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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与其作品不容易归类。屈子是诸子之外巍然独立之一“子”，不能堂皇“入经”，但《离骚》等他的作品，在中国读书人的心目中，一直有着“经”的分量。
先秦诸学诸子在当时之流转，重在以学说面目。《诗经》作为我们的文学源头之一，其背后同样有着强大的学说选择系统与阐释系统。而屈原及其作品，在这样的历史文化氛围中，伸张出了特异的气质。
屈原，在文学史上，第一次清晰地为我们勾勒出了伦理世界中，被各种社会性关系作用着的“那个人”：家国概念不再沉浮隐现在论辩及游说之中，一个“情”字被屈原诗化而凸现出来，因为，缠绕屈原的生活与理想的各种因素是具体而清晰的，这是屈原与学说化的诸子的相异之处。屈原建立起了自己的个人化的爱憎与象征系统——屈原之前，没有屈原；屈原之后，他的爱憎与象征系统一直活到了今天。
一个现代诗人说，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
也许，在强调“不及物写作”的作家的眼里，重提屈原、家国与美政理想会制约文学的“飞翔”能力；也许，在强调“理”的写作的作家眼里，重提“情”字，会降低文学的格局与眼光。
而我知道的是，每一种风格的写作要保持持续的活力，它的唯一办法就是向世界敞开。私人与世界，相互敞开。情与理，相互敞开。只有这样，家与国，才是最方便可感的世界；情，才会是“理”的另一种呈现。
我们常说，时间是最终的尺度。因为有“最终”两个字，因为这一表述所涉及的似乎是渺远的未来，我们常以为这与当前关系不大。尤甚的是，人们以为这一表述里暗含的是对恒久价值的追求，是一小部分人的事，与多数的“我”是无关的。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时间尺度伴随着每个人的每个瞬间。
从出生证明开始，表格管理便介入了我们的生活。年龄，是最常见的登记项。与年龄相近似而逻辑缘起略有不同的时间概念一个一个来了：学龄、工龄、婚龄……一些表格中，还要填写参加革命的时间。也另有一些人，看破了红尘，遁入空门，他的特殊工龄从受具足戒开始，他的特别工龄叫“僧腊”。
每一种文化的逻辑与规定性都在生产自己的时间概念。而对此种时间概念的运用，塑造了文化价值中的人。
写作者是语言的自治者，这种自治能力的获取途径很多，其一便是人生时间的算法。韩愈如果仅仅是职场时间里的韩愈，我们还能记住他吗？他的觉悟在于，他不忘自己身为儒者的年龄，然后将自己的心血汇入这一传统；李叔同若是甘于做一个文艺能手，他会在出家前表现出那般的不安吗？他要结束自己俗世的年龄，重新开始人生。
让时间去说，让时间去评判，不是消极地等来一张看不见的奖状，写作者应当知道，时间与人，是相互生产的。
编辑不能替代作家、批评家来发声，编辑有来自本岗的特别感喟。不得不说，来自编辑的一些感喟，在作家与批评家眼里也许只是低级问题。比方说“认真”二字——是不是大家见到这两个字都已经烦了？
很多作家写出所谓代表作之后，写作生涯就结束了。还有很多作家，处女作就是其代表作，然后，他就在读者视野里消失了。其中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认真”二字之在与不在，是主要原因。
中国艺术多有写意趣味，但写意趣味之最终实现绝非草率得来。放胆落墨是不错的，还得细心收拾。丛花疏叶间，齐白石老人总能找到那个最需补白的位置，以草虫让整个画面生动起来——这就是认真，这就是“惨淡经营”啊。
生活变得方便了，但我想，好作品的生产却没有“方便”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