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写过一段随笔,对于专凭画题来评价一幅画的主题思想的人,讥讽了一下。今天,却在文学批评上也找到了一个例子。
周邦彦有一首著名的词,调名“兰陵王”,题曰“咏柳”。清初人贺黄公在他的《皱水轩词筌》中对这首词评论道:“酷尽别离之惨,而题作咏柳,不书其事,则意趣索然,不见其妙矣。”不错,周邦彦这首词是描写自己在作客他乡时送客远行的情绪。从柳到别离,中间有一个折柳赠别的风俗习惯在作为联系。唐宋人诗词中讲到柳,很多是联系别离的。刘禹锡诗云:“城外春风吹酒旗,行人挥袂日西时,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扬管别离。”李商隐有诗云:“暂凭樽酒送无憀,莫损愁眉与细腰。人世死前唯有别,春风争拟惜长条。”它们的题目都是《杨柳枝》。咏别离,常常提到柳枝;咏杨柳,常常联系到别离。这是稍稍熟悉一点诗词比兴手法的人都能了解的。周邦彦这首词先是描写柳,接着就转到折柳送别,以下就描写了离别时主客双方的情绪。
贺黄公不是一个没有文学修养的人,但他这一段评论却使人吃惊。他怪周邦彦写错了题目,或是没有在《咏柳》之下再加几句说明。因此,他以为词题与内容不符合,使读者“意趣索然,不见其妙”。既然如此,贺黄公自己怎么能知道这首词写得“酷尽别离之惨”呢?他怎么能体会到这首词的“意趣”而“见其妙”呢?
问题是“题目”观念在作怪。贺黄公是作八股文出身的文人,而八股文都是先有题目,然后对准题目作文章。文章尽在题目周围绕圈子,可一步也离开不得。一篇八股文,涂掉了题目,就不知它在说些什么。贺黄公用读八股文的心眼来读宋词,读来读去,尽管他已掌握到词的意趣,可是总觉题目与词不对口径,于是写出了这一段谬论。可惜他没有想一想,《古诗十九首》都是没有题目来说明内容的,可是从来没有人感到“意趣索然”而“不见其妙”。
三年来,文学艺术界的现象,大家都承认已展开了百花齐放的美景。在目迷五色的视野中,确实令人感到像是百花齐放了。但是,你如果仔细研究研究这些花,可能会发现花的品种还不够“百”。打一个比喻:有人种菊花,培植出新奇的品种,轰动一时。许多人受其影响,大家去种菊花,各自造出了新品种。开一个盛大的菊花展览会,能说是百花齐放吗?我说不能,这只是百菊齐放,还不是百花齐放。因为花还只有一种——菊花而已。
唐代诗人有一千多,我们所看到的唐诗研究论文,涉及的总不过李白、杜甫、刘禹锡、李贺等十来家。宋元以来词家也不算少,我们所看到的词学论文,总不过辛弃疾、陈龙川、李清照、纳兰成德等十来家。前几年论词注意爱国主义的思想性,几乎人人都研究辛稼轩;近来又转而注意艺术性了,好像又是人人都研究周邦彦了。姚雪垠在写《李自成》,李自成的专家立刻多起来。有人提出了《红楼梦》作者的问题,向来不研究《红楼梦》的人忽然都考证起曹雪芹来了。等等。
有人写了一篇反映十年浩劫的小说,一下子“伤痕”文学排山倒海而来。有人编了一个讽刺老干部的剧本,一年之间,不少老干部被隐隐约约地挖苦得够受了。看来这种作品正在“方兴未艾”。自从大门敞开,西风吹进以后,科幻、惊险文学顿时席卷文坛,于是我们立刻产生了不少SF作家,连科技出版社也以SF小说为出版任务了。
一窝蜂,赶热闹,是我们的文史研究工作者和文艺创作者的老毛病。是的,说它是老毛病,一点也不夸张,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当然,一个社会、一个时代,文化倾向确有一股流行的时尚性,而且这股流行的时尚性,恰好反映了时代与社会的现实,也造成了学派或创作流派。我并不是反对这些,这个时尚性是反对不掉的,也不必反对,因为它是自然兴起、自然亡失的。我所担忧的,或者说是感到不愉快的,是所有种花的人都走出自己的花房去种菊花,结果就成为只有百菊齐放,而并不是百花齐放。
今年收到十来张贺年片。这个一年一度的社交文件,我满以为一定是美国制品最是现代化,岂知竟估计错误了。美国寄来的两张,无论图画、文字,全是五六十年来的老规格。照例是画着一位穿红大氅的圣诞老人,挟着礼物,坐在雪橇里,向远处一座积雪的小茅屋奔去。祝词也仍然是英国桂冠诗人的诗句。如果我还有年轻时用剩的贺年片,今年拿出来寄给美国朋友,大约也不算古老背时。
新加坡寄来一张,印刷是现代化了,上了油的。图画却是平常见惯的风景:丛林、茅屋、湖水、浣女,四周加了一圈边框,好像是一个镜架。给你的印象,仍然是老式的风景邮片。
香港寄来三四张,有市容,有风景,有怪里怪气的超现实主义图案,而且一律印在塑料膜上,底下垫一张洁白卡纸,看上去有透明的感觉,摸上去有立体的感觉。哦,真是想不到,倒是香港最为现代化,无怪乎有许多人想往香港跑。
有一位青年朋友,寄来了一张很“考究”的贺年片,我才有机会欣赏我们的国产品。一经欣赏,问题就出现了。这张贺年片上画的是一个老人。从上身看,额角突起,一把白胡须拖到胸前,是个男性老公公。从下身看,没有脚,好像踏在泥淖里。然而有裙有裳,分明是个女性的老婆婆。老人腰间挂了一个葫芦,拐杖上生出两朵灵芝,这表示他或她是个卖药的。拐杖上还搁着两轴贡卷,这就使我想起了我们同乡人郭友松秀才的故事。郭友松的丈人七十大寿,郭友松画了一幅寿星图送去。画上的寿星公公一手拿着一支尺,一手拄着龙头拐杖。拐杖上挂了两轴贡卷。老丈人收了这幅画挂在中堂,贺客都不免要恭维一番,只有一个客人忽然大笑不止。大家问他有什么可笑。他说:“这就叫作尺贡老寿星。”于是老丈人恍然大悟,赶紧吩咐把这幅画摘下来。原来这是我们松江的土话,凡是什么事情做坏了,什么东西损坏了,或是人死了,都说是“尺贡老寿星”。“尺贡”是吴语,即“完蛋”的意思。现在,这张贺年片上的老人拐杖上也有两轴贡卷,却没有尺,便不知是什么意义了。
再欣赏老人旁边的一行题字:“瑶池赴会”,下面是画师的署名。“瑶池”是神话传说中西王母所住的地方。在旧社会里,老太太死了,亲友们送一个挽幛,常常用“驾返瑶池”四个字。
再欣赏画的四周,用凸版印出五只鹿、五只蝙蝠、五个寿字图案,还有几个古钱和如意,这一切,是“福禄寿”和“招财进宝”的象征语。
欣赏的结果,是大惑不解。这到底是贺寿片还是贺年片?是挽幛还是寿幛?是以老公公为对象的呢,还是以老婆婆为对象的?这三个疑问,我无法解决,怀疑那位青年朋友买错了东西,于是翻开来欣赏第二页。没有一个中国字,只有三行英文,译作中文,是:
愉快的圣诞节
及
快乐的新年
没有一个字表示祝愿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意义呢?我不是基督徒,向来不过圣诞节。快乐的新年,和我有什么关系?是要我快乐呢,还是寄件人自己在快乐?都摸不清楚。
这一张“考究”的贺年片,使我又一次很不愉快,因为它反映了我们的文具商及美术设计师和文化水平的低落,同时也反映了庸俗思想的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