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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夏天，袁世凯到天津后，户部拨四百万两白银，在金钟河附近地势较高的地段开办铸造银钱总局。从美国采购铸造机，能生产四种铜币，重四钱、二钱、一钱、四分，分别值制钱二十文、十文、五文、二文，原料主要是紫铜，加一点儿白铅。每铸一百万枚铜币，可获利两千多两白银，因此各省争相开办造币厂，最多时有十七个省能制造铜币，结果就是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朝廷见势头不妙，亡羊补牢，收回铸币权，颁布《币制则例》，天津铸造银钱总局更名为户部造币总厂，撤销各省铜元局，合并重组成九个分厂，由天津总厂节制，改革币制，以“元”为单位，限制产量，总算制止了货币乱象。天津户部造币总厂也取代了工部宝源局、户部宝泉局的地位。
辛亥革命后，天津户部造币总厂惨遭劫掠，一片狼藉。曾赴日留学、做过大清银行总务科长的四川人吴鼎昌临危受命，出任财政次长、天津造币总厂总办。此时内阁确定了国币样式——使用袁世凯头像、面值一元。吴鼎昌从意大利佛罗伦萨请来设计师路易·乔鲁奇，按袁世凯的照片雕刻钱币祖模，带样币谒见袁世凯，回来后又根据直观印象改进，线条更流畅，立体感更强。雕版钢制祖模分发到全国各造币分厂，开始大量铸造，这就是流通多年的“袁大头”银元。路易·乔鲁奇的月薪是七百多块银元，管吃管住，另有每天一元两角伙食费，这个待遇比总办吴鼎昌还高。有十名学生跟路易·乔鲁奇学手艺，后来这些人在全国各家造币厂挑起了大梁。
造币总厂
造币总厂旧址位于中山路，布局原为多进四合院，入口砖砌拱券门楼、砖雕花饰犹存，门额上“造币总厂”四字为吴鼎昌书。从侧面胡同可以绕到院内，过去这里以东西向箭道间隔贯通，建有多座硬山顶大屋，现存数十间，均为民宅。
吴鼎昌离开造币总厂后，出任盐业银行总经理，银行业务蒸蒸日上，成为华北四大商业银行的龙头老大。他定居天津日租界小松街（今热河路），1926 年出资盘购《大公报》，自任社长，与张季鸾、胡政之联手，将《大公报》办成了中国一流报纸。他还做过一件大事，牵头倡议金城、大陆、中南、盐业四家银行联合成立四行储蓄会，进军上海滩，建造远东第一高楼国际饭店，成为沪上地标。
明信片上的造币总厂
曹锟掌权时，于 1919 年安排刘梦庚入主造币总厂。刘梦庚是天津人，早年留美，在直系军中做军医，转任情报官，深得曹锟信赖。刘梦庚任期内，天津造币总厂日产十万枚银元、五百万枚铜币，可是银和铜的含量却大幅缩水，差价不知去向。军阀混战时，天津造币总厂为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褚玉璞等各路诸侯铸造了很多纪念银币。自 1920 年开始改铸孙中山头像银币，1936 年开始铸造“平字”“津字”铜币、镍币，不久后七七事变爆发，工厂正式关门停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