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本节主要介绍上山文化的制陶工艺和技术，大致从纹饰、彩陶等装饰题材以及成型方法、烧制技术等方面入手。
陶器制作方法主要有直接捏塑法、泥片贴筑法和泥条盘筑法，其中最明显、最常见的是泥片贴筑法，带器耳、鋬、圈足的陶器，其附件基本是在胎体制作完成之后接入的。装饰技法上，无论是夹炭还是夹砂，陶器表面大多数装饰红陶衣，在施红陶衣之前，普遍还对胎体表面进行预处理，即涂抹一层较细腻的泥浆。
早期陶器以素面为主，但也出现了少量纹饰，主要有绳纹、刻划纹、折线纹、齿状纹、戳点纹、附加堆纹和凹带纹，有的单独表现，有的则以组合的形式表现。中晚期陶器基本延续早期的纹饰特征（图2-9）。中期陶器开始出现彩陶，以桥头、下汤遗址为代表，分为白彩和红彩，彩陶纹样以条带纹为主，另有点纹、线纹、波浪纹以及太阳纹（图2-10）。条带纹主要施加在盆、罐类器的口沿、颈部或底部，口沿处的彩内、外壁皆有，以红彩为主；点纹、线纹、波浪纹及太阳纹主要施加在壶类器的外壁，以白彩为主，另外在一些大口盆的内、外壁还可见到施满白彩，特征十分鲜明（图2-11）。晚期陶器基本延续早、中期风格，装饰手法无太大变化。
关于陶器烧制技术方面，目前开展的研究并不多，研究者认为上山文化陶器都是在遗址附近就近取土，大多数都选择“平地堆烧”，烧成温度不超过800℃，大量陶器出现“外红内黑”的特征，应是在烧成时陶器内部夹杂的植物碎屑炭化后，氧化不够充分所致
。而上山遗址制陶原料的矿物晶相主要是石英、绢云母和长石类矿物等，对上山遗址出土的夹炭红衣陶表面红色涂层的分析，表明红色表层的化学组成就是上山人制陶所用黏土的化学组成，因此可以判断陶衣的原料是和陶土一样的黏土。同时通过对陶器断面的显微结构观察发现，其中明显存在一些类似植物的枝茎和碎叶，而且植物组织保存完好，植物茎叶碎片的形貌及其周围不存在比较大的收缩孔洞，由此可以认为这些存在于陶器中的植物茎叶碎片是事先燃烧炭化后羼合到黏土中的
。
此外，Daniel Kwan等人近年来对上山文化陶器制作中的羼合料以及陶片岩相学的分析取得了比较重要的成果。该研究认为在上山文化早、晚期存在羼合料类型的变化，表现出有机陶向无机陶转变的趋势，器型也表现出物理特性和使用功能上的差异，由此进一步推测陶器技术的变化与生业经济之间存在紧密关联，并提出要在水稻起源和农业定居的背景下理解上山文化的陶器
。
总之，上山文化的陶器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器类丰富，制作精良，而且保存较完好，工艺精湛，代表了整个东亚地区距今10000—9000年间制陶技术的最高水平，与西亚地区相比，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和特色。
在古代近东地区，用黏土烧制出来的坚硬陶器要到有陶新石器时代才开始出现，最早距今约9000年。在此之前的无陶新石器时代B阶段出现过烧制石灰陶或者附着在其他材质上的“陶模”。最早烧制陶器的证据来自伊朗西部的扎格罗斯中部地区的甘吉·达拉赫这个小型村庄遗址的D层。随后，在扎格罗斯中部地区古兰土丘遗址的S层，叙利亚西部的拉斯·萨马拉和艾因·厄尔-科尔克赫遗址，以及土耳其中部的恰塔霍裕克遗址的第⑫至第⑨层都发现了初期阶段烧制的陶器。
稍晚阶段才出现偶尔有装饰或彩绘的胎土中羼合植物的简单陶器，分布于叙利亚西部地区（例如拉斯·萨马拉、厄尔-科尔克赫土丘），叙利亚北部的卡伯尔、巴里克省和幼发拉底河谷（例如赛科尔·阿尔-阿赫麦尔土丘、萨比·阿贝亚德土丘、哈鲁拉土丘），还有土耳其东南部地区和伊拉克北部地区。再晚一些，陶器技术才广泛传播于“新月形沃地”，并展示出不同地区多样性的陶质差异、表面处理技术和装饰手法。差不多直到公元前7世纪的中晚期，烧制陶器才在整个近东地区流行开来
。
综上所述，上山文化的发现填补了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空白，构建和完善了长江下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经过20年来的持续探索，已经在钱塘江上游及南域的灵江流域发现21处上山文化遗址，成为新石器时代早期独一无二的遗址群。上山文化成为东亚地区迄今发现的遗址数量最多、分布最为集中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也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告别洞穴生活方式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定居和初级“村落”第一次出现在以上山文化为代表的长江下游地区
。
与北方地区和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相比，上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不仅器型丰富、数量众多，而且在陶器制作技术和工艺方面表现出先进性，尤其是彩陶的出现，不仅是精神观念的充分表达，而且与后续的跨湖桥文化彩陶一脉相承，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南方最早的史前彩陶传统，对后续新石器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上山文化出现了中国最早的夹炭陶，这一陶器体系是与稻作起源、稻作农业生产的出现和发展紧密关联的，也充分表明了稻作经济在上山文化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陶器、定居和农业相伴而生，相互促进，这一协同发展过程更加树立了钱塘江流域作为稻作农业的独立起源地的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