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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将尽时，天气越来越冷，加上刮风下雨，蛰居在家里，即使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也不免会无端地觉得凄凉。只有到夜深人静时，在糊着纸的窗户下面，点上一盏油灯，让那青荧的灯光照亮摊开的书卷，随意读几行自己喜爱的文字，心情才会开朗起来，慢慢便觉得寂居的生活也自有它的趣味。惭愧的是无人与共，只能由我独享了。
——这一节并不是我的文章，而是我“今译”的苏东坡写给朋友的一封短信。过去文人写读书生活，如宋濂之自叙苦读，顾炎武之展示博学，都很可佩服，却不易使人感到亲切。“纯文学”作品“绿满窗前草不除”之类又嫌做作，总不如此寥寥数语，更能写出岑寂中的趣味。
原文的开头是：“岁行尽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间，得少佳趣。”周作人在《灯下读书论》中抄了这几句后写道：“这样情景实在是很有意思的，大抵这灯当是读书灯，用清油注瓦盏中令满，灯芯作炷，点之光甚清寒，有青荧之意，宜于读书，消遣世虑。”对“青灯”这样解释，我很是同意。
抗战八年，我一直在湘北大山中读书。电灯本来就没有，“洋油”这时也断绝了来源，夜读全靠油灯。平江盛产茶油，价钱比菜籽油和桐油还便宜，那灯火的外焰总带着一层青蓝色，正如炉火纯青时（如果火炉烧木炭，极旺时在暗中蓝色更鲜明）。学校规定邻桌二人共一盏油灯，全班十多二十盏灯作一排挂在教室后墙上，晚自习前自去取灯点燃，摆在两张课桌居中位置。灯低亮小，同座之间常因争光而发生争吵。
寒暑假不能留校，在家里“夏有蚊虫冬有雪”，我又是并不用功的学生，从来没有“十载青灯黄卷，争得琼林盛宴”的大志，照理说不必夜夜挑灯苦读了。但山居少伴，闲书和小说是唯一的娱乐，我便乐此不疲。三根灯芯的亮度，大约等于十支烛光，读木刻大字本正好。但正经书读起来太易入睡，只有有光纸石印小字的《聊斋》《阅微》《子不语》等看不够。微风入室，灯光摇曳，自己巨大的身影投射在昏暗的墙壁上总在动，好像书中写到的异物正要扑下来，禁不住心惴惴焉，那情形真不容易忘记。
青灯给我的印象，虽然带点寒意，总的来说还是“佳趣”居多。老来怀旧，陆放翁“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之句，很容易引起心中的共鸣。悲哀的是眼睛早已被用坏，根本无法夜读了。
古埃及和巴比伦五千年前就有了书，但那时的纸莎草书卷和黏土书板，模样和现代的书很不相同。中国的简策（册）起源于西周，去今也差不多三千年，那用皮条或麻绳编起来的，近时在长沙、江陵、临沂还出土过，虽然皮和麻都已腐朽，只剩下一支支的竹简。
一支竹简上最多写十多个字。《老子》五千言，两面印不过几张纸，竹书却有一大堆上十斤。庄子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试想五车书得有多大的房子来装。因此我想，古人读书放书，也必有专用的书房，写书就更不用说了。但就我所知，“书房”一词（包括其别称）却出现较晚。“秘阁书房次第开”“仰眠书屋中”和“书斋望晓开”，都是唐人的诗句。我读古书少，不知博雅者能告知更早的例句不。
查《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第七十五至第一百十六卷宅、堂、斋诸部，有关于卧室、药室、佛室的叙述，而独无书室。唯“椅榻屏架”条中有一语云：“书架及橱俱列，以置图史，然亦不宜太杂如书肆中。”这些“图史”即书，看来是为了陈设，而不是为了读的。
明清之际，江南士人的读书趣味和生活情调，精致化到了最高程度。李笠翁《闲情偶寄·居室部》却只有一节论“书房壁”，但颇多精义。如说：“书房之壁，最宜潇洒；欲其潇洒，切忌油漆。石灰垩壁，磨使极平，上着也；其次则用纸糊，可使屋柱窗棂共为一色。”这种四白落地的装修法，本也最适宜书房，不仅采光好，朴素处也与读书的氛围正合。
张宗子的《陶庵梦忆》是我最佩服的文章。书中说“余家三世积书三万余卷”，又说“大父至老手不释卷，每至于夜分不以为疲”，写到他自家亭园楼阁的篇目也不少。有《梅花书屋》一篇云，“陔萼楼后老屋倾圮，余筑基四尺，造书屋一大间”，之后却只记叙前后的花木，言不及书。又《悬杪亭》云，“余六岁随先君子读书于悬杪亭”，也仅介绍其建筑的奇巧。只有《天镜园》写到了读书生活，算是唯一的例外：
天镜园浴凫堂，高槐深竹，樾暗千层。坐对兰荡，一泓漾之，水木明瑟，鱼鸟藻荇，类若乘空。余读书其中，扑面临头，受用一绿。幽窗开卷，字俱碧鲜。
这种境界，在六面钢筋混凝土中的我辈心目中，恐怕连想象都想象不出来，因为从来没有体会过。如今很有权或很有钱或既很有权又很有钱的人，当然营造得出“受用一绿”的环境，再加上高科技设施，享受肯定要超过张岱的水平。但他们身心俱亡，“幽窗开卷，字俱碧鲜”的味道只怕难得尝到。
但张岱也只写了这一小段，接下去便写的是春老时运笋过园：
择顶大笋一株掷水面，呼园中人曰：“捞笋！”鼓桨飞去。园丁划小舟拾之，形如象牙，白如雪，嫩如花藕，甜如蔗霜。煮食之，无可名言，但有惭愧。
一百多字的文章便写完了。
我猜想古人会读书，会写文章，何以却不多写自己的书房呢？大约他们把读书只看作个人私生活的一部分，未必都有曾国藩那样修齐治平的志向，也不会个个像刘禹锡似的想作秀出风头，所以写不出也不想写《求阙斋记》和《陋室铭》那样虽以书房为题而意实不在书房的“古文”来。亦犹人人都要“居室”，写“行房”的究竟也只有白行简等少数几个人也。
随着房产政策放开，房产市场形成，如今城市里有两套以上房子的人，也慢慢多起来了。还记得五十年前“对资改造”后接着搞“私房改造”，那时兴起过一个很不光彩的称呼——“吃瓦片”的，似乎比资本家还“剥削”些，差不多就赶上乡下的地主老财了。最近看枝巢子的《旧京琐记》，才知道这个称呼倒并不是后来的新发明，卷一“俗尚”中有这样一条：
京人买房宅取租以为食者，谓之“吃瓦片”。贩书画碑帖者，谓之“吃软片”。向日租房招帖，必附其下曰：“贵旗、贵天津免问。”盖当时津人在京者，犹不若近时之高尚……
可见在清朝时，北京城里早就有了“吃瓦片”的人。他们还可以像现在散发“谢绝中介”的传单一样，到处贴出招租的小广告，正常地合法经营自己的产业。
房子不愿租给天津人，枝巢子说明其原因是，早期来北京谋生的天津人，从事的职业和社会地位，都“不若近时之高尚”。这看得出对“卫嘴子”的一种歧视，但也说明当时租房的人多招租的房少，“吃瓦片”的才敢这样挑剔。用现代观点来看，这种地域歧视总是不对的。
而“贵旗免问”所指的旗却是“八旗”，此乃大清朝的统治阶级。当然宗室觉罗、贝勒贝子等王公贵族都有赐第，不会到民间租房子；但最下级的旗丁也都有“铁杆庄稼”一分钱粮，房租也是付得起的。那么，为什么“吃瓦片”的也要请他们免问呢？恐怕的确是出于“畏”，也就是害怕吧。
平头百姓不敢和带特权色彩的大爷们打交道，看来历朝历代都是如此。要说这也是一种歧视，反常的是被歧视者乃是政治上占强势的“领导阶层”。歧视者本来居于弱势，因为有几间房“瓦片”可吃，在社会上也就可以说说话，恭恭敬敬地叫一声“贵旗免问”了。
辛亥前宣传民族革命，大讲“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亡国之恨。当初扬州嘉定等地的八旗兵弁，的确无人敢请其“免问”。但经过若干年互相妥协融合并流，慢慢也就能够“和平共处”了。历史的变化，于细微末节处看来，有时不仅饶有趣味，也很可发人深思。
“吃瓦片”的称呼，如今在长沙又有人用起来了。“吃软片”这一称呼，则似乎并未在“贩书画碑帖”行业中复活，代之而起的是三百六十行以外的另一种新的职业——“吃软饭”，这和买卖字画完全不搭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