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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陶瓷主要有东亚陶瓷、伊斯兰陶瓷和欧洲陶瓷三大流派，大致与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三大文化圈相合。陶器是世界各大文明中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自发明的，而瓷器的发明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独特贡献。
中国陶器的源头可以上溯到10000年以前。华南、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均已发现距今10000年以上的陶器，其中，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陶器的年代可早至20000年前。浙江已知最早的陶器见于浦江县上山遗址，距今约11000年 (1) ；距今9000年前后，上山文化已经有彩陶的制作，这也是迄今为止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彩陶（图1-1、图1-2）。在此后的四五千年间，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良渚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陶器制作日渐精进（图1-3至图1-7）。从跨湖桥文化时期起，开始出现印纹软陶；新石器时代晚期到相当于夏代早期的钱山漾文化和好川文化时期，诞生了烧成温度更高、胎体更坚致的印纹硬陶。印纹硬陶的出现，为原始青瓷的发明和烧制打下了厚实的工艺技术基础。在商周时期浙江地域的陶瓷生产过程中，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常常同窑共烧，实非偶然。
世界上最早的施釉陶器出现于中东。至迟公元前三四千年之际，古埃及已出现一种施玻璃釉（法依恩斯）的陶器。然而，中东地区的釉陶并未以此为开端直线发展，更未由此率先孕育出实用和审美功能都远超陶器的瓷器。
在世界上率先烧制出瓷器的是中国。据现有考古资料，早在公元前十六七世纪的夏商之际，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生产出施青釉的原始瓷器，开创了世界陶瓷史的新纪元。从这一时期原始瓷的滥觞到东汉成熟瓷器的出现，从唐宋瓷窑体系的兴盛到鸦片战争传统制瓷手工业开始受到近代陶瓷工业的冲击，三千余年间，中国古代的瓷器生产一直无有间断地发展着，工艺传承不绝，瓷业文化一脉相承。在此期间，中国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瓷器生产、消费和贸易大国，对世界其他地区的陶瓷生产和消费产生了强劲的影响，并成为世界范围内陶瓷文化交流的主导力量。与此同时，又吸纳了大量异域文化因子，使自身的瓷业文化变得更加丰盈玉润、更加多彩多姿。
概括说来，中国古陶瓷的发生和发展可分作六大历史时期：史前是陶器独步的时期，夏商周秦汉为陶器和原始瓷并举时期，汉六朝是成熟青瓷出现和早期青瓷发展时期，隋唐是中国瓷业生产“南青北白”格局形成的时期，宋元为名窑林立、名瓷迭出的时期，明清则是各种制瓷工艺在景德镇最终“百川归海”的时期。
浙江古代陶瓷在中国和世界陶瓷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历史地位，特别是青瓷生产，经历了从夏商之际肇始（原始青瓷）到清代衰落（龙泉窑）的完整过程，三千余年，绵延不绝。在几乎贯穿整个古代中国历史时期的时间维度内，在大体相同的地理空间，始终以同一瓷系产品——青瓷为主流从事瓷业生产，并在所有重要的历史阶段都独领风骚或超然众上，这在国际国内其他区域无与伦比，在整个瓷业发展史上独一无二。浙江堪称青瓷的故乡，也是古代世界主要的青瓷产地。从这个角度看，“一部陶瓷史，半部在浙江”，可谓斯言不虚。
从现有考古资料看，浙江不仅是最早成功烧制原始青瓷的地区，也是主要产地所在。东汉时期成熟青瓷的出现，正是基于原始青瓷长期烧造的实践和工艺积累。没有原始青瓷的发明，就不可能有成熟青瓷的出现，也不会有浙江古代青瓷乃至整个古代世界瓷器生产的繁荣和发展。有鉴于此，本书将原始青瓷作为浙江古代青瓷生产体系的一部分，统一论述。
浙江古代青瓷生产可以划分为五大历史时期，其间，形成了四个工艺技术高峰期（图1-8），生产中心经历了三次地理转移（图1-9）。
（一）滥觞期
夏商之际到东汉早期是浙江古代青瓷生产，实际上也是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瓷器生产的滥觞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浙江先民们率先在湖州的东苕溪流域成功烧制出原始瓷 (2) ，因为施青色釉，一般称为原始青瓷。最早的成熟瓷器——青瓷，正是在此基础上孕育而出的。
从普通陶器的以易熔黏土作原料到原始青瓷使用较纯的瓷石质黏土作原料，从陶器一般在1000℃以下烧成到原始青瓷多在1100℃以上烧成，从陶器的表面无釉到原始青瓷施有钙釉，这是陶瓷工艺史的一次大跨越。原始青瓷是在印纹硬陶工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常常与印纹硬陶同窑合烧，而印纹硬陶的烧成温度远高于普通陶器。原始青瓷之所以被冠以“原始”二字，是因为相对于成熟青瓷而言，其原料处理还不够精细、胎体还比较粗糙，有时肉眼可见到釉层下的粗颗粒石英砂和较大的气孔；烧成温度也不够高，平均只有1120℃左右；烧结度不足，有一定的吸水率，胎釉结合有时不够紧密。
夏商周原始青瓷窑址见于长江以南历史上的百越民族分布区域，从这个角度讲，瓷器的发明当属百越民族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之一。由现有考古资料看，原始青瓷的烧制，首先于夏商之际在浙江取得突破。不仅如此，从那时起，直到东汉中期前后成熟青瓷出现，浙江境内各时期的原始青瓷窑址均有发现，不仅数量甚众，而且各时期均形成了规模不等的生产中心。经过夏商之际到西周早中期的初步发展、西周晚期到春秋时期的进步提高，到春秋末至战国早中期，原始青瓷生产工艺达到巅峰，形成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第一个高峰（图1-10）。此后，随着越国的式微，原始青瓷生产逐渐衰落。《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从无余越国始封，至余善返越国空灭，凡一千九百二十二年。” (3) 余善的闽越国亡于公元前111年，夏少康之子无余受封越地在公元前2032年。无论该记载的准确性如何，浙江地域多为越国辖境，越国与百越中的“于越”有关，当属可信。从夏商之际到秦汉时期，浙江的原始青瓷和印纹硬陶生产，从钱塘江以北的东苕溪流域向钱塘江以南的绍兴一带不断扩散。总体上，这与于越的活动范围在北方势力的挤压下不断南移的过程是一致的，而原始青瓷生产工艺的巅峰时期——春秋末到战国早中期，正是越国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
（二）成长期
东汉中晚期到初盛唐时期是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成长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以成熟青瓷成功烧制为发端，逐渐形成以越窑为代表的早期青瓷生产体系，生产中心完成了第一次地理转移——从浙北的东苕溪流域转移到了浙东上虞的曹娥江流域。
虽然在浙江之外的江西、福建和岭南等地区，均有商周时期的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窑址发现，在江西、湖南、福建等地，东汉时期的青瓷窑址也有发现，但迄今为止的考古发现表明，唯有浙江境内，从夏商之际的原始青瓷到东汉中晚期的成熟青瓷，无论是胎釉制备，还是烧成技术，都一脉相承，窑业技术传承脉络最清晰，生产体系最完备。因此可以说，完整的瓷器发明历程开启并最终完成于浙江。从这个角度看，浙江确实堪称瓷器的发明地。
成熟青瓷的成功烧制是陶瓷工艺的又一次飞跃，人类因为有了这种易于清洗、干净卫生、总体上造价低廉的生活器皿，生活质量得到根本性改观。除日常生活使用外，瓷器还有礼器、艺术陈设、建筑构件、工业材料等诸多用途。从陶到瓷的历史性跨越，是陶瓷史上的一场重大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的饮食起居、审美意趣和众多手工业和工业领域，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是古代中国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成熟青瓷在以浙江为代表的南方地区首先烧制成功，既与我国南方盛产高硅低铝的瓷石这一制瓷原料有关，更与南方地区长期烧制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工艺积累密不可分。在烧制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过程中，先民们不断对龙窑的结构进行完善，使得烧成温度的提高成为可能。与此同时，釉的制备也取得长足进步，摆脱了原始瓷釉那种初创性，胎釉结合更好，剥落和开裂等现象大幅减少。
在这一历史时期，浙江境内窑场广布，除以上虞曹娥江流域为中心的越窑外，浙北（德清窑）、浙西金衢盆地（婺州窑）和浙南（瓯窑）等地域，也均有瓷器生产。除浙北（德清窑）的黑釉瓷之外，其他地域出产的青瓷，基本面貌与越窑相似，但又程度不同地各具特色。大体在同一时期，长江中游的江西和湖南也分别形成了洪州窑和岳州窑。但从窑场的数量和密集程度看，这一时期最具规模的青瓷生产中心无疑还是在浙江。不仅如此，从工艺水平看，浙江的青瓷生产在这一时期的多数时段也处于领先水平。其中，三国两晋时期的工艺技术水平最高，这也是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第二个高峰期（图1-11）。
（三）发展期
盛唐至两宋之际是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大发展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越窑青瓷生产达到鼎盛，龙泉窑在浙西南地区崛起，生产中心完成第二次地理转移——从上虞曹娥江流域转移到了慈溪上林湖地区，从浙东到浙西南的第三次转移进程也在本期后段开始启动。
在此时期，越窑进入中期发展阶段，生产规模急剧扩大，形成以慈溪上林湖为核心、以宁波东钱湖和上虞曹娥江流域为次核心、窑场遍布宁绍及其周边地区的庞大窑业体系。其青瓷生产工艺在汉六朝积淀的基础上，迅速提高，胎釉制备更加精良，器物成型更加端巧，匣钵装烧方式普遍采用，至晚唐时，烧制出高端青瓷的代表作——秘色瓷。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第三个高峰期——晚唐至北宋早期，正是越窑秘色瓷生产的黄金时期（图1-12）。
在此时期，浙江境内其他区域，包括浙南（瓯窑）、浙西南（龙泉窑）、浙西（婺州窑）的青瓷生产，无不受到越窑的辐射和影响。越窑的工艺技术影响超出今天的浙江地域，波及闽北、赣东北、皖南，远在北方地区的河南和陕西等地，其青瓷生产也程度不同地借鉴了越窑的部分工艺技术。甚至境外的朝鲜半岛，也出现了青瓷窑场，采用与越窑相同或相似的工艺技术，烧造类似的青瓷产品。可以说，在第三大历史时期，不仅浙江境内的青瓷生产唯越窑马首是瞻，与浙江以外其他众多青瓷窑业体系相比，越窑也堪称出类拔萃。正因为如此，在“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中，越窑牢牢地占据了“南青”的主导地位。
北宋中晚期，越窑开始逐渐衰落。但是，这种衰落并非生产规模和工艺技术水平的急转直下，而是伴随青瓷生产从上林湖地区向周边和更广阔区域扩散和转移的逐步衰退。这种转移的主要走向是，从浙东的宁绍地区转向浙西南的瓯江上游。在此过程中，居于两大地理区域之间的台州地区，作为地理上的中间跳板，充当了产业转移的主要中转站，在窑业技术交流融合方面担当了关键性角色。继越窑之后在浙西南崛起的龙泉窑，其青瓷产品面貌与越窑“和而不同”，正是因为并非拿来主义、直接继承，而是在继承本土工艺传统的同时，积极吸纳外来文化因素，推陈出新。
（四）鼎盛期
南宋至明早中期是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鼎盛期，也是最富活力的时期。在继承本土越窑技术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外来的乳浊釉青瓷工艺，龙泉窑和南宋官窑均烧制出了工艺水平登峰造极、富有特色的乳浊釉青瓷。其中，多次施釉的薄胎厚釉青瓷工艺更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继秘色瓷之后，粉青釉青瓷成了又一种高端青瓷的代表作。浙江古代青瓷生产中心的第三次地理转移，于这一时期最终完成。
进入这一历史时期以后，越窑步入晚期阶段，在经历低岭头类型短暂的回光返照以后，生产历史迅速终结。龙泉窑在续接越窑辉煌的基础上，发扬光大，生产规模快速扩大，并在元代达到顶峰。以大窑为中心的龙泉南区和紧水滩水库一带的龙泉东区构成双核格局，围绕双核，众多窑场在其毗邻的浙西南、浙南瓯江流域以及更加广阔的浙西、闽北等地区，广泛分布。由低岭头类型承接的、来自中原地区的乳浊釉青瓷工艺，除被南宋官窑吸纳之外，在龙泉窑系统更是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加之紫金土制胎技术的采用，使得龙泉窑青瓷产品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既有传统文化因素为主的厚胎薄釉青瓷，也有面目一新的薄胎厚釉青瓷；既有白胎青瓷，也有黑胎青瓷；精品青瓷的釉色既有素雅的粉青，也有青翠的梅子青。虽然南宋官窑的工艺技术高超，在乳浊釉青瓷烧制方面占有无可匹敌的崇高地位（图1-13），但因为它是朝廷直接组织管理的特殊窑场，在浙江古代青瓷生产上发挥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远不及龙泉窑。从这个角度看，铸就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第四个高峰的主要是南宋中晚期到元代早期的龙泉窑（图1-14）。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南北各地的历史名窑，烧制出品类繁多的各种瓷系产品，宛若五彩缤纷的鲜花，竞相开放，争奇斗艳，龙泉窑作为青瓷窑系的杰出代表，独占鳌头。在浙江境内，龙泉窑工艺技术系统可谓一统天下。在浙江地域之外，闽南、广东乃至明早中期瓷业中心景德镇所在的江西地区，都出现了仿制龙泉窑青瓷的窑场。境外的日本、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对龙泉窑青瓷的仿制也有所见，影响所及，龙泉窑几乎成了中国青瓷的代名词。
（五）衰落期
明中期至清代是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衰落期。在这一历史时期，浙江境内硕果仅存的青瓷窑体系——龙泉窑走向终结。
这一时期的龙泉窑，生产规模急剧萎缩。窑场分布不仅偏于龙泉及其附近的一隅之地，数量也迅速减少。中心产区的窑场多数已经停烧，龙泉南区的大窑和龙泉东区仅剩零星生产，生产中心逐渐转移到庆元竹口溪流域，但也是最后一抹夕阳了。产品质量几乎呈断崖式下降，普遍胎体比较厚重，胎质多较粗糙。虽然釉层较厚的器物也部分有产，但多数产品釉层较薄，玻璃质感强，晚期有些产品的釉层甚至到了又薄又透的地步。釉色青绿或灰绿，前者多数色泽暗淡，后者多较浅淡（图1-15）。总而言之，此时的龙泉窑已是明日黄花，浙江古代青瓷不复往日辉煌。
进一步概括，我们还可以将浙江古代青瓷生产历史划分为三个“代表”时期和两个“主导”时期。从瓷业文化体系看，可以划分为原始青瓷代表时期（滥觞期）、越窑代表时期（成长期与发展期）和龙泉窑代表时期（鼎盛期与衰落期）。从青釉类型看，原始青瓷代表时期和越窑代表时期属于钙釉（薄釉）主导时期，龙泉窑代表时期属于钙碱釉（厚釉）主导时期。
作为古代世界主要的青瓷产地，浙江境内的青瓷和原始青瓷窑址，分布十分广泛。目前已知，除未见于地处平原水乡的嘉兴、鲜见于海岛地域舟山外，其余9个设区的市及其所辖多数县（市、区）均有发现。青瓷之外，古代浙江还生产过青白瓷、黑釉瓷、彩绘瓷、窑变釉（乳浊釉）瓷、青花瓷等多种瓷系产品。
青白瓷窑址主要分布于浙北的临安、浙西的江山和浙南的泰顺、文成等地，年代从北宋中晚期到元代。
浙江古代黑釉瓷大多是作为其他瓷系窑场的附属产品出现的。东汉至唐代，少数越窑窑场兼烧制黑釉瓷，但占比甚小。六朝至隋唐时期，德清窑的部分产品为黑釉瓷，在产品中的占比高于越窑，但仍然比青瓷少，其中，东晋时期的黑釉瓷最为精美。宋元时期，黑釉瓷在青白瓷窑址中多见，部分龙泉窑青瓷窑址也见有黑釉盏，唯一以黑釉瓷为主要产品的是庆元县南宋时期的潘里垄窑址。
窑变釉（乳浊釉）瓷窑址主要见于金衢盆地，最早为唐代，最晚的为元代。
彩绘最早见于上虞三国时期的越窑青瓷，但仅昙花一现。六朝至唐代，浙江多地青瓷有以褐色点彩、条彩、斑块彩作为装饰的，晚唐、五代的越窑青瓷偶见褐色彩绘，浙南台州黄岩至温州永嘉一带窑址见有宋代彩绘青瓷。金衢盆地的彩绘瓷窑址，年代为南宋到元代，应该是外来瓷业文化在该地域落地生根的结果。
青花瓷窑址主要分布于浙西、浙西南和浙南，年代为明清。既有主要或全部产品为青花瓷的窑址，在龙泉、庆元一带，也见有与青瓷同窑共烧的青花瓷。
从产品的供给对象看，浙江古代青瓷存在官、民两系。
毋庸置疑，浙江古代青瓷窑场大多数为民营性质，产品主要满足市场需求。早在商周时期，浙江地域出产的原始青瓷的流布范围就已经到达中原及其周边地区，秦汉时期的原始青瓷的流布范围更为辽阔。汉六朝时期，早期越窑青瓷的流布区域遍及大江南北，建康（建业，今南京）城及其周边地区尤为密集。唐宋时期越窑青瓷在国内的流布，以晚唐至北宋早期的范围最为广阔。浙江古代青瓷在国内的流布，以龙泉窑青瓷最为广泛，其中，元代又是高峰时期。诚然，流布各地特别是统治中枢所在地区的浙江古代青瓷，有一部分可能属于贡瓷，但多数应该还是商品瓷性质。
除满足国内需求外，浙江古代青瓷还曾远输海外。早在两晋时期，越窑青瓷就已经现身朝鲜半岛。至迟唐代，中国瓷器开始作为商品大量向海外输出，浙江青瓷跻身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黄河流域瓷器生产主要满足境内需求不同，与福建和岭南地区宋元及其以后的大量窑场主要生产外销瓷也不同，以越窑和龙泉窑为代表的浙江古代青瓷生产，总体上兼顾境内和境外两种市场。越窑青瓷的外销在五代时期达到顶峰，龙泉窑青瓷的外销量和销售范围到元代时登峰造极，甚至杭州老虎洞窑的产品也见于韩国新安海底沉船。
随着产品的不断输出，浙江古代青瓷制作技艺广泛传播，直接影响了境内外许多地区的瓷器生产，促进了当地人民生活方式的改进、审美取向的变迁。浙江古代青瓷在境内外、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中也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更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与此同时，浙江古代青瓷生产也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吸纳外来工艺技术和文化元素，通过消化、吸收、创新，不断创造新的辉煌。
浙江古代青瓷窑场烧制贡瓷的历史，可能早在原始瓷时期就已经开始，六朝时期的早期越窑也很有可能曾经烧制贡瓷。确凿无疑的贡瓷，至迟在唐代已经开始。浙江古代贡瓷主要通过贡赋体系，由以越窑和龙泉窑为主的民营窑场烧制。从唐代起，烧制贡瓷的窑场就有“贡窑”之称。贡瓷的烧制存在来自官方的不同形式的监管，但多数情况下，贡瓷不是监管的主要或唯一目的。也并非所有烧制贡瓷的窑场都是纯粹的民窑，至少在吴越国时期和南宋早期，还存在割据政权、地方官府直接或参与管理的官窑制瓷进贡的现象，也就是说，这些窑场具备官窑和贡窑的双重身份。不仅如此，在这些官窑中，采取“官民合作”方式的部分窑场，实际上同时具备官窑、贡窑和民窑三重属性。除贡瓷外，朝廷用瓷的来源还有自行设置的官窑。古代浙江地域由朝廷直接管理运营、产品完全供朝廷使用的官窑，确定的只有南宋官窑。明代龙泉御窑可能采取的是“央地共管”方式，产品也并非全供朝廷使用。当然，贡瓷和官窑瓷器并非朝廷用瓷的全部来源，也未涵盖所有的官方用瓷。此外，古代浙江还存在以仿制宋官窑为“己任”的哥窑，唯其窑场性质应该是民窑。
浙江古代青瓷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工艺水平的改进、产品质量的提高，无疑与市场需求的刺激密不可分，而来自官方需求的直接推动作用更是不可小觑。至少从越窑和龙泉窑的发展历程看，凡是官方需求强劲的时期，都是产品质量高、生产规模大的时期，这绝不能视为历史偶然。
采用考古学文化分析方法研究古代窑业遗存，是古陶瓷研究和陶瓷考古领域的重大进步，任世龙先生为此进行了积极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基于考古学文化分析的窑和窑系，如何与历史上以行政地域命名的瓷窑概念（如越州窑、龙泉窑）相衔接，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考虑到窑业及其产品反映的仅仅是古代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一个侧面，在陶瓷考古领域引用新石器时代考古常用的区系类型研究方法时，势必要考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与此同时，因为过往的研究成果必须继承，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看待窑系时，也不宜与传统上以地域为基础的窑口的说法完全割裂。有鉴于此，引入文化结构和文化圈（文化传播）研究方法，很有必要。
瓷业文化结构可以分为核心层、中间层和浅表层三个层次。胎、釉特征处于核心层。古代瓷器生产，胎、釉原料普遍就地取材，其选择与配制受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制约，往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一旦发生变化，就是革命性的。比如，胎料由单一的瓷石到瓷石加紫金土，釉料由钙釉到钙碱釉，都是涉及核心层的革命性变化。烧成工艺处于中间层。窑炉类型的选择与建造，坯件的装盛与入窑装烧方式、温度与气氛的控制等，一般来说，受到自然条件制约较小，但会受到工艺传统的强烈影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中，窑炉类型的稳定性最强。诸如明火裸烧到匣钵装烧、垫圈支垫到垫饼支垫、“M”形匣钵到漏斗形匣钵等，都属于中间层的变化。产品的器类、造型和装饰等属于外化的文化要素，一般通过模仿就能实现跨地域甚至跨时代的传播，与核心层和中间层相比，稳定性最弱，对外部需求和刺激的反应最敏感，变化最快，这个层次属于浅表层。（图1-16）做瓷业文化分析时，最敏感、变化最快的浅表层，自然是首先要关注的对象，但三个层次要系统分析，由浅入深，只有这样，才能梳理、总结出瓷业文化的演变规律和不同瓷业文化系统的特征。
一个窑系的形成，或者反过来说，一个窑系之所以能称为窑系，必定有一定的时空范围。其中，时间范围不会是短暂的时段，而是纵跨若干个历史时期。在这一时间范围、一定的地理空间内，分布着一个或多个窑址群落；在这些窑址群附近和毗邻区域，还有众多窑址散布，有时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窑址群。一个窑系的空间范围，往往包括中心区和外围区，有时还有辐射区。而中心区内，必定有一个或若干个核心区。中心区尤其是核心区的瓷业文化特色往往比较稳定，保持着较强的“纯正性”。从核心区向外，中心区到外围区，该窑系瓷业文化的“纯正性”依次递减，离核心区越远，“纯正性”越弱。在外围区，除了窑址数量和密集度往往低于中心区之外，产品质量一般也要稍逊一筹，有时还会与其他窑系甚至瓷系的窑场形成交叉或重叠。在这种交叉或重叠区域，该窑系的文化因素会逐渐被外来瓷业文化抵消或吸收。如果该窑系的文化传播力强劲，还会产生“边际效应”，在远离中心区的区域，出现产品与其相似的窑场，是为辐射区。（图1-17）
在界定某一窑系的时空范围时，应在瓷业文化结构和文化传播分析的基础上，将时间跨度、自然和人文地理、历史背景等因素结合起来考虑。古代人们的生产力水平、克服自然地理空间限制的能力，与当今世界不可同日而语。瓷器的生产和输出，又严重依赖自然资源禀赋和山河水系条件。自然地理因素天然地会对窑场集群的形成产生强大的约束力。中国古代行政区域的划分，往往顺应山形水势和自然地理边界，年代越早越是如此。而在长期以农业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来自官方与上层社会的有形和无形管控，对某一地域，特别是某一行政区域内的生业发展和人文传统的形成，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因此，经过一定时期的积淀，不同的地域会形成不同的人文地理特色。一般来说，行政区划，特别是州、府一级的行政区划，保持基本稳定的时间越长，该地域的人文地理特色会越鲜明。某一窑业体系的兴起，必定是在某种历史背景下，发生在合适的时间、恰当的地点，而伴随其发展历程的瓷业文化特色的形成，自然会有来自民间和官方需求的影响，受到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文化的制约，但发挥打底和绘形的关键性作用的，主要还是该地域的自然和人文地理因素。
中国古代以州冠名该区域的瓷业生产体系，始于唐代。我们今天对古代瓷业遗存进行考古学研究时，自然不必拘泥于该时间上限，也不能完全以州界划定窑系的边界。但以浙江古代瓷业发展历程观照，越窑和龙泉窑的中心区，倒是分别与历史上越州和处州的地域基本吻合。早期越窑以上虞曹娥江流域为核心区；中期越窑以慈溪上林湖一带为主核心，以宁波东钱湖和上虞曹娥江流域为次核心。这些区域都在曹娥江、余姚江、甬江水系范围内的浙东地区，唐开元年间明州析置以前，均属越州地域范围。中心区的瓷业文化面貌相当纯正，堪称“青一色”。在中心区附近和周边，同时期的青瓷生产，几乎无一例外地受到了中心区的影响，形成了外围区。外围区的瓷业产品特征与中心区程度不同地存在差异，其中有些地域的青瓷窑场还与其他瓷业系统的窑场重叠或杂处。（图1-18、图1-19）
龙泉窑的情形与越窑类似。龙泉南区和龙泉东区为双核心，地域涉及龙泉、庆元和云和三县（市），均分布于浙西南瓯江流域上游，历史上都为处州所辖。中心区的瓷业文化也可谓“青一色”，只不过南宋时偶有黑釉瓷点缀，明清时期，龙泉窑烧制历史即将谢幕时，青花瓷的文化影响已经抵达。由于龙泉窑的文化传播力更加强劲，外围区的范围更加广大，该区域内青瓷文化的同一性更加明显，与中心区的趋同性也更加突出。但在外围区内，龙泉窑系青瓷窑场与其他瓷窑系窑场重叠或杂处的现象同样存在。（图1-20）
浙江古代青瓷生产，在原始青瓷阶段以后，分别被越窑和龙泉窑两大瓷业文化系统主宰。其他的，如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等，都曾经受到过这两大系统的影响和辐射。虽然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各自在一定的地域内（图1-21）、某些历史时期，生产过具有一定特色的产品，但是，均未像越窑和龙泉窑那样，形成一以贯之的主流瓷业文化特色。实际上，它们各自所在的浙南、浙西和浙北区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曾经被强势的越窑、龙泉窑的外围区或辐射区部分覆盖，只不过时间长短和范围大小不一而已。在某些历史时期，这些区域还曾经有部分地区成为浙江本土瓷业文化圈与外来瓷业文化圈的交叉重叠区。为了保持陶瓷考古研究的延续性，不致造成研究历史的割裂，瓯窑、婺州窑和德清窑这些历史上形成的名称，今天依然可以沿用，不过，需要在运用考古学文化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用文化层和文化圈的分析方法，明确哪些是其特色瓷业文化内涵，哪些属于浙江本土的越窑或龙泉窑瓷业文化，哪些属于外来瓷业文化。基于以上认识，在梳理浙江古代青瓷生产历程时，我们将以原始青瓷→越窑→龙泉窑为主线。对于越窑和龙泉窑青瓷生产的总结，将主要依据中心区的窑址发现。越窑和龙泉窑中心区以外的青瓷窑场，除杭州乌龟山和老虎洞这两处特殊窑场做专门论述外，其余均纳入“其他青瓷窑场”或“其他瓷业窑场”加以论述。为了尽可能真实地还原浙江古代青瓷发生、发展和衰落的历史场景，印纹硬陶与原始青瓷一并论述；对于青瓷之外、其他瓷系的生产状况，也简略予以介绍。
总之，从浙江古代瓷业文化研究实践看，窑系核心区的边界可以用实线划出；中心区的范围虽然可能与历史上的州、府界划大体相合，但边界可能没有核心区那么清晰；外围区的边界往往是模糊的或者是与其他文化圈犬牙交错的。至于辐射区，不仅瓷业文化面貌与中心区一般都存在明显差异，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上亦无关联，实际上只是远离中心区的飞地而已。不仅如此，不同的瓷业文化圈可能相互交叉重叠，外围区更是如此。至于某一窑系的瓷业兴起，也不一定是从核心区发端的。
浙江青瓷窑考古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原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陈万里先生是拓荒者，并有《瓷器与浙江》等论著问世。总体来说，民国时期，浙江古代青瓷研究是断断续续的、零星的，既未进行过一次正式的考古发掘，也未开展系统的考古调查，深入的多学科研究更是无从谈起。20世纪50年代以来，浙江古代青瓷研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考古调查和发掘取得了重要进展。全省瓷窑遗址已经全面普查，有的还做了重点调查，底数基本清晰。原始青瓷窑址，越窑、龙泉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以及南宋官窑等遗址，都做了不同规模的考古发掘，有许多新的发现，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境内外墓葬、城址、窖藏、沉船和其他遗存中，出土、出水了数量甚巨的浙江古代青瓷。另一方面，几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专家学者们依托考古成果，梳理历史文献，借助古陶瓷科技手段，对浙江古代青瓷进行了多角度、多学科研究，在若干重要领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然而迄今为止，尚无一部专著系统整理浙江古代青瓷考古成果，全面反映浙江古代青瓷研究水平。为此，通过全面系统的研究，厘清浙江古代青瓷发展脉络，梳理其生产与管理体系，总结其历史成就，使其轮廓更加清晰、面目可识可辨，从而尽可能完整地将其在中国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作一客观呈现，既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1) 蒋乐平：《跨湖桥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2) 据报道，福建泉州辽田尖山、苦寨坑窑址发现的原始青瓷与印纹硬陶窑址，上限年代可早到相当于中原的夏代中期（羊泽林：《福建泉州辽田尖山、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大众考古》2016年第11期；《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海峡教育研究》2017年第3期）。不过，对于这两处窑址的年代，学界分歧甚大。有学者认为其年代在早商、晚商之际（付琳：《从虎林山墓地出土陶尊看苦寨坑窑址的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编《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还有学者认为，这两处窑址的年代为西周早期（郑建明：《21世纪以来的原始瓷窑址考古新发现》，《文物天地》2018年第7期）。
(3) 〔汉〕赵晔：《吴越春秋》，《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