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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初，峡谷两面的高山上开出蒙古绣线菊，远远看去，山坡似乎罩一层蒙蒙白雾。这些高达两米的灌木，枝叶扶疏，造型质朴，白而细碎的花开出来，裹在横斜的瘦长枝条上，繁密如霜。我已经许久不曾近距离看它们，都快忘记花朵是何模样了。车在高速路上来去，每次都凝神窗外，甚至扭头回望，希望能看清它们。然而它们在车窗外移动时，始终只是大片的白色剪影，仿佛无数看不清眉目的白衣士人，衣裾飘飘，清气散逸，正在背身离去。
有时，那些弥漫的白色花朵之间，会夹杂一些开红花的植物。高原上，我所熟悉的植株较高而开红花的山野植物，除去头花杜鹃、百里香杜鹃，便是扁刺蔷薇、红花岩生忍冬和柳兰。头花杜鹃和百里香杜鹃不会开在这些山坡上，这一点常识凭经验便能断定。扁刺蔷薇枝形散漫，容易长成庞大繁茂的一团，但它开出的花，异乎寻常的稀疏，从远处看，肯定见不到。红花岩生忍冬枝条柔韧，通常又是细弱一丛，即便开出花来，也会被其他灌木遮去。至于柳兰，它喜欢长在湿地水畔。还会是什么呢，猜不出来，便想爬一爬那山坡，爬不上去，站在山底仰望一下也好，或者，从峡谷底部蜿蜒的普通公路上走一走，也不错。
从未付诸行动。觉得还有机会，这次错过，还有下次，时间总是稠密，菜畦里冒出的萝卜缨子那样，被虫子咬掉几片，被冰雹敲碎一些，都不足以慌张。然而时间很快过去，冬尽春来，夏去秋又回。深秋时，山上植物仿佛又换作另外一层。带刺的小檗突然多起来，红叶漫开，果子一簇簇挂起，颜色比叶子还要深浓。小檗枝条本来就是红褐色，现在，它通身浓艳，紫气东来。占据山坡主要位置的白桦和青杨，叶子明黄如小号嘹亮，它们铺开，满山金甲。而那些生长在沟壑的祁连圆柏和青海云杉，针形叶子罩上墨色，使得沟壑愈加成为深渊。
如果跑得勤快，两星期便要在峡谷中来去一次，两年多过去，算下来，也有五十多趟。次数变多，景色便熟悉起来，知道哪一座峰下隐有村庄，哪一座峰顶经幡飞扬，但爬山的愿望始终不曾淡去。那年逢大雪车不能行，等待的间隙，打开车窗，用手机拍下几张照片，是积雪覆盖的山峦与树木，不见水的河流，以及一方寡淡如白水的天空。将照片放在微博，加一句话：唐公主经行处。
当年那位进藏的大唐公主，就是穿过这座峡谷，自平畴沃野的古都进入茫茫草原的。
老大夫家，我拿出自带的签字笔，在一张张印有“湟源县东峡公社卫生院”字样的处方笺上写下药方。许多中药名，都是第一次听说：徐长卿、威灵仙、山慈姑、木蝴蝶、桑寄生、七叶一枝花（有时叫重楼）、仙茅……有些字不确定是哪一个，就听老大夫解释：神仙的仙，茅草的茅。黄芪和炙黄芪经常用来配伍，好多次都被“芪”字卡住，不好意思问，便在开药方前，先将“芪”字默写一遍。
半身不遂的老大夫原在省城一所社区卫生院坐诊，慕名而来者不绝，生病后，回到县城老家休养。每一次见他，他都坐在炕上，身后垫着被褥。白发短而硬，寡言，如果说话，言辞简短，目光稍稍有点迟滞。我对植物感兴趣，开药方时经常就一些草药问东问西，他从不厌倦，耐心说明。中医大夫都是一肚子花叶根茎，让人觉得亲近。有时我也给老大夫描述我熟知的草药：柴胡、白及、秦艽、款冬花、沙参、防风、黄精……早春挖出的款冬花苞叶淡紫，形同含苞的玫瑰，开花季节却绽放出色如蒲公英的黄色小花，不可思议；秦艽的根总是向左扭结成一团，我们称其左扭根；柴胡开花染黄一面山坡；防风看似白色的小花，在相机的微距下其实有粉色边缘……
虽然药方我自己写，还是很认真地写上姓名、年龄、日期。有时，在处方背面备注一句，比如感冒，比如腹痛，比如咽喉发炎或者胸部骨骼疼痛，比如失眠。也写老大夫建议的一些偏方：比如解药物中毒，嚼一口肉桂，喝一勺香油，吃一勺白糖；比如治疗失眠，睡前用茯神煎水，冲一枚蛋黄服下。还有时候，记下准备给老大夫要买的药，华佗再造丸、脑心通、人参再造丸，因为每次去，都习惯给老大夫拿点营养品，抓只鸡，买点药，或者给老大夫的孙女买些学习用品。记得有一次，我曾网购一套内衣，送给老人。还有一次，从超市买了些袋装零食，让老人消磨白天的漫长时光。
每次开完药方，都会喝一杯老大夫爱人煮好的茯茶。茶色总是深浓，盐和老姜之外，加入荆芥。荆芥是一种散发浓郁草药味道的植物，放在有咸味的茶水中，显得怪异，不过喝过几次，便也觉得理所当然，觉得这粗梗糙叶的黑茶只有这样才显得狂放。喝茶时闲聊几句，老人的家世和孩子就业都有所了解。老人的母亲曾是民国时期的小学教师，镶了镜框的黑白照片放在柜子上，里面的短发女子优雅温婉。算是书香门第了，到老人的下一代，却有两个孩子跑出去打工做粗活，只有一个儿子坚持当教师。常常为老大夫的医术没有被孩子们继承而遗憾，想来老人也应该心有此憾，却从未听其惋惜感叹。
临走，想帮老大夫躺下，但老大夫总是说：我自己来。从未说过再见，我们都明白，最多两星期，或者三星期，我们会再次见面。因为这种肯定，我们去看老大夫之前，甚至从不打电话，尽管那是几十公里的路程，来去一趟得花去多半天时间。离开时，趁老大夫不注意，将准备好的处方钱放在桌子上，通常是两百元。一直没问过其他病人，一张处方留多少钱。起初，老大夫不收钱，后来见我们一直坚持，便不再出声。
那些药方，抓药之后，由我自己保存。我给它们编号，按顺序整理，收藏。不止一次，我想，说不定这些药方将来又有可用之时。
起初，老大夫开出的药方大而猛烈。下猛药，以毒攻毒，然后慢慢调理，我自然明白老大夫的用意。每剂药配伍都在三四十味以上，每一味，又都在二十到三十克之间，有一些甚至大到六十克。药剂量太大，普通的煎药罐装不下，便用早年的搪瓷盆在灶上煎。木鳖子和龙葵毒性太大，需要先煎三小时，将毒性挥发一些，再加入其他草药。木鳖子的剂量从五克开始，五克五克逐一增加，直到第六个药方三十克。木鳖子扁圆形，灰褐色，光滑，如果剖开，里面乳白色果仁稍带苦涩。一粒木鳖子大多在一克左右，每次煎药前，将五六粒木鳖子拣出，拿在手中把玩，有儿时午后在阳光下玩石子的感觉。
吃到第五个药方，已经能明显感觉到木鳖子的毒性，唇舌发麻，恶心，身体打战。老大夫交代过解毒的方法，嚼一口肉桂，喝一勺香油，吃一勺白糖，尝试一次，比喝药还难。嚼肉桂可以，小时候过节，大人煮肉，先拿一点肉桂施舍给小孩子，慢慢嚼，品其甜味，但香油实在喝不下。我平时饮食就清淡，受不了食物油腻，要一大勺香油直接吞，怎么都办不到，于是放下解药不吃，等毒性自己散去。胆子也是大。想一想，正因为胆子大，在长达八个月的医院治疗期间，在每次被一针打倒之前，还能盘腿坐在病床上，重读插图版的《水浒传》，背《金刚经》。到第六个药方，木鳖子的毒性已经达到耐受极限，每喝完药，不到十分钟，便会全部吐掉。一直记着医院里大夫叮嘱的话：吃下十口饭，吐掉九口，只要还能吸收一口，就要吃。因此明知药物十分钟后会被吐掉，还是坚持喝下它。一个药方抓六剂，一剂药喝两次，如此便有十二次，都是喝完药，一动不动蜷在沙发上，等那十分钟的吸收。
有时候，十分钟根本算不上是时间，它不过是一个挖空心思编造的谎言，是一回聊胜于无的玩笑，是一次摔碟子砸碗的暴躁，是喝一口汤就一口馒头的平淡凡俗，但有时候，它就是时间的核心，是时间的重中之重。“二十年没有多长，不够我们脱胎换骨，只够我们世故些、困顿些、幻灭些”，钟晓阳写人生哀伤，从未将十分钟看成是时间，然而就是那短短的十分钟，足够另一些人彻底地脱胎换骨。
也有一些药，灵活，不固执，可以稍作调整。马勃是一种圆球状菌类，野外山林随时可见，幼时白色，据说可以食用，一旦老去，外包变成褐色，虚软如棉花，用手指一弹，褐色粉末状孢子自圆球顶部小孔散出。煎药时不小心触破，大量褐色粉末喷出，熬出的药汁黏稠黑褐。实在不想吃，请求换一味药，好脾气的大夫就用射干将其代替。射干是一种有传说、有文字记载的草药。荀子认为它是一种树木：“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葛洪也认为它是一种树木，千年之后树液成人血，取血涂于脚尖，涉水不沉，涂在鼻梁，潜水时水会自动分开，而一旦涂在双耳，则可隐形，出入宫殿。在另一些著作中，它又是一种类似狐狸的小兽：“青黄色，像狗一样集体活动，在夜晚嚎叫如狼。”它们会爬树，会窜入市镇找寻食物。我对射干充满好奇，不知作为药物会是什么模样，查资料，原来是鸢尾科的一种，花似萱草，却比萱草纤秀。然而实际上，药橱里的它，只是一种普通的植物根茎，有点像大黄。
因为常用的几味药有毒性，无法在正规医院买到，每次都是拿着药方去一家私人药店抓药。私人药店的药，进货渠道灵活，好几次，我看到柴胡就是那种挖出来晒干便拿来卖的样子，根茎裹一层黑泥，煎药之前得一点点掰掉。老板解释说，柴胡秦艽这些当地药材，来自寒冷高山，比外地进来的药更好些。也许吧。老大夫曾说，一定要对所吃的药持有信心，一旦怀疑，就立即停掉。这多么像疑人勿使，使人勿疑。
在老大夫家，时常会遇见另一些病人，他们同样由家人陪伴，辗转而来。都是身体羸弱之人，病痛是他们体内的吸血鬼，吸走了他们的所有精华。我们偶尔说几句话，要么王顾左右而言他，没有一个像样的话题，要么直奔主旨，却在关键处保留隐秘。在病痛面前，最自尊的人，未必是那些绝口不提的人，随便一说的，也未必是豁达之人。
这也是一群被赶到悬崖边上的人。没有一个人会傻到站在悬崖边上还继续前行，面对深渊，反戈一击是正常反应。然而他们用来反击的，不是刀枪剑戟的十八般兵器，不是羽扇纶巾谈笑间的智慧学识，而只是没有任何选择后的孤注一掷。已经是得无所得失无所失了，还有什么可值得去挑剔，既然风云暗淡，前路茫然，回转身，徒手一搏总比束手就擒解气。
在这个问题上，西医和中医始终不能面对面平心静气地说话，我因此在西医面前不说中医的话，在中医面前，也不转述西医的看法。可我确实游走在两者之间，看中医时相信中医，看西医时相信西医。西医带了更多的科技成分，是数据，是精准的学理分析。人体在它面前，是细胞形成的一堆组织，可以切割，可以剥离。西医的治疗因此冷冰冰的，箭镞一样，直射标靶中心。西医因为直来直去，可供选择的路径明确在前，一种方式一旦失败，另一种方式须挑起全部重担。中医不一样。中医面前，人体不仅是一团血肉组织，还是五行之秀，是天地之心，有阴阳，可运化，中医因此讲究四气五味、八纲辨证。中医的治病方式如打太极，迂回萦绕，曲径通幽，从隐秘处着手。中医扶正固本的治疗需要时间，比较下来，西医在治疗时间上拥有优势，对疾病没有耐心的人，选择西医是一条愉快路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可以停留在时间线上从长计议。
原先，我还坚持自己的做法，西医为主，中医辅助，无非是在争取时间的同时，不放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可能。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无可奈何的策略：西药的毒副作用大到身体的耐受限度时，改用中医缓和；中药吃到某一天突然生疑，继续西药。如此反复，直到某一天，主治大夫质问：为何如此迷恋中药？
迷恋是日夜沉溺，是陶醉，是哪怕暗度陈仓也不放弃的一厢情愿，而取舍是犹豫，是衡量，是你我双方一时对立一时妥协的委蛇。
不论中医还是西医，大夫的良苦用心我都明白，然而身体不配合，如之奈何。我们的善于妥协于意志的身体，只有在疾病面前，才会与意志分割开来，显示出独立性，或示威，或反抗，或孤傲地一意前行。也只有此时，意志的无能为力才暴露无遗，它连讨好身体的机会都没有，徒留叹息。所以很多时候，朋友就西医中医的选择问题提出疑问时，我都不出声——有时候，选择不是凭理性就能决定的。
能抉择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是一件天地都显仁慈的事，是一件九万里风鹏正举的事。那些失去抉择后的路，那些人，不管看上去多荒谬，都需要尊重。
老大夫曾经叮嘱，万不可将停药时间拖到三天以上。凡事不过三，大约是一个俗成的限度。然而我不愿每一天都守着家，眼睛盯着墙壁，如囚犯。我是四季冷风中长大的人，出入于山野，草木为玩伴，如果能逮到一个外出的机会，自然不放弃。外出的日子不能太长，便将日期缩短到六七天。六七天也算阔绰，天风海雨，玉宇琼楼。于是每一次外出，欣欣然将药当作行李，走到哪儿煎到哪儿。如果外出之前，恰好去看老大夫，为携带方便，老大夫也会酌情减小药量。陶瓷的电药壶带起来不方便，每次都在所到地随意买一个。这样，每次外出，一到宾馆，放下行李，先去买药壶。有一次在苏州，闻着满街的桂花香到大润发，买到一个古画色墨的电药壶，喜不自禁。药壶质量好，煎几天，临走舍不得扔掉，找来报纸，层层包裹，塞进行李箱小心翼翼带回家。
2017 年 12 月底，因为贪玩，和朋友跑去南方。行程乱，估计其间还有逸兴遄飞、欲上青天之类不明智之举，想煎药不方便，胆子再次一撑，只拿些中成药出门。冬季的南方，红花还在树杪，白耳鹎和乌鸫飞来飞去，空气里许多水。氧气充沛，睡眠足，吃饭有滋有味，兼一位老友要看，香港、澳门、深圳、东莞等地走一圈，八九天过去。回到高原，逢流感暴发，被击倒卧床，竟有一个多月没去看大夫。
等到再爬起，拎只鸡，买了药，穿过湟源峡，去看老大夫的时候，老大夫的家门却怎么都敲不开。徘徊在门口，看到旧年的红对联已经撕去，折叠的轮椅不见踪迹，将耳朵贴近猫眼，听不到任何声息，打电话，电话关机，到楼下院子，只见枯草积雪。后来跑去药店询问，老板说，老人流感咳嗽，一口痰出不来，咳痰用力过猛，脑部血管破裂去世了。
回去时已是午后，冬日的阳光弥漫整座峡谷。夏季的草木一旦枯去，峡谷便显得空阔。望过去，山顶旧塔依旧影影绰绰，一两粒雀鹰盘旋其上，天蓝出一种旷古幽深。山坡背阴处的云杉依旧如墨团簇簇分明，白雪在枝下，是一点点耀眼的孤清。河谷杨树未经剪伐的枝杈笔笔萧疏，鹊巢在上面如累卵。那几家庄廓还在山脚，屋顶的电视天线和热水器反射出几点银白亮光，围着槿篱的菜园全是荒芜。坐在车里，感觉不到风，太阳光偶尔在窗玻璃上聚集成束。古琴曲《神人畅》中若有阳光，也该是这样吧。伸出手，触到的却是冰冷的玻璃。任汽车在峡谷疾驰，一句话都不想说，脑子里反复的，全是雷蒙德·钱德勒在小说《漫长的告别》中的那句话：说一次再见，便是死去一点点。
想不起最后一次去看老大夫，临别时说的是什么话。老大夫则微笑着，目送我出门。
原来，所有的见面，都是为了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