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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北洋，原是地理名称，始于清嘉庆年间，以上海吴淞口为分界线，吴淞口以北各沿海通商口岸统称北洋，以南各口岸称为南洋。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清政府疲于应付外交事务，在南洋设了南洋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任，处理南洋对外事务。十几年过去，爆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北方的通商口岸也多了起来，朝廷又设北洋大臣一职，处理北洋的外交事务，由直隶总督兼任，第一任就是李鸿章。天津开埠后逐步走向繁华，李鸿章功不可没。
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年轻时入京参加顺天乡试，写下《入都》诗十首，其中之一有，“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显示出勃勃雄心。中举后，他投奔两江总督曾国藩幕府，广西爆发太平天国起义，打到上海时，曾国藩派李鸿章招募淮勇，组建淮军。初建时十三营六千人，装备长矛、大刀、抬枪，号坎儿不全，没受过正规训练，是一支杂牌军。李鸿章带领着这些淮军与英美各军联手对抗太平军，见洋兵枪炮并发，落地开花，深感其威力无穷，于是以上海关税购买洋枪洋炮，聘用外国教官教练洋枪、洋操，创办洋炮局生产军火，淮军也在征战中发展起来。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按大清制，曾国藩裁撤湘军，而李鸿章只是做做样子，淮军经裁撤尚有一百多个营、五万余人，战力跃居湘军之上。接下来又是镇压捻军，淮军担负起北自天津、保定，南至上海、吴淞，数千里江海要地的防御工作。
“津海新关”匾额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天津被辟为对外商埠，津海关税务司于第二年建立。不同于原有的中国海关，津海关税务司由外籍税务司控制，主要负责管理洋船进出境业务，故被称为“津海新关”，简称“津海关”。“津海新关”匾额由当时主理洋务的李鸿章题写。
天津开埠后地位愈发重要，清同治九年（1870）秋天，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麾下淮军驻防天津，总理营务处设在老城东门里义仓，军械所在南门里水月庵，淮军盛字营九千余名官兵在青县马厂建营盘。盛字营逐步扩为盛字军，马步兵共十三个营，近两万人，装备新式枪炮。
李鸿章
李鸿章来之前，天津城厢内外街道多是土路，坑洼不平，下雨后更是泥泞不堪。当时外国人在租界修路，把路面的胶泥锄开，铺垫厚砖石，拿大铁锤砸碎，撒上一层土沙，再用巨大的铁轴压实路面，中间高两侧低，形同龟背，路边以石板砌成沟渠，排出污水。李鸿章派津海关道周馥设立工程局，在新关抽收华商码头捐资，依照租界的办法修筑道路。第一条路从直隶总督行署旁的浮桥起，沿着海河一直修到紫竹林英法租界，又陆续修整了城里的各条街巷以及城外的单街子、估衣街、竹竿巷、针市街等路面，城厢内外焕然一新。
清光绪四年（1878），李鸿章创办开平矿务局，在唐山到芦台之间修筑运煤铁路。中法战争后，设立了中国铁路公司（民间称为“天津铁路公司”），任命伍廷芳管理财务，英国人金达为总工程师、詹天佑任工程师，负责施工筑路。
朝廷派李鸿章督办海防，他通过海关税务司赫德等洋人从英国、德国订购铁甲炮舰，陆续驶抵天津港。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是三洋布局，海口防御：一是建立旅顺、威海水域防线；二是筑炮台防守大沽，建立纵深防御屏障；三是黄骅、歧口至青县马厂的防御工事。清光绪十四年（1888），北洋水师舰队在山东威海卫刘公岛成立。天津大沽海神庙附近建起大沽船坞，甲坞能容下两千吨船舶，坞基坚固，屡经海潮震撼毫无损害。大沽船坞购买吊车、机床、锻压机，开设铸造厂、木工房，增建乙、丙、丁、戊、己五个船坞，招了六百多名工匠，能同时为北洋水师舰队装配、修理六艘船舶。李鸿章还在北洋水师系统内设立了天津总医院，包括西医学堂、施医院、储药局，任用外籍教习为医官。
在清代，直隶总督位列八位封疆大臣之首，李鸿章又主管三口通商事务，分身乏术，只能先处理要紧事，平时人在天津，冬季天津港结冰封港后，再回保定。他苦心经营几十年：扩建三岔河口附近的北洋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在河北窑洼修建徽派建筑淮军昭忠祠，后院有荷花池塘、亭台楼阁，附近开辟淮军义冢，后兼做淮军海防公所；建立电报、电话、邮政体系，修铁路，办实业，涉及机械制造、金属冶炼、船舶维修；开办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电气水雷学堂、电报学堂、博文书院等学校，培养现代人才洋务运动成就斐然，天津也成为李鸿章的大本营。
李鸿章官至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世人多称他为“李中堂”。清朝的京官，一套班子一般有一满、一汉，就座时分东西两侧，如有管部大学士在场，便坐在正中间，两旁由满汉尚书陪坐，满汉四侍郎在下面分两旁落座，因此大学士被尊称为“中堂”。清光绪十八年（1892）初春，李鸿章办七十大寿，在直隶总督衙门招待在津文武官员，在河北署衙后老铁桥东吴楚公所宴请乡梓、商贾，在大王庙宴请府衙官员，在英租界戈登堂招待外宾。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御赐匾额、对联、寿字、蟠桃图，还有一尊无量寿佛，赏赐六十八道大菜，外加上一道寿桃，一道寿面。当天傍晚，英法租界道路两旁张灯结彩，路口贴着“立德立功”“寿民寿世”的横幅，西洋乐队伫立奏乐，仪仗队长枪森列，秩序井然。宴会有上百嘉宾，英国驻津领事布伦南致辞，李鸿章三子李经迈感谢到场诸位，菜品中西结合，不愧为顶级盛宴。结束后众人出了戈登堂，外面已点燃煤气灯，亮如白昼，门前维多利亚花园燃放烟火，观者击掌赞叹。
李鸿章的洋务运动连洋人也不得不佩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认为他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德国海军大臣柯纳德称他是“东方俾斯麦”。但李鸿章仍难以挽回清政府的颓势，也无力抵抗西方列强。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李鸿章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后回到家里，当晚开始大口大口地吐血，茶饭不思，被诊断为胃血管破裂，不久后病逝于北京，身后留下一首诗：“劳劳车马据征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乱，八千里内吊民残。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干戈犹未息，英雄莫作等闲看。”他的灵柩经运河到天津，短暂停留后南下，回到故乡安徽合肥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