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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沽口是海河入海口，过去海河被称为白河，所以这里也叫白河口。《明一统志》记载：“大沽口河流入海处，两岸壁陡，一域中横，土人称为海门海口宽一百五十丈，水宽一丈五尺。”
所谓南有虎门，北有大沽，与广州虎门、上海吴淞口相比，天津大沽口是入京的咽喉要冲，战略意义更重要。清顺治十二年（1655），荷兰使团带着给顺治皇帝的贡品，从海路经大沽口到达天津，前往北京，他们把天津、镇江、广州并列为中国三大港口。清嘉庆年间，清政府在海河口南北两岸各建起一座炮台，防御外敌。清道光二十年（1840），英军舰队在珠江口受到林则徐的顽强阻击后，北上大沽口。大清水师营加紧防御，修筑土垒，添铸炮位，增设六十门红衣大炮。僧格林沁到大沽试演炮位，都能致远有准，又将驻扎在西沽、新城的部分官兵调归大沽，驻防大沽口的官兵达到近万人。然而，大沽口仍然是中国北方最不安宁的海防要塞。
大沽口炮台
1988 年，大沽口炮台遗址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1 年建成博物馆，展现大沽口炮台历经外敌入侵、几经兴废的悲壮历史和中国人民不畏列强、顽强抗争的史迹，体现了大沽口炮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及丰厚的历史底蕴。
清咸丰八年（1858）春天，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法国全权专使葛罗率英法联军两千余人、舰船二十几艘抵达大沽口，停泊在拦江沙七渡水以外，以武力威胁大清，投递公文，提出“公使驻北京、增开口岸、内地游历、传教自由、赔偿军费”等无理要求，交涉未果后向大沽炮台发动猛攻。直隶总督谭廷襄、直隶提督张殿元临阵脱逃，军心动摇，大沽炮台失陷，英法联军闯入海河。局势略有缓和后，僧格林沁带兵镇守大沽口，在河道淤泥之上打木桩，铺石灌浆，用三合土夯实，重修了七座坚固的炮台，并修筑壕沟、密布鹿柴。翌年夏天，英、法、美联军舰队再度逼近大沽口，突袭炮台。僧格林沁指挥清军奋勇反击，双方激战一昼夜，直隶提督史荣椿阵亡，英军司令贺布受伤，联军败退。
大沽口炮台
清咸丰十年（1860）夏天，英法联军舰队集结两万兵力再次逼近大沽口，僧格林沁令直隶提督乐善撤出炮台，乐善抗命：“炮台存乐善生，炮台亡乐善死！”英法联军的阿姆斯特朗大炮狂轰滥炸了一个多小时，摧毁了大沽口的各个炮台、工事，但清军的炮手仍在拼死还击，因为炮手的脚都用铁链绑在了炮位上，誓死一搏。乐善指挥骑兵反击，又遭联军排枪扫射，四百多人阵亡。联军借势攻上残缺的炮台，双方展开白刃战。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普林上尉与乐善捉对厮杀，用左轮手枪击中乐善。联军旗手查普林虽被清军砍了三刀，仍然把军旗插在了大沽炮台上。战事平息后，朝廷追封乐善太子少保，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在大沽口建专祠，谥威毅，寻封二等男爵，子承友袭。不久后又专门为乐威毅公祠打造了一口大钟，悬挂在大沽口的石头缝炮台上。
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派罗荣光率官兵修葺大沽口炮台，把苏局旧存炸炮和江宁炮局制成的弹炮陆续运到天津，并添购西洋新式巨炮，连同原有炮位，共九十九尊大炮。大小炮台每半个月演练一次，各营每五天打一次靶。经李鸿章整顿，大沽口炮台的防御能力又有所提升。
那时天津城东南、海河右岸葛沽芦家嘴有一座规模较小的城池，俗称新城，原先是土坯围子，城内驻扎水师营，设都统衙署。李鸿章奏请批准，将新城的土坯围子改成砖墙，增设炮台，与大沽口炮台遥相呼应，构筑了天津卫的第二道防线。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天，八国联军向大沽口炮台发起进攻，天津镇总兵罗荣光率将士浴血奋战，终因实力悬殊而失守。英国士兵将乐威毅公祠那口大钟当作战利品掠走，搬到奥兰多号军舰上。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卫，占领了紫禁城。转过年来，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清政府向列强支付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八国联军强行削平了大沽口炮台，也拆掉了天津的城墙，北京城失去了一道屏障。多年以后，乐威毅公祠大钟辗转回国，安放在大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