中生就看不下去了，爱情觉醒了。六十年代，马市取缔，马锅头就不来了。流散在城里的马匹躲躲藏藏了几年，最后都被拖出去宰了。有一两匹连夜潜逃，最后一串马蹄声某个深夜在黑暗的街道上滚过，它们去了哪里，没人知道。
进步是什么，把马赶走。何止马，大地上的一切，春花秋月、鹅掌清波、风入四蹄轻、雄鸡一唱、黄鹂鸣翠柳、水果、河流、星辰、湖泊、梅花、蓝天、黑夜、小阁楼、画栋雕梁……统统赶走。甚至泥巴，现在城里连泥巴都很难见到了。我有个朋友的小孩从来没玩过泥巴，春游的时候发现泥巴好玩，大人阻挡不住，由他玩，结果两手过敏。“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子》）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首先是对大地的信，“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如果不信大地，中国就不会生出“道法自然”这种真理。中国过去的诗歌绘画，无不是大地之歌，大地的赞美诗。韩干画的马，就是为马神造像。杜甫写马：“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这就是信。马在韩干杜甫们笔下，不是交通工具、战车或者肉食，而是神祇。“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下马饮君酒，问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归卧南山陲，但去莫复问，白云无尽时。”马的黄金时代，也是诗的黄金时代。真不知道人类是怎么想的，消灭了大地，赶走了马匹，人怎么安生、写诗？又何以安死？亚当夏娃的伊甸园，是造在大地之上。女娲造人，用的是泥巴而不是塑料。道法自然，反自然很容易，但是，道也隐匿在黑暗里了。危险的时代，欣欣向荣而令人不安。
司机听我说马市口，像是底片被显影似的，半天才反应过来。彼此相视而笑，他面善，那笑容的意思是我白坐这一趟也可以的。他不知道，有匹马一直跟着我。我少年时住在铁局巷里，某一天，一匹骏马出现了，它是跟着收集垃圾的老爹来的。从此，我每天都盼望着那串马蹄声。它一到，我就跑去摸它的耳朵，揪它脸上的毛，拍拍它的屁股，我们情投意合。所以，他们赶它走的时候它就逃来投奔我，我收留了它。它叫我骑士，它喜欢看《三国演义》和西班牙的流浪汉小说，它崇拜刘关张和堂吉诃德，爱着牧羊女马塞拉。我在书上读到“厩焚……伤人乎，不问马”，难受了一个下午。无论我去哪里它都跟着我，它甚至出现在我的婚礼上，我将我的新娘抱到它的背上，春天的夜里，我们在高原上飞奔。我梦想着将来成为一个骑马的人，像我父亲那样骑。我第一次骑马是在郊区，乡村之马不是都灵之马，正在槐树下面沉思什么。好像一直等着似的，一见我，就笑吟吟地晃尾巴，我抬腿上去，它像轿子一样托起我就走，我像吕洞宾那样飘起来，一直飘到草甸子边上。
我写了一首诗：
在草地的边缘 我看见它
在铅青色的天空下 把草原
巨大而肥沃的躯体旋转
“辽阔”如果面对大草原我不这么叫喊
我就只能闭嘴 像个哑巴
被某一场景的隐私弄得焦躁不安
辽阔的草原 为我拨开一支深远的牧歌
一根根质地柔韧的草 全部倒向远方
绿色导体 在往那边输送着巨额的光线
在那边 它们燃烧 进入辽阔
把那更伟大的纺织
骑着马 我驰向草原的腹地
我看见辽阔在退走 以马的速度
它骑着它的马 我骑着我的马
当我进入那火焰的中心
我发现草原的深处长满了草
由于很少人踩踏
这些草长得非常茂密
马市口有一家卖照相机的店，以前是国营的，叫艳芳照相馆。在我小时候就开着，以前我常去这个店里冲胶卷。家搬出老城，就不去了。前不久将最后几个胶卷用完了，找了好多家照相馆，都不冲胶卷，只接数码，新青年都崇拜技术进步。忽然想起这个店来，就找上门来碰碰运气。这是机会主义盛行的年代，做事一般都是“打一枪换个地方”，怎么都行，只要有钱赚。昨天还在卖皮鞋的店，今天卖烧饼，后天又卖地沟油……去年还是工程师，今年已成了广告公司的策划，后年又在当奔驰专卖店的导购……艳芳照相馆的小招牌上居然印着：冲洗黑白冲胶，二十五元一个。真是大喜过望。只是曾经冠冕堂皇位于一楼的宽大铺面搬到了二楼。鸦雀无声，似乎没人，就像一个古董店，吹着旧时代的微风，所有东西都细细地蒙着一层灰。只有一盆兰花显得生命力十足，搁在一个角落里。还有许多从前城里多得不得了、现在都不见了踪影的尤物，蟋蟀啦，壁虎啦，蝙蝠啦，一只老鼠！玻璃柜子里摆着老式的照相机、脚架、相机包、镜头、胶卷……一只蔡司镜头，降了一半价还是卖不出去。我埋头朝镜头里瞅，里面躲着许多旧照片，就像一个防空洞，令人感伤。早二十年，这些进口机器可是趾高气扬，神气活现，见者趋之若鹜。定睛细看，才发现两个店员，东一个西一个，正低着头，藏在玻璃柜子中间的办公桌上埋着头玩手机，像是两只乌龟在荒凉的海滩上数着沙子。有匹马在某道门后面探了一下脸，喷口气，不见了。那不是乌鸦的钟吗？我看见靠墙的玻璃柜子里摆着一只卡西欧闹钟，就招呼店员，其中一位就慢吞吞地走过来，骑着一匹马，露齿而笑。老同志，穿着灰夹克，手臂上戴着两只蓝布袖套，问我要哪样。卡西欧？啊，我们卖了四十年了，是最后一个，已经两年没进货了。好东西哪，原来卖四百多，现在只要二百六。他取来钥匙，小心翼翼地打开柜子，动作庄重，取重器似的，似乎这只钟比它的实际售价要贵很多。装上电池。“瞧瞧，实木的。”“声音也不刺，你听听，可不会吓你一跳。”“不想闹的话，把这里关了。”“一定要用南孚，这种电池不会漏液。”“留好这个单子，保修是两年呢。”“说明书我帮你塞在这里，你好找。”将那张印着日文和中文的说明书叠回去，塞在纸盒边的缝隙里。他摆弄这个钟，就像在伺候一头小兽。我觉得他不大想把这只钟卖给我，依依不舍，他也喜欢它，宁愿它永远待在那个亮晶晶的橱窗里。他唠唠叨叨的这些话像是在对它发表告别演说。他有点老了，但还没有老到可以退休。这个工作显然挣不到多少钱，无法先富，温饱而已。我想我遇到了一个一生的“大志”只是想当一个店员的人。卡夫卡式的家伙，胸无大志。一匹马只是想当一匹马，连“骏”都不想当。“上午德法战争，下午游泳。”他给我一种信任感，我不知道这个钟准不准，但他待人接物的态度令我信任，因此也信任这个钟。它会准的，就像卡夫卡开的保险单。趁老店员去找塑料袋的时候，我去了一趟洗手间，抬头看见小便池的墙上贴着一张宣纸，上面用毛笔字写着：骑着冲，莫当漏嘴。我觉得是他的手笔，有力道，学过爨宝子碑。
那匹马站在他旁边，灰溜溜的，偶尔歪头舔他的袖子。这是一匹灰白色的云南矮种马，从前马帮都是用这种马。厚嘴唇，黄澄澄的牙齿，眼球混浊，粗粗地喘着气，脊背光滑。我说，我本来是来冲胶卷的，没想到又买了个钟。老店员说，你不要吗？可以退的。我笑道，退不回去了。老店员问，你用什么卷？伊尔福。哦，英国货。正好，冲胶卷，我们是最后一家。伊尔福还剩着三个，四百度，你要不要？怕是城里最后三个了，十块钱一个，以前卖五十呢。我也要了。又将要冲的胶卷递给他。他取出单子来写，还是那种印着浅绿色格子的单子，顶头印着铅字排版的宋体字：艳芳照相馆。纸面已经有点发黄，大概从前迷信天长地久，印太多。然后他停住圆珠笔说，下星期来取。哪天？随便哪天，五点关门。他把胶卷递给那匹马，它用嘴接过去，一瘸一瘸地退回暗室去了。
我拎着钟回到街上，外面还是像马市一样热闹，车声、人声、骂骂咧咧的公交车站，小贩举着喇叭吆喝着，一家内衣店在唱乳罩之歌。看不见一匹马，马厩在我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