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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好吃食很多，大多是带汤的菜。酒席，叫水席。北宋时候的汴京没有铁锅爆炒，多是用汤水来蒸煮，也就影响到临近的洛阳。
叫人吃饭，老城人是说，来家喝汤，不说吃饭的。也因此有外地的人开玩笑，说晚上来家喝汤，顺便带俩馍。
小时候在老城的南门槛喝过牛肉汤、驴肉汤。牛肉汤最好是冬天喝。远远见一家小店，一掀门帘进去，硕大的汤锅在灶间滚着，舀汤师傅用白铜的大勺子呼啦一下、呼啦一下在锅里上下舀着。食客的碗里是切了细条的死面薄饼。师傅大勺子里的滚汤倒进碗里，勺子扣住薄饼，把滚汤滗出来。滗两次，薄饼烫透了，才正经浇上浓浓的热汤，撒上胡椒、葱花、芫荽。汤的鲜热，饼的半硬半软的嚼头，真是好吃喝。老吃家还要多加胡椒，呼噜呼噜一大碗下去，一脑门的大汗。
也喝过“不翻”。小时候，好长时间弄不清洛阳老城话的“不翻”是如何二字，大了回去，特意问了，原来是“不翻”二字。师傅舀一勺绿豆面糊，在平底锅里摊成三四寸的薄饼，不翻个儿烙熟，所以叫“不翻”。一张“不翻”好了，叠起来，放入大碗里，浇上滚烫的猪骨汤，再抓上一把猪骨汤炖过的粉条、黄花、木耳，另调上醋、胡椒，几滴香油，喝起来又酸又鲜又辣。胡椒的辣，跟辣椒的辣不同，尤其是天冷时，喝一大口，屏住气，慢慢呼出，通了气，舒服得很。“不翻”不占肚子，白日夜市里女人们闲逛着，累了乏了，就着小桌坐下来，热热地喝一碗，算是歇脚，也算是解馋。男人们喝了酒，就着半明半昧的路灯，喝上一碗“不翻”，也解酒。
水席，自然是讲究的。小时候去，水席有没有，记不得了。应该是没有。“破四旧”，地主、资本家、有钱人吃的东西，该“破”，于是把老字号都“破”了。前几年陪父亲回老城，吃了一次“真不同”，燕菜，连汤肉片、焦炸丸。父亲说，还是以前的味道。若我们一家人不去西北的话，应该是住在中和巷，这几样，该是会常吃的。
母亲说，人老几辈的“真不同”，是跟我的三姨夫于家祖上有牵连的。后来花开几朵，不知怎么，跟于家没了关系。“真不同”前几年在老城建了博物馆，我查了资料，对于家只字未提。三姨夫于长松也早已去世了。先前教书的他，后来戴了“右派”的帽子，平反时候，孤傲的他拒不接受，不回学校，靠着在街道“拉攀”，也就是拉架子车谋生，一直到去世。
那次去，陪父亲在南关的街上走，满街铺着新錾的大青石条，各家店铺花花绿绿，吵吵闹闹的烦人。路过一家卖红薯面条的，想尝尝，可父亲不愿吃，也许是家道败落之后，红薯吃伤了。
路的南头，快到贴廓巷口，有一家卖牛肉汤的。父亲念旧，停下看着，于是陪他喝一碗。牛肉汤是两种，咸汤、甜汤。父亲说，不加盐的牛肉汤叫甜汤，只取其汤的鲜。这样的甜汤是别处没有的。问饼子，这家却不卖。卖的一家跟这家连着，中间有一个通着的门。这边卖汤，那边卖饼，搭伙各做各的，两不耽搁，和睦得一家人一样。
另一天，陪父亲喝了丸子汤。丸子，是素丸子，煮熟的粉条剁碎，掺了淀粉、五香粉和盐，做成手指肚大小的丸子，在油里炸两遍，炸酥。汤是鲜香可口的骨头高汤，丸子酥脆，有少许的青菜豆腐、黄花木耳，配上薄饼，素汤荤味。
老城也有臭杂肝汤。杂肝汤有淡淡的、类似猪大肠那样的味，有人——尤其是有的老辈人——专好这个。那次陪父亲回去，匆忙来回，也是忘了，没能尝尝。也说不定再来老城依旧是忘。忘了，也就忘了吧。人没办法什么都记着。
南门槛过去，是外婆住的贴廓巷。小时候路口有一家卖浆的铺子，门脸比一般的铺子深，吊着一盏小灯，昏暗暗的。从外面往里看，看不清楚。刚进去，什么都还看不见，却忽地有人从暗处出来，接过几分或一角钱，大舀子在很大的木桶里哗地一下，舀上来一大勺子浆。这浆跟西北用芹菜、面汤发酵的浆不一样，是用绿豆磨碎了加水发酵的。酸浆煮沸，面条下锅，快煮熟了，加芹菜，头一天泡好的花生或黄豆，再放入盐、花椒面、葱花，出锅时再淋上一点香油，满锅的酸香。这间小小的浆铺早没了。当年外婆要吃浆面条，经常是我拎了一只小桶去打浆的。
浆面条，暑天吃最好。酸味解暑。男人盛上一大碗，门口蹲着吃。门口有点风，边吃边跟对过儿蹲着吃饭的街坊说话。一大碗浆饭吃完了，要回去添饭，那家的女人却过来接过碗，有时候竟然是亲亲热热地抢一样。不值估啥，不值估啥，女人大声说着，意思是浆饭又不值钱，不由分说，拿着空碗，就去自家灶上盛了一碗。小舅就经常这样，端着碗出去，跟街坊说着吃着。一顿饭下来，有的人也许就走了好几家。那样的人跟人的亲，现在已经没有了。
那一次去老城，回来的时候带了老家的名产银条。银条又叫草石蚕、罗汉菜，茎白色，脆嫩，凉拌最好。小时候吃过银条，是酒席上吃的。那时候没什么饭馆，结婚都是在家里做席。请了厨子，再就是家里人和亲戚邻居帮忙。四舅结婚的时候，记得他自己也帮着厨房做菜，咣咣咣地剁着粉条，因为要做烩菜，烩菜里面要放一种粉条做的丸子。新郎娶亲，自己给自己做菜，现在想想好笑，那时候就是这样。
带回来的银条，已经不脆了。父亲皱皱眉头说，不好吃。这本来鲜脆的，滚水里轻轻一过，脆嫩鲜香，一点盐，一点香油、醋，就极好吃。带回来的，面了。似乎随着岁月的流逝，一切都不新鲜了。
前几年再回去，是因为政府拆迁，要在老城建造四合院观光区，陪父亲处理中和巷老宅留下的两间老屋。
因许多人家的搬走，中和巷多数屋子空着，没有人气，自然就破败了。还住着人的屋子也不加修缮，在等着最后的拆迁。我们的两间老屋，门楣断了，椽子也朽坏了，屋顶的瓦也塌陷下来，风烛残年，老迈不堪了。屋顶生着的杂草，干枯着，更少了，似老人稀少的白发。父亲看着老屋，不说什么。他十八岁离开这里，转眼六十多年过去了。祖辈留下的这座老宅行将就木，父亲的脸上竟是木然的。也许，他早已无奈地丢下了这一切。祖父母去世太早，虽有一个姑姑，但父亲的心境，多年来该是孤儿一样的吧。
父亲小时候家境颇丰，他给我看过我奶奶抱着他的照片，绸子棉袄、虎头鞋帽，富贵喜庆得很。爷爷奶奶中年得这一个独子，该是十分娇贵。爷爷去世很早。奶奶在父亲十三岁那年也去世了，她老人家该是怎么也想不到，她的孩子后来竟然会去了那么遥远近乎荒凉的西北。母亲后来常说一句话：宁往东一千，不往西一砖。这话，是母亲听别人说的。说的人，也是从东边去了西边的人。
拆迁手续很快办完。离开的时候，我转回去又看了一眼，知道这就是最后一眼。若说这老宅子是根的话，从此我们一家人，在老城的这条根就断了。再回来，新建的四合院，是别人的。别说没钱买，即便有钱买，也不是自己的老根了。
回到贴廓巷，四妗子一个人在家。从前院穿过来，经过一个暗黑的上面有阁楼的过道，一直到后院，就是四舅的家。前后院原先有近十户人家，现在仅剩了四舅一家。大舅和小舅，也早搬走了。贴廓巷也要拆迁，虽然还没有确切的时间。别的人家也已早早搬走了。四舅外头没有房子，租房子要花钱，舍不得。晚上，天快黑了，四舅拿着手电，巡逻一样，到处照照，无事，就把前后门一锁，这个长到近乎百米的前后院子，就只有四舅和妗子两个人。
父亲出来，对我说，像是《聊斋》，荒草都生了快一人高了。
贴廓巷的小街上走着，忽然想起外婆院子里那两棵树。那两棵高大的树，桐树和皂角，就在四舅屋子和外婆的灶房之间，可四舅后来为了儿子结婚，往旁边扩建的时候，竟然把那两棵树砍了。
没有树的院子，算是什么院子呢？
井呢，也填了。四舅说，那井后来没水了。
外婆也已经走了十几年了。上一次去，我要给外婆上坟。四舅说，那都寻不着了。我问，不是有碑吗？四舅说，就是一片地，没有立碑。我回来对母亲发牢骚，四舅也太不像话了。
去年陪父母再次回去，我跟父母说，得给外婆上坟，还有外爷、爷爷奶奶的坟。
爷爷奶奶的坟，多少年从没有人上过。父亲说，爷爷奶奶的坟，七八十年了，早就成了人家的地，去哪儿找。
那天，表弟带着我们去找外婆的坟，找了好久，找到一片田，表弟指着说，就在那儿，差不多在那儿。
我跟表弟带着纸钱香烛过去，为了不踩人家的地，在田垄上摆了供果、香烛。表弟点燃鞭炮，鞭炮在清寂的空气里炸响，有几分凄凉。我给外婆磕了头。我想外婆了，想外婆烤的馍馍片了。外爷的坟呢？更早，也大概是在这一片，也磕了头。我没见过外爷。没有见过，也是我的外爷，虽然从没想过他。
父母年迈，翻过的田里，疙疙瘩瘩不好走，没让他们进来。他们在地边上给老人磕了头。五六十年了，父亲母亲还是第一次给我的外爷上坟。外婆去世十几年，他们也是第一次来。父亲年迈，勉强跪下去，是我们搀扶着的。母亲的身体不好，更难，跪下，起来，都得我们两边搀扶着。本不想让母亲磕头的，她太难了，可这几乎就是她最后一次回老家，最后一次给她的父母磕头，还是遂了她的心吧。看着他们颤巍巍地跪下、起来，心里想，这一别，就是最后了。
再走，去找爷爷奶奶的坟。父亲还记得那个村名，说小时候跟账房先生来过。七十多年过去，乡村道路变化很大，边走边问，好久才找到那片地方。父亲还有记忆，说，就是那边，以前是咱家的祖坟地。时间过去很久，但大概的地貌还在。可我们的路走反了，这边过不去，一条沟横着挡住了。就在这边吧。父亲说。
因鞭炮的炸响，引得人家出来，他们的祖辈是认识我的爷爷奶奶的。
父亲跪下，磕了头。这是父亲离开老家去了西北，多年来第一次给父母上坟。看着老迈的父亲跪下，爬起，明天还要跟我们一起回到遥远的大西北，回到兰州，忽然想起一句话：谁一旦离开故乡，就永远是异乡人。
想想，真的。
回来的路上，父亲说，跟我一起去西北的人，差不多都走了。
父母的墓地也已择定在兰州。百年之后，他们将永远在那儿安歇。
大弟一家，前几年因为孩子，去了西安。我的女儿去了广州。兰州、西安、广州，我们兄弟三人过些年自然会分居三地。三处皆是异乡人。“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这是谁的诗句，我读来有几分不忍。
新乡。那时候可能还没有我。
父亲参加工作，是在新乡的车辆段。我见过父亲那时候的照片，一身铁路制服，戴着有铁路徽章的帽子，穿着半高的皮鞋，半蹲着照的，精神得很。父亲后来离开新乡去西北，跟姑父有关。支援大西北开始，姑父给调到甘肃的武威。姑姑、姑父要去西北，是姑姑问起，还是单位上有人问父亲，不知道了，反正是有人问：你姐姐姐夫去西北，你去不去？父亲从小跟着姑姑长大，说，那就去吧。
母亲自然是不愿意的。可母亲没有表达反对的习惯，只是顺着父亲。你爸去，我也就去吧。你爸问过我，我说，你愿意去，就去吧。
母亲的婚姻，也是这样。当年相亲，母亲说，我没有看上你爸。不愿意。我问为什么。也不为什么，就是没看上。那你怎么不说？不好意思。母亲说，我等着他说不愿意。可是，父亲没说。父亲没说，俩人就这么成亲了。
母亲跟我说过，离开新乡怎么那么干脆，几乎什么都留下了，就带走了几块床板。这几块床板，有一块还在。那是一块一尺略宽有三分厚的桐木板，掂起来很轻，六七十年过去，却没一点变形。那些清晰可见的纹理，丝丝毕现，似乎没有随着岁月衰老，而是越发有骨气一样。这块桐木板，是要收藏起来，算是一件过去的纪念物的。也许，还可以拟几句话，请人刻下来，放在我的书房里。
除了这块桐木床板，父母还从新乡带来一个雕漆描金的首饰盒。这首饰盒该是我奶奶的遗物，里面装着几枚清代的铜圆、玛瑙珠子、玉的什么，似乎还有簪子、戒指之类。也许还有别的什么，记不得了。铜圆那些后来不知道弄到哪儿去了。玛瑙珠子，我却记得。现在想实在是可惜。当年孩子们弹弹子，也就是弹玻璃球，我没有，竟然会想到去那个首饰盒里找出那些玛瑙珠子去玩。一边玩，一边还埋怨上面有孔，不好玩。那些珠子，都给我玩丢了。
新乡，从没去过。后来认识几位新乡的文友，说起来，他们说：赶紧回来看看吧，老街道老房子，都要拆光了。
一次去郑州，火车路过新乡停靠的时候，我打开车窗，看着站台上熙熙攘攘的男男女女，看着几个跟我年纪相仿的女子，忽然想，若不去西北的话，这些女子中的某一个，也许就会是我的妻子。我将是一个新乡人，说着一口地道的河南话，生养了同样说着河南话的孩子。
人的一生，真的有无数可能。那偶然的，奇怪地因为了什么，就成了必然。也因此，美国诗人老弗罗斯特在一首诗里无限感慨：
那天清晨，两条路都铺满了
落叶，未经脚印污染。
哦，就把第一条留待来日吧！
但一想到条条道路相连接，
恐怕我难以再回来。
也许多年以后在某个地方
我会轻声叹息着说起这件事：
树林中分出两条路，而我——
而我选择了人迹少的那一条，
这，就造成了天大的不同。
看来，不管哪里的人，都有同样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