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浙江新石器时代的最早历史只能追溯到距今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以余姚河姆渡遗址和桐乡罗家角遗址的发掘为起点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专门成立“河姆渡文化课题组”,尽管当时提出的工作思路是为了完善河姆渡文化的概念并了解河姆渡文化的分布 ,但在客观上推动了对更早期考古学文化的探索和寻找,跨湖桥遗址的发现理应建立在梳理河姆渡文化的学术背景之上。
其实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杭州市文物部门曾在跨湖桥遗址东南约2千米处采集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80年代以来,当地众多砖瓦厂挖取湘湖淤泥并对遗址造成了极大破坏;但直到1990年10—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才对跨湖桥遗址进行了第一次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330平方米,主要发现了7座建筑遗迹和25座灰坑,以及以绳纹釜、双耳罐、豆、圈足盘、彩陶为特征的陶器群,文化面貌与此前发现的罗家角遗址第④层和河姆渡遗址第④层均不相同,而且碳十四测年数据明显早于前两者,距今约7300±176年;同时《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文化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还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提出其与长江中游皂市下层文化存在联系 。在此基础上,方向明进一步认为“在整个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发展中存在某种共性” ;王海明则认为跨湖桥类型遗存是河姆渡文化在宁绍平原西侧的一个地方类型,碳十四测年数据偏老,其相对年代大约处于河姆渡文化晚期阶段 。以上观点基本上代表了跨湖桥遗址发现之初对它的两种认识。
2001年5—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进行了第二次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的重要成果是获得了一大批可复原的陶器,遗址的特殊性更为完整地呈现出来,经过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测定的6个碳十四数据,再次证明遗址的年代距今约8000—7000年 。
2002年3月召开的“跨湖桥遗址学术研讨会”充分肯定了遗址的学术意义,但年代问题仍是与会学者的争议之处 。4月,跨湖桥遗址被评为2001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10—12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并从动植物遗存、陶器、人骨、地质环境等角度进行了多学科研究。2003年12月至2004年1月,又对跨湖桥以北约1千米的下孙遗址进行发掘,确定两者属于同一遗址范围 。至此,跨湖桥遗址的发掘工作结束。
随后几年的工作,在浦江上山遗址发现了上山文化层、跨湖桥文化层和相当于河姆渡时期的文化层之间存在地层叠压关系,同时在嵊州小黄山遗址再次确认了上山阶段、跨湖桥阶段遗存的地层叠压关系 ,跨湖桥遗址年代的争议终于得到真正解决。2008年以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钱塘江上游发现了更多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如永康长城里、湖西,龙游青碓、荷花山,义乌桥头等。在这些遗址中,普遍发现了跨湖桥文化层叠压在上山文化层上,后续的研究更证实了两者之间的承继关系,上山文化的年代距今11400—8600年,跨湖桥遗址距今8000年当无疑义 。
至于跨湖桥文化的命名,最初的发掘简报就已经指出其与浙江原有文化体系存在较大差别,文化类型存在特殊性。20世纪末总结浙江省五十年考古工作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部分研究者也认为“跨湖桥遗存是浙江省境内年代最早的古文化遗存。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虽然与相邻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罗家角类型有一些相似之处,但自身特征明显,不宜划归上述文化序列之中。由于仅此一处,缺乏可比资料,因而暂且以‘跨湖桥类型’称之” 。
2002年“跨湖桥遗址学术研讨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跨湖桥遗存的文化面貌十分新颖独特,其器物群基本组合、制陶技术、彩陶风格等,皆不同于浙江境内任何一支已知的考古学文化,又自成一体,但鉴于这类遗存分布范围暂未确定,暂不主张给予其文化命名。2003年下孙遗址的发掘,成为跨湖桥文化命名的重要条件,2004年出版的《跨湖桥》考古报告正式提出“跨湖桥文化”的概念,并在同年召开的“跨湖桥文化学术研讨会暨《跨湖桥》考古报告首发式”上,为考古学界正式接受。当然,跨湖桥文化概念的逐步完善,还要得益于上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在此不作赘述。
从1990年第一次发掘至今,对于跨湖桥文化的研究已走过三十年的历程,归纳起来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探索期(1990—2004年)和发展期(2005年至今) 。
探索期有几个关键事件:跨湖桥遗址发掘、跨湖桥文化命名、《跨湖桥》报告出版。这几项既反映了认识上从遗址到文化的逐步深入,也解决了年代、性质、定名等关键问题,为后续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发展期有几个主要特征:一是多学科研究日益丰富,跨湖桥文化的经济、环境、意识形态以及独木舟等方面内容得到更广泛的关注;二是考古发现逐渐增多,2005年以后,浦江上山、嵊州小黄山、永康湖西、永康长城里、龙游青碓、龙游荷花山、义乌桥头、仙居下汤、临海峙山头等遗址相继发现跨湖桥文化遗存,以及最新发现的余姚井头山遗址,其年代距今8300—7800年,与跨湖桥文化存在密切联系;三是综合性的研究专著《跨湖桥文化研究》出版;四是与周边地区同时期文化的比较研究逐渐增多。
总之,跨湖桥文化的命名对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一,打破了原有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两分体系,建立起区域文化的多元格局;第二,改变了习惯的以直线演进为认识导向的单一模式,为探索浙江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的发展演变和变化轨迹提供了新视角;第三,为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研究中的整体观念的形成提供了一个新的坐标 。
以上便是跨湖桥文化的发现经过和主要概况,下面介绍几处重要的跨湖桥文化遗址及主要收获。
萧山跨湖桥遗址 跨湖桥遗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中南部的湘湖之滨,行政区划属萧山区城厢街道湘湖村。富春江、浦阳江合流汇入钱塘江后呈U字形从遗址西北蜿蜒而过,继续向东北注入杭州湾(图3-1)。1990年、2001年、2002年分别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总共约1080平方米,遗迹主要包括灰坑、房址、独木舟及其附属设施、木(树)桩、烧火面等,遗物主要有陶、石、骨、木器,陶器主要有釜、罐、钵、盆、盘、豆等。
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分别对1990年、2001年、2002年三次发掘的14个样品进行了碳十四年代测定,经过树轮校正之后,跨湖桥遗址年代距今约8200—7500年(表3-1)。
浦江上山遗址北区 如前所述,浦江上山遗址发现了跨湖桥文化层和上山文化层的叠压关系,为认识跨湖桥文化的年代提供了重要依据。从堆积情况来看,跨湖桥文化堆积主要分布在上山遗址北发掘区的中、南部第④、第③层和北部第⑤层,南发掘区除个别灰坑外,没有地层堆积(图3-2)。遗迹包括灰坑、灰沟和石块堆,其中灰坑23座、灰沟1条、石块堆1处;遗物主要为陶、石器,陶器包括釜、罐、平底盘、圈足盘、钵、杯,还有器盖、纺轮、圆陶片、甑残片等,以釜、罐最为典型,陶器的部分特征延续了上山文化晚期的风格。
龙游荷花山遗址西区 如第一章所述,龙游荷花山遗址位于一座相对高度约15米的独立小山丘之上,遗址分为东、西两区。其中东区以上山文化堆积为主,西区为跨湖桥文化时期堆积,遗迹主要为一处“石器、块石混合堆积”,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处石器加工场所(图3-3)。在它的北部,发现了一处由10个柱洞组成的呈椭圆形的建筑残迹。遗物主要为陶、石器,陶器以夹炭陶为主,红衣大多剥落,陶色明显偏黑,绳纹多见,器型有釜、罐、盘等,其中侈口微敛、沿外侧置对称舌形鋬耳的绳纹陶釜和圜底钵都是跨湖桥文化的典型器。
此外,在嵊州小黄山遗址的B发掘区的第三期遗存中,出现了外腹装饰交叉绳纹的夹砂红衣陶釜、敛口圜底钵等器型和条带状红彩、镂孔放射线等新元素,以及夹砂灰陶折肩卵腹交错绳纹釜、甑、双腹豆等陶器,都具有鲜明的跨湖桥文化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