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抵记得十二岁那年的事，我们家突然门庭若市。

在那些行色匆匆的人之中，就有我的小姨父秦大贵。他们像是从一列叫作忧伤的火车上一起下来的一样，均哭丧着脸，说话的声音要么高亢激昂，要么低沉沙哑。他们是我们家乡下的亲戚和一些不相干的老乡，来城里投奔我父亲，做绝育手术。

我父亲董耀先并不是一名医生。他只是在交通局职工医院里工作，是医院药房的副主任，但他是我们村第一个在大城市的医院里工作的人，所以，他们都确信不疑，我父亲董耀先是一个了不得的医生。那年秋天，我父亲说破了嘴皮，也无法阻止他们前来求医的热情。我记得那一阵子，几乎每天我们家都会有陌生人出现，父母让我和弟弟喊他们大爷大娘叔叔婶子，甚至爷爷奶奶。我看着他们的年龄不比我父亲母亲大多少，有的还更年轻一些，所以喊起来就含糊其词，在喊“爷爷”“奶奶”时嘴里就像含着一个鸡蛋。

小姨父是由小姨陪着来的。我觉得小姨的心情和小姨父不一样，正好相反，他们一个兴高采烈，一个垂头丧气。过去的几年，小姨一口气给秦家生了三个姑娘，她早就厌倦了这种无止境的生育机器的身份。她和我母亲说话时，不时传来阵阵笑声。而小姨父却闷闷不乐，一声不吭，他坐在我们家床边，不停地抽烟，不停地唉声叹气。他把烟屁股扔到地上，狠狠地踩着。他对我父亲恶声恶语：“我不信乡里、县里的医院，他们也不信。我只信你。”

父亲虽然知道自己不可能是那个主刀的医生，但是小姨父浓重的乡音，和这份来自亲人的信任，还是让他骄傲万分，油然而生一份满足感。他挺直了腰杆，提高声量说：“放心吧大贵，我给你找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一点也不疼，也不会留下任何的后遗症，他有个外号，叫蒋一刀，在全市都鼎鼎大名。这一段时间他成了我们医院最难请的人，来找他做绝育手术的人络绎不绝。你把心结结实实地放到肚子里，该吃吃，该喝喝，明天就给你动手术。”

听到父亲提到“手术”一词，那年三十三岁的小姨父却看到了世界末日似的，放声大哭起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大男人如此肆无忌惮地痛哭，觉得非常好玩，我和弟弟挤到他面前，看着他的脸上涕泪纵横。我们俩相视一笑，互相推搡着对方。父亲把我们俩拨拉到一边，安慰小姨父：“没什么好怕的，一点也不疼。真的一点也不疼，就跟被小小的蜜蜂蜇了一下似的。”

这个叫秦大贵的小姨父，丝毫也没有被我父亲的言语所安抚，反而变本加厉，哭声震天，仿佛都要把我们家的屋顶捅破似的，引得我们那栋筒子楼上的邻居都来观看。我母亲对他们说，别看了别看了，以后没法生儿子了，伤心的。而我小姨则满脸羞愧地说，丢死人了丢死人了，这么大的男人哭得像小娃娃。邻居们不像我和弟弟那样纯粹地看热闹，他们抱有仁厚的同情心，每人对小姨父说了一句不疼不痒的宽心话，就回去了。背过脸去的他们都有着一张快乐的笑脸。

小姨父秦大贵的哭声，似乎持续了整整一夜。只是那哭声渐渐由大变小，由重变轻，慢慢地变成了一股泉水似的，在夜晚细细地流进了我们的梦里。

第二天的早晨醒来吃饭时，已经听不到他的哭声。他端坐在窗前，脸色苍白，凝视着外面开始喧闹起来的街道，忧伤地说：“我儿子没了。”

没有人理会他的悲伤。他看着大早晨都在忙碌的每个人，觉得自己受了冷落，心有不甘，他央求我父亲：“我害怕疼，有啥能让人不害怕？”

父亲为难地摇摇头，然后看着墙角的那堆草药，说：“要不你嘴里吃点什么，可能能减轻你的恐惧。”父亲从草药堆里拿了一把树根样的草药，放到小姨父手里。

小姨父问：“这是啥？”

“甘草，甜的。”父亲说。

他接过来，摊开看了看，尝试着把一小片甘草放进了嘴里，使劲吸吮着，脸上露出贪婪的表情。

我和弟弟没有时间看他像小孩子般无比贪婪的样子，我们甚至有些鄙视他夸张的表情，一片甘草哪有那么陶醉，我们又不是没有尝过。我们匆匆吸溜两口玉米面粥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中午放学回来，他仍然坐在窗前，仍然吸吮着甘草，像是清晨时光的再现。一个刚刚做完绝育手术的男人，此时已经没有了恐惧。他有种万念俱灰的悲壮和凄凉。他把窗子打开，让秋天的冷风吹在他僵硬的脸上。我母亲非常担心他，害怕他想不开寻了短见，从我们三楼的窗户跳下去。小姨大声说：“放心吧姐，他没那个胆儿。”还是我小姨最了解小姨父，知道他没有勇气去做气吞山河的举动。他就那么一直坐着，狠狠地吸吮着甘草，也不再哭泣，只是枯坐着。我顺着他迷离的目光向窗外张望，大街上除了偶尔经过的三三两两的人和自行车，其他什么也没有，不知道他在看什么。

那天晚上，小姨父终于有了一点活人的气息，他像是死过一回又复活了一样，一口气吃了三碗炸酱面。吃饱了饭的小姨父摸着我的头问我：“仙生啊，你长大了想干啥？”

其实我挺喜欢小姨父的，初中毕业的他喜欢高谈阔论，我每次回老家见到他，他都拽着我，和我聊天，天南地北，时事政治，好像他去过很多地方似的。有的我能懂，但大部分都不太懂。我挠挠头，无知地说：“不知道呀。”

他就严肃地说：“这可不行，你看你们，啊，条件多好，不愁吃、不愁穿，你得想想，别光贪玩，到我这么大了心就慌了。得想想长大了要干点啥，要成为一个啥样的人物。”

那天晚上，他和我父亲一本正经地谈论起理想。他咬牙切齿地说：“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出人头地，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你呢？”

我父亲心底里有些排斥小姨父秦大贵。他觉得小姨父是个夸夸其谈、不切实际的人。小姨父因为当过三年兵，就觉得自己与一般的种地农民不一样。他自称是共和国的儿子，是喝着共和国的奶长大的。他之所以与共和国同龄，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与共和国一样，有着神圣而特殊的光荣使命。每当他如此描述自己时，父亲就乐得合不拢嘴。父亲嘲笑他：“说到底，你还不是在农村里种地，你在那一亩三分地，就种种田，收收粮食，能有啥光荣使命。”

小姨父对我父亲的蔑视并不在意，发誓说：“你别笑，早晚你会相信我的。”

和小姨父相比，我父亲的理想就有些虚无缥缈了。他想了想，对小姨父说，他在农村上学时就想去当兵，当上兵后就想保家卫国，在医院工作后就想着救死扶伤。我父亲有些犹豫，他不知道这算不算理想。

小姨父斩钉截铁地说：“不算，这算哪门子理想。你老变来变去的，那算啥理想。”

夜已深，母亲和小姨已经进入梦乡，父亲也在不断地打着哈欠，困倦已经牢牢地战胜了每一个人，唯独小姨父还清醒无比，他最后看一眼窗外漆黑的夜空，突然像是缓过神来似的对恹恹欲睡的父亲说：“我恨死你了。是你让我失去了一个男人的尊严，失去了成为一个儿子父亲的机会。你这样对待共和国的儿子，祖国和人民都不会答应的。”

我父亲被他这句话吓得一下子就失去了倦意，没想到自己做好事会落下这个结果，义愤填膺地说：“你别给我扣帽子，又不是我让你做的，是你找我来帮忙的。你可不能怪到我身上。这跟我有啥关系。”父亲非常生气，对小姨父不可理喻的想法愤慨不已，他想不通，小姨父竟然会有这样稀奇古怪的想法。他站起来，身体颤抖着，他再也不顾及礼貌，快速地逃离小姨父，爬到床上去睡觉了。

从结扎手术之后，小姨父就依赖上了甘草，临走，他从我们家拿走了一大包甘草，那一片片像树根样的东西，成了他的宝贝，让他终身受用。

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查到了“甘草”一词，里面的解释是这样的：多年生草本植物，茎有毛，花紫色，荚果褐色。根有甜味，可以入药，有镇咳、祛痰、解毒等作用。

回到家的小姨父，总觉得自己的身体不像是自己的。他对自己的身体时时产生怀疑，可是我父亲说他好高骛远的性格并没有丝毫的改变。小姨父本来就对弯下身体种地不感兴趣，这次更是有了充足的理由，他说，结扎手术让他没了力气，弯不下腰去。第二年夏天，我和弟弟放暑假回老家去看小姨时，在阳光照耀的田边地头，小姨父拄着一把锄头，戴着一顶草帽站在那里，悠闲地品尝着甘草的味道，而小姨则弯着腰在地里挥汗如雨地锄草。他指着那绿油油的玉米说：“仙生，路生，你们看到了啥？”

“棒子地。”弟弟路生抢着说，“全是棒子地。”

小姨父摇摇头，冲着我努努下巴：“仙生，你说。”

我犹豫着说：“小姨在锄草。”

小姨父很不满意地摇着头：“你们只看到了你们看到的，却没有看到你们没看到的。”

“那是啥？”我问，他这种绕口令似的话让我们俩很费解。

小姨父说：“那是一个阴谋，一个埋没共和国儿子梦想的阴谋。”

我和弟弟都不懂他在说什么。

当我把地头儿这个场景说给父母时，母亲气得在屋里团团转，说：“他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这哪里像一个男人。这不是欺负我小妹吗？”

父亲说：“我早就说过，他就是这样的人，不切实际，好高骛远，眼高手低。你还不信。”

他恨我父亲。他明知他的结扎和父亲无关，可他仍然满怀着对父亲的幽怨，逢人便说是我父亲劁猪一样劁了他。在以后若干年里，他们的每一次碰面都不欢而散。一见到父亲他就怒目而视，仿佛是父亲让他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似的。他们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父亲不止一次向母亲埋怨道，以后凡是小姨父的事，他一律不管。父亲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他觉得一回到故乡，那些曾经让他帮忙结扎的男亲戚女亲戚就像看敌人那样望着他，目光都带着刺，让他浑身上下不舒服。他委屈地对母亲说，好像真的是我非要给他们结扎似的，这到哪儿说理去。

父亲说是这么说，可事到临头，他又不得不管。

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奋斗的小姨父，拖着一个被他说成是假男人的身体，在时隔一年之后，不得不再次来到邯郸城里，向我父亲低头。

那时候父亲正在自学各种医学书籍，其中有一本是北京中医医院革命委员会编的《辨证施治纲要》，我曾经偷偷地翻看过，里面的“望闻问切”“六经辨证”“三焦辨证”那些词，我根本看不懂，只记得书的扉页上的一句话：“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他虽然没有行医资格，可是他一直想成为一名医生，他对中医有了浓厚的兴趣，经常抱着一本《新编中药歌诀》，从早读到晚，像是唱歌一样，什么“桑叶甘寒肺肝经，清热明目祛痛风”，什么“黄芩味苦药性寒，归心大肠肺肝胆”，什么“桔梗苦平归肺经，解热镇咳祛痰脓”。一旦我们感冒发烧，头疼脑热，他便格外兴奋，因为展示他学习成果的机会来了。他从单位拎回一包包中草药，什么柴胡、苏叶、桔梗、甘草、麻黄、防风、黄芩，等等，他一一告诉我们那些陌生草药的名字，以及它们的功用。除了他，我们没有人关心它们具体有什么用，只要能让我们赶快把烧退掉，不再不停地咳嗽，就阿弥陀佛了。我们甚至不关心它们叫什么名字。有人生病的日子里，我们家总是飘散着非常浓烈的中药味道，这种苦苦的味道，在我们狭小的房间里打个转，然后就飘到楼道里，飘到每家的餐桌上。一起上学时，隔壁的二小讥讽我和弟弟：“我爹说，你家吃不起白面，又用草药改善生活呢。”我们兄弟俩追着他打。

小姨父这次来，看来是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打算向我父亲低头。他背着一口袋玉米面，特意拎着两包桃酥点心，还没进门，我和弟弟就闻到了那香甜的味道。他戴着一顶棉帽子，进了屋赶快把棉帽子摘下来，低眉顺目地对我父亲笑。真想不到，他轻易就把对我父亲的仇恨给忘掉了。

父亲正拿着一本医药书在看，他头也不抬，不吭声，假装没看到他，高声念诵着：“葛根辛平归胃经，发汗解热止疼痛；发热口渴呕吐泻，头身疼痛肩背凝。”

在父亲中药歌诀的诵读声中，小姨父表现得很耐心，他一直等着父亲的诵读到了一个段落，才说：“姐夫我来了。我的甘草吃完了。”

父亲继续读：“生地甘苦性大寒，心肾小肠心包肝；滋阴清热凉血液，降逆五血破瘀坚……”

小姨父装作很认真地听着，等父亲一停下来，他马上又说：“我给你买了桃酥。这家桃酥是咱县最好的，我跑了二十里地去买的。”

父亲屁股挪了挪，并不抬眼看他，目光停留在中药歌诀上。

小姨父并不气馁，他说：“我给你道歉来了，以前是我不懂事，该死。要不我给你……”

父亲适可而止，没让小姨父把那句话说完，他抬起头来，面露愠色，说道：“要不是他小姨哭着来求我们，我是千不该万不该再去招惹你的。又看你日子过得那么饥荒，三个丫头穿得补丁摞补丁的，连顿白面馒头都吃不上。算了，原谅你了。你能耐，你真行，我是服了你了。”

小姨父立即就笑逐颜开起来，他急忙掏出烟来给我父亲点上：“你大人不记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态度极其谦恭。

父亲急忙阻止小姨父再说下去：“越说越不像话了。饱汉子饿汉子都出来了，这哪儿跟哪儿啊。不过咱可丑话说到前面，以后可别再落埋怨。我不想做了好事还里外不是人。”

小姨父随声附和：“那是那是。你是大好人。姐夫，你说你说。”

父亲不紧不慢地说：“一是念在咱们是亲戚的份儿上；二是考虑你家里的情况确实也太艰苦，拉扯一大家子，也不容易；三是我正好和我们局管后勤的是战友。你到那里好好工作，也给我长长脸，别让人家说我这个介绍人的不是。”

“放心吧姐夫。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努力工作，积极上进，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你就看我的表现吧。”小姨父信誓旦旦地表白，让我和弟弟觉得非常可笑，就像我们在老师面前表态一样。一个烧锅炉的怎么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真是可笑。他竟然落到和我们同等的水平，这让我和弟弟很不齿。

父亲为小姨父找的工作是烧锅炉，在交通局职工澡堂烧锅炉。小姨父暂时忘掉了他内心的悲伤，忘掉了他人生的目标与理想，开始快乐地烧锅炉。他对我父亲的态度大变，仿佛他从来就没有恨过我父亲一样，他千方百计地讨好我父亲，一到开支那天就来我家，给我父亲买包黄金叶烟，然后趁机在我们家蹭顿饭。父亲对他的态度不冷不热，言语也并不热情。小姨父肯定能感觉到父亲的冷淡，但他假装看不到，照样和我们有说有笑。他最喜欢看我父亲从单位里拿回来的《人民日报》，每次他都把报纸从头到尾看个遍。看完之后，他像是肚子里憋着太多的话想要说，而父亲又对他爱搭不理，他又觉得母亲是个家庭妇女，与他想说的话不相配。所以他盯上了我，他就凑到正在写作业的我跟前恭维我两句：“你看看仙生，多文气，啥时候都见你在学习。不像路生，在家里就见不到他的影。”然后他就借机把他的“满腹经纶”向我倾倒。他像是发现了什么秘密似的告诉我说：“你等着吧，我们国家很快会有大事发生。”

我头也没抬，好奇地问：“啥大事？”

“我也说不清，反正，我觉得要有很大的变化，我们都要有变化，再不能浑浑噩噩地混日子了。”

他指着《人民日报》上的一篇社论让我看，而且字正腔圆地用普通话给我读了一段，他那带着乡音的普通话听上去和说相声一样，逗得我大笑。我父亲瞥我们一眼，又埋头自顾自地看他的书。厨房中的母亲探过头问：“笑啥呢？”

我说：“没事，我小姨父变城里人了。”

父亲不知道是不是被我不断响起的笑声所吸引，他把书背在身后，走到我们面前，围着我们转了一圈，又回去坐下，继续读，并不时地向我们张望。

过了几天，我才明白父亲围着我们转圈的目的。

那些日子，父亲迷上了针灸，手痒痒得难受。他经常手里捏着一根银针在屋里踱来踱去，那银针的闪光晃得我弟弟董路生头晕，他说：“我头晕，到外面吹吹风。”他推开课本，一溜烟地跑了。父亲并没有停止读书和踱步。原来他在找合适的时机、合适的人选来练手。那天小姨父秦大贵是自投罗网。

吃完午饭，父亲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他把小姨父按到椅子上，卷起小姨父的裤腿，露出他瘦弱的膝盖和小腿。他拿出那个长条的小铝盒，打开，里面摆满了闪闪发光的银针。小姨父坐在那里瑟瑟发抖，他哀求道：“姐夫，我没病，不想扎针。”他眼里露出恐惧。

父亲轻描淡写地说：“你怕啥，谁没扎过针？一点也不疼。就跟被蚂蚁咬了一口一样。你连蚂蚁都怕，亏你还当过兵。”

“我没病，扎啥针。”小姨父反复强调这一点。

既然父亲找到了最合适的对象，他岂能善罢甘休！他按住小姨父因为恐惧而晃动不已的肩膀，就像当年结扎前安慰他一样：“没事的。一点也不疼。有没有病你知道啊？很多人得了病自己并不知道，你也是。我早就在观察你走路的姿势了，你一条腿总是向外撇，这说明你腿上的气血不畅，腿上的气血不畅就说明你有潜在的疾病，轻则腿脚麻木，重则半身不遂。”

不容分说，父亲把银针用酒精消过毒，便毫不留情地在小姨父的膝盖处下了手。小姨父及时地从兜里掏出一片甘草，快速地送进嘴里，响亮地吸了一口。我和弟弟都好奇地围着他们，睁大眼睛看着小姨父抖动的膝盖和脚踝。我母亲劝父亲：“他不愿意，你就别扎了。” Wg0bIvQV8SppDlPjBTT0FEVG//+3s7arouMtChpv83TG9PQ013rCR7eW62qaYq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