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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昆明街巷，路面多数是用厚重的大石板铺设，就连翠湖周围和市中心的近日楼两侧，也都是已经踩得光滑的大石板路。
我不知道这样多的大石板是从哪里采掘来的，还切割打磨得这样整齐统一。这要挖倒多少座石山，累坏多少石匠，还要多少人伕马帮牛帮来驮运，工程的艰巨也就可想而知。在还没有水泥或者水泥还被叫作“洋灰”、得从国外进口的过往岁月，能这样用大石板铺遍全城，也显示了从前的昆明人雄伟的财力和魄力！
1950 年 3 月，我随部队初进昆明时，先后在翠湖边讲武堂、如安街住过较长时间，翠湖、劝业场、福照街是我们经常走动的地方。要去市中心购物，多是从福照街出城，再横越顺城街去往近日楼、宝善街。那几乎全是长而光滑的石板路。
这些街巷的古旧房屋还保持着明清土木结构的建筑风格，一楼一底，上层住人，下层作店铺。门面和楼层全是木制，再刷上朱红油漆，楼上的门窗有的还雕有花鸟走兽；只是随着岁月的更替，油漆多暗淡剥落，木雕花也有不少残缺了。但那些小店铺仍然是很多，杂货店、米线店、甜食店、饺面馆，卖自制的毛笔、墨水、颜料、鞋袜的小店应有尽有，多数是一对夫妻或母子俩经营，生意略好的吃食店才雇用一两个小伙计。他们不求买卖做大发财，只求能维持平日的温饱，顾客也多数是附近街巷的居民，是一种多年形成的自给自足的小商业圈。人们也就过得平和、宁静，做生意的态度更是和气，都是街坊上常见的人嘛！
自从我们这些身穿草绿军装的解放军进驻这附近后，也给这里的人们增添了一种新的色彩；他们总是以一种羡慕、敬重、和善的眼神关注我们这些过路的军人，或亲切地招呼我们去他们门口的小板凳上坐一坐，如果进米线店去吃当时还是六分钱一碗的小锅米线，朴实的店主人或胖胖的大师傅总会把鳝鱼、焖肉、粑肉、脆臊等罩帽多加一些。他们可能知道我们军营里没有开水炉，只是三餐饭后自己去大锅里舀一碗还散发着油盐味的开水，有时还会无偿供给我们一大壶茶。
如果身上多几角钱，我们就去劝业场旁的牛肉馆吃碗两角钱一碗的红烧牛肉或一小笼粉蒸牛肉。红烧牛肉炖得似乎一入口就会融化，葱花、辣子、胡椒更是由自己添加，可口得很。一个具有浪漫气质、一碗牛肉下肚后就会激动地拍着桌子引吭高歌“今天的营养够了，今天的营养够了！”的同志要调往朝鲜战地，临行前夕，我们几个人凑钱在牛肉馆为他送行；钱不够，没有酒也没有别的菜，只是每人一碗红烧牛肉，对他这个征人则特别照顾，给了两碗。他低着头风卷残云地把两碗牛肉吃完了，才抬起头以一种正襟危坐的姿态看着我们。我们以为他又要击桌高歌了。哪知道，他却长吁了口气，深情地说道：“此行北去，已别无憾事，得两碗牛肉足矣！”
福照街上还有一座两层的窄窄木楼，挂着“培养正气”的招牌，门口的锅灶上一锅垒一锅地摆着一大摞汽锅鸡，热气腾腾地散发着诱人的鸡肉香味。但我们不敢轻易上门，太贵了，一元钱一锅，当时我们排连干部每月不过一元五角钱的津贴费，还要买牙膏、牙刷、文具呢！只有得到了两三元稿费（那时候的稿费是每千字三元，用当时的物价来比，比现在高得很多），才会进入那一踏上就会吱嘎作响的窄窄楼梯去大嚼一顿。
据说，这是昆明老牌正宗的汽锅鸡，用的都是武定壮鸡，肉厚味鲜。后来我也去别的汽锅鸡店吃过，都难以达到这家的香鲜。
在福照街与民生路交叉的路口还有座简陋的剧场，观众席座位都是木制的，油漆都没有，从前那些跑码头走江湖的艺人就在这里演出十天半个月又转往别的城市。昆明解放后，一批留下没有走的京剧艺人就在这里成立了“劳动人民京剧团”；1951 年春，程砚秋先生在当时的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将军安排下来昆明慰问部队并与文艺界交流时，就是以宝善街的大光明剧院（如今的星火剧院）和这个剧场作为演出点。那些天，这里也就突然热闹起来了，来看戏的，弄不到戏票却想一瞻这名旦风采的戏迷都拥来了。只是那时候，昆明的小轿车少，还难以形成车水马龙的阵势，就连省委和军区领导人宋任穷将军来看戏，也是步行。
我因为具体负责接待和安排程砚秋先生的每场演出，就得每天起早摸黑从如安街的兵团政治部去翠湖东路程砚秋先生住地办事，然后再经过福照街去到宝善街，一连许多天奔波于这长长石板路上，也就对这长街居民的起居有更多了解。
天还没有完全大亮，早晨的雾气还笼罩着这城市时，从北门街、小西门、大西门外赶着驮有两只木粪桶的骡马的农民就过来收粪了。那马蹄铁敲击着石板路发出的清脆响声传得很远，似乎向街上的人打着招呼：“我来了，别错过了！”那些紧闭的木门也就迅速打开，满头银丝的小脚老太婆、鬓发蓬松的少妇，都忙着把木便桶端了出来。
然后是各个人家都把堆着大块柴煤的风炉抬出来，用破蒲扇扇着，扇得整条街都是呛人的黑雾；柴煤燃着了，变红了，才端进去烧水做饭。
黑烟散了，天也完全大亮了，一拨又一拨挑着蔬菜、鸡蛋的农民也来了，沿街叫卖，沿街停歇，让那些老妇少妇来购买。蔬菜都极为新鲜，白的雪白、绿的碧绿，一看就知道是天亮前才从地里摘下来的；但善于持家的主妇还是要不厌其烦地在竹筐里翻动、挑选、讨价还价，惹得那些菜农不服气地扯着嗓子大吼。
在这之前，长街的各处也出现了许多卖烧饵块、卖油条豆浆、卖蒸糕、卖米线、卖豆腐脑的小摊，供上学的中小学生和匆匆上班的人食用。
女人们在早晨忙着的时候，男主人们才打着哈欠迟迟出来，抱着根竹制的、有的镶铜边有的镶银边、像根小六〇炮似的水烟筒蹲在店门口咕噜咕噜地吸着，吸够了，才进去吃早点，然后卸下店铺的木板开始一天的营业。
所以，不是有急事我们是不愿进入这布满柴煤烟雾和粪便味的长街早晨的，但夜晚的街上却很有情调，昏黄的街灯下行人不多，东一团西一团散布着几点火光，还散发着各种焦脆的香味，那是卖苞谷、烤红薯、烧饵块、烤豆腐、油炸臭豆腐，以及卖担担面的……
这都是价廉物美的食品，尤其是那小小的一碗担担面却有十几种作料，鲜辣俱在。这卖担担面的一般要迟至夜里十时以后才敲着竹梆子出现在街头巷尾。这正是人们饿了想吃消夜的时刻；我们当时都在为做一个年轻作家而奋力冲刺，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还要看书写作到深夜，一听见那“嗒嗒嗒”的敲击声，就顿时食欲大振，虽然不像那些老饕会“肠痒涎流”，也还是急于搜罗口袋里的零钞出去吃一碗；但兵团部的门卫严格，过了夜九时就不让出门了，有紧急公务要去管理科开通行证。隔着一道围墙听着外边的夜市声，常常使我们有“咫尺天涯”之感。有一天晚上，我们确实饿了更想吃那担担面，与我一起在文化部工作的、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的林予突然情急智生，拿起笔在公函纸上写了“兹派林予、彭荆风二同志去京剧团接洽工作”两行字，然后盖上编辑部的章拿着往外走。京剧团是兵团文化部的下属单位，又多是夜晚演出，有这纸条就容易通过门卫。但这种方法只能偶尔为之，大多数时间我们饿了，想吃东西了，也只能在屋内咽口水。
1951 年，部队开始给干部发皮鞋了，先给营以上干部发，排连干部则要慢慢等待；据说那都是从捷克进口的皮料制作，穿着皮鞋走在那光滑的长长石板路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人也显得威风有精神了，营门口的卫兵一听就知道是比他们连长还大的首长来了，忙恭敬地敬礼，通行证也不要了。这畅行无阻的优势，真叫人羡慕。一天林予突发奇想，对我说：“我们也该弄双皮鞋来穿穿。”我说：“到哪里弄？总不能把科长、部长的借来穿吧！”
他颇颓伤，但还是没有放弃这一设想。
有天我们从如安街出福照街，沿着那长长的石板路走出西门过了护城河，经顺城街去近日楼闲逛。当时近日楼那椭圆形的周围是从前的“模范市场”，全是一家家门面窄小的店铺，有杂货店、吃食店、布店、裁缝店、皮鞋店、玉器店、文具店……走到这里，什么都可以买到。
皮鞋店里卖的多是自制的麂皮鞋，分别染成紫红色、蓝色、菊黄色，既色彩鲜艳，又皮质柔软，鞋底却是用上好牛皮做成，坚硬而光滑，让人看了很是喜欢，大约是三五元一双。但这价钱也是我们两三个月的津贴费，还是买不起。我们只能遗憾地拿起又放下。这店老板却说，可以用解放鞋来换，两双换一双。
那时候，解放鞋刚在部队发放，美观、结实，还和军衣一样象征着一种革命身份。市场上还没有卖，却又是许多急于赶新潮的年轻人寻求的用品。所以，皮鞋店老板也在不失商机地搜求。
林予大喜，连声说：“这好办，这好办！”
他赶回去把自己新发的一双解放鞋，还把另一个同志的一双鞋也“借”了来，换了一双紫红色的麂皮鞋，并且立即穿上，把脚上那双又脏又臭的解放鞋丢进了垃圾桶内，挺起胸迈开大步，昂然地走在我们前边……
他这穷书生出身的年轻军人，可能是这一辈子第一次穿皮鞋。这街上的每一块石板经过几十年近百年的人踩马踏，每一块都光滑如镜，那天又洒了一阵小雨，他得意中忘了注意这滑溜路面，才走出几步就仰面朝天地跌倒了，跌得很重很惨，好一会儿都动弹不得，惹得我们大笑又忙去扶他。他还不服气，甩开我们又往前冲，没走上几步又是一跤，这次跌得更重了，摸着屁股只是哼着。我们故意地不再去扶他，他却来央求我们了。
1955 年他调往北京，又远戍北大荒。那许多年，他在严寒的风雪东北，又处在那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中，身心饱受摧残。直到1977 年冬，为了拍摄他写的电影剧本《孔雀飞来阿佤山》，他才回到云南。
那天，他约了我一起去如安街、福照街、劝业场、翠湖散步。近三十年过去，这一带的店铺经过“大跃进”“文革”的摧残，具有特色的小店已经不再有了。许多夫妻小店经过“公私合营”的组合早就并入了国营商店，小店铺也多数成了民居，用粗糙的红砖块砌起了外墙代替从前的木板门面，而那巍峨壮丽的近日楼更是早就拆掉了。这景象，已经不是林予印象中的那古朴情调的街巷了。
石板路呢？当然也找不到了。
但我们还是一一寻找哪个位置是从前的牛肉馆、“培养正气”，哪座小木楼是从前我们去吃米线时被林予一口气喝掉人家一壶酱油的地方。
访旧而不能见物，追思往事，他默默地满眼是泪。
如今又过去了许多年。福照街已改名为五一路，街两边的老旧房屋也都拆建成大小高楼，路面也平直了，居住或工作在这里的年轻人可能都不知道，从前这里有着长长的石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