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野生稻的采集与管理

自旧石器时代以来，野生稻一直是人类的采集对象。中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水稻植硅体以及稻谷遗存的发现，已经提供了这方面的线索。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有采集野生稻作为食物的传统。据统计，中国历史文献中采集野生稻的文字记载有16处（表1-2），时间跨度从三国时期到明末。历史上采集野生稻的实际情况比文献记载的数量更多、地域更广、时间更早，如战国时期的越国把野生稻称为“生稻”和“笼稻”等，采集食用。从文献记载的野生稻发生地点看，大约起自长江上游的渠州（今四川渠县），经中游的襄阳、江陵，至下游太湖地区的浙北、苏南，然后折向苏中、苏北、淮北直至渤海湾的鲁城（今沧州）为止的一条弧形地带，其纬度从北纬30°到38°，经度自东经107°到122°，南北跨8°，东西跨14°之多。由于黄河流域一直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历史文献记述内容大部分偏于北方，几乎没有对华南地区的记载，因此古代野生稻的分布地域较现代为狭小且大大偏北。由于记载相当简约，没有详细的生物特征描述，不可能做出明确的种属判断，但全部归属于普通野生稻，显然是不合理的，其中既可能有野生稻，也可能有杂草稻、再生稻，还有落谷自生的稻，另外可能还有江河湖泽中生长的其他野生禾谷植物，例如菰（俗称茭白）等。尽管存在许多疑问，但可以推测普通野生稻群体曾经分布于长江流域，甚至更北的地区。 ^[1] 宋代以后，由于南方地区人口激增，区域得到大规模开发，河湖池沼面积缩减，再加上气温下降，不利于多年生野生稻宿根的生存，野生稻分布越来越少，但一年生野生稻还可以继续生存下来。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安徽省巢湖（117°52′E，31°57′N）曾经发现过圆粒型浮稻，在江苏省东海县（34°11′N，118°23′E）发现过粳型野生稻。我国过去野生稻分布范围比现在更靠北是一个历史事实。 ^[2]

中国历史上不仅采集野生稻，还有采集其他野生禾本科粮食野生资源的习俗，菰（ Zizania latifolia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禾本科植物菰（图1-3）的生长环境与野生稻相近，常见于水网密布、河湖池沼众多的地区。菰的种子，即为菰米，又有雕胡、雁膳等称呼，一直是古代人们采集食用的野生植物。菰属多年生浅水草本，具匍匐根状茎，秆高大直立，叶片扁平宽大，圆锥花序长，颖果圆柱形。唐以前南方还没有得到大规模开发，地广人稀，到处是湖泊、沼泽、浅水带，有菰最理想的生境，以致菰葑大量滋生，其繁茂程度非现代人所能想象。宋代还经常出现严重的菰草侵占湖面、堵塞河道的情况，留下了不少故事，如杭州太守苏东坡组织人力对西湖进行全面疏浚，把挖起的富含菰草枯枝败叶的淤泥堆成一条长堤，后人为了纪念苏东坡的功绩，称之为“苏堤”。在唐以前文献中，有许多采集菰米食用的记载，偶有采集其茎制作菜肴的。宋代以后，随着南方人口激增和农田的开辟，水稻产量大幅度增长，菰米的采集价值下降。由于菰的膨大茎部，俗称茭白，食味适合作蔬菜，人们常采摘食用。菰米采食减少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清除河湖沼泽的菰葑、大规模开发农田，使菰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自然中适合菰大面积生长的湖沼湿地越来越少，具有采集效益的菰自然密集群落几乎灭绝。另一方面，人们发现茭白味美，需求旺盛，就有意识地把茭白移植到农田和浅水池塘中进行人工栽培，并不断选育改进，使之成为后来又白又嫩又大的美味佳肴。明代以后，人们只知道吃茭白，雕胡或菰米的称呼大多数人已不知，更无从知道雕胡或菰米是不会结实的菰植株的种子。

中国古代文献中没有记载采集野生稻的具体方法，现代社会也不见采集野生稻作为粮食的习俗，但在20世纪70—80年代的非洲和印度内地，仍然保留着采集野生稻谷作为食物的传统习俗，在南美以及澳大利亚也有采集野生稻的现象。 这些地方的居民采集野生稻的行为可以对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采集野生稻的认识提供一些启发。

非洲乍得湖是一个水深较浅的大湖，周围星罗棋布着积水低洼地，湖面水鸟成群。湖域面积变化不定，随着雨季到来，湖面大幅度扩大，一到干旱季节，湖面就会急速缩小。密密麻麻的非洲栽培稻祖先巴蒂野生稻从湖岸边一直向湖中央延伸分布，在湖面的深水处生长着睡莲和藤蕹。居住在岸边的村民以高粱为主食，大约每周吃两顿野生稻米饭。采集方法：村民进入野生稻栖息地，有节奏地左右晃动竹篓，来回往复，成熟易落粒的野生稻谷粒落入竹篓中。采集回来的野生稻谷被堆放在房屋前院进行干燥，脱壳后炊煮食用。采用这种方式收获，许多野生稻种子不能收入竹篓，掉落在地上，效率低下，大约只能收获其中的10%—15%。为了采集更多稻谷，村民发明了一种更好的收获方法——稻穗扎捆成束法：在野生稻种子还没有完全成熟、谷粒牢固地着生在植株上的时候，村民就开始把若干株野生稻的稻穗捆扎成一束。野生稻成熟季节，由于稻谷上长芒相互缠绕，稻穗捆扎以后谷粒就不会掉落到地上。收获时候，在稻穗束下面放好一张铺垫物，慢慢解开稻束，成熟的谷粒就会落到铺垫物之上。这样能比第一种方法收获更多野生稻谷粒。现代印度也已经很少采集野生稻了，但在祭祀神灵或节日庆祝活动的时候还保存采集野生稻的习俗，采集方法与在非洲乍得湖区看到的情况大同小异，也存在两种相似的采集野生稻方法（图1-4）。从人类历史看，农业在具有相似气候环境的东西方向传播得比南北方向要快得多。在同纬度的乍得和印度所见到的野生稻和人类的关系很相似，两者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还是完全独立的呢？目前还不清楚。另外，非洲乍得湖附近的居民虽然知道通过种子播种栽培非洲野生稻的方法，而且他们居住的地方距离栽培非洲稻的地区也不远，获得栽培稻种子的难度也不大，但他们只种植高粱和各种豆类，采集野生稻，并没有去种植野生稻和栽培稻。理解其中缘由对揭开人类最早栽培野生植物的真实动机是有帮助的。 ^[3]

美洲野生稻米（Wild rice ）是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主食之一，是菰属的沼生菰（ Zizania palustris ）的种子，生长环境与普通野生稻十分相似。这种植物通常生长在北美洲的湖区，是植株最高的禾本科植物，一般植株高1米以上，最高的可达3米。它们长势旺盛，常常在湖区密集生长，像一块编织的地毯一样，侵占了许多河流和湖泊的水面。目前这种植物已不仅在大湖区，从平原到东海岸，从加拿大到墨西哥湾均有分布。采集美洲野生稻米一般需要两人，一人划着独木舟，进入长满美洲野生稻的湖中，一人拿着两根树枝，用一根树枝将植株弯曲到船体内，另一根轻轻拍打谷穗、打落谷粒。如果天气好的话，一对经验丰富的采集者一天可收获多达180千克野生稻，可装满一只独木舟（图1-5）。18世纪中叶开始，美国等地采用机械收割美洲野生稻，收获量比手工采集提高了6—7倍。20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人工播种、机械采收和育种工作的开展，美洲野生稻产量有了明显提高，目前每亩产量最高可达80千克。 ^[4]

在农业还没有出现的狩猎采集阶段，人类的采集行为并不完全被动。在长期采集的实践中，人类已经对植物的生长规律有了一定了解。先民为了保证食物供应的稳定和收获量的增加，也会采取一些管理措施。在印度恒河平原的考古研究表明，距今1.45万—1.3万年前的晚更新世晚期地层中存在一年生野生稻（ Oryza nivara ）和多年生野生稻（ Oryza rufipogon ）的植硅体。到距今8000年前，地层中的植硅体密度和形态多样性呈现上升的趋势，除了稻的植硅体，还发现丰富细碎炭屑等遗存，表明旧石器时代在湖塘湖沼区域的野生稻生长繁茂，与在广阔的原始林地采集野生高粱、小麦或大麦等一样，也可以轻易采集到野生稻。为了更有效地利用稻属植物，先民通常在旱季进行一些简单“管理”，如燃烧等措施来促进植被中野生稻种群的生长和繁茂，抑制其他无利用价值植物的种群竞争力。 ^[5] 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已经有了种植美洲野生稻的知识储备和动机，曾尝试将种子混合到黏土中制作成黏土球扔进适宜的湖泊或河流中来播种野生稻，以增加野生稻种群密度和产量。尽管这种方法在实际中对增加自然群落中野生稻种群数量的贡献有限，但说明印第安人已经有了人工干预野生稻生长的意识和能力。 ^[6]

农业起源于狩猎采集社会。狩猎采集社会在开始改变自然景观的同时，也促进了野生植物中可利用种群的生长，并牺牲掉不太有用的种群。史前人类的狩猎活动经常随时间季节迁徙，会在每年固定的时间来到同一个特定的地区。狩猎地区自然植被的破坏和人类粪便等因素对环境的扰动，为一些植物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些地区成为我们农作物祖先的诞生地。另外，先民狩猎期间丢弃垃圾的区域待下次再回来时可能已经繁衍出一些具有优良性状的植物。这些植物会成为先民优先采集的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先民喜欢的植物种类数量就会增加。 ^[7] 焚烧是扰动狩猎地环境的最主要因素。焚烧森林原来只是为了狩猎，后来发现在焚烧过的土地上新生的植物更为茂盛，这些植物会招引许多食草动物，进一步方便人们狩猎。于是人们逐渐积累起经验，有意识地放火，并有意识地选择某些更吸引动物的植物进行种植，而其中一些植物的种子，特别是禾本科植物的种子，人亦可以采食。于是，为了捕猎和招引野兽的焚烧行为，后来具备了提高采食植物种子产量的功能。这是种植业发展之路上迈出的很自然的第一步。到了这一步，放火的目的起了变化，狩猎退居其次，采集行为反客为主。 ^[8]

在中国文字系统中也留下了农业起源过程的一些印记。土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中国历史文献中对栽种农作物的土地有“田”和“圃”两个称谓，通常把种植禾本科作物的称为“田”，把种植瓜果蔬菜的称为“圃”。“田”字在目前已知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出现次数很多，1169条甲骨卜辞中有田字186处，但大多数的字义不是指栽种农作物的土地，而是与狩猎活动有关，意思是在狩猎的地方，三面用火焚烧林草，把隐藏在森林和草丛中的动物驱赶出来，然后进行捕杀。 “圃”字现在多作种植瓜果蔬菜的土地，但“圃”的古意是林草繁茂的地方，通常指薮泽，即沼泽水浅的地方，有多条卜辞讲到“甫”，出现“甫田”和“甫鱼”等词语，指的是在林草繁茂的沼泽湿地打猎捕鱼，有围捕之意。 由此可见，“田”和“圃”两个字作狩猎讲应该是它们的原意，而作耕地讲则是后起之意，是从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转变的文字记录。“种”字常写作“穜”，多指种子，是形声字，但也有会意的成分，从组字结构上看是指无草木童土上生长的庄稼，可指林草地经过火烧田猎后成为火烧地并重新长出植物。“获”字繁体作“劐”，为收割庄稼的意思，与捕捉动物的“劐”字相通，为会意字，原来的字义应该指捕捉鸟类。从农耕技术环节的用字可一窥农业起源和狩猎关系，可以说焚火烧山（沼泽）、围猎动物是刀耕火种（火耕水耨）原始农业的原点。

刀耕火种和火耕水耨是原始农耕的两种不同形态，前者是用石斧等工具砍倒树木，晒干后用火焚烧再开垦出土地，然后用点种棒等简单的工具进行播种，用石刀等工具割穗收获，是适用于山地的原始农耕方法。后者是先用火烧去荒草，然后放水淹没田地，播种后通过淹水的方式来控制杂草的生长，是一种适合湿地或低地的原始农业生产方式。这两种原始农业形态的共同特点是在种植农作物以前有一个用火焚烧的生产环节，它们应该起源于原始的用火狩猎。先放火焚烧山上林地和低湿沼泽地的灌木林或以芦苇等为主要种群的湿地草地，再对被火驱赶出来的动物进行围捕。这种狩猎方式是以牺牲森林和低湿地植被为代价的。经过火烧后，原生植被受到破坏，产生了大量无林草的空旷地带，随后则进入了一个新的植被演替阶段。火烧等对环境的扰动激活了一些长期处于休眠状态的植物种子，使其大量萌发生长。在植被演替最初的一两年通常可以见到禾本科植物大量滋生蔓延，形成以狗尾草、稗草等种群占绝对优势的次生植被，而在季节性干涸的湿地有可能会出现以野生稻为优势种群的植被，大大提高了采集的效率。同时，狩猎采集活动也为农业起源积累了许多知识。21世纪，各地大规模土地开发中形成的经平整后的闲置荒地上，到处可见单一禾本科植物繁茂生长的景观（图1-6），也许能对我们理解火猎地区最初几年植被演替有一定启发意义。伴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狩猎强度的增加以及生存环境的变化，狩猎效率下降，能捕猎到的动物数量越来越少，而且在居住地附近可用来焚烧围猎的林地面积逐年缩小，于是出现了依靠捕猎活动难以维持生计的困局，人们需要更多地依赖采集植物性食物。由此，焚烧地新演替的植被群落成为理想的采集地。民族学资料也有这样的例子，如澳大利亚原住民有燃烧天然植被的习惯，通过燃烧促进（居民）喜欢食用的禾本科植物的兴盛繁荣。当燃烧区域内没有有用植物的时候，原住民就会从其他地方采集来喜欢的植物种子进行播种。 ^[9] 一旦人类开始自觉把上一个生产季节采集到的食用野生植物种子播种到燃烧区域，人类农业生产活动就开始了，栽培植物开始走上选择、驯化、改良的道路。

[1] 游修龄：《中国古书中记载的野生稻探讨》，《古今农业》1987年第1期，第1—6页；Ho, P.T.,“The Loess 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Agriculture”,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75(1969):1-36.

[2] Chang, T.T.,“The Early History of Rice Culture ”, In T.H.Shen and Y.S.Chao(eds.), China Agricultural History, IRRI publ, 1979,49-68.

[3] Vaughan, D.A., Lu, B.R., Tomooka, N.,“The Evolving Story of Rice Evolution”, Plant Science ,174(2008):394-408.

[4] Oelke, E.A.,“Wild Rice: Domestication of a Native North American Genus”, In J.Janick and J.E.Simon(eds.)， New Crops , Wiley, New York, 1993,235-243.

[5] Fuller, D.Q.,“Finding Plant Domestication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Current Anthropology, 52(2011):347-362.

[6] Johnson, E.,“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Utilization of Wild Rice”, Science, 163(1969):273-277.

[7] Doebley, J.F., Gaut, B.S., Smith B.D.,“The Molecular Genetics of Crop Domestication Science Direct”, Cell , 127(2006):1309-1321.

[8] Harlan, J.R., Crops and Man , Chapter 1, Porlogue: The Golden Age, American Society of Agronomy,Inc., Wisconsin, 1992,1-27.

[9] Doebley, J.F., Gaut, B.S., Smith B.D.,“The Molecular Genetics of Crop Domestication Science Direct”, Cell , 127(2006):1309-1321. nsTRsF2Iuk/AcSRqjFq5wpNbyXcp34K8cNIPoHtTX8bEGxhekLLyEiG8hb6cv6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