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过去，做一名乡村医生是一件非常体面的事情。他们衣着整洁，手指干净，说话轻声细语，总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因为掌握着村庄所有人身体的秘密，和对病痛极尽救赎的努力，他们备受村里人的尊敬。他们用胸前吊挂的听诊器给病患听心跳，拿着注射器穿行在一群病患中的样子，显得威严、慈悲，同时又有点神秘。比起普通庄稼汉来，他们身上有一股特别的气味，那其实是消毒水的气味，但这种不同的气味，更有利于塑造他们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增加人们对他们的尊敬程度。
我的外祖父就是一名乡村医生。他最擅长的是针灸，据说有过三根银针让人起死回生的事迹。听我母亲讲，他年轻时是个泼皮，不事稼穑，喜欢赌博，爱和人舞刀弄棍，与不少人结下梁子，方圆十里人人避之唯恐不及。但后来他学了医，在赣江以西的形象顿时变得好了起来。他去世的时候，前来送葬的人将他们村——离我家三里路远的积富村——原本宽敞的祠堂挤得水泄不通，完全是仁厚长者才配得到的礼遇。我的外祖母扶着棺木大放悲声，所有人都听得出，她哭声里有着作为功德圆满者家属的夸饰和满足。
我们村——赣江以西一千多口人居住的下陇洲村，曾经有医务人员六七人，这在故乡方圆十里都是十分显赫的医疗配置。药房里抓药的是村里的高考落榜生罗小平和曾仁子。搞化验的是初中生杨树生。做护士工作的是医生刘水根的女儿刘春莲。负责给村民们看病的是刘水根、孔野德、富英三人。这三个人中，担任院长之责、整天乐呵呵的刘水根初中毕业，原在西沙埠码头做搬运工，后去赣江对岸水田公社医院学的医，修的是内科和中医，是村医院的院长，虽是半路出家，可还真是有两下子，我弟弟幼时因病休克，眼看着只有出的气没有进的气，他三下五除二就抢救过来了。我的祖母因此杀了家里的老母鸡设筵宴请了他，当然也包括医院里的所有人。最沉默寡言的孔野德是高中生，也是刘水根的徒弟，修内科和中医。有点龅牙的富英是产科和儿科，文化水平不高，她的医术来源于乡村旧郎中的传承，全村的孩子出生，都是她接的生。他们是全村人的亲人，也可能是不少村庄的人们的亲人，因为很多外村人都来我们村看病。人们对他们的称呼五花八门，叔叔伯伯爷爷哥哥姐姐不一而足。我从小就被长辈们教育说要叫刘水根、孔野德、罗小平为叔叔，富英为表姑姑（为何称为表姑姑我至今不得而知）。曾仁子在医院地位低一些，并且年纪不算大，但因为是本家且是我的爷爷辈，我被大人告诫称呼他为爷爷。
他们在村西头路口的一栋房子里办公。这所乡村医院有医生办公室、药房、输液室、化验室，可谓五脏俱全。化验室里有一台曲颈的高倍显微镜，适合全村人仰望。那是村里少有的几座公房之一，里面有一个天井，下雨天可以看到雨斜着往里飘落。它曾经做过村里的小学，我一、二年级就是在那儿读的，后来学校搬迁，这座公房就都用作了医院。医院公房旁边是礼堂，用于全村开会议事和村委会日常办公，相当于我们村的人民大会堂。医院挨着礼堂，足以说明它的地位。实际上，在村人的心中，它比礼堂还重要些。每天晚上，忙碌了一天的人们，都爱到医院扎堆，谈国家政策，谈天文地理，谈化肥农药，谈村里的家长里短，谈村外的生死离散。众声喧哗，烟雾缭绕，医生们穿着白大褂在人群中穿行（他们上班不分白天黑夜），仿佛一树树梨花盛开在山冈。
我的岳父周树保也是个乡村医生。他们周家村也有千多号人，离我们家八里路远。
他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学医的。他的老师是他的哥哥。我称作大伯的他哥哥因参军在部队当上了卫生员，复员回家后分配在赣江以东的白沙医院做了医生，后来还当上了院长。周家村看中了这条人脉，就让初中毕业的岳父去白沙医院跟班学习。岳父回来后就当了周家村的乡间赤脚医生。
大概是享受到了当医生的种种好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岳父有了构建一个乡村医生王国的虚妄念头。他的大儿子周秋明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岳父二话没说托了门路让他去隔壁县的卫生学校学了乡医。同样中考落榜的小女儿周三梅被岳父安排去了市妇幼保健院当医生学习助产之术。学成归来后她很快就成了阜田镇有名的乡村助产师。
我的妻子初中毕业考上师范当了老师。我的小舅子高中毕业考上了大学，成了广东汕尾一家石油公司的工程师。我想，如果他们没有考出去，按照岳父的逻辑，铁定也是端上乡村医生的饭碗。
岳父 2012 年决定退休，让我的大舅子周秋明接替了他的王位。大舅子性格原本活络有趣，可接手岳父做了周家村的医生之后，立即变得沉默寡言和老成持重。人们都说，他的神情与他父亲的完全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我们村医院几个人的合作并非铁板一块。先是药房的罗小平再次参加高考考上了某中专学校，几年后成了一名乡镇干部。后来他当了乡镇党委书记，又考取了律师证，辞职赴深圳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成了我们当地最乐于谈论的人物。剩下六个人继续抱团合作，终于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也分崩离析。
解体的原因并不是他们之间有何矛盾，而是随着改革开放深入，村里的人们纷纷去了城市。他们或者去了省外工厂打工，或者带着孩子在县城租房子做了陪读。一千多口人的村庄，只剩下一二百人，病源已经不足以让他们过上体面的生活。再加上医疗政策发生了变化，他们需要共同面对变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医护人员须持证上岗，无证的富英表姑姑就不宜再从事医护工作（许多得自民间传授的医者也因此永远告别了医生这个行当），乡村医疗资源须优化配置，他们扎堆办公已经被视作乡村医疗资源浪费而不被允许。
他们搬出了公房。孔野德留在了村里，在自己家办起了诊所，病人不多，他只好捎带着在自己家卖起了小百货。刘水根和他女儿去了三里路远的西沙埠小镇坐诊。药师曾仁子也去西沙埠开了一家药店，除了卖那些非处方药，还兼卖春节期间乡人爱买来孝敬老人的各种补品。检验师杨树生为考乡村医生资格证做着准备，之所以要考乡村医生资格证，是因为他在这个行当混了这么久，不干这个，也不知道自己还能干点啥。
那座原本全村最为热闹的房子，从此陷入了沉静。一把不大的锁，让所有的繁华都成了往事。
小姨子周三梅与妹夫陷入了困顿。原因是农村合作医疗工程已经启动，病人们都选择去可以大比例报销的镇医院就诊，他们在镇上的诊所于是变得门可罗雀。眼看生计都成了问题，孩子也到了读书的年龄，周三梅思考再三决定断腕自救，用夫妻俩行医多年的积蓄在离家百里的市区购了一套二手房，把他们的孩子带到那里读书，自己用空余时间在小区做家政服务来获得收入。她认为就是在城里做家政也比在镇上当乡村医生强。妹夫胡冬根带着母亲依然在原地留守，继续捡漏般的给当地人看病，如此既可以陪伴母亲在故乡安度晚年，又可以静待乡医这一行时来运转。
我的大舅子周秋明也离开了周家村。周家村原有医生两名，因人口减少，根据要求，他们村就需要有一人离开，去别的没有医生的地方。另一名早过了天命之年，周秋明年轻，离开的名额就非他莫属了。
周秋明被分配去的村庄叫林桥。那是离周家村七八里路、离圩镇大约三里、离公办的乡镇卫生院五里的地方。村子人口不多，且附近几个村庄都没有乡医。公办的卫生院收费高，看个感冒呼吸道感染什么的刨去报销部分说不定自己还要掏个几十上百，还得走个四五里路，而到最近的秋明诊所求医可能只需要花销自掏腰包的那部分。这就给周秋明的生存留下了空间。不冷不热地，秋明诊所就这么开起来了。因为秋明态度好，脾气和善，医术也还过得去，没过多久，他就得到了当地人们的认可。
我的岳父仗着行医多年经验丰富，也常骑着电动车去给儿子帮忙，比如换个药、量个体温、打个针什么的。可是岳父发现那里的人们根本不信任他。有时候周秋明有事出门，患者宁肯在那里久久等着也不肯让岳父给他看病。岳父向患者介绍自己，可那里的患者还是不买他的账。这使岳父尴尬不已。他认为时间会改变一切。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接纳他，他将得到所有人的尊重。这是医生这个行业的特性。
可不久岳父就气急败坏地返回了村里。原因是他给一个年轻母亲怀里的婴儿打针，结果婴儿哭得厉害，那比他的儿女们都小得多的母亲怪罪他，用了赣江以西最难听的话骂他。习惯了人们尊敬的岳父深感斯文扫地，从此再也不肯登儿子诊所的门。
他的行医生涯至此宣告结束。
而不久周秋明就出了大事。行医其实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疾病的背后说不定就隐藏着魔鬼与死神。岳父与他的哥哥行医多年从未失手，但周秋明就没有他们的好运气。农忙时刻，有中年农民因普通炎症到周秋明的诊所就诊，周秋明按常规用左氧氟沙星给他输液。没想到不一会儿，他就出现了过敏症状。周秋明急忙对他进行抗过敏处理，并立即打电话向镇卫生院求助。
患者到镇卫生院没多久就咽了气。左氧氟沙星过敏是极其少见的事情，所以用药没有皮试要求。可该患者是罕见的过敏体质。这是十分少有的情形。周秋明吓坏了，连忙关了诊所跑回了家中。患者家属不多久就抬着患者已经九十多岁的母亲追到了周家村。她在岳父家的厅堂捶胸痛哭。岳父原本清静的家中顿时声浪滔天。人死不能复生，他们这么做，除了表达痛苦以外，还想借此向周秋明施压，要周秋明赔偿二十万元。
周秋明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他说县相关部门组成了调查组来查过，整个事件他的处理方式并无不妥。即使他躲在房间，可从电话中我依然能听出苍老的哭声、吵闹声、辩驳声混成一片。我说，办法有几种：一是按他们的要求赔款；二是咬牙扛着，等他们的精力耗得差不多了，再和他们谈判，参考全县以前同类医疗事故的额度进行赔偿；三是走法律渠道，由法院根据相关的法律条款来决定怎么赔和赔多少。你是医生，这一事故是医药造成，你也是受害者，法院肯定会考虑这些因素。
周秋明最后还是按死者家属的要求赔付了二十万元。他告诉我说，不是他不愿意扛下去，而是因为他是医生，看不得这位九十多岁的老母老年丧子的悲伤。这悲伤因他而起，使他有了强烈的罪恶感。钱没有了以后可以再挣，但如果这位母亲有个三长两短，他就会成为这个家庭十恶不赦的罪人。
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病人却死在自己手里，多年的辛苦积蓄不仅化为乌有，还欠上一屁股债，周秋明沮丧至极。他重新回到林桥村，寻思着准备把铺盖什么的带回家。他想，经过了这么一出，医生这碗饭是吃不成了。他的事在当地被传得沸沸扬扬，不会再有人相信他。他想以后需要干点别的什么了。可是他错了。人们依然来到他的诊所寻医问药。他们纷纷安慰他说，那件事他们都已了解了来龙去脉。他们知道那并不是他的错，他们从不怀疑他的医术。他能给死者家庭赔偿二十万元，所有人都知道了他的菩萨心肠。把自己的病交到这样的好人手中，叫人再放心不过。
我们村的刘水根关掉了他在西沙埠小镇上的诊所，领着老伴投奔了他在省城当牙医的小儿子，选择在南昌颐养天年。想想，他已经是古稀之年的人了。他的大儿子是个博士，在广州从事科研工作。据人们的普遍观察，医生的儿女成材率普遍很高。我们村另一个医生孔野德的大儿子也是个博士，还是个留美博士。岳父家族中，我当老师的爱人与当工程师的小舅子，按赣江以西的标准也算是成了材的。这是不是岳父说的医生这个职业的“福报”？孔野德也关掉了他在故乡的诊所和杂货店，摇身一变成了县城某社区的卫生室主人。人们都说，从乡医到县城社区医生，这里面的关节可不少，孔野德肯定是花了不小的成本。据说他的诊所就诊者众多，大多是我们村及附近村进城购房或租房居住的乡亲，他们都笑称是他的老病号。在西沙埠接替刘水根坐诊的是杨树生。这个多年前在我们村医院做检验员的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通过了乡医执业资格的考试。他的医术到底如何，我不甚了了。按理说，他在我们村医院多年，长期看刘水根、孔野德他们治病，耳濡目染，应该也学到了不少东西，那些常见病治起来不会出什么岔子。遇上超过他诊疗能力的病，他只要把患者往乡镇或更大的医院推就可平安无事了。在他之后将由谁来接替他的工作？只有天知道。
原本医疗资源十分鼎盛的我们村迎来了无医时代。这其实没有什么令人尴尬的，村里常住人口大面积减少，再好的资源于它也是浪费，无医时代的到来乃是必然。接下来，我们还迎来了无商时代，买任何的日用品都要去三里外的西沙埠小镇。今年大年初一，我从县城开车回村里拜年，想在村里找一家商店买些东西，去看望我的家族的几位老人，即未能如愿。一百年前，我的曾祖父在村里开了一家杂货店，生意据说是好得很，他将村里的土产大量地收购贩卖到吉安府，又将城里的东西贩卖到村里，结果积累了一些钱财，他用这些钱财购买了一些土地，后来被打成了地主。如果他知道当年仅凭一家杂货店就可以活得很体面的村庄，如今竟然连一家卖日用品的杂货店都没有，不知会做何感想。我们村还可能迎来无农时代。村里将不再有一个人种地，门前所有的土地都由相关资本控制的机构统一进行经营。我们村还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到来？鉴于视野狭窄，我暂时无法做出更多的推断了。
但村庄里并非都是荒凉的时刻。比如每年清明，在外的人们像候鸟一样从四面八方回到家乡。长满荒草的巷子里机耕道上到处走动着人。他们对村庄的历史、山上墓地里的人们的生平了如指掌。他们扛着锄头，挑着担子，许多人一看就是老把式。他们用十分纯正的乡音相互问候，好像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这里一样。此时的村庄花团锦簇，绿草如茵，田地里的水光如灯明亮，简直就像变成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
几年前，我清明回家，看到村子西口当年用于村医院运营的公房已经倒塌，一片残垣断壁。村里的干部们暂时还来不及将它拆除。我们知道，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这也是早晚的事情。让我十分讶异的是，从倒塌的公房中间竟然长出一棵树来。那树不知是什么树种，竟有两层楼那么高。已是清明，它还没有长出叶子，可在枝丫上竟然开出了朵朵白花。为什么它开的是白花而不是其他颜色的花？我想，肯定是这座公房曾经做过医院所致。世间万物自有因果，这棵树和它的花就是一个明证。
仿佛是受上天委派，它接替了当年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们，继续坐诊在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