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水稻是世界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全世界有一半以上人口食用稻米。水稻与玉米和小麦一起，占据世界粮食作物产量的前三位。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资料统计，在三大作物中，稻作收获面积与总产量均占世界第二位；单产仅次于玉米，占第二位。我国是最大的水稻生产国，水稻收获面积和稻谷产量占世界首位，全国65%以上的人口以稻米为主食。稻作是亚洲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的核心特征，稻作文化是中国以及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大多数国家的传统主流文化。由于地理位置和区域环境差异，在亚洲各地孕育出丰富多彩的稻作文化风格和多样性特质。

人类之所以选择水稻等禾本科植物作为主要粮食作物栽培，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其一，禾本科种子不仅含有丰富的淀粉，也含有脂肪、蛋白质、无机盐类、维生素等，可以说是生命之源泉，通过磨粉、水煮等加工，就可提供高效的能量。其二，种子含水率低，适合储藏，长时间不会变质，不同季节收获的大量种子可收纳于陶器、谷仓等合适的储藏场所，全年均能取之食用，而且在迁徙的时候容易随身携带搬运。其三，禾本科植物经常会在宽广地域内形成草原，可以在一定空间中大量栽培，土地单位面积产量非常高。目前世界上有33种禾本栽培作物，水稻在其中占有独特的优势，除了单位面积产量高外，营养成分也较为丰富和完全，特别是必需氨基酸——赖氨酸，含量比小麦更高，是谷类作物中蛋白质利用价值最高的作物。总而言之，水稻是人类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对生存环境、产量、食物营养、储藏特性等特点进行综合选择的产物。

距今1万年前，世界出现了农业，人类走上了以饲养动物、种植植物为特征的农业文明社会发展之路。农业是人类社会向高级形态发展的物质基础，没有农业，人类就不能摆脱穴居和从逐水草而居的游猎采集转入定居生活，从茹毛饮血进入饭稻羹鱼时代，就不可能有剩余的产品，社会就不会向前发展，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城市革命和工业革命，现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就无从谈起。正如大麦、小麦成就了两河流域文明，大米、小米孕育了中华文明，玉米、土豆等造就了美洲文明，高粱则是非洲文明发展的物质基础，世界各地的文明社会发展无一不立足于农耕系统成立和发展的基础之上，可以说农业起源是人类历史中的一次革命性事件，是世界一切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出发点。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通过决议，将中国“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委员会用“经济支撑”“伟大成就”“全面发展”高度概括了稻作文化在良渚文明社会形成中的作用、内涵和推动力，一致认为良渚古城是长江下游稻作文明发展基础上的产物。稻作既是中国文明社会形成的物质基础，也是稻作文化圈交流、共享的载体，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

20世纪70年代，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大量的栽培稻谷证实了中国是稻作起源地，颠覆了稻作起源于印度的学说，同时也确立以稻作农业为特色的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工作成绩斐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一些新发现、新成果填补了中国文明史的许多空白，不断更新了人们对文明起源和稻作起源的认识，在阐释中华文明进程和文明社会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多学科的应用和参与，长江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起源、农耕遗迹等考古研究取得了重大进步：诸如浦江上山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把稻作之始追溯到距今1万年以前，确立了长江下游是世界稻作的起源地；发掘出世界上最古老的河姆渡文化稻田，再现了距今7000年前的稻作农业景象；发现具有完善灌排设施的大规模水田系统，重建了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成熟稻作农业等。丰富的稻作农业起源考古和研究成果引起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和认同，也为稻作起源和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实证数据。

考古学自从诞生以来就是一门实证科学，从地质学汲取营养建立地层学，受生物进化学影响建立类型学，物理学进步带来了年代学。最近，对现代多学科知识的广泛应用正在不断赋予考古学更多的活力，考古学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也从盲人摸象跨入数据解析的实证时代。相信随着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在不久的将来会呈现出史前稻作农业起源及其发展更为清晰的图像，在世界农业起源研究领域做出中国考古的贡献。

作者长期从事长江下游地区的考古工作，本书叙述的具体内容也以该区域的材料为主，在稻作起源这个宏大问题的叙述讨论中可能会有一些偏颇之见，甚至谬误，希望后人纠偏正谬，把中国的稻作起源考古研究继续向前推进。如果本书能够给今后研究稻作农业起源的学者提供一些研究素材和启发，作者甚感欣慰。另外，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博士生唐依艺、英国牛津大学博士生邬如碧、浙江大学学生吕心玥，在本书撰写过程中，在稻作遗址统计、书稿校对等方面提供了帮助，在此一并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