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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大约开始于距今5300年，之后稳定发展持续了约1000年。良渚文化与之前的崧泽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相比，有了飞跃式的发展。遗址数量的成倍增加，反映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工具和农田规模也反映了生产力的提高。马家浜文化时期就发明的砍伐工具——石锛，良渚人对其进行了改进，在安柄的部分做出分段，以便于牢固地捆扎。崧泽文化晚期开始少量出现的石镰和石犁，在良渚文化的遗址中有大量出土（图1-6），而且制作更加规范、形体更大，这标志着良渚文化农业水平的提高。而农业发展与粮食储备是良渚社会得以迅猛发展的条件之一。
在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中只发现有小面积的稻田，到良渚文化晚期，稻田的规模已相当可观。2009年在浙江余杭茅山遗址发现的良渚文化晚期稻田，总面积有83亩，田块规划整齐，每隔20米左右有一条红烧土田埂，单一田块的面积有20米×100米左右（图1-7）。
崧泽文化晚期以凿形足鼎为代表的文化因素在太湖流域的大量出现，应该是一种外族侵入的现象在考古学文化中的表现。在许多遗址中都表现出一种外来因素与原来本地文化因素相混杂的现象。有意思的是，以凿形足鼎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因素在生活实用品中占有很高比例的同时，代表文化传统和死后精神世界的墓葬随葬品中，却往往随葬作为明器的鱼鳍形足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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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良渚文化石犁、石镰
1.石犁（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 2.石犁（浙江余杭茅山遗址出土） 3.石镰（浙江余杭卞家山遗址出土）
以浙江省嘉兴市南河浜遗址出土的崧泽文化墓葬为例，“南河浜遗址崧泽文化晚期的许多墓葬中，出土有两种形态小巧而制作规范的陶器，一种是鱼鳍形足的带甑鼎；另一种是敞口折腹高把的盅形豆。这两种陶器显然是实用器的仿制品，它们既不同于一般明器的粗糙与欠火候，也与同墓中出土的同类器的实用品或明器的形态特征具有差异，它们往往有着精细的制作和恰当的烧成温度。出土这两种陶器的墓葬，其级别一般也比较高。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不同于一般明器的一种祭祀用器。仔细分析这两种器形，我们可以看出在造型上，它们既具有当时代的风格特征，同时又具有一些返祖现象，这或许反映了祭祀品中对于祖先文化的继承和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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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浙江余杭茅山遗址（良渚文化晚期稻田及相关遗迹）
从崧泽到良渚，我们在考古学上所看到的文化回归现象，或者说在对以凿形足鼎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肃清过程中，也许反映了背后的一场战争。尽管没有《荷马史诗》那样的故事流传下来，但在偌大的太湖流域，良渚人统一信仰的神灵形象的产生，以及玉礼器系统的创建，也足以说明，正是在那场回归之战中，形成了王权体系与创世纪的领袖人物。
在肃清了崧泽文化晚期的文化混乱现象之后，良渚文化的陶器在随葬品的组合上以一种更加规范和固定的模式出现。这时已经普遍使用专门为随葬而烧制的明器，鼎、豆、壶、罐成为主要的组合。随葬品的明器化与固定组合，也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制度的规范化。那种用陶器数量来表现等级和财富的现象在良渚文化中是非常少见的。玉器的种类和数量成为显示良渚社会等级和身份的主要物品。另外，墓坑的规模、葬具以及墓地的营建，也都显示出明显的个体差异与集团间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