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出身盐商世家的严修，家住老城西北角文昌宫西侧严翰林胡同，曾中进士，入朝为官。他认为治学应实用，给光绪皇帝上奏折，建议开经济特科，梁启超后来评说这是戊戌变法之源点。
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由严修、张伯苓秉承教育救国理念创办。1937 年，校园遭侵华日军炸毁而南迁，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长沙合并组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 年迁往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 年回津复校并改为国立。
徐世昌把严修引荐给袁世凯，严修佩服袁世凯的才干与强兵御侮之志，袁世凯提倡新学，视严修为知己。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请严修在新内阁中主理财政和教育，而严修同意出任直隶学校司督办，专心办教育。他极力反对袁世凯称帝，袁世凯临终前说过一段话，大意是：帝制一事，周围人人赞成，只有严修和机要局局长张一麐反对，而这两个人从来不要官，不要权，自己没听他们的话，深感羞愧。
这时候严修结识了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张伯苓，两人成为忘年交。张伯苓生在天津一户书香人家，考入北洋水师学堂驾驶科，几年后到通济舰见习，时值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让他受到极大的触动，认为“中国要想在世界生存，惟有赖一种能够制造新国民的新教育”，决心“培育救国建国人才，以雪国耻，以图自强”。严修聘请张伯苓来家中为严家子弟授课，两人又共同创办私立敬业中学堂，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改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
南开中学伯苓楼
天津市南开中学是南开学校（现有一所大学、三所中学）的发源地，1978 年被教育部列为国家级重点中学。南开学校校训为“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倡导并培养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不断奋斗，不断发展。
1918 年冬天，教育总长范源濂与严修、张伯苓等赴美考察教育，回国后募捐筹款，创办了南开大学。开学仪式在南开中学礼堂举行，前总统黎元洪到场讲话，谈到若想发展实业，需科学先行，而科学的根本在于教育，尤盼南开大学生毕业后报效国家。
张伯苓一生从国内外给南开募集的款项数以千万计，他的工资却固定在一百块大洋，而南开教授可以拿到三百块。他从不想升官发财，常告诫学生：“不要爱钱，够用就行了。”他一向生活朴素，在家一身对襟衣裤，外出时罩上长衫，天冷加穿马褂。他每天步行上下班，去北京办事永远坐三等车厢，住在最便宜的小旅馆里。张伯苓剃着平头，身材高大，精神饱满，讲一口纯正的天津话，极具感染力、鼓动力、号召力。
严修放手让张伯苓管理南开学校，自己与津门饱学之士共创崇化学会，研究国学，招收学员，讲授义理、训诂、掌故。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倒退，其实这恰恰是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回归。当时天津还有存社、城南诗社、国文观摩社、会文书院、问津书院、辅仁书院，在社会改良阶段留住了国学的根基。严修是津门四大书法家之一，擅写折卷、楹联，笔意醇厚隽永，意高旨远。晚年时他几乎每天在家或到城南诗社书写立轴、尺牍、扇面。他替别人写字并不收钱，后来登门求字的人太多了，才对陌生人略收润笔费，以便稍加限制。1929年严修去世，《大公报》刊载悼念文章，赞誉他为“一代完人”。张伯苓说：“南开之有今日，严先生之力尤多，严公逝世，在个人失一同志，在学校失一导师，应尊严先生为校父。”
七七事变后，天津沦陷，日军轰炸机炸毁南开大学，苦心经营三十几年的学府几乎被夷为平地，张伯苓悲痛却不沮丧，他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故本人对于此次南开物质上所遭受之损失绝不挂怀，更当本创校一贯精神，而重为南开树立一新生命。”后来，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昆明共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担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
抗战期间，张伯苓担任了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常驻重庆沙坪坝南渝中学津南村，交往各界人士。蒋介石向他承诺：“有中国就有南开！”又多次拜访张伯苓，有时为祝寿，有时为探病，有时为捐款。1948 年，张伯苓到南京任考试院院长，目睹那时无官不贪、无吏不污的黑暗现实，决心不再替蒋介石跑龙套，借口养病返回重庆。1950 年 5 月，周恩来总理派飞机接张伯苓与夫人王淑贞到北京，数月后返回天津，住在大理道 87 号（今大理道 39 号）三子张锡祚家中。1951 年，张伯苓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