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地方城市

在吴越所领一军十三州中，除杭州之外，越州一向有“东府”之称，历代吴越王俱同时兼领镇海镇东两军节度的头衔，足见其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惜城内考古工作开展较少，目前难见吴越时期遗迹。同时，地处江淮的杨吴及其后的南唐，为吴越第一大敌，虽力所不能及，但吴越王在祷告天地时仍时刻不忘兼并淮南 。因此，苏、湖两州成为举足轻重的边疆重镇，吴越分别于苏州和湖州建中吴军、宣德军两节度，大多数时期均由钱氏家族重要成员镇守。明州从唐代起，即为面对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港口，至吴越时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秀州开元府始建于吴越天宝元年（908），此后建制虽经分合调整，但作为独立的刺史州，一直延续下来。而在福州并入吴越政区之前，温州为南部边镇，重要性不在苏湖之下。因此，以上苏、湖、明、秀、温五州的相关考古发现，尤其值得关注。

一、苏州

苏州本为江南东道富庶之区，晚唐时成为江南各藩镇争夺的焦点。随着淮南杨行密势力的强势介入，镇海军节度名下的润、常等州相继为杨氏占据，钱镠领下镇海节度的辖境日益萎缩 ，苏州遂成拱卫杭州的东北面屏障。钱、杨双方均为之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和财力，经过30余年的拉锯，最终钱氏在苏州站稳了脚跟，乾化三年（913）“十二月，王命子传璙权苏州刺史” ，同光二年（924）又“升苏州为中吴军，制授镇东军节度、检校太保兼中书令、大彭郡侯王子传璙充中吴军节度使” 。自此之后数十年间，钱氏子孙成为苏州的统治者，在与南唐实现和平共处的局势下，开启了苏州的和平建设之路，也保障了杭州的安全与繁荣。

据常熟发现的《彭城钱君义亡妻殷氏墓志铭》 ，墓主殷氏卒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其祖父殷庶，曾为中吴罗城四面巡检使。由此可知至迟在苏州建中吴军节度之后，苏州就已建有罗城了。

迄今，苏州吴越古城考古工作尚未大规模展开，与吴越国密切相关的遗迹包括七子山一号吴越国贵族墓、虎丘云岩寺塔、瑞光寺宋塔等处，均发掘或清理发现了一批重要的吴越国时期文物，为了解吴越国在苏州的统治、吴越国苏州宗室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

二、湖州

200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又发掘了湖州市唐宋子城东城墙遗址 。湖州子城所在区域，旧为三国孙吴时期吴兴郡治，此后历代相沿为湖州衙署所在。据考古发掘可知，子城东城墙是湖州子城仅存的一段，南北走向，残长约80米，宽约12米。现在城墙墙基由晚唐、吴越、南宋三个时期的遗迹组成。发掘揭示出的子城东门遗址，门道遗迹保存较好，有三层地面叠压，均处于同一范围。门道两侧贴壁对称设置方形石柱础，现存左、右各5个，柱础中心凿有一个方形卯孔。另外两排柱础居中的一块尺寸均较小，旁边另有体量相等、对称设置的1块柱础，应为门轴石础。整个城门的结构呈排叉柱形式（图1-8、图1-9）。

三、明州

明州城初建于唐长庆元年（821），后因晚唐扩建罗城，旧州城遂成为子城。明州在唐代后期已经成为中国东部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之一，是唐朝连通日本和朝鲜的南方航线的始发地。吴越国时期的明州，延续着唐代的发展方向，承担着吴越国海路交通的重任。

1997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以配合基本建设为契机，开展子城遗址考古发掘，揭示了唐、宋子城城墙及城内部分建筑遗迹 。通过此次发掘，基本确定了唐代的明州子城四周护城河的位置，进而确认唐代子城南起鼓楼，北至府后山，西至今呼童街西侧，东至蔡家弄、府侧街一带。这一范围，与宝庆《四明志》所载子城范围基本吻合。唐城以纯净的黄褐色黏土夯筑而成，外侧用规格较为统一的长方形城砖错缝叠筑，砖缝用泥浆填充，平整坚固。同时，城墙墙体内还构筑了窨井和窨沟，以便城墙上的积水聚集后排至护城河。这一做法，在唐代城墙中尚属首次发现。在城墙范围内，还发现了多处唐、宋时期的建筑基址、砖砌路面、砖构或砖石混构排水沟等。叠压于唐子城之上的宋代城墙，基本沿用了唐城的范围，只是第二期宋代城墙在早期城墙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加宽，而墙体则仍沿用唐和宋一期城墙。由此可见，吴越国时期的明州城子城也应不出唐代子城的范围，在大部分情况下，大致上沿用了唐代的城墙及城市的基本格局（图1-10）。

2016—2017年，考古发掘了明州罗城西门望京门北侧的一段城墙基址。揭示的城墙基址总长达79.5米，残高1.46—1.86米，大致呈南北走向。残存的城墙基址主要由唐末五代的基槽和铺垫层、唐宋至元代夯土墙、宋代包砖墙和护坡、元代至明清包石墙等部分构成。其中，最早的城墙遗址叠压于汉晋或唐代地层之上，建城时先开挖深基槽，填实夯平后，再铺垫厚瓦砾或稻草等植物根茎，然后逐层夯土筑墙。现存夯土残高约0.5—1.7米，墙体由外侧夯土墙和内侧护坡组成，两者之间发现有用于加固墙体的木桩。在杭州城墙和捍海塘遗址中，均可见到类似的建筑工艺。及至北宋，在唐五代夯土和内侧护坡之上向内大幅拓宽城墙基址，夯土墙基底宽达15—20米。至迟到北宋中期，在夯土城墙内外两侧挖基槽、砌包砖，城墙内外两侧包砖墙体之间面宽9.5—11米。部分包砖上刻有姓氏、人名或地名等铭文（图1-11）。

此外，1973—1975年在和义路、东门口一带发掘揭示出了唐、五代、宋的渔浦城门、城墙、道路、水沟、灰坑等遗迹 （图1-12）；1993年在东渡路、东门口一带发掘揭露出唐、宋、元的城墙、灰坑、水沟等遗迹 ；1995年在东渡路与新街地块发掘揭露出唐代城墙、宋元时期市舶司城门（又称来安门）段城墙遗迹 。各遗址发现的城墙的始筑年代和出土遗物，均可追溯至中晚唐时期，证明明州州治自唐代起即设立于今市区三江口的位置 。明州城在吴越国时期继续沿用并有所拓展，最终成为两浙地区最重要的对外交流口岸。

四、秀州

秀州即今嘉兴市，吴越国天宝元年（后梁开平二年，908）割苏州嘉兴、华亭、海盐三县初置开元府。此后废置不定，至后晋天福四年（939）置秀州，至宋不改 。秀州自建立之后，始终设治于嘉兴县，其衙署即位于嘉兴子城，一直沿用至清代。

2015年起，嘉兴子城区域内开展考古勘探与发掘工作，明确了城墙四至，揭示了相对完整的中轴线主体建筑基址、甬道、仪门、设厅等，基本还原了子城的整体平面格局。根据在北城墙的纵向探沟解剖的成果可知（图1-13），子城一带最早在战国时期已形成聚落，至两晋时期出现高规格建筑，可能已成为一定范围内的政治中心。沿及五代，终于在此筑城建州、县衙署，成为此后一千年内嘉兴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嘉兴子城的考古工作，是唐宋时期子城研究的典型案例，发掘者在考古工作中总结出“江南古今重叠型城市”的考古方法，对于江浙地区的唐宋城市考古工作尤有启发性作用。

五、温州

温州古城在这期间经历了两次重要的考古工作 ，其中2014年勘探并清理了五代内城谯楼遗址，包括谯楼的门址、城台、城垣、马道、排水沟等遗迹。

史载，温州谯楼建于五代后梁开平初年。遗址紧邻今谯楼西侧台基，南北朝向。门道宽5.10米，长13.25米，用黄土夯筑，保存有上下叠压的三层路面。门两侧壁砌筑有青砖护墙。城台东半部分被今谯楼所叠压，西部城台东西长9.65米，南北宽13.25米，外包青砖，中间填土。外包砖墙厚0.9—1.1米，砌法为错缝平砌，呈三顺一丁样式逐层向上内收，一如《营造法式》中的“露龈造”式样。

城台以西连接一段城垣，走向265°，东西横跨整个勘探区，长23.5米，南北厚8.2米，两面包砖，中间夯土。墙内夯土分三层版筑，南部二层为黄泥，北部一层为青泥，各层间有明显分界。黄泥层剖面可见明显夯层。夯土中出土少量晚唐五代时期碎瓷片。马道紧靠内墙北侧，沿城墙呈东西走向。马道以青砖平铺，砖块与城砖一致，中间夹铺一路块石，距地表深1.5米，南北宽1.5米。排水沟位于城台以西南北两侧。南侧排水沟埋于城外地面下，向南往城池延伸，揭露部分残长1.5米。沟宽25厘米，深13厘米，沟底部用黄泥夯实，两侧用青砖顺向平砌三层，上用青砖横向封盖。北侧排水沟形制相同，已部分扰动。

2021年的考古勘探，发现了温州子城西城墙、护城河两侧驳岸及各时期建筑遗迹，对认识温州子城的建筑方式、古今叠加的山水城市格局及其演变历程具有重要价值，为唐宋时期城市考古和城池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Tqb3G2d6RK+QNgtI5uauG/hY8NzIXEeEqBqCiUCxGcZ935RDd9s5CjD3Ti27PZ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