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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有人当面问爱因斯坦：死亡意味着什么？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竟出乎人们意料地回答说，死亡就是意味着再也听不到莫扎特的音乐啦。
我理解爱因斯坦对莫扎特音乐这种生生死死的酷爱和眷恋之情。因为这个“小个子的伟人”所创造的音响艺术世界正好表述了贝多芬所激赏的“高阶的秩序”所具有的“和谐的神秘性”。而努力揭示自然界中那高阶的秩序所具有的和谐的神秘性，也是近代理论物理学所追求的最高审美意境。的确，在这个充满烦忧和多艰的世界上，一个人不能没有几件生生死死为之眷恋和酷爱的东西。否则，他的存在就失去了附丽，失去了依托，也失去了支撑。没有附丽、依托和支撑的人生是最最不幸的。
将近三十年，不论我的躯体被抛到哪里，在冷峻的旷野或荒凉的海边，在高大的白杨树下或仅八平方米的狭小亭子间；也不论是在春夏交替或晚秋初冬之日，刮风下雨或雨后复斜阳的时分，白天抑或是在沉沉的黑夜，只要贝多芬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第四钢琴协奏曲》或《悲怆钢琴奏鸣曲》一响，我的心就会壮美地为之颤动，共鸣，就会因受到一种崇高审美力量的猛然袭击而暗暗落泪：眼泪和心泪一块儿流，一块儿涌将出来。在泪花闪烁中，我瞥到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我这一生的使命——我意识到，我短暂地寄存在这个世界上自有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的确，贝多芬音乐就是教你萌生“自我意识”。
对于我，流行歌曲和轻音乐可以听也可以不听，可以喜欢，牢牢地把它记住，也可以厌倦、恶心、忘却；然而，贝多芬的音乐却是一定要听的，不会厌倦，也不会忘却的。
科学、艺术和哲学世界都是一些了不起的、使人脱去胸中尘浊的理想世界。数学物理符号、普通语言文字、线条和色彩以及音响和节奏等，都是建立各自梦幻世界的砖石和材料。多年来令我惊讶的是，贝多芬的音响艺术何以能传达“世界的心声”，表述“世界的本体”呢？它又何以能容纳如此广大、精微和复杂的人类心胸呢？
贝多芬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作曲家，就像爱因斯坦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理学家，凡高也不是一个单纯的画家。如果是，那我今天就没有资格在这里对这位西方音乐艺术王国的圣哲发什么议论了。
在本质上，贝多芬是音响诗人哲学家，是音乐艺术王国的普罗米修斯或西西弗斯。所谓哲学家，究竟是什么人呢？我想，哲学家就是通过他们的作品指给人们看一个独特的深层世界的人。在这种意义上，贝多芬、凡高和爱因斯坦等人都是哲学家，都是广义上的文化哲学家。
普罗米修斯盗天火供给人类，给人类带来了物质的光和热，因而触怒了天神宙斯，被捆绑在高加索山上，任凭兀鹫噬啄他的肝脏。贝多芬创造的一生也具有普罗米修斯的自我牺牲精神。因为他把宇宙间另一种火盗了出来供给人类，将人类精神不断点燃。他的音乐最大功能就是医治人类三百六十种病中最严重的一种疾病：意志消沉，情绪萎缩，精神上跪着。
人类之所以能大踏步地进化，脱离动物界，主要就是靠的以上两种类型的火。
我的外在听觉和内在心耳总是一再告诉我（尤其是在晚秋深更半夜一人独处陋室欣赏他的乐曲的时候），在贝多芬的音响世界里，不仅有康德哲学，不仅表述了十八、十九世纪交替之际欧洲的时代精神——承认精神财富和精神本身是自由的，而且还包含着作曲家死后整整一个世纪（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崛起的以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欧洲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先声。我想，贝多芬音乐精神之所以那样深沉、有力，那样言有尽意无穷，究其根源，即在于此。
在整个西方音乐史上，贝多芬的最大成就就是让音符说哲学，陈述哲学，使音乐成了最富于哲学性质的艺术。也许，因为耳聋（他还近视），与别人交谈时深感诸多种不便，所以他只好把长年累月郁积在潜意识层的压抑、苦闷、烦忧和孤独感，一股脑儿地发泄在五线谱纸上，铸成一个个响当当和当当响的音符，寓情托意，启导人类性灵，感发人类道德和良心。
世界上最崇高、最庄严的自然景观莫过于我们头顶上那秋夜灿烂的星空。贝多芬的音乐于我们，宛如精神苍穹中的星空闪烁。那无穷尽的不断闪烁，令我们时时抬眼仰视，重新去加以领悟，不断地发出新的啧啧赞叹声。
多年来，我的内在感受一再反复地告诉我，贝多芬音乐之所以那么的激越，那么的神气，生机勃勃，不可一世，原因在于它充满了中国古代哲学家所说的“三气”：一气为天，一气为地，一气为人。
贝多芬的伟大成就，正在于他毕生通过弦乐器、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把这“三气”传导给了我们，我们的心、我们的每一根神经、每一条血管，才深深地受到了震撼。或者说，贝多芬的伟大成就恰好在于，他把音响这门艺术从巴赫和海顿手中接了过来，毅然改造成了传导这“三气”的一种媒介，一种良好的导体。因为按听觉的本质，它比其他知觉较容易引起人们对天地人三灵作哲学的反思。要知道，耳朵这个器官，在黑夜和幽暗中最能发挥其功能，而哲学恰恰又诞生在光与暗的交界处。
中国古代哲学家非常重视“气”：
人有气则有神，有神则有气，神去则气绝，气亡则神去。故无神亦死，无气亦死。
（《太平经》）
我是一个中国人，又是一个现代中国人，所以我经常试图以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时代精神为背景和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参照系去感受、理解和把握贝多芬音乐的涵义。
当然，这许多年，我更多的是试图从德国古典哲学和古典文学的角度去感受、理解和参悟贝多芬的音乐，并且干脆把它看成是德国古典文化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的心耳一再告诉我：贝多芬的作品早已超出了音乐艺术王国的畛域，成了一种严肃而深沉的文化哲学思考。这种思考无疑是德国古典哲学和古典文学的另一种表达形式。就我个人而言，这种旋律化、音响化了的德国古典哲学和古典文学显得更亲切些。因为我觉得它有声有色，容易消化；觉得它里面有反有正，有肯定有否定，有光有暗，有聚有散，有近有远，有内有外，有虚有实，有断有连，层层推进，层层剥落，而且有虚幻，有缥缈，故最能表述我的心灵状态，最使我感心动耳，直接见效。
人是需要用他自己所创造的理想世界来推动、激励和补充现实世界的。贝多芬音乐的最大功能正在于这推动、激励和补充。
在整个西方音乐史上，贝多芬大概是谈论哲学最多的一位作曲家。当然，他所谈论的哲学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哲学，即对人、社会和大自然以及这三者的内在关系进行紧张的思索。或者说，它是对上帝、大自然、人以及这三者关系的沉思。
当贝多芬用德语陈述自己哲学见解的时候，他充其量是一个三流（甚至还不能入流）的哲学家；可是当他一旦改用旋律语言在钢琴、大小提琴和铜管乐器上陈述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宇宙观的时候，全世界都要毕恭毕敬地聆听他那雷鸣闪电般的英雄绝唱。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只有外在的生活：衣、食、住、行和生、老、病、死。他到死也不明白（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好好想过），他为什么要到这个世界上来匆匆走一遭。
有的人（如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和哲学家）除了外在的生活，还有波澜壮阔、汪洋浩渺的内在生活。然而，正是这看不见的、惊涛骇浪的内在生活，正是他们那高贵和杰出的思想感情，正是他们的灵魂、胸臆和意志，才造就了他们，使他们形骸不存而精神不朽，使他们“其人虽已殁，千载有余情”。
贝多芬当列在这万古不朽者的名单榜首。
贝多芬的人生理想就是过一种高层次的内在精神生活。例如在谈到有关他的侄子卡尔的教育和前途时，贝多芬便发表了如下见解：
为了过一种较多层次的生活，为了避免完全陷入庸俗之辈，这孩子应成为一个艺术家或学者。因为只有艺术家或自由的学者才会有内在的幸福。
贝多芬对幸福的理解完全具有德国文化哲学的理想性质，在致格莱贤斯坦的一封信中，贝多芬作了这样一段自白：
幸福不是来自外界，你必须自己动手去创造一切；只有在理想世界中你才能找到欢乐。
请读者注意，在贝多芬的许多德文文字材料中，经常出现“欢乐”和“痛苦”、“光明”和“黑暗”这几个基本语汇。事实上，这也是他的全部音乐作品赖以建立起来的主题思想和音响诗本体化的根基。他企图用音响去表述“欢乐”与“痛苦”，“光明”与“黑暗”的拼死搏斗，最后达到“和解”。
“幸福不是来自外界。”——贝多芬这句自白同爱因斯坦的如下见解是何其相似：
在我的思想和感情中，外界的环境总是起着次要的作用。苦和甜来自外界，坚强则来自内心，来自一个人的自我努力。
其实，贝多芬和爱因斯坦的这些观点，正是德国优秀文化哲学传统赖以确立起来的支撑点和基调。
贝多芬的一生算得上是幸福的吗？近年来，每每听完他的乐曲，看完有关他的书信和多种传记，我都会常常这样问自己，偶尔也听到有大学生在我面前这样问起过。
这个问题可不容易回答。因为它涉及了人生哲学的最微妙处。而哲学问题的答案往往是模棱两可的。哲学问题可不是 1+1=2；也许，哲学只有不断地提出问题而没有最后的答案，能给出最后、确切的答案，恐怕就不再是哲学了。
论外在生活，贝多芬的一生当然算不上幸福。耳聋残疾、经常处在根本的孤境中和多次的失恋（终生没有点燃起家室的炉火），以及其他种种的疾病、烦忧和痛苦缠身，还有经济拮据，生活上的窘迫，哪有幸福可言？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曾对幸福下过这样的定义：“我们所谓的快乐是指身体无痛苦、灵魂无纷扰。”
那么，内在的（精神）生活呢？贝多芬的灵魂总是一再被骚扰，所以他经常祈求内界和外界的宁静，求得平和。于是我想起了古希腊有关西西弗斯的神话。
西西弗斯被众神判决推运一块巨石至山顶。由于本身的重量，巨石被推到了山顶总要滚下山脚。于是西西弗斯又得把石块推上山去，如此反复，永无止境，没有一个尽头。众神认为，让西西弗斯服这永恒的劳役，是最严酷的惩罚。
西西弗斯的命运仿佛就是人类命运的先验结构。贝多芬、歌德和席勒的命运，康德和黑格尔的命运，以及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命运，还有高斯、爱因斯坦、普朗克和海森堡的命运，无一例外，都是西西弗斯式的，而且都很典型。
1824 年 1 月 27 日，歌德对爱克曼说：
人们通常把我看成是一个最幸运的人，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对我的一生所经历的途程也并不挑剔。我这一生基本上只是辛苦地工作。我可以说，我活了七十五岁，没有哪一个月过的是真正舒服的生活。就好像推一块石头上山，石头不停地滚下来又推上去。我的年表将是这番话的很清楚的说明。
歌德呕心沥血，不停地创作，他那辛劳的一生，正是典型的西西弗斯式的一生。但是他并不抱怨，他饱尝了创作的甘苦。
贝多芬好像是为了创造音乐艺术才决心到这个世界上来走一遭似的。为了一项使命，有意识地活在这个茫茫然的世界上，毕竟是幸福的。不管你是为了爱某个女人或痴情于某个男人，还是为了发现一个划时代的数学物理公式，或为了画画、写诗而活着。因为这种人生是有了支点、有了依托的人生。
“从我四岁的时候起，音乐便开始成了我少年时代最初的一项活动了。”——贝多芬在早期一封书信中曾这样说。
当千百万儿童还在双亲面前撒娇听讲故事的时候，同年龄的贝多芬就开始趴在钢琴上服西西弗斯式的永恒劳役，推命运的“巨石”上山。1782 至 1784 年，即从他十二至十四岁，少年贝多芬便创作了三首钢琴奏鸣曲、两首钢琴回旋曲和一部钢琴协奏曲，另外还有其他许多作品。十五岁那年，贝多芬写下了三首钢琴四重奏，即C大调、降E大调和D大调。从 1800 至 1801 年（三十到三十一岁），贝多芬一口气竟创作了二十一首乐曲！其中包括著名的《第三钢琴协奏曲》。
他只活了五十七个春秋，却创作了九首交响曲、六首半钢琴协奏曲、一首小提琴协奏曲、三十二首钢琴奏鸣曲、十七首弦乐四重奏和五首大提琴奏鸣曲等三百多个大大小小的作品（包括从简单的歌曲到唯一一部不朽的歌剧）。
用西西弗斯神话中的语言来说，贝多芬一生反复推运巨石上山大大小小共计三百多次。每当一部作品完成，巨石滚下山脚，他又鼓起那超人的勇气，操起那永恒的劳役，接着再往山顶上推，决心去创作另一首乐曲。他的一生所作所为，那一串大大小小的坚决的选择和果断的行动，本身就是一部《英雄交响曲》，而且还是一首未完成的《英雄交响曲》，因为在撒手离开人世的时候，他还留下了一大堆谁也辨认不清其音符的手稿：《第十交响曲》《b小调交响曲》《D大调钢琴协奏曲》和《巴赫序曲》等。
贝多芬所留下的哪里是一堆手稿啊，那分明是留下了生命无限追求的空间。这在我看来，便是构成幸福人生的一个重要的最后环节。
是的，幸福的人生应死在无限的希望、追求和眷恋之中，悲哀的死是低垂着头面向衔山的落日；幸福的死则是朝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在这种意义上，贝多芬是幸福的。这是一种高层次的幸福。它是通过高层次的烦忧、孤独、苦闷、悲愤和搏斗而达到的。
西西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贝多芬则是人类文化艺术史上的英雄。他们对自己（对人类）命运的哲学内涵都有清醒的意识，并为此感到极度的烦忧和不欲再生的痛苦。然而他们都以大无畏的男子汉、伟丈夫的英雄气概和坚强的意志直面人生的十字架，正视那严峻的命运巨石，不断地把它推上山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