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玉器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主要标识

1918年3月，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地质学家瑞典人安特生等，在房山县周口店龙骨山考察和试掘，揭开了中国猿人和旧石器时代研究的序幕。1921年6月，安特生发掘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1921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在征得农商部和地质调查所的同意，又同河南省政府以及渑池县政府取得联系并得到支持后，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进行了正式发掘。1921年仰韶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史前考古学以及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开始。

1921年，地质研究所章鸿钊出版《石雅》。

章鸿钊（1877—1951），浙江湖州人，191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地质学科，1922年任中国地质学会第一任会长。《石雅》初版由丁文江作序，“但本书，尤其是对研究历史和考古学的学生来说，将是一座提供大量富有启发性资料的宝库。宗教献祭中使用的或作为个人魅力的宝石的性质和起源，在实用工艺中对许多矿物的逐渐利用，对金属及其冶金学的逐步认识，所有这些在书中都作了详尽的学术性探讨”。《石雅》初刊后旋即告罄，1928年，中央地质调查所再版，翁文灏作序，指出“是项工作亦能使其他研究获益，尤以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为例，正确了解前人在具体时期对金石之认识和使用有其重要意义。中国有文字记载之历史可上溯至上古时期。在中国古文中，至少对铁器时代之开端有着确切记载，对青铜器时代多处论及，对石器时代亦有有益争论。章先生常致力于以现代科学来诠释这些古籍，亦言简意赅论及对中国新石器时代之最新发现，并将之与五帝时代的古老传说作一比较”。这一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

《石雅》分上编“玉石”、中编“石”、下编“金”。在玉类中，章鸿钊提出，“夫玉之为物虽微，使能即而详焉，则凡民族之所往还，与文化之所递嬗，将皆得于是征之，是不啻宛委金简之藏也，考古者又乌可忽诸”，对玉的历史功绩做了很高的评价，章鸿钊的《石雅》开启了古玉地质学研究的先河。 据闻广介绍，章鸿钊早在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卷上发表的英文文章《玉石在中国历史上之价值及其名称》中就有专节“玉器时代”（The Jade Age），是最先提出讨论玉器时代的现代学者。

194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郭宝钧发表《古玉新诠》。在阐述石器时代之玉中，他提出，“而中国玉器独步者，虽尚有其他原因，而解玉砂之丰富及知利用，与产玉地区之接近，要为一主要因素”，“然则吾人今日欲研究石器时代之玉器，应先研究同时期之石器，石器形制明，斯玉器形制亦明矣”。《古玉新诠》还首次引用了《越绝书·绝地外传·记宝剑第十三》中风胡子与楚王的对话。

地质学家在中国古玉的文化史认识上，要先于以物质文化史为首要的考古学家。1985年，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闻广发表《中国古玉的考古地质学研究——玉：中国古代文化的标志》一文，就中国古代将玉人格化为品德、礼仪、权力以及价值的标志，提出《越绝书·绝地外传·记宝剑第十三》中风胡子对楚王“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对话，结合中国用玉始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认为“即在我国实际存在过玉器时代，其时限相当于新石器时代” 。

那么，什么是石之美者的“玉”？什么是作为“器”的“玉器”？

一、玉和玉器

“玉”字，在甲骨文中就已经出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宇信专就商王朝的用玉制度进行过研究，对15万片甲骨文的用玉情况作了整理，提到卜辞中的玉、珏和殷人的宝玉意识，以及卜辞中所见的殷人用玉情况，“玉”、“珏”（琮？）、“弄”、“宝”，以及“贞王梦玉”“贞于二珏侑五人卯十牛”“贞惟大玉”等，说明殷人的宝玉意识和爱玉心理非常盛行，这也与考古发现所见吻合。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750件，占随葬品总数的39.2%，报告将其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以及杂器六类。 殷墟花园庄东地M54是一座详细记录玉器出土状况的殷墟文化二期偏晚的大墓，相当于祖庚、祖甲时期。花园庄东地M54随葬玉器222件，分为礼器、兵器、工具、装饰品及杂器五类（报告第177页表二），约占随葬总数的38.5%，与妇好墓的39.2%大体相当。花园庄东地M54和其他殷墟墓葬出土玉器情况表明，五类玉器有固定的出土位置，一些玉器存在组装、串缀等组合关系。

《史记·殷本纪》载：“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牟永抗就曾指出，这种宝玉衣可能是“缝缀着玉器、巫与神交往的法衣”。

《山海经》是先秦重要古籍，《山海经名物索引》中，“玉”是提到次数最多的名物。“招摇山多玉”等的“玉”，共137处；“苕水多美玉”等的“美玉”，共12处；另外，还有“白玉”“瑶碧”“苍玉”“ 琈之玉”等多处。

甲骨文和先秦文献中的“玉” ，涉及用玉情况和宝玉意识，但没有对“玉”下概念性的定义，至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玉部，才系统总结和阐述了什么是“玉”。

1.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石之美者的“玉”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玉”，重在“德”，这是从矿物属性升华为社会属性的“德”。“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 （sāi）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尃（fū）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桡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忮zhì），絜（洁）之方也。象三玉之连。丨，其贯也。凡玉之属皆从玉。” 《说文解字》玉部，除了“玉”外，共收录139字。

许慎的玉德，源自《礼记·聘义》最后一段子贡问“君子贵玉”于孔子的记载，孔子回答了子贡关于“君子比德于玉”的十一玉德。

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 者何也？为玉之寡而 之多与？”孔子曰：“非为 之多故贱之也，玉之寡故贵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揜（掩）瑜、瑜不揜瑕，忠也；孚（浮）尹（筠yún）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珪、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管子·水地》《荀子·法形》都有“玉德”的记载，许慎《说文解字》中对“玉”的定义和分类，是继孔子以来对“玉德”的最经典解释。

古代中国的“玉”，除了矿物学的属性，更承载了社会学的“德”，这是准确认识中国古玉的前提。

2.“玉质”的生产工具和玉器

古代中国宝玉、爱玉的用玉传统，应该在殷商之前新石器时代至夏就已经形成了，接下来要讨论的是最早的玉器问题。许慎对于“玉”的“美”和“五德”定义，说明玉不仅具有矿物学的属性，也有高于矿物学属性的社会学属性。所以说，玉被赋予“美”和“德”的社会属性之时，就是玉器的起源。

使用打制石器作为生产、生活的工具是旧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这一时期，除了就地取材，因地制宜，也已经开始对用作生产、生活工具的石材进行有目的的选择。但这些还是归属于不同材质的石质和玉质生产工具，不能归属到反映观念、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的“玉器”，只能是“玉质”的生产工具。

早在1989年，牟永抗在《良渚玉器三题》中就提出，“玉的识别在我国古代是一种文化现象”，新石器时代玉器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的成分之外，“玉器的制造技术，是认识古玉的一个重要方面”，“运用这种介质的间接摩擦作用似可认作玉器特有的加工技艺”。1992年《中国玉器全集1原始社会》中，牟永抗、云希正再次强调了新石器时代玉器和石器分别的三项标准——社会功能、矿物学、加工技术，而且，“制成品的社会功能和以砂为介质的间接摩擦法的制作技术，要比制成品的矿物学属性重要得多，这就是我国史前玉器的基本特征”。 以制作石器的工艺为基础，以砂为介质的间接摩擦为特征的原料剖割与加工工艺和高精度器表抛光，似可认作人们对信仰虔诚追求的行为表现，作为“石之美者”的“美”这一观念形态的考古学证据。

3.中国古玉考古地质学研究

许慎《说文解字》玉部中的玉、石之似玉、石之次玉等，是玉的不同矿物材质。中国古玉研究如何与地质考古学结合，早在中国考古学开始阶段就已引起李济关注了。1945年，李济在李庄板栗坳就殷墟62件古玉的颜色、比重和硬度记录，提出解决软玉采集问题的两个建议：必须收集出土地准确、时代准确的可靠资料，希望国内地质学家把中国的玉矿详细调查一次。

1955年、1956年南京北阴阳营遗址第一、二次发掘，出土283件玉和玛瑙器，这是江南第一次大量发现玉和玛瑙制成的玉器。 北阴阳营遗址出土玉器的矿物学检测，拉开了长江下游地区地质考古学研究的帷幕。经鉴定，有“黄色玉髓”“灰色阳起石”“含云母透闪石”“纤维蛇纹石”“褐色蛇纹石”“白色透闪石”“绿色蛇纹石”“灰白色蛇纹石”“绿色阳起石”“黄白色玉髓”“白玉”“黄色蛇纹石”等。

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今隶属苏州）第一次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发现了琮、璧等玉器。这也是琮、璧准确历史坐标定位的第一次。经华东地质研究所鉴定，“玉琮、玉璧为透闪石，玉管为纤维蛇纹石，又名火烧玉，还叫高岭玉、白石脂。另有一些玉器，据张陵山良渚文化墓葬出土来鉴定，应为阳起石” 。

1977年，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又出土了一批良渚文化玉器，华东地质研究所对其作了鉴定。结果显示，质料分为透闪石、阳起石、岫岩玉和玛瑙四类。

南京矿产地质研究所郑建、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闻广较早涉足良渚玉器的检测。1986年，郑建公布张陵山东山9件良渚玉器鉴定报告。其中，M1∶1玉璧为“绿色阳起石-透闪石”，M1∶4玉璧为“绿色暗绿色透闪石-阳起石”，M1∶5小琮为“白色阳起石”，M1∶7穿孔玉斧为“黑色低铁阳起石”，M1∶9玉圆片为“淡绿色斑点状阳起石”，M1∶16玉纺轮为“淡绿色带褐色阳起石”，M1∶20锥形器为“灰白色阳起石”，M1∶22·6玉珠为“白色透闪石”，T6∶1玉琮为“白色透闪石”。“中国古代所谓真玉，即近代矿物学的软玉（nephrite），属于钙镁硅酸盐类的阳起石和透闪石，呈显微纤维结构，韧性很强。”

1986年，闻广公布南京博物院提供的吴县草鞋山、吴县张陵山和张陵山东山、武进寺墩四处14件样品的鉴定报告，有软玉、石英、迪开石、叶蛇纹石4种。闻广首次对“中国古玉”的“软玉”进行界定，认为“软玉是致密块状的角闪石组钙角闪石类的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矿物，一般具有交织纤维显微结构，即软玉结构”，“软玉的相似物，即似玉的假玉，在彩石中有‘岫岩玉’‘信宜玉’及部分‘肃州玉’，属蛇纹石组叶蛇纹石”。闻广进一步指出，“软玉的质量取决于它的显微结构，即由晶体束组成纤维的粗细程度，由此决定了矿物的堆集密度、半透明度、光泽和韧性等。韧性又决定了加工的难易程度，而堆集密度也决定了出土玉器的受沁程度。杂质矿物的多少，往往与纤维的粗细成正比”，“软玉颜色的常见基本色调是黄绿色，其浓度变化不大，主要随亮度降低而颜色加深”。

1986年，闻广还在《考古地质学——一门有用的新兴边缘学科》中，再次提到我国的新石器时代可以称作玉器时代，强调“我国古玉主要是软玉，而中文宝石硬玉另有专名翡翠。所以，长期以来中文玉的英译‘yu’，已成为国际上宝石学中的通用名词，即等同于矿物学中软玉的专用名词。近年来国内有任意扩大玉的含义的倾向，有可能导致否定我们祖先创立且已得到世界公认的名词，值得引起注意”，“我国古人辨玉，首德而次符，德是质，符是色，至今这仍然是评价软玉的两项标志”。

1982年，江苏武进寺墩发现M3、M4。寺墩M3是迄今为止出土玉琮最多的良渚文化大墓，其中玉琮33件、玉璧24件。当时判断玉璧中“13件又有明显的经火烧的痕迹”，玉琮中“也有8件有明显的经火烧过的痕迹”。简报的玉璧、玉琮统计表中对颜色和保存状况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使用了“钙化”一词。 后来又修订为“所谓的火烧痕迹当与某种物化反应有关” 。最近，复旦大学王荣通过实验考古，认为透闪石-阳起石是否经过火烧过程主要基于透辉石及透闪石-阳起石至透辉石的中间态物相的生成来判断，露天火烧造成玉料不同区域受热不均匀，从而引起玉料不同区域的宏观性质和微观结构产生差异，很容易通过拉曼光谱等结构分析方法获得科学数据，认为寺墩一些玉器存在着与模拟火烧考古实验非常相近的宏观和微观特征。

1982年、1983—1984年上海青浦福泉山两次发掘又发现了良渚文化高等级墓地，闻广开始系统地检测，他认为玉有真玉与古称为珉的假玉之分，真玉又分为硬玉（翡翠）和软玉，软玉“一般为致密块状具交织纤维显微结构的透闪石-阳起石系列矿物集合体”，“要确定是否真玉的软玉，不仅需要鉴定其矿物成分，而且还需研究其显微结构”，“故选用需样量较少的室温红外吸收光谱或X射线粉晶照相和扫描电子显微镜”， 并计算出软玉中透闪石-阳起石的铁和镁按公式单位的占位比率。闻广开启了中国古玉地质考古学研究的先河。

同时针对福泉山墓地出土玉器的X射线衍射检测并经PIXE分析，Ca元素含量并未有较大改变，所谓“钙化”与检测结果不符。

1986年、1987年浙江余杭良渚反山、瑶山发现王陵级墓地，虽然未公布样品鉴定报告，但闻广在相关文章中进行了系统阐述 。1993—1995年，台北《故宫文物月刊》刊登闻广“古玉丛谈”八篇系列文章。以反山样本为例：反山M12∶98琮，“白色，嫩白色略偏浅黄” ，透闪石软玉 ；反山M23∶167，“墨绿偏青色” ，透闪石软玉，但含铁量显著偏高，“其透闪石纤维显著地比其他三例为粗” 。反山14∶158带钩，“烈沁”，经室温红外吸收光谱检测其矿物成分是叶蛇纹石，“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显示的显微结构已明显变松，即堆积密集度（Packing density）显著降低”。

章鸿钊《石雅》对中国古玉地质矿物学有开拓性的研究，但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闻广。闻广《中国古玉的研究》（1990）、《中国古玉研究的新进展》（1991）、《中国古玉地质考古学研究的续进展》（1993）等，全面、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玉地质考古学的研究成果。

至此，可以确定良渚文化玉器的主体为透闪石软玉，品质涉及的致密度强弱和色泽纯净斑驳与材料的显微结构、含铁量有关。透闪石软玉品质高低的选取，以及叶蛇纹石、玉髓、萤石、滑石等假玉的替代，反映了良渚文化时期用玉的等级。

关于良渚文化玉器的来源问题，早在草鞋山、张陵山简报中就已经关注。“这些玉器应是当地生产的” ，“其产地应就在苏浙皖一带” 。良渚文化玉器的材料产地和流通掌控成为良渚玉器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200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合作开展良渚文化玉器微量元素无损分析的检测研究 ，测试样本有反山、瑶山、汇观山、塘山（金村段）四地点出土玉器130余件，测试方法为先用质子激发X射线荧光技术（PIXE）无损测定化学成分，然后用X射线衍射仪（XRD）和激光拉曼光谱仪进一步测试分析矿物组成和结构。检测结果发现，良渚遗址群出土的透闪石软玉主要的少量元素为铁（Fe）和铜（Cu），玉器的白色、青色及墨绿色取决于Fe和Cu的含量，整批玉器所含微量元素主要为Zn、Mn、Zr等，而且比较一致。 之后，江苏江阴高城墩、江苏昆山赵陵山分别公布了出土良渚文化玉器的无损科技分析报告（图1-1）。

新近，作为“玉架山玉器无损分析”课题的内容之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公布了浙江海宁小兜里遗址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出土玉器的无损测试分析报告，对历时性的玉料变化和来源渠道进行了背景研判。通过对海宁小兜里玉器的无损分析研究，能看到小兜里遗址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阶段玉器产地上的延续性，又能看到良渚文化中期后玉料来源的日趋多样化和差异，这对认识杭嘉湖平原崧泽-良渚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关系，以及一般聚落在玉器生产消费上的模式是非常重要的线索。首先，从社会和文化层面而言，再次证明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间的承继关系十分密切，玉器生产流通上的变化发生在良渚文化中期前后，而非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之间；其次，从小兜里墓地的分期和空间变化上看，玉器分析显示出的差异与聚落演变墓葬分化相呼应，这也再次说明在崧泽、良渚文化社会中，玉器生产使用同社会结构与个体地位存在对应关系，玉器是社会权力的体现和来源；最后，该地区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应以崧泽文化晚期为变化节点，今后不管对玉器的分析还是对社会的研究都应追溯至崧泽文化末期始。

二、反映观念和信仰的早期装饰品、美术品及玉器的起源

反映观念和信仰的早期装饰品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辽宁海城小孤山仙人洞遗址，洞穴下部堆积为旧石器时代晚期，年代距今3万—1.7万年，出土装饰小圆盘1件，标本L3，G6，83∶24，用兽类骨片制成，形状像一枚硬币，只保存了一半，直径约25毫米，厚约2.0毫米，两面磨光，边缘尤为光亮，背面微凸，腹面微凹，染有红色物质，背面边缘用锋利器物刻有一圈放射状浅沟，沟内残留有红色染料，标本中心由两面钻穿孔，孔内径2.2毫米，外径4.0毫米，孔壁也残留有红色染料。这类被称为“装饰小圆盘”（decorated discs）或装饰小骨盘（decorated bone discs），是旧石器时代一种很有特色的袖珍艺术品，多以兽骨、兽牙为原料，也有用石英、砂岩、白垩等矿物和岩石制作，一般中心穿孔，图案风格有由线条组成的“抽象派”和描绘兽类的“写实派”两种。小孤山遗址的发现填补了贝加尔湖以东的东亚北部大片空白。 这类边缘切刻放射线的小圆盘，应该是最早的太阳崇拜实物。

不同材质、各种类型的装饰品或人体配饰的起源，要早于玉器的起源。如动物骨角牙，甚至木质等制成的装饰品或配饰，造型奇特或雕琢纹样的装饰品或配饰，标识着拥有者的价值取向，反映了拥有者的观念信仰。当这类不同材质的装饰品和人体配饰，开始选择具有光泽感的“美石”“石之美者”，并且在造型上追求圆弧形的外表时，玉器就起源了。

2007年，香港中文大学邓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国祥以兴隆洼文化玉器研究为出发点，出版了《玉器起源探索》研究和图录。阿尔泰Denisova洞穴距今38000年的蓝绿色坠饰，被认为是东北亚地区最古老的饰物之一，东亚玉玦很可能一元多体。英国牛津大学莫顿学院罗森在该书序中说：“玉器的扩散，特别是闪石玉以及特定器诸如玦饰的扩散，颇耐人寻味。各地之间必具有诸多共同特征，如各区域一定都发展起或共享攻玉的技术；他们必定发现玉料的来源；由于玉料有限，分布并不广泛，必存在广泛交换网络。但交换网络及使用特定玉器，并不足以说明不同地区的人群具有相似的社会结构，更遑论相同的用玉观念。意念随同相关文物可透过不同的方式传播，比如语言、社会关系、祭祀等。虽然上述各项都不可能重建，但我们却可肯定不同地区先民吸收了用玉观念及玦饰后，必会发展出一套当地的用玉价值，并通过一系列社会及仪式将此价值观予以强化。” （图1-2）

目前关于东亚早期玉器的起源和发展，属距今约8000年中国东北地区兴隆洼文化以环玦、小匕形器、弯条形玉器、球形管珠为组合的玉文化最早。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邓聪长期致力于东亚地区玦饰的系统研究，认为以玦饰为代表的玉文化在中国东北地区辽海一带形成后，向四周扩散，向南在距今7000年至6000年间扩散到长江下游地区后形成次生集团，向北越过三江平原与俄罗斯滨海地区，跨过日本海至日本列岛。

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出土玉器被认为是东亚地区系统用玉的最早证据。 虽然小南山、兴隆洼出土的以环玦为代表的成组玉器，还不是玉器的最早起源，但是，作为东亚玉器的主要源头和中华玉文化早期蓬勃发展的技术基础，以小南山、兴隆洼等遗址为代表的出土玉器，是讨论早期玉器起源和发展的关键节点。

关于早期玉器的起源，以及玉器原料、工艺、种类、造型和纹样背后所反映的观念、技术、社会、流通等问题，是早期玉器考古学研究的重点。

三、史前玉文化的区系与多元一统理论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通过对考古学文化相对年代的研究，结合碳-14与加速器测年的绝对年代研究，构建了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年代框架，首次明确了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文明进程的时间表，认为中华文明的进程从最早的国家开始，历经古国时代早期（距今5500—4500年）、古国时代晚期（距今4500—3800年）和王国阶段文明（距今3800年—公元前221年）。

中华史前玉文化始于距今八九千年，甚至更早。在古国时代早期，史前玉文化达到高峰，以良渚文化玉器为代表。在古国时代晚期，史前玉文化在黄河上游得到发展，出现了以牙璋为代表的新玉器，在两湖地区的后石家河，瓮棺葬中出土了大量体量不大，但种类和图像丰富的成组玉器。

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探索，苏秉琦最早提出全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划分：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 后来修订为：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地区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及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

不同区域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谱系共同构筑了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的“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谱系所包含的史前玉器自然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性。1992年，牟永抗、云希正在《中国玉器全集1原始社会》前言中，把全国史前玉器分为12个地区：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玉器，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玉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玉器，黄河下游龙山文化玉器，黄河上游齐家文化玉器，江淮地区原始文化玉器，长江中游三峡和江汉地区原始文化玉器，华南地区广东石峡文化玉器，浙江宁绍地区河姆渡文化玉器，太湖周围杭州湾以北的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玉器，东南沿海一带的良渚文化玉器，以及其他地区的原始文化玉器。

《中国玉器全集1原始社会》的12个地区主要由云希正执笔。1995年，牟永抗把我国史前玉器分为6个地区：以辽河为中心的东北地区、长江下游地区、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长江中游地区、西北地区、台湾和华南地区。

玉器作为中国新石器时代原始信仰和观念形态最为重要的代表性物质遗存，也是社会复杂化之后涉及独特资源、高级工艺、社会权力的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重要物质遗存，更是最为合适的远距离传播、交流、融汇的物质和精神载体。玉器从起源到夏商周三代，经历了至少6000年的发展历程，距今五六千年开启的“玉器时代”成为“青铜时代”的先声。在近6000年的玉器发展历程中，玉器在纵向时间轴上成为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发展的标识，在横向空间上成为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交流、融汇的代表。

距今约5000年开启的玉器时代，区域波及东亚大陆东部的半月形地区，是中国文明时代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和标志，玉礼器、玉和玉器的观念也是中华古文明有别于其他古文明的主要特征。早在距今七八千年，以玦饰为代表的玉文化从东北亚扩散到长江下游地区，成为玉器时代的先声。其后，以红山、凌家滩-崧泽文化为代表开启了玉器时代，至良渚文化达到高潮，龙山时代的龙山、后石家河文化再现辉煌。这其中，除了反映观念和艺术的成组玉礼器的影响和扩散，更有体现原始宗教信仰和天地宇宙观的承袭和发展。

良渚文明是玉器时代的代表，一整套系统的用玉制度完全彰显拥有者的身份、等级和地位，成为聚落等级和规模的标识。人形化太阳神的神像和宇宙观模型的琮是良渚社会统一信仰的内涵。良渚玉文明的影响和扩散超越了之前长江流域区域内的交流局限，开始很深刻地影响黄河中下游地区，并波及珠江流域。这是一波规模宏大的扩散，为中华玉文化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龙山时代是三代文明崛起的前奏，玉文明的发展从原先天地宇宙观的创造和完善，发展为极度张扬武力和军权，良渚社会中以体现男性威权为主的玉钺杖和王权神授观念，重新得到了阐释，有刃玉器不再局限于玉钺，玉大刀在整个黄河流域流行，牙璋起源后迅速扩散，并延续影响到中国南方乃至更远的区域。与此同时，龙山或后石家河先民创造的“神祖” ，成为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共同的认同，良渚文化时期神人神兽复合的太阳神图像，在后石家河文化中变成了冠饰和玉人复合的偶像，原先佩戴冠状器的神的扮演者摇身一变直接成为神的化身，这是一个质变和巨大的进步。

作为高端资源和高端美术品的玉器，是玉器时代观念和艺术的主要代表，也是研究这一时期观念和艺术从碰撞到进步的主要切入点。不同区域和先后时段的各考古学文化，体现在玉文化、玉文明上的观念和艺术的浪潮，成为东亚半月形地带玉器时代波澜壮阔史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1990年，牟永抗、吴汝祚完成《试论玉器时代——中国文明时代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把属于玉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地区，虚框为一个月牙形的地域：“上述已显示进入玉器时代的遗址，北起红山文化，南及石峡文化，西部有延安的石峁遗址，把这三地用线连接起来，就形成一个月牙形。这个月牙形地域，大概是处在东经约110°—123°、北纬约24°—42°之间，北居辽河中下游，南及岭南，其间包括黄河、长江的中下游地带，东和东南濒临黄海、东海和南海，占有了我国主要的沿海地区。在这个地区内，有许多大小港湾，为海上交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加速了文化上、经济上的交流，促使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这个月牙形地域的北线，大体是沿长城的走向，在其北为牧区、南为农业区，主体部分属海洋性的温带气候，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古史传说中的华夏、东夷、苗蛮三个主要集团也都是建立在这个地域内。因此，它们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就不言而喻了。”

距今约5000年，进入玉器时代，是半月形地带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更有证据表明，东北亚区域玉文化的形成可能要远远早于玦饰的出现 。距今8000多年，原生玦饰玉文化开始在辽海一带形成 ，之后随着玉文化的发展和扩散，形成了红山、凌家滩-崧泽、良渚、龙山-后石家河等文化的用玉高潮。玉器的矿物、工艺、社会三大属性决定了新石器时代玉器在考古学文化和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不仅如此，“玉器作为史前考古文化中技术含量与文化含量最高的文化因素，拉近了考古与历史之间的距离，使玉器研究作为史前考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史前考古和重建史前史有迅速推动” 。玉器不仅是观念和艺术、原始宗教和信仰的反映，更是各区域之间观念和艺术彼此交流、融汇、发展的体现，源远流长，波澜壮阔。

在距今约8000年至4000年，半月形地带的玉文化发生了两轮传播、一波扩散和一场交融。前两轮传播均以东北亚尤其是西辽河流域为中心，以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玉文化传播到长江下游，生根发芽，成为玉文化重生的源泉，开启了玉器时代的先河。5000多年前的良渚玉文明达到了新石器时代用玉的高峰，也是玉器时代的高峰。良渚玉文明的扩散，几乎影响了现在中国的大半部，为随之而来的龙山时代玉文化的交融创造了条件。

第一轮传播，从兴隆洼到河姆渡，距今8000—6000年，以玦饰为代表，第一次把体现观念和艺术的玉器与人体最重要的感觉器官紧密结合起来，是玉器时代的先声。

第二轮传播，从红山到凌家滩、崧泽，距今6000—5300年，红山文化玉器也是当时原始宇宙观的反映，这一观念和意识形态在长江下游得到基本认同，遇上知音，良渚玉文明呼之欲出。（图1-3）

四、史前早期玉文化

良渚文化是新石器时代用玉的巅峰，早于良渚文化或至迟约相当于良渚文化早期阶段，中华大地上已经形成了诸多用玉考古学文化，为后续中华玉文化的崛起和良渚玉文明的璀璨奠定了基础。这其中，以东北地区兴隆洼到红山文化、长江下游河姆渡-马家浜到凌家滩-崧泽文化、长江中游大溪文化最为突出。

1.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

东北地区以西辽河流域为代表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基本序列是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后续的龙山时代的雪山二期文化、夏商时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

距今8200—7200年的兴隆洼文化玉器是迄今为止中国所知年代最早的玉器，种类有玦、匕形器、弯条形器、管、斧、锛、凿等。玦的出土数量最多，是兴隆洼文化玉器的典型器类之一，有短管状、环状、璧状。弯条形器的造型应与野猪等动物獠牙饰物有关，玉匕形器、斧、锛、凿是仿工具玉器。从玉器在墓葬中的出土位置看，玉玦是墓主人直接佩戴的一种耳饰；弯条形器是一种项饰；匕形器可做身体上的一种挂饰，或衣服上的缀饰，有时也可以作项饰。兴隆洼文化玉器是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玉器的源头。

兴隆洼文化主要分布在西辽河、大凌河流域，与红山文化核心分布区基本吻合。在吉林和黑龙江地区，尤其是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的发现，极大地补充了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起源阶段的认识。小南山遗址位于饶河乌苏里江左岸，发现于1958年，1971年、1980年和1991年曾做过小规模考古工作，2015—2017年和2019年的连续发掘，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小南山遗址分为五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第一期遗存距今17000—13000年；第二期以相距75米的两片墓区、总计50余座土坑竖穴墓为代表，随葬石、玉、陶器，玉器有管、珠、玦、环、坠饰、“小南山式”璧等，根据7个碳-14数据，确认为距今9200—8600年。小南山遗址发掘出土玉器120余件，加上以往发现总数超过200件，种类包括玉玦、环、管、珠、扁珠、璧饰、锛形坠饰和玉斧等，“构成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玉文化组合面貌” 。

小南山遗址第二期的绝对年代还有所争议。1991年被破坏的小南山M1追回随葬品126件，其中玉器67件、石器56件、牙坠饰3件，玉器中有玦、环、珠、斧、矛、匕、簪和斜刃器。 小南山出土玉器中的环、璧与红山文化玉器关系密切，一些学者提出吉林、黑龙江地区璧形器的制作和使用时间早于红山文化。 如此，以牛河梁遗址为代表的红山文化玉器的源头除了兴隆洼文化玉器之外，还有来自黑龙江、吉林，包括内蒙古东北地区早于红山文化的用玉文化，甚至范围更大的东北亚地区。

红山文化以老哈河中上游和大凌河中上游之间的区域为中心，牛河梁遗址是其核心遗址，发现的积石冢主要年代为红山文化晚期，一般认为距今5500—5000年，与长江下游凌家滩文化、崧泽文化晚期—良渚文化早期年代相当。牛河梁遗址面积约50平方千米（与之前认识的良渚遗址群规模差不多），已发现遗址20余处。编号16个地点中，有13个地点是积石冢。这些积石冢的形制、规模、内容不一，积石冢内墓葬的形制或等级也很复杂，如中心大墓、台阶式墓、多类石棺墓、附属墓等。葬式也有多种，如一次葬、二次葬、合葬、附属葬、迁出葬等。牛河梁遗址积石冢出土玉器包括了已知红山文化玉器的主要种类，在一些中心大墓中，还出土一批独一无二的玉器。这些玉器的种类和造型、墓内出土情景，以及积石冢个体单元、积石冢与积石冢之间，或者具有“群体间极强的独立性”社会分层的积石冢，共同组成了牛河梁遗址的用玉葬仪，并以此体现身份、等级和地位，反映观念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以牛河梁遗址积石冢用玉葬仪为代表的红山玉文明，对东部地区，尤其是长江下游地区凌家滩、崧泽-良渚文化早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积石冢单元反映的身份、等级的复杂化：以N2为例，已揭示的Z1—Z6积石冢，形制结构各有特色，以N2Z1葬制种类最为丰富，除了中心大墓，还有二次葬、二次合葬，以及如N2Z1M24双人异穴合葬，反映了以N2Z1为单元的成员的身份和等级。又以N2Z2为例，虽然中心大墓被捣毁，但其复杂的内外界墙等结构说明中心大墓墓主人的身份特殊性。N2Z4也是一处呈方形的积石冢，随葬器物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是随葬彩陶罍的有M5、M6、M7三座墓葬，二是斜口筒形器随葬数量较多，M2、M8、M9、M16四墓各随葬1件，N2Z4M15则随葬了2件成品、1件半成品。N2Z4区分为上下两层积石冢，除了墓葬制度的重大变革外，是不是还因为墓主身份不同，仍值得再讨论（图1-4）。

积石冢个墓用玉葬仪给予的启示：与同时期和后来的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用玉文明不同，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积石冢以斜口筒形器、勾云形器、玉龙、璧环以及玉龟、玉鸟为主要玉器组合来体现权力与信仰，而良渚文化用玉主要以琮和权杖（不同装置的玉钺权杖和特别豪华权杖），以及复杂玉头饰来反映权力与信仰。

在牛河梁积石冢墓葬中，中心大墓和显贵大墓的头饰不发达，但“枕玉”现象非常突出，并且以不同种类的玉器来体现，斜口筒形器是主要的种类，还有N5Z1M1的成对的双系孔璧环、N16M4的玉凤等。“枕玉”现象在良渚古城瑶山、反山王陵中也有，如反山M12大琮可能原先放置在墓主头下，反山M22、M23墓主头下也可能枕璧，瑶山、反山墓主头侧部位的小石钺，也极可能有同样的功能。关于斜口筒形器的功能，应该区分器物形上意义和出土情景功能之别，良渚琮的情况也同样——琮的形上意义是单一的，但琮的出土状态可以多样。斜口筒形器除了筒形、斜口、长面部位内凹，也具有多种观看视角。平口一端两侧各钻有系孔，它们很可能是解决斜口筒形器使用的关键。凌家滩07M23出土玉龟状扁圆形器，形制与斜口筒形器非常一致，但牛河梁遗址本身就出土实体玉龟和玉龟壳，凌家滩也出土实体玉龟，不能简单地认为斜口筒形器源自于玉龟，或许仅是短面采用了龟甲的外形而已。N16M14二次葬中出土的斜孔筒形器斜口部位有1件环镯，平口另有1件环镯，不排除这三者存在组合关系。虽然积石冢墓葬中头饰不发达，但是N2Z1M1墓主额部位出土1件环镯，原先应作为额饰。在良渚早期大墓中，头端部位出土环镯类玉器，且叠压其他头饰，以瑶山M10最为明显，凌家滩87M15头端部位的1件环镯可能也是同样的情况。

内外缘减薄、形制多样的璧环是牛河梁遗址积石冢出土的主要玉器之一。璧环可以分为圆形和圆角方形两类，多有穿系孔。牛河梁第二地点N2Z1M21，随葬玉器20件，其中兽面牌饰、斜口筒形器、龟壳、勾云形器、圆筒状饰、珠、镯各1件，璧10件、璧形饰1件、双联璧2件。除了N2Z1M21∶12残损外，其余9件璧均有系孔，2件双连璧的上孔实际上也可以起到系孔的作用。这些璧虽然大小不同，但是出土时从头到脚都有系孔，应视作一个整体。凌家滩墓葬中，墓室两端出土了不少由成组璧环、环玦等组合而成的“棺饰”，它们虽然没有系孔，但是也一定通过串系组合。良渚早期女性大墓中出土的成组圆牌（小璧环），通过系孔纵向串系。这都是值得联系思考的。

虽然勾云形玉器的使用是缝缀、系挂还是竖直如权杖尚有讨论（缝缀也不一定在服饰上，也可以是某类软性的载体），勾云形玉器多有穿系孔，不但有上下，且有正面和背面之分，其使用方式或许与系孔璧环一致。还可注意N2Z1M23出土的“钺形玉璧”，两面的系孔使用磨痕，一面是竖向的，另一面是横向的；而N2Z1M24∶3勾云形玉器双系孔的两面特征与之一样（两侧破裂后的是切划之后再钻孔，然后补缀，两者有别），可能不是巧合。

除了斜口筒形器、系孔璧环、勾云形玉器等，明确的权杖类玉器如N2Z1M21出土的玉兽面牌饰，原先应该被镶插在扁平竖状的载体上，之前征集的玉丫形器是完整的写照，N2Z4H1∶15“印章形”玉器，把这类权杖类的插座都一并雕琢了。这类缩小版的权杖类玉器，可以对复原良渚文化大墓中的一些镶插端饰有启示。

玉龙是红山文化与崧泽-良渚文化早期之间传播、交往的重要见证，只是两者个体大小相差悬殊而已。崧泽-良渚文化早期玉龙的出土状况多见于头部位，唯独桐乡普安桥M8玉龙，底端穿孔，出土于墓主下肢部位，似可镶插在杆状载体上。N2Z1M4墓主胸部位出土一对玉龙，红山文化玉龙基本都有系孔，如果穿系后不是挂在墓主身上，而是另外吊系在杆状载体上，则或许是特殊的玉龙权杖（图1-5）。

红山文化玉钺权杖出土数量不多，朝阳半拉山M12，腹部出土玉龙、璧和石钺各1件，大腿内侧出土玉兽首形柄端饰1件，很可能就是钺杖的玉镦。

在良渚高等级墓地尤其是良渚古城遗址中，琮、璧、钺，以及复杂玉头饰成为墓主等级和地位的标识，其他独具特色的玉器，尤其是权杖类玉器，应该是墓主人身份的标识，反映了社会分化分层或社会复杂化的各个领域。牛河梁遗址积石冢墓葬中的用玉制度，应该远比我们现在想象的复杂，积石冢单元所反映的社会组织形式，以及牛河梁“坛、庙、冢”遗址群的聚落模式，或许是该地区该阶段非湿地稻作农业经济早期文明的又一种有别于良渚的文明模式。

2.从河姆渡、马家浜到凌家滩-崧泽、良渚文化早期

距今10000—8000年的上山文化是目前已知长江下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上山文化的后续、距今8000—7000年的跨湖桥文化出土了3件玉器，是长江下游地区目前已知的最早玉器。

萧山跨湖桥遗址璜形器（或称“石曲管” ）T202②:6、T0512湖Ⅳ:1，刻意雕琢为弧曲的外形，中间穿孔，两端“凸”字形孔方便串系，说明串系后，弧度朝下，已有璜的雏形。跨湖桥还有1件残件改制的T302②:1璜形器（绢云母），两端面残损部位一侧，钻有隧孔，未透穿，长6.2厘米 。T302②:1璜形器（绢云母），有着近乎正圆的弧曲度，极有可能是环镯改制的“璜”；两端一侧面的隧孔说明，不是缀合孔而是作为串挂使用的串系孔。这样一来，T302②:1璜形器无论是原先璜残断后改制，还是环镯改制，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璜的雏形，跨湖桥文化还可能已经出现环镯。

距今8000年跨湖桥文化时期玉器文化面貌，还有我们未知的一面。

（1）河姆渡文化早期玉器

余姚井头山遗址 的发现表明，跨湖桥文化应是河姆渡文化的主要前身之一。距今7000—6000年，玉器成为河姆渡文化早期和马家浜文化早期的主要内涵。以河姆渡文化为例，这一时期玉器的主要特点有：

材料丰富多彩，有石英、玛瑙、叶蜡石、萤石等，选取“美石”，就地取材。据称，河姆渡遗址附近的冯家村，就有萤石矿，所以那里饰物的材料中萤石质的就较多。由于萤石往往和水晶、玛瑙共生，古人也就可以利用它们作为早期玉器的材料。

多琢打成坯，故管珠等外形呈不规则的浑圆。

种类主要有管珠、玦、弯条形器、璜等。玦的形制也为浑圆状，被称为“球管形玦” ，一些玦的豁口未开，邓聪认为并非半成品。一些“弯条形器”被误作为“璜”。河姆渡遗址第4层出土有“璜”12件，其中第二次发掘所获8件发掘品中有7件出自4B层。在公布的线图和照片中，均为单系孔，如果说都是残断后一端修磨改制为单系孔，那么也不是如同璜那样两端串系。如T18（4）:62璜是玦残断后改制，但T224（4B）:204和T242（4B）:325，明显与玦体形不符，依“璜”体外缘弧度其外径逾6厘米，也不合这一阶段玦的形制，却又仅一个系孔，这些“璜”确实如兴隆洼出土的“弯条形器”。关于距今7000年前后，玦在东亚地区的扩散，尤其是从东北亚向长江下游地区的传播，邓聪的观点值得肯定 。

河姆渡遗址第二期T244（3B）:100璜，两端有系孔，是河姆渡文化早期璜标本。

石质蝶形器采用琢打、减地、打磨等多种雕琢手段，一方面说明蝶形器有木质、象牙、石等多种材质，另一方面也因为石材质地相对较硬，为后续琢玉工艺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2）马家浜文化：璜和钺的出现

距今6000年前后的河姆渡文化晚期和马家浜文化晚期，璜、玦成为用玉的主流，马家浜文化晚期表现得尤为突出。大圆心角的条形璜是马家浜文化晚期的主要形制，璜还成为马家浜文化后续崧泽文化用玉的主流。玦由原先的球管形发展为饼璧形，还出现一些兴隆洼文化时期就有的大尺寸的环镯形。这一时期由于出土单元资料丰富，具体的用玉情况也明了起来。

2009—2011年嘉兴马家浜遗址发掘，清理马家浜文化晚期墓葬80座，出土石英玦4件、骨玦2件，80座墓葬平面上大体可以分为八组，每组0—2件玦，每墓均单件，男女性都有，均作为耳饰。

虽然河姆渡文化晚期的用玉资料不如马家浜文化晚期丰富，但是象山塔山新石器时代墓地为分析这一时期玦的使用提供了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材料，可能还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关系。日本富山市教育委员会藤田富士夫提出“对称之美”构成同一型玦饰，相异型玦饰可能反映赠予交换，原来是同一型的相似型玦饰被埋藏在不同的墓葬中，也可能显示赠予交换。塔山河姆渡文化晚期墓地中，M37和M10玦饰原为对称的一对，其中之一赠予了M10，M11亦将其中之一玦饰赠予M26，而M34、M17的另一玦饰，可能赠予村落外的人（图1-6）。

太湖西部马家浜文化面貌，与东部有所不同，也称骆驼墩文化，早期以溧阳骆驼墩遗址、神墩遗址早期等为代表，中晚期以神墩墓地、江阴祁头山遗址为代表。以神墩墓地、祁头山遗址为代表的骆驼墩文化用玉，在玉器种类、数量上明显要比东部的马家浜文化丰富。

溧阳神墩遗址早期约相当于马家浜文化早期，主要是生活居址堆积，出土1件陶璜、1件陶璜形器。H74∶1陶璜形器，弧形，中间戳孔，与跨湖桥遗址璜形器一致，值得关注。神墩遗址马家浜文化晚期是252座墓葬、婴儿瓮棺葬16座。从平面分布来看，主发掘区中心部位比较密集，四周稀疏，墓地应该保存得相当完整。出土玦2件、璜8件、管1件、坠1件。璜多作为项饰，也作为口琀，似没有性别之分。神墩M182、M219出土石钺，M182∶2斜顶，与嘉兴马家浜遗址采集所见一致，可见斜顶的石钺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形制。神墩早期阶段地层中就有石钺出土，太湖西部很可能就是长江下游地区石钺最早的起源地。

另外，神墩M204头骨顶部随葬环形石器。这类环形石器也见于长兴江家山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墓葬M150，功能不明，值得今后关注。

江阴祁头山是太湖西部约相当于马家浜文化中晚期的一处重要遗址，清理的132座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出土玦、璜9件，玦均为球管形。第2层T1325②:2玉蛙形动物非常瞩目（图1-7）。

极有可能，大圆心角的条形璜，还有石钺，滥觞于马家浜文化的西部类型——“骆驼墩文化”。

（3）三星村遗址玉器：北阴阳营文化玉器是太湖流域玉文化的主要源头

距今6000—5300年，长江下游地区是皖江流域凌家滩文化、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太湖流域崧泽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第一次发现新石器时代丰富玉器的地点是南京北阴阳营遗址。这一时期的玉文化，以年代较早的金坛三星村墓地和用玉辉煌的凌家滩文化最为突出。

三星村遗址位于环太湖和宁镇地区分水岭茅山的东侧，1993—1998年在仅525平方米的发掘面积内清理了新石器时代墓葬1001座，分布极为密集。 三星村墓地虽然兼有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宁镇地区北阴阳营文化、江淮地区龙虬庄文化特征，却也真实反映了这一时期这一地区玉文化的基本面貌。

玉器数量和种类增加，1001座墓出土玉器共109件，其中钺1件、大理岩纺轮1件、琀2件、璜13件、玦63件、串饰25枚、耳坠一套2件。玦和璜也是三星村墓地主要的出土玉器。63件玦分为三型，大致为球管形16件、饼璧形25件和环镯形22件；质地有玉髓、大理岩、石英岩、叶蜡石等， 未说明所占比例；墓葬中常成对位于墓主头侧耳部，主要作为耳饰，M80一对玉玦，内径仅0.3—0.4厘米。举例的13件璜中，多数璜体接近于北阴阳营文化，条状的桥形璜是主体，质地庞杂，有玉髓、石英岩、绢云母石英岩、岫玉、东陵玉、大理岩等，就形态而言条状的桥形璜是主要的形态。类似T1110③:1的半圆形、体宽而扁平的璜与崧泽阶段的半璧璜已经区别不大，尤其是岫玉质的T1019②:1的桥形片璜则更与崧泽文化所出无异了。M846∶1璜外缘呈微尖弧凸，外形与安徽潜山天宁寨M10∶1、M10∶3颇为接近。 三星村遗址新石器时代的下限可以到崧泽文化早期。25枚的串饰，“常以玉管、玉片等缀合成组，质地有石英岩、火山岩、玉髓、岫玉等”，均作为腕饰（图1-8）。

三星村墓地，除了出土数量丰富的玉器之外，M38和M531还出土了两套豪华按柄石钺，骨质瑁的形制和刻纹一致，是一件高冠的凤首造型。M38∶3牙质镦，雕琢一对重圈大眼，双目之间呈尖喙状，俨然是一对鹰首模样。三星村墓地出土石钺10件，外形有舌形、“风”字形、长方形多种，还出现夸张的大孔，是长江下游最早出现豪华按柄石钺的遗址，也是这一时期石钺出土数量最多的遗址。结合宜溧山地和宁镇地区这一时期石钺的出土数量、玉器的数量和种类也远多于太湖东南区域，三星村墓地还出土了相当数量与玉器形制接近的骨牙器，有理由认为这一区域是太湖流域玉文化的主要源头（图1-9）。

南京北阴阳营遗址共出土各类玉器294件，是1949年之后全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首次。其中，璜100件、玦46件、环17件、管86件、坠37件、条形饰2件、珠1件、泡1件。100件璜也使其成为迄今为止出土璜最多的墓地。发掘报告根据完整和较完整的78件分为不缀合和缀合的Ⅰ、Ⅱ型（报告p.73Ⅰ型48件当为50件之误）。除了举例之Ⅰd式M90∶1可能是玦改制外，其余举例之璜形制丰富，既有长达18.4厘米、圆心角约160°的半环状璜，如M145∶12，也有中段平直、两端上翘的桥形璜，如M164∶1，甚至如M59∶3断裂后还以精确定位的线切割方式切割凹槽后再缚扎牢结（图1-10）。

牟永抗认为，很难设想北阴阳营这许多璜原来都是完整器，又恰好居中断裂成完全相等的两半，然后再行补缀修复的旧物，推测是原先用一块较厚的玉料，先琢成形如半璜的半成品，然后从中一剖为二，最后修磨连缀成器。如果该推测能够成立，这将是史前琢玉工艺的一次大突破，使玉制品的实际面积不受玉料有限宽度的制约，也就是用人间的技艺来扩展玉材平面空间的成功实践。 另外，俞伟超在考察凌家滩玉器时曾视之为“合符”性质的三种可能 。

（4）凌家滩文化玉器：承接红山玉文化，引领良渚玉文明

凌家滩遗址地属安徽含山县，西距巢湖约20千米、东距长江约35千米，位于巢湖入长江水道的老裕溪河北岸。遗址在太湖山南坡长约5千米、最宽处约200米的土岗（长岗集）南部，地理环境极为优越。1987年、1998年、2007年、2016年先后进行了七次发掘和清理 。凌家滩墓葬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分别可对应崧泽文化的中、晚期至崧泽—良渚文化的过渡阶段，或约相当于薛家岗文化的早期而早于薛家岗第四至第五期，与北阴阳营文化晚阶段所处的时段相当，早于良渚文化。

透闪石软玉已经占据用玉的主流，但是还有相当数量的石英、玛瑙等材质的玉器。玉器种类大幅度增加，同类和不同类玉器之间的组合、组装关系丰富，出现相当数量的缝缀玉器。玉器种类以璜、小璧环为大宗，尤其是形式多样的璧环，以及璧环、玦等组合的葬具两端棺饰，非常有特色。玉钺和玉斧共存，大体量的石锛、石钺常作葬具铺垫。玉鹰、可能夹在玉龟壳之间的刻纹玉版是凌家滩玉器观念意识形态的代表，尤其是刻纹玉版的图像，与良渚文化玉琮的展开设计示意图非常吻合，是良渚文化玉琮造型设计的原始版本。

凌家滩玉器中，线锼、刻划等琢玉新技术已经成熟。

凌家滩87M1、98M29各出土立姿和蹲姿玉人3件，上臂弯曲、五指分张贴身放于胸前，两种姿势是当时某种特殊仪式过程中的动作定格的写照。同类玉人还发现于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第十六地点M4 。凌家滩07M23墓主腰部正中位置，“有1件玉龟及2件一端为平口、另一端为斜口的玉龟状扁圆形器。玉龟背甲的尾部两边有两个对钻小圆孔，腹甲尾部中间对钻一圆孔；2件扁圆形器则在上腹面的平口一端对钻三个小圆孔。这三件器物在墓主腰部呈扇形放置，最东端的玉龟器形完整，腹腔中空，腹甲一端为平口，另一端呈圆弧形，腹甲还琢刻成龟甲样式，可以认定为标准的玉龟形器” ，与红山文化玉器中的斜腹筒形器非常接近。玉人、龟形器和斜腹筒形器等成为红山玉文化和长江下游早于良渚玉文化时期交流的重要证据（图1-11）。

虽然在凌家滩墓地中，随葬玉器组合的性别反映不明显，但是，随葬玉器的种类、数量、质量，已经成为拥有者身份等级的反映（图1-12）。

南京江浦营盘山遗址出土的玉器与凌家滩玉文化是同一体系，凌家滩玉文化中典型的小璧环、外缘锯齿状的片状璜，在宁镇地区分布甚广。凌家滩文化以凌家滩遗址最为发达，但是，长江以北的凌家滩遗址周围没有发现更高等级的同时期遗址聚集，凌家滩文化的中心极可能在宁镇地区。

江苏高淳固城湖东的朝墩头遗址，高等级中心大墓M12共出土随葬品17件（套），玉器除了位于墓主头骨之下的一组由17枚单件组成的“玉组合器”外，另有镯2、环1、坠1和珠7等 。“玉组合器”中的玉人，应该是卯销在某一载体中，所以没有下肢表达，上肢为抱胸姿势。另外，句容城头山M43简化形式的玉人 、马鞍山烟墩山M9鸟形玉人 ，说明在宁镇地区还存在这一时期未知的高等级中心（图1-13）。

（5）崧泽文化玉龙：源自红山文化玉龙，良渚文化神像的前身

虽然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是太湖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基本发展序列，但是大量的证据表明，良渚玉文化受到凌家滩玉文化的极大影响。不过，在良渚神像的造型设计上，崧泽文化晚期并延续到良渚文化早期的圆雕玉龙、良渚文化早期演变的龙首纹，是良渚神像的重要组成元素之一。

太湖地区圆雕玉龙数量虽然不多，但分布地域范围甚广，年代集中在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阶段，以嘉兴、杭州余杭地区最多，集中出土在良渚遗址群。如良渚安溪梅园里M8出土1件，两侧面均为素面，“或许是因为个体太小的缘故” ；良渚石马兜M2夹子样和M55弯钩形玉玦为M55弯钩形玉玦，“弯勾状，扁平体，外形略呈梯形” ，勾体的一侧还微微内凹，形同弧凸的额部和前伸的吻部，与龙形玦形态颇接近，可称“素面龙形玦” ；良渚官井头M47、M65各出土1件玉龙，年代为良渚文化早期，说明在神像已经产生后，圆雕玉龙还继续存在。

桐乡普安桥遗址崧泽文化晚期墓葬出土玉龙2件。M17头部出土了由玉龙、玉管、小坠组成的串饰（3号隧孔珠为耳饰），M17∶2-1玉龙，高1.2厘米、宽0.4厘米、厚1.1厘米，极为迷你。M8右股骨上部内侧玉龙1件，龙首朝下，下端有一穿孔，应该是插入棒状器使用，M8∶28玉龙，高3.1厘米、宽1.3厘米、厚1.6厘米（图1-14）。

太湖流域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出土的这些玉龙，与红山文化玉雕龙基本一致，唯独体形甚小。红山文化玉雕龙相对年代与崧泽文化晚期相当，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玉龙，是红山玉文化传播的结果。如此远距离的涉及观念和意识形态的传播，是推动中华文明化进程的重要特征。

崧泽文化玉器，透闪石软玉也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玉器种类大大增加，玉器的种类、品质和数量成为拥有者身份、等级和地位的反映。崧泽文化时期，随葬玉璜和纺轮、随葬玉石钺基本成为墓主性别的重要标识之一（图1-15）。

3.大溪文化：值得关注的人形和动物形圆雕

早于大溪文化的彭头山和八十垱时期，就有石棒饰和石管珠出土。尤其是石棒饰，质料虽软而外表乌黑铮亮，一端有孔，可以穿连，牟永抗认为其体形与东北地区的玉匕形器有些近似，不知社会功能是否与史前古玉有些相通。

长江中游大溪文化玉器受到长江下游地区影响很大。玦和璜是大溪文化的主要玉器，晚期也有少量不规则的几何形片状坠饰、环璧形玉器等。 大溪文化玉器数量不多，但分布地点却甚广。如据1998年张绪球对于桂花树、白狮湾和车轱山等湖北地区大溪文化玉器数量的初步统计，“总数大约有30件左右” 。湖南的澧县丁家岗 和城头山遗址是湖南地区大溪文化时期出土玉器的主要地点，据1998年何介钧的初步统计，加上益阳木阑园、湘潭堆子岭等遗址所出，也就是“计玉璜9件，玉玦2件”，均属大溪文化早期阶段 。

大溪文化出土的人形和动物形圆雕值得关注。如巫山大溪M64号出土的一件，以质地细腻的黑色火山岩雕成，平面呈椭圆形，高6厘米、宽3.6厘米、厚1厘米，正反两面皆浮雕着脸颊丰腴、瞠目张嘴的人面，顶端有2个穿孔。 巫山人民医院发掘清理了大溪文化墓葬120余座，除了出土有环镯形玦、折角桥形片璜、半璧璜、外径达11.2厘米环等之外，另发现了人物、乌龟等圆雕作品。 如“人形玉佩”，黑色，高6.8厘米、最宽3.5厘米、厚3厘米，一大一小两人作背负状，但上下肢体比例失调。此圆雕形态憨厚，尽管归属到玉器类，估计应属人世俗物；又如M76所出“龟形玉佩”，黑色，长6.1厘米、高2.1厘米、厚0.8厘米，两面均雕琢，背部有四道锯齿，腹部刻划“△│”符号；另外M66出土的黑色“轮形玉饰”也值得一提，外径1.8厘米、厚0.65厘米，外形圆形，轮面有凹槽，中央有一穿孔，中间与轮面有三个辐条形连接，可能为耳饰。尤其是秭归柳林溪遗址的大溪文化地层中出土的“用黑色软质石料雕成”的圆雕人像，高约4.5厘米。 其造型非常接近同类的疑似红山文化圆雕玉人（图1-16）。

有一批馆藏的玉人被认为属于红山文化。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藏坐姿牛首人身玉垂饰（编号1953.628），高13.2厘米 。剑桥大学菲兹威廉姆（Fitzwilliam）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 、台北震旦艺术博物馆 也藏有这类坐姿的玉人。

另外，1979年河北滦平营坊村出土石灰岩质地的兽面石人，蹲坐，两腿蜷曲，双膝分开，两脚并拢，双手托下颌，通高9厘米，被认为可能是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 1983年滦平金沟屯后台子遗址也采集了6件石人，均为蹲姿，形式更为丰富，多裸体孕妇形态，被认为可能属于红山文化早期。 如果柳林溪圆雕人像与这类玉石人像有关，那么这将大大拓展这一时期玉文化交流融汇的空间范围（图1-17）。

五、良渚文化同时期和龙山时代至夏代玉文化

良渚文化无疑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同时期玉文化的翘楚，除了大汶口文化，黄河中上游地区、长江中上游地区没有形成像样的用玉文化，倒是与良渚文化关系密切的好川文化，发现了台形镶嵌玉器、锥形器、玉钺等成组玉礼器。岭南的石峡文化，则几乎照搬了良渚玉文化。

随着良渚文化被钱山漾、广富林文化所取代，龙山时代的玉文化又掀起了另一个高峰。这个高峰相对于良渚玉文化一枝独秀，范围更大，延续时间更长。从黄河流域到长江中游地区，玉大刀补充了之前的玉钺，新出现玉人头神像，红山和良渚的两种玉鸟姿势被伫立的玉鹰替代，良渚玉琮虽被歪曲，但在这一时期凤凰涅槃，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后石家河文化中，玉蝉和玉虎成为沟通上下界的灵物主角。极可能最早起源于陕北高地的牙璋，迅速成为夏王朝重要的标志性玉器，并在成都平原的古蜀国发扬光大。龙山时代玉文化承上启下，构架了新石器时代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玉文明与夏商周玉文化的桥梁。

1.好川文化

好川文化是一支分布于浙西南仙霞岭山地的新石器时代末期的考古学文化，以遂昌好川遗址、温州老鼠山遗址为代表。有证据表明，好川文化的分布范围南达闽北，西到赣东。好川遗址位于遂昌县三仁乡好川村岭头岗，地处谷间相对平整的岗顶，临近松阴溪支流忠溪，遗址总面积5000平方米。1997年发掘，在岗顶中部揭露面积3000平方米，发现墓葬80座、灰坑3座。出土玉器98件、石器144件、陶器762件、漆器13件（痕迹）等随葬品1062件（组）。墓葬以大中型墓葬为主，不同等级墓葬的随葬品相差悬殊，大型墓葬随葬品种类齐全，数量多，制作精。

好川文化陶器以泥质灰陶居多，泥质灰胎黑皮陶占一定的比例，夹砂陶、印纹陶少量。鼎（三足盘）、簋、钵、豆、罐、杯为随葬陶器的基本组合。镶嵌在漆器上的三重台阶状曲形玉片前所未见。石器有锛、钺、三孔石刀。玉器有玉钺、玉刀、锥形器、勾形器、小琮等。嵌玉涂朱漆器非常有特色，分为亚腰形的觚形器和柄形器两种，其中柄形器上的三重台阶状曲形镶嵌玉片之前仅发现于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的采集物和良渚文化晚期玉琮、玉璧的铭刻，为认识良渚文化晚期和稍晚阶段周边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好川文化是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填补了浙西南浙闽赣三省交界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

好川文化玉器有以下重要特征：

（1）玉器材料以透闪石软玉为主导

好川文化玉器的材料仍以透闪石软玉占主导地位，另外还有少量玛瑙、水晶、石英、滑石、绿松石等。玉器的体量明显较小。小型的M60∶2台形玉片为透闪石软玉，M51∶10小琮、雕琢半圆和飞鸟形象的M30∶3方形小玉管，肉眼辨识应该也是透闪石软玉。但是，平面体量大些的玉钺，材质却不统一，如M29∶32玉钺，玛瑙；M49∶1玉钺，透闪石软玉；M2∶20玉钺，阳起石软玉；M57∶11玉钺，滑石＋透闪石（？）。 这说明好川文化与稍后的长江中游后石家河文化一样，也受到玉料体量的限制。

（2）玉器数量不多但种类丰富

好川文化玉器种类丰富。好川墓地98件玉器中，器类有钺、锥形器、管珠、锛、钩形器、刀、玦、琀等。玦在崧泽文化晚期就不一定做耳饰了，良渚文化早期之后基本消失，好川文化却出现了玦。好川M70∶13石英玦，位于锥形器、袋足鬶上方，极可能作为耳饰，或许重新开启了玦作为耳饰的帷幕。M2∶1玉钩形器，用途不明，从形制看，极可能是镶插的组件，如同大汶口文化晚期大口缸图符两侧的羽状装饰。另外，好川墓地中还出土了三孔斜刃石刀、横截面为扇形的无段石锛等，说明既有对外交流，也有自己的特色。

（3）锥形器是主要玉器

好川墓地80座墓葬中出土了57件，多数一墓一件。好川文化锥形器横截面多为方形和长方形，榫部基本不钻卯销孔，与良渚文化晚期锥形器的特征一致。好川墓地锥形器大多出于墓主头部上方。57件锥形器尾榫部均无小孔。好川墓地位于漆觚附近的锥形器，两者可能还有组合关系。好川墓地出土饰石片漆器7件、饰玉片漆器14件。这21件漆器以及没有镶嵌玉石片、明确是漆觚的出土时，除了M16、M19没有共出锥形器，M47、M59的锥形器在墓室的另端外，其余出土饰玉石片的漆觚、漆棍状物附近，或稍远部位，均有锥形器。如：M1、M3、M6、M8、M10、M12、M39、M52、M60、M62，锥形器就在漆器的附近。如好川M10∶2，饰玉片漆器散落区域较大，散落长约85厘米，M10∶4锥形器就位于一侧。在良渚古城遗址卞家山、桐庐小青龙遗址墓葬中都发现了锥形器和漆觚可能配套使用的证据，为锥形器的功能增添了内容。

（4）台形玉片是标识性图符

好川文化的玉片是与良渚文化冠状器对应的独特形制图符。好川墓地的镶嵌玉片共有十余片，器种以M60∶2雕琢和质地最为精美。2002—2003年，在瓯江下游戍浦江和瓯江交汇处的曹湾山遗址（原老鼠山），M23又发现了组合镶嵌玉片（含玉片）的柄形器 ，说明这一组件及镶嵌的主体是好川文化的典型器之一。除此，好川M60∶2-7台形玉片以中间的宽横条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雕琢多道弦纹的两侧边，雕琢同台形图符一样的“介”字形冠“扉棱”（图1-18）。

（5）出现圭

好川墓地采集到一件图纹与刃部方向一致的石钺，牟永抗提出就是“石圭”，并认为“也应认作源于良渚玉（石）钺的高等级制品” 。好川采:08石圭狗形图像的下方，是两个内填菱形图案的圆，同类图像见于青浦福泉山吴家场墓地M204琮式锥形器琮节面的上部（图1-19）。

好川文化地处浙西南、闽北和赣东，这一区域有着目前还不太清楚的本土考古学文化发展传统。好川文化的主体年代与良渚文化晚期相当，其下限可至“龙山时代”。好川文化玉器与良渚文化玉器关系密切，良渚文化晚期所见的台形符号铭刻和福泉山遗址新出土的个体台形玉片证明，起源于良渚文化玉冠状器的台形符号的实体，是好川文化典型的特殊器物上的镶嵌玉片。好川文化承袭和发展了良渚玉文化，补充了良渚玉文化的影响，并为良渚文化稍后时期其他区域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启示。

2.大汶口文化

黄河下游海岱地区是指以山东为中心的中国东部地区，这一地区的基本考古学文化序列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后李文化没有发现玉器，属于北辛文化的灌云大尹山石棺墓出土少量小玉器。大汶口文化大体分为早、中、晚三期，分别可以兖州王因、邹城野店、泰安大汶口和章丘焦家遗址为代表，大汶口文化相对年代大体与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相当。

大汶口文化玉器的主要特点有：

在兴隆洼文化向河姆渡文化以玦为代表的玉器组合扩散中，大汶口文化所在的海岱地区处在南北传播的中间地带，但是，迄今为止这一区域没有出土同时期玦饰，有可能作为耳饰的玦在海岱地区没有得到认同，也有可能这一波扩散不是通过陆路，而是通过沿海的海路。

在第二波红山文化向长江下游地区以璧环、玉龙为代表的玉器组合扩散中，大汶口文化所在的海岱地区完全接受了以璧环、连璧、大孔璧等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典型玉器，不但贯穿了大汶口文化发展的始终，而且在大汶口文化晚期，继续保持大、小孔环璧外缘或内缘的减薄工艺，继续使用连璧。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太湖流域良渚文化玉器达到史前前所未有的高峰，良渚玉器的向北影响和扩散，跨越淮河，往西北抵达安徽萧县金寨，向东北抵达泰山南麓附近的江苏新沂花厅。但是，在良渚玉文明如此强势的积压下，大汶口文化核心分布范围内，迄今为止也没有出土良渚文化式的玉璧，也没有出土良渚文化的典型玉琮。总体来说，海岱地区与太湖流域自始至终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和联系，但是在涉及精神领域这一方面，至少在良渚文化晚期之前，互相抵触。在以山东章丘焦家为代表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高等级聚落中，出土的玉器主要是玉钺和玉圭、三孔加一孔的玉大刀，以及自始至终保持着传统的大小孔环璧。大汶口文化晚期玉文化的这些特征，为海岱地区龙山时代有刃玉器钺、圭、大刀的盛行，以及牙璧和有领璧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邹城野店M22出土的玉器是大汶口文化中期玉器的代表。野店M22是一座墓口已遭受破坏的竖穴土坑墓，现墓口长2.33米、宽1.25米、深1.25米，墓主为23岁女性，随葬器物62件，陶器大部分陈置于死者足端，少量放在死者左侧。其中，墓主头部有骨笄和“大小玉质单环、双连环、四连环及绿松石等装饰品”（报告第103页），左手还另佩戴石镯1件（图1-20）。

野店M22的串饰由8件玉小环璧、1件玉双连环璧、1件玉四连环璧和1件绿松石片坠组成，这类多连环璧除了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有所见之外，大汶口墓地属于大汶口文化晚期的M47、花厅M45也有发现，后者整体呈长方形的片状，两侧有多道切割，似乎要分割上下穿孔，应是连璧的发展形式。栾丰实认为，江淮地区的连璧很有可能来自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而红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连璧可能是各自独立产生和发展的。

大汶口文化中被称为“矛头”的锥形器在大汶口文化早中期就开始出现。如大汶口遗址早中期墓葬M54、M58和M67出土的截面呈近圆形，端部榫头或有卯销孔的石质“矛头”。 牟永抗较早关注良渚文化锥形器和大汶口文化矛头、镞形器乃至獐牙勾形器之间的内在关系，他曾举例野店M31∶15象牙材质的“矛头”，放置在墓主右手部位，长逾31厘米。虽然大汶口文化中的这类骨或牙质的锥形器与良渚文化玉质锥形器的前身是否有关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但为研究良渚文化同部位发现的锥形器，没有礼仪化以前的功能提供了重要资料” 。

新近山东章丘焦家遗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高等级墓葬的发现，出土的大量玉器填补了这一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的空白。焦家遗址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主要遗存属大汶口文化中晚期，2016—2017年发掘了2117平方米，清理墓葬215座。其中，大型墓葬20多座，多有重椁一棺或一棺一椁。大墓随葬品数量最多可达70件，常见玉钺、玉镯、骨雕筒、陶高柄杯、白陶鬶、白陶背壶、白陶杯和彩陶等。焦家遗址出土玉器中，有M91∶44雕琢蝉的指环、M166∶7封堵圆孔的玉钺、M184∶10刃部磕成锯齿状的焦家“玉钺之王”、M152∶8封堵三孔的玉刀、M198∶5疑似龙首的镯、M172∶5、M172∶6一对琮形玉管（图1-21）。

最早牙璧发现于胶州三里河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形制已较为成熟。如M273∶1，三牙的外伸方向不相同，外径6.4厘米；M113∶1，三牙外伸方向相同，即向同一方向旋转，牙外缘并有凸起，外径4.5厘米；M259∶21，三牙旋转方向一致。栾丰实对牙璧作过详尽梳理，从有明确出土和采集地点的54件牙璧出发，进行类型学分析和数量统计。这54件牙璧中，辽东半岛16件，四平山和文家屯10件，山东地区21件，三里河和丹土10件；另外，辽东半岛还有陶质牙璧，山东地区还有蚌质牙璧。鉴于这两地牙璧的出现时代最早，显然，“牙璧首先产生于山东和辽东半岛南部，后来逐渐向外传播，其扩散方向以西部为主” 。

海岱和辽东半岛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的牙璧形式多样，类型学序列完整，早期牙璧无扉棱，晚期牙璧扉棱的基本结构是“介”字形冠，与朱封玉冠饰的形制一致。

莒县陵阳河曾采集到一组4件台形镶嵌玉片，苏兆庆等认为是1960年“河水冲刷墓葬出土” 。台形玉片是直线相距近800千米好川文化的代表性玉器，良渚文化墓葬中极少发现台形玉片，但确是良渚文化时期玉器、陶器上的重要铭刻符号。台形玉片、台形铭刻，把良渚、好川、大汶口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海岱地区热衷于良渚文化琮的改造和利用，除了出土的简单节面的弦纹琮，还发现作为臂穿的璧形琮。如东距陵阳河遗址约2千米杭头遗址，体量甚大的残墓M8，头部置放玛瑙材质玉钺1件，左手腕部佩戴灰绿色角闪石岩“石璧”1件，方形大圆孔，边长12—12.6厘米、孔径6.5厘米、厚0.8厘米，也可以称之为“璧形琮” 。临沂湖台M1、M2也分别出土了一件扁平的与琮横切面有关的“石扁琮”。其中，M1∶1位于墓主右肱骨部位，大理石，方形，中间略厚，四边稍薄，每边中间有凹口，边长13.5厘米、厚0.5厘米；M2∶4，位于墓主右肢骨部位，也是大理石质，方形，四角略薄，磨去了两个对角，边长11.5厘米、孔径7厘米、厚0.5厘米。湖台M2还出土了1件双孔玉钺和“带槽长条玉器”，长度与玉钺宽度几乎一致，“有槽的一侧还可以扣在玉铲（玉钺）的顶部”，也是如芮城清凉寺墓地钺柄上端侧饰的“内”。

大汶口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玉器应该存在着高等级的制玉中心。

3.石峡文化和珠江口新石器时代晚期玉文化

南岭山把中国南方东部陆域分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和岭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湘江和赣江就成为北南交往的重要通道。苏秉琦六大考古学文化区系中，其中之一的“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是唯一南北纵向的区块。现在看来，这个区块应该是“以环洞庭湖、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湖南白陶文化就直接抵达珠江口。湖南桂阳千家坪遗址地处南岭北侧的湘江上游，与珠江水系的连江、武水等北江支流于骑田岭西侧交汇，形成一条穿越南岭的狭长走廊，出土精美白陶的千家坪遗址成为环洞庭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传播的主要链接地之一。

赣江成为长江下游地区通往岭南的必经之路，南北向的罗霄山脉阻隔了湘江和赣江，但是赣江上游的章水、贡水等，直接与北江上游的浈水在大庾岭相接。樊城堆类型（樊城堆文化）是江西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的考古学文化，早期以郑家坳墓地、九江大王岭下层为代表，晚期以樊城堆、筑卫城下层和拾年山二、三期为代表，主要分布于赣江及其主要支流。郑家坳墓地陶器群与薛家岗文化有很多相同的因素。 1983年，靖江郑家坳遗址采集到琮1件，“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发掘工地的一处废坑中，在发掘后由群众发现采集”，“琮体呈青绿色，属碧玉质”，“高3、宽8、内圆径5厘米”。 郑家坳玉琮节面刻划脸庞线、无尖角眼睛等属于良渚文化早期玉琮特征，刻划鼻梁不见于已知良渚文化玉琮，极可能是当地产品。郑家坳遗址北部的老虎墩遗址，以墓葬为主的上层文化遗存文化面貌独特 ，从出土的萝卜型袋足鬶看，其年代应与好川文化相当。从鄱阳湖到赣江流域，由于所在的独特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江西境内新石器时代晚期樊城堆文化、老虎墩文化在具有自身文化传统的同时，还承担了长江中下游流域、太湖流域考古学文化向闽、粤交流传播的中转站作用。在郑家坳采集的良渚文化早期琮和老虎墩出土的高琮残件，以及德安、丰城荣塘等地出土的玉琮 ，为岭南石峡文化成组玉礼器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除了良渚玉文化中复杂的玉头饰和多样的权杖端饰，以曲江石峡遗址为代表的石峡文化成组玉礼器几乎照搬了良渚用玉的主要种类，琮、璧、钺、锥形器、环镯，乃至嵌玉器，一应俱全。石峡和良渚，真是“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胶漆坚于金石” 。

石峡遗址位于曲江马坝人洞穴遗址所在的狮头和狮尾两山之间的峡地，1973年冬和1975年秋至1976年底，发掘了1660平方米，下文化层为新石器时代，发现墓葬108座。1978年公布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时就明确指出，除了“具有不少自身的特点”，暂定名为“石峡文化”之外，“它与我省其他地区以及东方沿海、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诸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2014年，《石峡遗址》发掘报告正式出版，对遗址进行了重新厘清。石峡文化即石峡第二期文化，分为早、中、晚三期，包括建筑生活遗迹和墓葬。墓葬102座，葬姿与葬俗颇为复杂，分为一次葬、一次迁出葬、二次葬；一次葬已迁墓和二次葬墓总计72座，占总数的70.59%；墓向近东西向。

《石峡遗址》把墓葬出土玉器分为礼器和装饰品。礼器有琮、璧、龙首环和钺，多数放置在尸骨上。装饰品有环、玦、锥形器、璜、坠、管珠、粘贴片等。玉石礼器总计67件，其中玉石钺54件。出土琮和龙首纹环的10座墓，随葬品丰富，除了东南区域之外，分布于墓群集中的中部。如果按照墓葬的密集度观察，几个墓群中都有，其中M104、M105成对排列。

玉石钺的形制以修长、亚腰为主要特征，一些玉石钺器体较大，如M27∶28透闪石玉钺，长25.2厘米，M80∶23石钺，长26.8厘米。

琮6件，出自6座二次葬墓，分属石峡文化早期（M17、M69、M105）、中期（M10、M104）、晚期（M54）。按照良渚文化琮形制和纹样的时代特征，M17∶13琮填刻螺旋和尖喙、M69∶28刻划脸庞线，都是良渚文化早期琮的特征。M69∶28琮眼睛呈扁橄榄形，说明极有可能就是石峡当地仿制的。M69还出土了外缘减薄的璧环（M69∶3，《石峡遗址》归为“环”，第126页）。M17∶13琮，除了填刻的螺旋和小尖喙形似外，上下两组弦纹之间下凹，同样也是仿制。M105∶1五节高琮，眼睛部位省略眼角或干脆省略眼睛，尚有例子，但是M10∶11琮、M104∶2、M54∶1一节琮，均未刻划眼角，这在良渚文化琮中就极为少见了。

《石峡遗址》把M6∶2、M56∶1称为“环形琮”，也就是镯式琮，可以归为“琮”。M6∶2琮，一节，兽面尖角眼；M56∶1琮，两节简约神人面，上下图像相对。

龙首环M99∶5、M42∶4两件，分别雕琢7组、5组龙首纹。核心区良渚古城目前仅瑶山M1出土1件（M1∶30）。台北故宫博物院藏2件龙首纹镯，分别雕4组、5组（编号分别为吕-1804-79和故玉5655、吕-1847-25和故玉4154），台北故宫博物院邓淑苹新定时代为“良渚文化早期或石峡文化”。 良渚文化早期之后，雕琢龙首的玉器就式微了。

璧1件，M43∶2，外径11.8厘米、孔径3.8厘米，外径与孔之比为1∶0.32，远大于反山M20∶186玉璧外径18厘米、内径4.9厘米的1∶0.27，属于大孔璧，不符合良渚文化晚期玉璧的特征。

环32件，分矮身10件、高身筒形14件、扁平6件、大孔窄肉2件，其中矮身的10件除了2件外壁弧形外，其余8件实际上也可以归为筒形，高身筒形的14件中有6件外壁“微弧凹亚腰形”（《石峡遗址》第282页）。外壁微内凹的筒形镯形器是良渚文化玉筒形环镯的重要特征。扁平和大孔窄肉的环，实际上都可以归入大孔璧环。这类大孔璧环在太湖流域主要盛行于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良渚文化中期之后就基本不见了，只有新沂花厅墓地继续沿用。

璜8件，多为环镯改制，但是M47∶86璜用线锼透雕纹样。这类琢玉工艺盛行于凌家滩和薛家岗-鼓山、良渚文化早期，以及后来的后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峡M47∶86璜，不排除受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影响。

玦11件，有透闪石和水晶石两类材质。好川墓地仅出土了1件玦，石峡墓地出土相对丰富的玦，尤其是水晶石类玦，对后续环珠江口玦式的盛起应有很大的影响。

锥形器14件，其中4件榫部有孔。

器盖形坠饰M48∶12、M48∶13，大圆面直径分别为4.5厘米、4.7厘米，与“工”字形耳珰极为接近，但是M48为二次葬，随葬品位于墓穴西侧，尸骨堆位于东侧。

绿松石片两组，出自M45、M51。

与随葬的良渚文化式玉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随葬陶器中良渚文化式极为少见。双鼻壶仅发现3件，分别出自M9、M108、M44三座墓葬。袋足鬶3件，同出M54。随葬陶器的总体文化面貌，更接近江西筑卫城、樊城堆的樊城堆文化（樊城堆-石峡文化 ），石器中的背面弧拱形、横截面略为扇形的石锛却是更大范围内长江下游地区钱山漾文化至马桥文化的特征。

从形制和纹样时代特征较为鲜明的琮、龙首环分析，石峡新石器时代墓葬的跨度贯穿了良渚文化始终（图1-22）。

这批良渚文化式的玉器不少是当地仿制，为什么良渚文化早期和晚期风格的玉器同时出现在远在1000千米以外的岭南石峡？石峡墓地年代的上限是否可以提早到良渚文化早期阶段？如果石峡墓地年代的跨度较大，那么如何来理解良渚和石峡之间的关系呢？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岩对石峡文化墓地的作用与地位有系统的认识，他认为，“石峡文化墓地，总体来说是在中国南方良渚文化进入古国阶段的地方性遗存，其用玉状况与良渚文化同期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出现了诸多文明因素；一方面它是以良渚文化核心辐射影响到边缘而存在，或者说是良渚文化系统的边缘；另一方面，它还建立了广东地区与长三角文明化进程的常态化联系，通过石峡文化，几何印纹向北传播，西传到广西石角山；也成为向越南北部等地传播史前稻作农业的重要枢纽” 。

商周时期，珠江口玦饰复兴 。石峡遗址第三期晚期墓葬中，也出土了中国南方地区目前最早的有角玦。结合浙江西部衢州至金华地区从西周早期至春秋出土的有角玦、偏心玦等多种类型的玦，以及更大时空范围云贵高原滇国玦饰，有角玦更是中国台湾和东南亚地区有角玦的源头，石峡文化的作用和地位还会越来越彰显。

4.龙山时代至夏代玉文化：传承、融汇和发展

良渚文化晚期，琮的形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体形越来越高，最高的可以达50厘米左右，相应的节数也越来越多，最多的可达19节，节面纹样再也不出现神人和神兽的组合形式，仅简约为小眼睛的神人面纹，甚至在一些草率的琮节面上，眼睛可有可无，眼角可有可无。良渚文化之后，琮的外廓基本保存，但是在细部上发生了大的嬗变，以广富林文化、龙山文化、陶寺文化最为典型。

广富林遗址出土的广富林文化5件玉石琮，3件完整，2件残损。H1569∶1玉琮，琮体外壁略弧，射口、直槽、分节俱全，但节面仅以横线分割线示意。H2679∶1玉琮，琮体外壁较弧，射口切割虽然生硬，但是完整，节面和直槽仅以框线刻划，原先良渚琮节面的内容荡然无存（图1-23）。

广富林文化是良渚文化后至马桥文化之间的重要考古学文化，琮体分节图案的嬗变极具意义。对琮体节面仅以简单的框线分割，除了差不多时间段的湖南庹家岗遗址采集品之外，商周时期的金沙遗址琮多为这类式样，可见有相当的影响。

龙山文化玉琮数量不多，五莲丹土采集的弦纹节面玉琮，表现眼睛的圆圈被随意雕琢在三道弦纹上。类似的玉琮三星堆遗址早年曾有采集，说明这类处理节面的琮，不是个例。临沂湖台M1、M2及莒县杭头M8出土的“石扁琮”是龙山文化对良渚琮的一次颠覆性的改造。

龙山时代在那么大的空间范围内所发现的琮体仅为简单框线分割的图案，可以断定一定有制作和使用的中心，而山东地区的可能性最大。山东龙山文化时期新出现和发展的玉器还有牙璧、钺圭、三孔加一孔大刀等。

陶寺是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文化阶段出土琮数量最多的遗址，1978—1985年墓葬出土琮13件 。以近方形和圆角方形为主，外壁有弧边，但也有直边，说明对于琮外壁的弧凸已经不再要求了。同时，琮的节面纹样也开始被省略，素面琮大量出现，这为齐家文化时期正方体琮的定型奠定了基调，更为后世托古的“天圆地方”埋下了伏笔（图1-24）。

公元前2300年前后，随着良渚文化的衰落，良渚玉文化一蹶不振，但各地风起云涌，迎来又一轮玉文化交流融汇和发展凝聚的新高潮，又形成了多支用玉文化的中心，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两湖地区的后石家河文化、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或龙山文化早期的玉文化是其中的主要代表。公元前1800年前后的龙山文化末期和二里头早期国家夏王朝诞生的“夏时期”，以黄河上游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辽西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陕北石峁和晋南陶寺古国为代表的玉文化蓬勃发展。至于二里头夏王朝，玉文化达到了巅峰，玉材的品质明显提高，玉器的种类更为丰富，出现和发展了牙璋、大刀、联璜环璧、柄形器等器种，玉的切割、雕琢和镶嵌工艺有了新的突破，也为商周玉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的考古学文化年代谱系研究成果，公元前2300年前后和公元前1800年前后是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新的测年数据表明，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或龙山文化早期）的年代下限可晚至公元前2300年前后，大汶口文化结束的时间和龙山文化兴起的时间约为公元前2300年前后，良渚文化结束的时间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良渚文化没有进入龙山时代 。陶寺文化可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前后龙山时代的末期，二里头文化形成和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出现约为公元前1800年前后，龙山文化的下限可至公元前1800年前后中原地区二里头早期国家诞生之际 。这样就为整理和研究龙山时代至夏时期玉文化的面貌提供了基本的时间框架。这一阶段的玉文化主要分为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两湖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和以甘青、陕北晋南黄河中上游地区为主要分布区域的三大块，如邓淑苹曾提出的“华西系统玉器”和“古玉三源论” 。这三大区域玉文化之间彼此交流，融汇发展。如，海岱地区龙山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中的神兽冠冕，这类神兽冠冕稍后成组出土于陶寺古国。又如，海岱龙山文化时期的玉钺和“介”字形冠扉棱的扩散和影响，黄河中上游地区联璜璧、玉大刀的衍变和发展，玉牙璋的起源，等等。如果以琮、璧、联璜环璧、牙璧、钺、圭、璋、大刀、神祖头像、神兽冠冕等要素为标准，把公元前2300—公元前1800年龙山时代至夏时期的玉文化分为海岱、两湖、陕北晋南、甘青宁四大区域，那么各区域玉文化的主流因素将体现得非常鲜明。

（1）龙山时代玉文化：海岱龙山、后石家河文化和陶寺古国

正当太湖地区良渚文化末期至广富林文化遭受大洪水、文明化进程内忧外患之际，海岱和两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却稳步地向前发展。大汶口文化晚期发展为龙山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后石家河文化一脉相承，这两个区域的玉文化具有强烈的自身特征，但龙山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中的神兽冠冕（神祖）非常一致，说明了这一时期两区域的交流和融会。 从神兽冠冕的雕琢工艺和纹样结构分析，后石家河文化神兽冠冕应该是受到了海岱龙山玉文化的影响。

海岱地区龙山时代玉文化，以临朐朱封M202出土的神兽冠冕（玉鹰神面） 和这一阶段广泛出土的牙璧为代表，另外还有玉钺、玉大刀，以及采集的牙璋等重要玉器。玉钺与大汶口文化晚期所出形制基本一致；玉大刀体形扁薄，只是目前已知的数量和形制远不如黄河中上游地区所出；牙璋也同样，还不能完全确认是龙山时代海岱地区的起源。源自良渚文化的玉琮在海岱龙山时代出土的数量不少，数量应该多于其他同时代的地区，但是良渚文化玉琮的形制已被彻底改造，只是保持了一个大体的躯壳。

良渚文化时期的琮、璧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它们都有一个贯通的射孔，琮四个节面的二方连续和璧边缘发现的鸟和螺旋纹组合，说明它们都是动态旋转形式的定格造型。龙山时代出现旋转状态的牙璧、夸大射孔的有领璧，绝非偶然。牙璧的“牙”有“介”字形冠、鸟、蝉等多种造型。 有学者认为扉牙“可能最初表达的是鸟足和喙，从而证明璇玑可能表达的是高度抽象的鸟” ，实际情况可能更丰富。

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主要分布于澧县孙家岗 、荆州石家河古城内的肖家屋脊（肖家屋脊W6∶15、W 6∶60）和谭家岭 、钟祥六合（W 9∶1） 等地。

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组合以神兽冠冕、玉人头、蝉、鹰、虎、柄形器等为主，不见琮、璧、钺等大型玉器。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的体量甚小，玉器改制的现象非常突出，说明玉器的原料极有可能从他处获取。另外，关于神兽冠冕玉器，考虑到章丘两城镇、临朐朱封等在不同材质并以不同形式雕琢的神兽冠冕形象，这类图像源自山东地区的可能性最大（图1-25）。

当然，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与神兽冠冕有关的人头像或“神祖”，形式多样，但是基本特征鲜明，应是后石家河人自己理想中的摹画 。除此，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还有三类较为突出的重要玉器，即“虎头像”“柄形器”和“鹰形笄”，各类柄形器和镶插的鹰形笄是夏时期相应玉器的前身，这类标识性的玉器也成为地域文明交流的重要佐证。

龙山时代海岱和两湖地区彼此交融，晋南陶寺古国也不例外。陶寺文化中期的ⅡM22大墓汇集了各地高精尖精神领域产品。这其中，除了没有牙璋，有源自于后石家河文化的神兽冠冕，有源自海岱龙山文化的玉钺或玉圭，以及被改造了的玉琮等（图1-26）。

除了陶寺古国玉文化，位于中条山的芮城清凉寺也出土了大量玉器。清凉寺玉器是龙山文化晚期黄河中游晋南陕北地区玉文化的一个缩影，以环璧和联璜环璧为主。 扁薄形的环璧是清凉寺墓地中出土数量最多的玉器，环璧的内孔径明显大于良渚文化玉璧，大多数环璧都套在墓主手臂上，少量环璧放在墓主身体一侧或置于胸腹部位。环璧作为穿戴之用，不少环璧的边缘还特意减薄，完全受到了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

联璜环璧是清凉寺玉器中非常有特色的器物。与断裂后修补缀合的环璧不同，这类联璜环璧由可以独体的璜形器连缀而成，由二或三个璜形片连缀而成。

M155∶2双联璜环璧，由两个对开的璜形器连缀而成，这为理解联璜环璧的缘起提供了极好的启示。清凉寺的环璧中孔大而器薄，加之易受沁蚀，所以也极易发生断裂。如M54∶6、M46∶4、M82∶2、M112∶4等均属于环璧断裂之后的修补。或许，当时的玉匠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就索性利用分体联合加以缀合。这一工艺又顺便节约了大体量的玉料，或者不为玉料的体量所限制。正因为如此，这样的分体缀合使其个体形态似乎没有什么等分或规律，如M82∶3、M54∶2、M57∶2等。

等分的缀合环璧或许就是受到了上述的启发，三等分或以上的等分，也可以发现原本取材于同一玉材。如M100∶4，这类联璜环璧拆分后，其独体的璜形器，整体就为扇形，与新石器时代顶面接近齐平的片状璜有着本质的区别。在清凉寺墓地中，没有发现单独的扇形璜形器出土，说明作为单独扇形璜佩戴的例子源自于此类联璜环璧。

齐家文化天水师赵村T403集中散见的扇形璜是可以拼合的两件联璜环璧 ，这类扇形璜成为后来西周组佩的重要组成部分。师赵村联璜环璧属于齐家文化，而齐家文化已进入夏纪元，齐家文化玉器与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关系，还有待于今后田野考古的发现和突破。

（2）以石峁城址为中心的玉文化：极有可能的牙璋起源地

20世纪上半叶陕北地区就有牙璋、大刀等扁薄型玉器出土，戴应新征集石峁玉器之后，神木新华首先取得了这一地区玉器田野考古上的突破，近些年神木石峁古城、延安芦山峁的考古重大发现极大地推进了这一区域的玉器研究。这一时期，这一地区存在着一个高度发达的用玉中心，在中华玉器文明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石峁遗址位于神木市高家堡黄河支流秃尾河和洞川沟的交汇处，据称1929年时任科隆远东美术馆代表的萨尔蒙尼在北京征集了来自榆林府农民出售的牙璋等玉器42件 。1976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戴应新征集了一批出土文物。 戴应新后来详尽介绍了这批127件的石峁玉器。其中璋28件，长度多逾30厘米，26号玉璋更是长达49厘米。2号长柄铲，墨玉，端刃内凹弧，一侧长边微内凹，长也有24.5厘米，厚仅为0.2厘米。这两件长柄玉铲，似铲似璋，应该与璋的缘起有关。虎头和鹰形笄反映了后石家河文化与这一区域的深度交往。1981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对遗址进行了84平方米的试掘，发现4座石棺和1座瓮棺，残损的M2中除了出土1件绿松石扁珠，还采集到玉髓等材质的锛、锥形玉饰等玉器，石棺墓年代确认为“晚于石峁龙山文化，而与大口第二期文化同时” 。内蒙古大口第二期文化相对年代要早于二里头文化，晚于客省庄二期文化。这个相对年代判定，与王炜林、孙周勇等的认识基本一致，“晚期因素已进入夏纪年范围”，“石峁M2组当为陕北地区最早进入夏纪年的遗存之一”。

2011年，石峁遗址考古全面启动 。至今，已确定石峁遗址是以石峁城址为中心，面积逾400万平方米，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构成。在外瓮城之外的广场地面，还发现了铺设时有意埋入的2件玉钺。 在内城中部的韩家圪旦地点，发现了石峁遗址晚期一处大型贵族墓地，可惜大部分墓葬特别是大型墓葬几乎完全被盗掘。 2018—2019年，皇城台大台基考古取得重大收获，在其南护墙处出土的70余件石雕，1号、11号、18号、30号等石雕图像明显具有后石家河文化玉器的风格，41号石雕的图像内容，与弗利尔美术馆藏F1918.1.1玉刀完全一致 。石峁考古队认为，皇城台大台基及其石雕的使用年代不晚于龙山晚期，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沿用至夏代早期，至公元前1800年以后坍塌废弃。以石峁城址为代表的石峁文化，“以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内蒙古中南部为核心分布范围，典型陶器是双鋬鬲，目前可分为早、中、晚三期，年代跨越龙山文化后期和夏代早期，大致为公元前2300—前1800年，是不同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的北方地区重要考古学文化” （图1-27）。

新华遗址位于石峁遗址西北仅20千米 。新华99K1，平面呈长方形，坑底中央另有一个浅小坑，小坑底部有少量鸟禽类骨骼，36件玉器竖置插入土中，有刃部的器物刃部朝下，无刃部的背薄面朝下。“36件玉石器分六排排列，每排插置器物数量不等，多者10件，少者仅2件。器物与器物之间基本保持平行。”（报告第114页）有多例玉器可以相互拼对，说明这些玉器整体插置的位置应有含义。新华99K1的玉器均为扁薄的特别器形，似经过特别选择，也可能按照插置的需要进行了改制，如K1∶10由琮改制的铲，极可能为了插置的需要而改制，赋予了新含义。新华99K1插置的玉器，刀、钺、铲是重要的种类。99K1的2件璋，下端平直，下部有钻孔，上端斜刃或斜首，在形制上与钺、铲有一定的联系（图1-28）。

另外，新华遗址M27盆骨和右髂骨部位出土有玉柄形器1件，器长9.8厘米。这类柄形器是二里头文化典型玉器，陶寺文化中目前既不见璋也不见这类柄形器，这为研究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新华遗址玉器已属于夏代玉器范畴。”

芦山峁遗址位于延安市宝塔区芦山峁村。1982年，姬乃军报道芦山峁出土玉器，有琮、璧、环、牙璧、琮形璧、联璜环璧、钺、大刀、圭等，以及也见于陶寺的良渚式斜把石刀。除了没有牙璋，玉器种类非常齐全。其中一件琮为良渚文化式断裂后缀补，另一件节面的大眼为石峁式石雕神眼。 2014年，芦山峁遗址考古工作全面启动。目前，初步判断，芦山峁遗址是以4座台城式建筑群为核心，周边拱卫着大量普通居住地点和居址葬墓地的大型聚落。2016—2018年，对核心区4座人工台城中面积最大、最南端的“大营盘梁”顶部开展发掘工作。大营盘梁人工台城及其顶部建筑始建年代为庙底沟二期晚段，沿用至龙山时代晚期。台基顶部分布着3座院落，由北部1座大型院落和南部2座小型院落构成“品”字形布局。在房址、院墙、广场的夯土中，多次发现玉器奠基的现象，器类包括玉刀、玉璧、玉琮、玉环等。

以石峁城址为中心的核心分布范围明确，年代跨越龙山文化后期和夏代早期，大致为公元前2300—前1800年。玉器种类丰富，以钺、圭、大刀、牙璋（璋）等有刃玉器为主，追求大而薄。玉钺、圭、大刀极可能受到黄河下游地区龙山时代玉文化的影响，但石峁和神木等出土的牙璋数量丰富、形式多样，几乎囊括了已知龙山时代至夏代牙璋和璋的所有类型——以石峁城址为中心的区域，极有可能是二里头夏王朝牙璋的起源地。这也是隔河相望的陶寺古国不出牙璋的最好解释。石峁文化玉器中牙璋、大刀等玉料有别于周边及更大范围内所见，应是就地取材。 芦山峁良渚文化玉琮，尤其是芦山峁后石家河文化风格（或者说石峁石雕风格）的玉琮神眼、石峁后石家河文化玉虎以及后石家河文化风格的石雕，说明《史记·五帝本纪》所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恐怕不是空穴来风。

由于已知的高等级墓葬被盗掘，加上石峁、芦山峁、神木考古出土玉器情景的多样性，石峁文化玉器考古学还有待于进一步认识。

（3）二里头夏王朝玉文化：汇聚和发展

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分为四期：一期年代上限为公元前1735年，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二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680—前1610年；三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610—前1560年；四期年代约为公元前1560—前1530年。二里头文化全为或主体为夏文化、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成为1996年至今学术界的“基本共识”。

二里头文化玉器出土的数量并不多，但非常典型。郝炎峰曾做了详尽的统计和研究 。从种类上看，除了柄形器之外，扁薄形的牙璋、大刀和所谓的“璧戚”是主要的代表性玉器。在纹样方面，以“介”字冠顶部结构的扉棱和以牙璋阑上的侧面神兽造型为主体，这一侧面神兽的平面形象就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镶嵌龙和铜牌饰形象。

二里头遗址玉器出土主要有以下几批（图1-29）：

1967年在圪档头村北（也就是第三区）出土的一批，1972年送交，计有圭、戈、刀、琮（亚腰形筒形器）、板、柄形器等 。其中，圭形制与1980年ⅢM2∶5圭一致。Ⅲ窑1∶1梯形大刀，刃部宽达52.3厘米，形制也与1975年那件七孔刻刀纹的大刀一致。 本次收集的玉器中，柄形器的数量最为丰富，尤其是Ⅲ窑1∶6，“有柿蒂纹和突起弦纹”的残柄形器，其完整的柿蒂纹和神人组合纹样在1975年就出土了。亚腰形的筒形器可能来源于或受到东方沿海地区筒形器的影响。

1975年在Ⅵ区发掘清理了三座土坑，这一区域与1967年出土玉器的位置接近，应属于同一个墓区。三座土坑出土了柄形器、钺、戈等重要玉器。其中，K3未有扰动，出土玉器位置明晰，如K3∶12是一件玉铲形器，从出土时垂直于墓向来看，应是玉钺。两侧有扉棱的玉钺出土了2件，刃部分段。这类扉棱，实际上是以中间的大凹缺间隔为中心，向两侧对称展开，是“介”字形冠的发展形式。K4∶1柄形器，“节分粗中细，三者相互交错，粗节有单线或双线的兽面纹；中节（包括柄部）琢成花瓣纹；细节有二到三周凸弦纹，末端用线刻和浮雕法琢成兽头形”。 这个所谓的兽面纹阔嘴、枣形眼、直管鼻，其雕琢手法和形象非常接近石家河文化玉器的风格，而底部的兽头，与后来二里头出土绿松石镶嵌龙的龙首形制吻合。

这样看来，美国史密森美国艺术馆收藏的那件玉器可能就是这类柄形器纹样的前身 ，肖家屋脊W 6出土的5件“玉虎头像”中或许有一件甚至多件与W 6∶32人头像配伍。

1975年于四角楼出土的玉器除了扉棱玉钺之外，还有一件刻划刀纹的玉大刀。这件玉大刀长60.4—65厘米，两侧还另有扉棱 ，其长度完全可以与芦山峁七孔大玉刀（《东亚玉器》第70页）媲美——芦山峁玉大刀长达54.6厘米，两侧边也雕琢有扉棱。据邓淑苹记述，1998年在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观摩时，发现这一扉棱实际是“神祖的侧面剪影”，有“帽、额、鼻、嘴、颊、颈的起伏”。 四角楼出土玉器的单元后来编为ⅦKM7，“玉立刀”也改为“璋”，并公布了照片。

牙璋和圭是二里头文化玉器中的重器之一。1980年ⅢM2和ⅤM3取得了重要收获，如ⅢM2出土的玉圭ⅢM2∶5，虽然简报中未有说明出土时刃部的朝向，但是上孔留有三叉形捆扎朱痕，说明这一时期的圭在置柄的方式上与钺同样。ⅤM3于墓室中部出土2件牙璋，牙璋与墓室同向，ⅤM3∶4、ⅤM3∶5均凹刃，两阑均出扉棱，扉棱均为神兽形象。

目前我们还不能得知石峁出土的牙璋年代，甚至湖北荆州汪家屋场 和山东海阳司马台、临沂大范庄、五莲上万家沟 采集的牙璋年代与二里头遗址所出土的是什么样的关系，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目前已知的这一阶段出土的牙璋，主要集中在以石峁为中心的陕北，梯形的玉大刀亦然，只是分布上往西的范围更大一些。很有可能二里头文化的牙璋和玉大刀受到了它们的影响。至于刻纹柄形器和绿松石镶嵌龙和铜牌，说明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影响以及对于他们的改造。

1984年Ⅵ区清理了十余座墓葬，其中M11出土了铜牌饰、玉圭、玉戚璧、玉刀和3件柄形器。从墓葬平面图上看，玉圭、玉刀、玉戚璧均横向置放，再次说明如果直柄，圭与钺一致 。

除了玉器之外，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的铜牌和绿松石镶嵌的龙，说明在二里头文化中，龙除了龙首之外，还有完整的实体形象。龙应该是二里头文化的主题纹样，绿松石镶嵌龙是实体龙，镶嵌绿松石的龙铜牌是龙首形象的写照，牙璋阑上的侧面神兽是龙形象的侧面写照，陶器上的龙纹样是龙形象的线绘摹画。这一时期的龙图像又被商代相关玉器完全传承了，所谓的“变形卷云纹” 实际上就是龙首纹（图1-30）。

始于公元前2300年龙山时代，至公元前1800年中原早期国家出现，这一段时期的玉文化波澜壮阔。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一枝独秀的良渚玉文化虽然突然消亡，但是以琮、璧、钺为主体的玉器影响深远，主宰良渚玉器的神人兽面像自然也未能从记忆中抹去。除了琮节面上歪曲了的传播和重新改造，海岱龙山文化玉器不但接过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琢玉工艺，而且还改进地创造了神兽面像，以两城镇玉锛刻纹和朱封冠饰为代表的神兽面像还可能糅合了红山文化勾云形玉器的某些元素。海岱龙山时代玉文化做出的另外一个贡献是独创了牙璧，赋予良渚文化玉璧进一步的内涵。如果说良渚玉璧在形上体现的是静态的旋转，那么海岱龙山文化的牙璧体现的则是动态的旋转。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采集于丹土的那件牙璧，还分明有旋转中神兽——鸟形和龙影的踪迹。

两湖地区的石家河文化玉器几乎是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更上了一层楼。虽然石家河城此时已经废弃，但是玉文化却神奇地发展起来。源自于海岱龙山文化的神兽冠冕，在石家河文化中获得重生，并与那里的“神祖”结合，最后往北影响深远。

琮璧的影响或远足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它们扩散到黄河中上游，在那里被改进和发展，演变出高度发达的甘青宁地区齐家文化琮璧文化。在晋南地区，那里极有可能是最早产生联璜环璧的区域。联璜环璧的分割为后世组佩的内涵奠定了基础，而这类组成组佩的扇形璜承载的可能不仅仅是“璜”个体单一的含义。

可能是因为彻底摆脱了材料和工具的制约，这一阶段玉器的平面体量越来越大。如果说良渚文化晚期外径超过26厘米的玉璧已经是极限了的话，那么这一阶段的玉器无论是长度和宽度都大大增加，在黄河中上游地区，超过50厘米长度的玉大刀已经不罕见，外径硕大的玉璧也比比皆是。

牙璋是这一阶段出现的新器形。它有刃部，肯定源自于工具或武器，出阑雕琢繁缛的扉棱，扉棱分为“介”字形冠和神兽两种，已不合适捆绑，完全与玉钺分道扬镳，是这一时期的典型玉器。三星堆古国牙璋出土数量丰富，还有手持的形象，不是偶然。另外，玉圭和玉戈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玉器，陶寺就出土了相当数量的直边长方形玉圭。从安柄的方式看，玉圭显然与玉钺有关。玉戈可能是青铜戈的玉化，二里头文化之后，其形态才发生了大的变化。

从刻纹柄形器和绿松石镶嵌件看，从神兽到龙是这一时期玉器纹样的主题。在二里头遗址中，还在陶器上发现了刻纹龙形象。很多学者把二里头遗址的龙形象追溯到陶寺，实际上，就龙首特征来看，这类龙形象更接近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相应所出。

考察龙山时代至夏时期的玉文化，其中反映出来的就是传承、融汇和发展。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后，商代玉文化在此基础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xrDdkQvIDi9DywgrqFClnmOvlqlSFPvfmd9guu6oa+U722jM/gcPIQVVtsgYCHb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