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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时常到南京路与赤峰道交口一带转悠，那是百花文艺出版社的旧址所在，我想找到一些四十年前的气息。其实，对每个中国人而言，四十年前的一些瞬间，是关键瞬间啊。之前是一种生活，之后是另一种生活。在百花社旧址的对面，当年属于新蕾出版社的一幢小楼还在，而百花社的旧址上，早已矗立着摩天大楼。
百花文艺出版社拥有六本文学期刊，其中创刊最早的两本是《小说月报》与《散文》，它们都创刊于 1980 年 1 月，至今行销四十年。
在中国，完全不知道这两本刊物的写作者不多。一个是中国第一本文选式文学期刊，另一个则是中国第一本专业散文期刊。一个隔代沿用了文学研究会会刊的名字，另一个则直接以一种文学体裁来为自己命名。
当初讨论两本刊物的用名，是颇有故事的。争论是自然而必然的：以地方文化的根性为着眼点，总是想把天津文化与地理元素注入进来；以写作及出版优先的原则来考量，美学价值及市场意识又总是想摆脱地域文化的苑囿。后者占了上风。于是取名的思路便在天津概念之外展开。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刊龄小于四十年的文学杂志，你们现在安享的名字，好些是我们考虑过的。特别惊险的情形发生在 1979 年的隆冬时节，需要下一个决心了，两个刊物的名字不能久拖不决——五十年代就已经是天津出版领路人的林呐先生再次被起用，他需要做出抉择了：在“小说月刊”与“小说月报”当中他得选一个，在“美文”与“散文”当中他也得选一个。
后来的故事，便是大家都知道的，1980 年的 1 月，《小说月报》《散文》走进了中国人的文学生活。当时我十岁，随父母住在安徽潜山的野寨中学。野寨中学的阅览室是了不起的，几乎订阅了所有当时中国最新的文学艺术杂志——我从十岁开始接触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其中就有《小说月报》和《散文》。
我很幸运，与《小说月报》《散文》有这么深的缘分。五年前，我们为这两本刊物的创刊号做了复刻本。发黄的老刊翻着翻着，眼里就涌出泪来。基因如此强大啊，相貌、骨骼、气息以及基于市场收益而萌动的那一点点小心思，当初的它们已经长在了我们身上。
我入职百花后，就在《散文》，跟随贾宝泉先生学做期刊编辑。在张自忠路 189 号，九楼 930 房间，下班后，关于文学，我与贾先生有过无数次长谈。办公室巨大的窗户外，和平区闪烁着万家灯火的时候，我们还在交谈。刘铁柯先生是《散文》的资深编辑，是他在一个内部刊物上首先发现并极力推荐《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出版的。到《散文》的第一天，铁柯先生就对我说，我马上退休，我把桌子收拾出来你就坐过来，还有一辆自行车我也留给你。同一时期，主持月报的是马津海先生，虽然与我隔着编辑内部细分的行当，但一样是可以交心的师友。津海先生的编辑思想是明快明朗明确的，也许你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知道他的口头禅的分量：为读者办刊。
好作家把心交给读者，好编辑也是这样。
那天，有朋友问，是四十年吗？怎么可能才创刊四十年啊。
1980 年到今天，是四十年。但时间不仅仅是一个矢量刻度，在人的情理储存上，某些四十年，是有超额的体积、面积与重量的，以至于连此刻的我也怀疑，《小说月报》《散文》是不是诞生在更早的年代？或者因为它们的出现，回应了中国人一个深远而长久的期盼——在这层意义上，它们从来就有，并不必刻意强调它们诞生在某个具体时刻。
1980 年，我十岁。那年春节，我在外公家度过。外公家的大门上贴着我写的春联，是那一年全中国流行的春联：凯歌声中辞旧岁，长征路上迎新春。
四十年后，又一个新的春天。中国是农业大国，茁壮的禾苗隐喻着多少美好的期盼。多少徽章上缠绕着它——嘉禾。
《小说月报》《散文》，是百花的嘉禾，也是中国的嘉禾。
2020 年 1 月 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