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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湖桥文化以跨湖桥遗址命名。跨湖桥遗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的湘湖之滨（图2-27）。
1990年5月，因砖瓦厂取土，跨湖桥遗址被发现。湘湖一带的砖瓦厂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蚕食遗址，遗址发现时，已经遭到严重破坏。
1990年10—12月，跨湖桥遗址开始第一期发掘。发现彩陶等有别于河姆渡文化的陶器类型。遗址出土的木炭标本送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测年，获得距今8000多年的数据，比河姆渡遗址早了整整1000年。1997年，考古简报《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发表。
发掘者肯定了跨湖桥遗址的年代测定，初步提出了早于河姆渡文化、遗存类型特殊、与长江中游湖南省石门县皂市下层文化有联系等基本认识。
对于跨湖桥遗址的发现，考古界的态度较为谨慎，尤其对遗址年代持保守态度。判断与思考方式偏向于将跨湖桥遗址纳入以钱塘江为分界的“二元”体系，着眼于追踪河姆渡文化源头的角度，认为跨湖桥文化不具备作为河姆渡文化源头的基本要素。
200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以诸暨楼家桥遗址发掘为契机，在萧山博物馆、诸暨博物馆、浦江博物馆的支持下，展开浦阳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专题调查。跨湖桥遗址的考古工作得以重新启动。楼家桥遗址与跨湖桥遗址直线距离不足30千米，其碳十四测年距今约6500年，且明显属于河姆渡文化 [1] ，更加凸显了跨湖桥遗址的独特性，这鼓励了对跨湖桥遗址的深入探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在2001年、2002年对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二、第三次发掘。遗址的年代和文化独特性问题受到考古学界的重视。
2003年，下孙遗址发掘，其内涵与跨湖桥遗址相同，两遗址共同支撑起“跨湖桥文化”的概念。2004年12月，跨湖桥文化正式命名。
从2005年开始，嵊州小黄山遗址、浦江上山遗址、龙游青碓遗址与荷花山遗址、仙居下汤遗址、临海峙山头遗址和义乌桥头遗址
等陆续发现跨湖桥文化类型的遗存。余杭火叉蔸遗址和余姚井头山遗址也发现了跨湖桥文化类型的遗存。
跨湖桥文化的分布兼跨两个区域，一个是河流上游地区，这一地区的遗址基本与上山文化遗址重叠共存，如荷花山、青碓、下汤、峙山头、小黄山、上山、桥头等遗址；另一个是河流下游的河口平原区，如跨湖桥、下孙、井头山遗址。后一区域的遗址因为低于地下水位的埋藏条件，有机质文物得到很好的保存。
跨湖桥文化的基本特征，主要反映在陶器、石器和骨器、木器上。下面以跨湖桥遗址为例作描述。
（一）陶器
陶器分圜底器、圈足器、平底器三类。圜底器最多，约占容器总数的79%；圈足器次之，约占18%；平底器最少，约占3%。器类主要分为釜、罐、钵、盆、盘、豆六大容器，另外还有器盖、纺轮形器、线轮、支座等器物（图2-28）。
夹砂陶、夹炭陶是主要陶系。一个显著特点是，陶器的胎质都含有炭质，它们是由在白云母、石英和长石等矿物构成的黏土中，有意识地掺和了事先燃烧炭化后的植物茎叶碎屑灰，加水拌和后形成混合物，再成形烧制。这些陶器由于含有的植物碎屑灰比较多，因此有机质和炭的含量也相应较多，烧失量就大。
陶容器大多规整匀薄，器壁的平均厚度约0.5厘米，体现了较高的陶器成形水平。陶器制作的基本技术为泥条盘筑法、贴筑法和分段套接法，并开始出现慢轮修正。通过对陶器标本的观察，发现几种与陶器成型、修整相关的证据或线索。
贴筑和泥条盘筑标本常见，前者表现在陶器残破面有层理现象，偶有绳纹出现在内层面。盘筑法主要体现于陶器内壁的加工痕与分段拼接的痕迹。
许多罐、钵、豆上出现均匀规则的弦棱纹，这些弦棱纹都已经十分规范，证明慢轮修整技术已经应用于陶器的成型与加工。遗址出土木质轮轴，推测是陶轮的底盘，这是中国应用轮制技术的最早证据（图2-29）。
胎料的选择具有针对性，不同器物用不同的胎质。具体可分为炊器与非炊器两大类。炊器（釜、甑）主要用夹砂陶制作，砂粒直径一般不大于1毫米，大多呈白色或白中带黄的白云母、石英、长石，棱角分明；胎色一般呈灰黑色，由于火候关系，也有呈灰褐色的。夹炭陶器中，炊器（釜）与非炊器（罐、钵、盆、豆等）的含炭量又有所不同，前者含炭量多、胎质疏松，破裂面显得更粗糙些；后者显得更细腻，泥的成分更多些。
陶衣主要见于非炊器类容器，如罐、钵、盆、豆、圈足盘等。部分釜、甑类炊器的内外壁也见有一层不同于黑胎的薄衣，外壁一般为褐黄色，内壁一般为灰白色，器表很可能也经过泥浆涂饰处理；极个别的夹炭类陶釜的口沿也隐约可见红衣。
红衣是最醒目的陶衣装饰，不同器物有不同的装饰部位。盘、钵、盆类主要施于外壁。罐主要见于肩颈部，浅盘类则见于内壁，这反映了古跨湖桥人比较成熟的审美观念。因为人的视角向下，浑圆的装饰区域更能突出审美效果。红衣剥落（褪色）区露出灰白的底色，这层灰白衣一直延伸到肩部以下，覆盖未施红衣的其他部位，说明在陶器成形后，器表经过了两道上衣工序。灰白衣也并非只充当红衣的底色（化妆土），一些施红色彩绘的浅盘类陶器上，衬底也是灰白或灰黄衣，说明除红衣外，灰白、灰黄衣也是陶器重要的装饰色。
实验室分析表明，红色陶衣陶是通过在陶坯表面涂一层Fe2O3含量较高的细颗粒泥浆涂层烧制形成的；白色泥点纹装饰陶是用Fe2O3含量较低的黏土泥料画在陶器表面烧成的。彩陶的工艺过程可能是用含铁量高的物质或红色矿物料磨成泥浆，用作色料绘在陶器上，烧制后靠氧化铁的红色形成彩绘。
彩纹主要施于罐、圈足盘、豆三种器型，是跨湖桥遗址非常醒目的陶器装饰。粗略统计，彩陶器（片）约占陶器（片）总数的2%，占罐、圈足盘、豆三种陶器（片）数量的5%。由于彩纹一般施于陶衣之上，考虑到陶衣的脱落、褪色和彩纹本身的褪色、脱落等因素，彩陶的实际数量要多于统计数量。
彩陶分厚彩、薄彩两种。
厚彩的特征是乳白色，干厚，触摸有明显的隆凸感，脱落现象严重，但从脱落后剩下的印痕仍可辨别原来的纹样。厚彩均施于器物的外壁，如陶罐的肩部、圈足器的圈足部位（图2-30）。
薄彩，触摸无隆凸感，红彩为主，均施于豆盘、圈足盘内壁（图2-31），但在极少量的残陶片上，也看到施于外壁的薄彩。分条带纹、放射纹、环带纹、垂挂纹、波浪纹、太阳纹、火焰纹、点珠纹、十字交叉纹、台梯纹及其复合纹等。
除彩陶外，陶器的装饰工艺还包括印、戳、刻、镂、贴手法。这些工艺手法除了装饰的目的，同时也应该与陶器的成形紧密相连。拍印纹最多的是绳纹，另外还有蓝纹、方格纹等，刻划纹见有放射纹、网格纹，镂空见有三角形、方形、工字形、卜字形等。
跨湖桥遗址的黑陶十分光亮，视觉上有一种晶莹的感觉，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表面有细微的迸裂纹，这种效果绝非一般的陶土所能成就，应该是在十分细腻的陶衣上作精心处理的结果。从实际保存的情况看，这种黑光陶衣的附着强度比红衣和灰白衣要强，不易脱落，很可能在打磨过程中掺入了动物的油脂或植物的胶质（图2-32）。
黑光陶衣体现了跨湖桥遗址比较先进，又能被成熟运用的陶艺成就。
（二）石器
跨湖桥遗址出土不少精致石器，分锛、斧、凿、镞、锤、磨棒、磨石、璜式饰件等类。其中石锛数量最多，占19.6%；磨石次之，占17.5%；石锤再次之，占16.1%；斧、凿、镞等数量较少（图2-33）。
石料的选用，与工具的功能相关。锛均为沉积岩中的泥岩，韧性好，质地较细腻。砺石均为沉积岩中的砂岩，质地较硬，但颗粒较粗，较脆而易断。石锤则较为复杂，有基性脉岩、沉积岩、火山岩三种。斧用火山岩制作。
石器工艺主要采用打、琢、磨、抛光的方法。打、琢成型后，磨制是最后的一道工序。遗址出土许多精巧的石锤，通过精确的琢打来保证石器形态的合用合规，这说明琢打技术对于石器工艺的重要性。斧、锛、凿类的刃部，均是在毛坯的基础上通过精细的琢打，再进行磨制，以保证石器刃部的平整锋利。遗址中发现许多砺石遗留深刻的槽痕，是磨制尖锐的器物留下的。
穿孔技术用于装饰品的制作。跨湖桥遗址出土的装饰品仅见璜一类，质类玉，是石英和云母的混合物。璜是挂饰，需要穿孔。从钻孔痕迹看，大孔采用了“琢挖”的技术，当是利用燧石锐器通过小范围的相对琢挖，形成漏斗状的深孔，穿透器身；小孔则利用锐器简单旋钻（图2-34）。
石英、云母并非矿物学概念玉器，但属于美石范畴，琢磨后晶莹剔透，符合“玉，美石”的传统定义。
（三）骨器、角器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大型动物的骨、角，这是狩猎经济的产物，被利用，加工成各种各样的器具。
骨器以动物肩胛骨、肢骨、肋骨、头骨及鱼骨、鹿角为原料，加工方法采取切、割、削、磨等方法。遗址出土部分骨角料，分动物肋骨、肩胛骨、鹿角三类，反映当时的加工方式。如鹿角工具，采取先环切、后折断的取料方式（图2-35），最后加工出经过磨制的骨、角、牙器，如骨针、骨锥、骨铲、骨镞、骨渔镖、骨刀、骨棒、角锥、角铲、角矛头、角棒、牙锥及一些穿孔骨牙饰品等，其中骨耜占4.4%，锯齿形器占2.2%，锥形器占26.7%，钉形器占16.7%，镞占7.8%，针占14.4%，匕占11.1%，哨占3.3%，镖占4.4%，其余占8.8%（图2-36、图2-37）。
骨器的钻孔技术已经十分发达，除骨耜、复合骨器、骨匕、骨镖等均发现了穿孔外，最能体现精细钻孔技术的是在骨针尾端的针孔，孔径仅1毫米。骨器磨光技术的应用也非常广泛，多数骨器采用了磨光和抛光技术。如骨镞的前端十分光亮，是为了减少空气中的摩擦，加强射杀效果，而在尾端，虽然也使用了磨制技术，但有意识地保留毛糙的擦痕，目的是更牢固地衔接箭杆。骨器的切割技术中，可能采用了片切割或线切割，如骨钉尾端的平面十分平整。
（四）木器与篾编器
跨湖桥遗址出土木器，分锥、叉、镞、勺、桨、铲、浮标、梯、器柄等。其中锥占43.1%，棒杆形器占8.8%，双尖器、刀形器、凹形器、哑铃状器、铲形器、盘、浮标、独木梯各占0.98%，钉形器占5.9%，镞占3.9%，尖槽形器占2.9%，桨占4.85%，管形器占1.96%，勺占2.9%，陀形器占3.9%，槌形器占1.96%，器柄占10.8%（图2-38）。
木加工技术包括砍、削、凿、刻、磨等，出现了许多形制独特的木器。许多尖锥形器利用火烤法增加其硬度，已经出现榫卯技术。对木器选材有特别讲究，这说明当时对木材的性质，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
木器材料共见有黄檀、黄楝、槭、楠、麻栎、桑、杉、白蜡、白栎、柘、柏、松、流苏、榉等14种。不同材质用于不同的工具，如黄檀木用于木柄、点种棒；麻栎用于锛柄、砣形器（轴台）、槌；桑树用于弓、柄、铲、盘等；白栎用于制作铲、锛柄、锥；白蜡用于制作卷布轴；柘树用于制作镞、椎、叉等；柏木用于制作砣形器（轴台）；松木用于制作独木舟、梯、槌及木板等；流苏用于制作铲。
跨湖桥人对木材中的芯材、边材已经有了很好的认识，劈裂、加工大木料的技术已经成熟。因此不惜花费更多的工夫从大木料中取用芯材，以便让木器坚固耐用。许多小型木器都取用大木材的芯材制作，说明器物对功能性的硬度和韧度有特别要求。
遗址出土的以竹片、芦苇为材料的篾编制品十分精湛。篾条宽度约0.8厘米，极其匀薄，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制作出规则的篾条。篾编技法一般是三潜三浮或二潜二浮，编纹呈人字状（图2-39）。
独木舟与漆器是跨湖桥遗址的特殊发现，也是跨湖桥文化记录在人类文明史中的特殊创造。
（一）独木舟
跨湖桥独木舟出土于遗址的最早地层中。这是东亚地区迄今能够实证的最早独木舟。
这支独木舟残长560厘米，最宽处约52厘米，厚约2.5厘米，中部大部分侧舷残去，成浅凹状的木板。从舱内底、壁的相交部位看，底面和边壁基本是垂直。舟体表面比较光滑，是一条破旧的独木舟（图2-40）。
经鉴定，独木舟的材质为马尾松。采用独木舟舟体木块标本进行碳十四年代测定，获得的校正数据是距今8000年（表2-4），这与所在地层的年代基本吻合。
表2-4 跨湖桥遗址出土独木舟年代测定数据
跨湖桥独木舟发现于湖岸位置，这与独木舟的用途是吻合的。独木舟不是孤立的存在，它的附近还有相关遗迹。这是一处与独木舟加工、修理有关的“作坊”遗存（图2-41）。
判定为“作坊”，有四方面的证据。
1.独木舟被桩木固定。独木舟的两侧，分别有两排木桩，每排10个桩，平均约50厘米一个桩；对应的木桩间，还发现有横木压在独木舟之下，这个现象说明当初独木舟被固定在木架之上。这支独木舟处在加工或维修的状态。
2.周围有剖开的木料与制作中的木桨。独木舟的东南侧有一堆木料，均为马尾松，与独木舟平行放置，略有交错；树皮尚未去掉。这些剖木料截面多呈扇形，源于同一木头，最长280厘米，宽8.5厘米。在木堆的东北端，另有一根圆木，长250厘米，直径约22—26厘米。另外还发现少量的板材。独木舟的两侧，还各发现一支木桨。这些木桨没有使用过，呈一种毛坯状态。
3.砺石、石锛与锛柄。独木舟周围发现砺石、3个锛柄和多个石锛，尤其是锛柄的较集中发现，说明这应该与木作加工现场有关，石锛是木器制作、包括独木舟加工修理的主要工具。在船的侧舷，还发现数片石锛的锋部残片，可理解为加工木料时现场崩裂的遗留。
4.加工和修理痕迹。独木舟的残旧方式表明，这支独木舟正处在加工和修理状态。从保存状况看，独木舟除首端保存1米左右的侧舷外，大部分侧舷残去。残面很整齐，显然经过人为加工，目的是为拼补木料。民族学资料中，独木舟的残损边壁，确实可以实行拼补。独木舟附近堆放的长条木料，与独木舟的材质一致，是合适的拼补材料。另外，在独木舟的中部，有一个破损的洞孔，并覆盖以相应大小的板状圆块。这些迹象说明独木舟确实存在修补的行为。
独木舟内外光洁，体态轻盈，底部和船头外壁呈现出规则的上翘弧度，内部更是挖凿出容量适宜的舱腔，显然经过了充分的制作。独木舟的制作，需要合适的工具和制作技术。石锛和锛柄的集中发现，说明锛是挖凿独木舟的主要工具。独木舟的底部，多处发现黑焦面。可见，当时采用的辅助方法是火烧。木头烧成炭后，其坚韧的程度就大大降低。跨湖桥人控制火焰烧焦需要砍凿刳挖的木头部位，再攻以石器，效率就大大提高了。
火烧和刳凿，是跨湖桥人制作独木舟的方法。“刳木为舟”的成语，大体说明了跨湖桥人制作独木舟的基本情况。
独木舟的发明，极大提升了水上交通和运载能力。尤其对人类征服海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一项研究表明，跨湖桥独木舟船头起势十分平缓，横截面成半圆，船底不厚，舱偏浅。依据对独木舟形态与功能的比较研究，这个类型的独木舟是“可能在海岸边使用的独木舟”
。
为克服独木舟轻飘不稳定的弱点，古人用边架艇的改进方式加以弥补。所谓边架艇，就是在独木舟的一边或两边绑扎木架，成为单架艇或双架艇，以增加稳定性。在独木舟的边上，还多处发现小块的苇席状编织物。其中一块保存较好，形状呈梯形，三面残，但残面比较整齐，完整一面斜向收边，残幅最宽约60厘米，最窄约50厘米。特别的是，这件篾编物的中间还编进了有支撑作用的木骨，显示其展开、伸张的实用效果。这一席编物出现在独木舟的旁边，可能就是独木舟的“帆”（图2-42）。
（二）漆与弓
跨湖桥遗址发现一张木弓。弓材为桑木之心材，两端已残。因长期淹埋，弓体出土时没有弓曲，呈挺直状态。
弓残长121厘米。截面扁圆，最宽约3.3厘米、厚2.2厘米；两端（残）略细，宽3厘米、厚2厘米。中段（长17厘米）截面亦为扁圆，扁侧方向与弓身其余部位相左，当为柎（抓手）的位置，柎宽3.2厘米、厚2.2厘米（图2-43）。
这张弓虽已残损，作为弓的特征十分明确，弓柎完整，可与遗址出土的石、骨、木质矢镞配合使用。用坚韧的桑木制作，证明跨湖桥人在选择弓材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周礼·考工记》“取干之道”中，桑排第三。桑木做的弓，在后代泛指强弓、硬弓。唐杜甫有“渔夫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的诗句。
令人惊奇的是，这还是一张漆弓。除了柎手位置因使用摩擦未见漆皮外，余部均涂漆。从保存的情况看，漆皮带皱痕，局部脱落。
实验室分析表明，该漆弓可分为赤红色的变质的漆表膜、漆层、单色漆下层、木胎四部分。变质表层呈暗红色，成分为氧化铁。红外线光谱分析表明，与现代生漆完全一致。红色颜料经荧光X射线定性分析，为氧化铁。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弓是迄今世界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弓。漆弓表面涂饰的漆皮是迄今世界上年代最早的漆。
涂漆是为了防霜露之侵，目的是让弓久固耐用，但也不排除神圣尚美的因素。漆器的起源，在传说中出现在尧舜时代。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件木质漆碗，一度认为是中国最早的漆器，从而将我国生漆的使用历史提早到6500年前，证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天然漆的国家。跨湖桥漆弓的发现，又将这一历史提早了1000多年。
跨湖桥人不但用漆作为木器的装饰和保护膜，而且利用漆的胶性进行器物的黏补，共发现两例实证。
1.陶器修补
跨湖桥遗址发现一片外红内黑的豆盘的口沿残片，长约6.7厘米，宽约4.5厘米，一边为完整的圆弧盘沿，一边是略呈圆角的残面，这一残面显然是二次破裂，因为在裂面上发现有暗红色的半透明胶结物，延伸过去，发现经修补的裂缝，裂缝上同样嵌漫胶结物，二次破裂面与经修补的裂面最宽距不过0.2厘米。从这一现象看，这一残片是一次不成功的修补工作的遗留：在胶汁尚未完全硬结的时候，又脱落了，结果在粘接牢固的部位出现了新的破裂（图2-44）。经过检测，这片陶片上的胶汁成分同样是漆。
2.独木舟修补
独木舟的中部，有一个经过修补的洞孔。修补方法是在破洞修整后，制作一块相当的圆形的板状木块，覆盖贴合，用树胶粘牢。
在独木舟刚发现之时，这个经过修补的破洞并未被发现，说明修补效果较好。待独木舟在保护过程中作脱水处理后，这块洞孔补木才脱离开来。这个经过修整的孔洞直径约10厘米，修补木块长15厘米、宽12厘米。因为洞孔的内侧（即舟体的内底一侧）挖有一个凹面，补材与舟体的扣合程度更加严密（图2-45）。
提取洞孔修补结合面的残余物，经过实验室分析，发现有胶质成分，这说明当时修补采用的黏合剂也是漆。
漆作为黏合剂的使用，说明跨湖桥人对自然界物质特性的认识与利用已经达到相当高明的程度。
跨湖桥文化聚落类型大致可分为河谷盆地、河口滨海两个类型，前者包括上山遗址
、小黄山遗址、荷花山遗址等，部分遗址作过发掘，但限于发掘面积，以及资料尚未公布等原因，缺少进一步的分析条件；后者包括跨湖桥遗址、下孙遗址和井头山遗址等
，其中跨湖桥遗址和下孙遗址为代表的古湘湖聚落，公布的考古材料相对丰富，具有分析条件。
（一）聚落的规模与布局
古湘湖聚落包括跨湖桥遗址、下孙遗址，以及处在两遗址之间的、已经被破坏的另一个遗址。古湘湖聚落分布在南北向约2千米的狭长谷地。跨湖桥遗址位于最南端，位置在跨湖桥向南约700米，这里是遗址的南部中心。跨湖桥以北，是最早开挖，也是最早发现文物的杭州砖瓦厂厂区，遗存堆积比较丰厚，这里应该是另一个遗址中心。在往北，约距跨湖桥遗址2千米的地方，便是下孙遗址。这三个遗址区之间，也有零星的文物出土，可见是一个聚落整体。特别是下孙遗址具有陶器作坊性质。古湘湖聚落已经出现明确的社会分工和社区布局的功能划分。
（二）跨湖桥遗址
跨湖桥遗址西北近山。北侧为寨岭庵（海拔126米），西侧为狮子山（海拔83米）。虽然遗址破坏严重，但可以从砖瓦厂取土坑提供的地层剖面、三期发掘揭示的遗址堆积走向等方面对遗址的生成环境，作出遗址依山面水的基本判断（图2-46）。遗址面积超过30000平方米。
遗址所在生土面的海拔高度约为-1.2—-0.9米。从堆积内涵看，1990年发掘区堆积深厚、遗迹丰富，文化层最深处达3米，为遗址中心区。2001年、2002年发掘区的遗址堆积较薄，并由西、北向东、南呈明显的坡降，趋于消失，遗迹稀少。
独木舟遗迹发现于遗址的东南边缘，即临水的湖岸位置。在独木舟所在的2001年、2002年发掘区，没有发现灰坑、窖藏等遗迹现象，但大量的生活垃圾堆积在临湖区域。窖藏集中在1990年发掘区，分布于建筑遗迹附近，说明食物的储藏位置选择在住宅的周边。
发掘区没有发现墓葬，可能墓葬区在村庄外围，但在居址附近发现一座小孩的墓葬（骨架）
，反映当时夭折的小孩没有进入墓葬区。
跨湖桥遗址的聚落要素还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房址建筑
木构建筑和土木混合建筑，是跨湖桥遗址建筑的两种类型。木构式建筑的代表是F2。基本构架是残剩的木柱或柱洞围成方形或长方形的屋体，其中坑埋式木柱和栽桩式木柱混合使用。大致判断为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的房屋建筑遗迹，以成排的木桩和柱坑为边界范围。探测这种大木柱所架载的是一种类似河姆渡遗址的楼式干栏建筑。遗址中还发现了残留的独木梯，这件独木梯以圆木劈半制作，直径15厘米，残长52厘米。正面斜劈横斩出踩足台面，共保留3阶，间距分别为21厘米和24厘米，对此是很好的证明（图2-47）。
土木混合建筑的主要代表是F4。残存墙体高约30—40厘米，宽约35厘米。墙体土色灰白色，质地纯净紧密，墙体中间以约30厘米间距埋设木桩，木桩皆经过加工，横截面呈半圆形、三角形或长方形，木桩底部有明显的砍削痕迹，木桩现残长13—64厘米不等。F4向东、北方向还有两排木桩（柱），其中东列为木桩，与F4西墙平行，推测为土墙中间的木桩遗留，与F4一体；西列在F4西墙的延伸线上，但柱子为挖坑式，与土墙内芯的载桩式木柱不一致。推测为并体建筑。F4室内残存烧土面1处（图2-48）。
F4这种土木混合建筑的墙面，以立柱及柱间排列的芦苇或其他植秆体为骨架，两面糊拍泥浆，然后烧烤而成。遗址中发现了许多这样的红烧土块。这些红烧土残块长宽一般不超过20厘米，厚度不超过8厘米，大多不规则，少量带秆痕。印痕可能是墙体内起支撑作用的芦苇或其他植秆的痕迹，在统计的47块带印痕红烧土块中，最多的秆痕为9道，最少为1道；秆痕直径一般少于2厘米，最大者大于3厘米（不足半圆）；疏密不一。一般平行、平面分布，但小范围内也有环向分布的。平面当是墙体的壁面。印痕带平面，可以判断半壁的厚度（图2-49）。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带榫卯的木构件不如河姆渡遗址丰富，可能建筑的形态还是更原始些，如更普遍采用绑捆的方式连接木构件。但跨湖桥已经学会了榫卯原理和制造技术，遗址出土一件带卯孔的残件，可见榫卯结构的木构建筑形式在跨湖桥遗址已经出现（图2-50）。
2.“石子路”与土台
南方遗址特别是处在地下水位以下的遗址，在考古发掘中很难分辨出“路土”，因此，对村落道路的判别是十分困难的。跨湖桥遗址也没有发现自然踩踏的泥路，但却发现了更讲究的由鹅卵石铺筑的石子路。这种石子路在现在的江南村落内的道路上仍能见到。在遗址破坏区的西侧，即靠山一侧，曾有过一条长约30米的石子路。发掘区中，发现过数处这样的石子路，但保存一般都不好，只是局部的存在。其中最大的一段出现在T403的②层下，这段石子路残长6.5米，宽约0.7—2米（图2-51）。从其延伸方向看，石子路通向建筑B。建筑B是一处逐层叠积、每层都存在烧土面、高约1.6米的土台遗迹，时间从遗址早期一直到晚期，判断为一处祭祀遗迹，在遗址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石子路”与之通连，也是一个证明。
（三）下孙遗址
下孙遗址位于湘湖古聚落的北侧，是从属于聚落的一处陶器作坊遗址。陶器作坊的出现，说明村庄中已经出现初步的社会分工。
下孙遗址500平方米的发掘区内，东部集中分布大量的红烧土（图2-52），中部集中着大量石块，西南部则有许多土坑。另外，还发现不少制作陶器的陶拍。初步的研究，红烧土为一种原始的土窑遗存，石块为陶器涂料的原料，土坑是挖陶土的遗迹，也可用来搅拌陶土。具体分析如下。
1.陶土、练泥
遗址西南部的土坑，普遍发现草木灰面，对其功能的确定带来帮助。印第安人制陶，常常用木棒掘泥，又将陶泥放入地上的一个浅坑里，坑里放草木灰。下孙遗址的密集土坑当是挖土形成，然后将土放在坑里，与草木灰搅拌成陶泥。在一个浅坑里，还放置着一块扁平大石块（图2-53），石块上也有草木灰遗迹，这可能为当时练泥的台面。
2.颜料提取
作坊遗址中部的大量块石，均为铁矿石的砂质矿岩，采自附近的山里。矿石从远处搬运而来，推测是为了取用其中铁矿质，铁矿质可用来提取制陶的颜料。跨湖桥遗址出土陶器中，普遍装饰红衣，经分析，红衣的矿物成分为三氧化二铁，与这些矿石吻合。由此可以判断，这些石料即是制陶颜料的原材料（图2-54）。
取用颜料的第一步是击碎矿石。遗址中发现一件鹅卵石制作的石锤，锤击面保留黏附的暗红色铁矿物质，可能与粉碎铁矿石有关。
3.陶拍
陶拍为制陶工具。遗址发现的陶拍呈蘑菇状，“蘑菇柄”为抓手，“蘑菇头”为拍面。陶拍又可用作器坯内部的垫具，行话又叫“陶里手”。陶里手与陶拍两相配合拍打，用来控制陶胎的厚薄，也可拍印陶纹。
这种陶拍在下孙遗址较多出现，是判断制陶作坊的最直接证据（图2-55）。
4.平地堆烧
下孙遗址未发现窑，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固定的陶窑出现，尚处在原始的陶器制作阶段。当时的陶器烧造采用平地堆烧的方法，即将器坯堆放在平地上，上面覆盖柴草，点火焚烧，当陶器一部分变硬后，再轻轻地翻动器坯，以便烧硬另外部分。另一种更进步的方法，是在陶器上蒙盖树枝和木片，再在树枝等外面涂上泥巴，形成一个较为封闭的烧造空间，以便在烧造的过程中保持温度的均匀，这种烧法又叫薄壳窑。薄壳窑往往是一次性使用。
下孙遗址东部集中出现的红烧土块，应该是一次性薄壳窑的遗留，因为反复使用，形成了成堆的红烧土块。
从跨湖桥遗址发现的动植物遗存看，古湘湖地区周边的山上可见到适应温凉气候的榆、榛、松、云杉、冷杉等高大树木，林下以杜鹃为代表的灌木丛生，再下则为蕨类植物生长，植被呈“三层”结构模式。平原区水中则生长有大量水生的香蒲、水稻，岸边有其他杂草及垂柳。在河漫滩、湖沼及山涧里，有扬子鳄栖息。湖泊、低洼草滩和芦苇丛中还有雁、天鹅、丹顶鹤、野鸭的踪迹。在河、湖附近，有貉、獾类栖息于森林、山坡的灌丛及在水边游动。野猪、麋鹿、梅花鹿也出没于灌木丛或较低湿的草地和森林边缘。还有更多的水牛和羚羊栖息于山坡林子或稀疏草地中。
遗址还发现一些热带动物，如犀牛，现在中国已经绝迹。总的说来，当时的气候环境与今日的长江下游地区基本一致。
约在8000多年前，因全新世早期气候的冷暖波动，河流上游地区的人群为追逐更有利的生存环境，来到环境资源富足的钱塘江口，在此栖息繁衍近1000年，诞生了跨湖桥文化。
跨湖桥文化的生业经济内容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稻作农业
跨湖桥遗址发现了丰富的稻米遗存（图2-56），这些稻米已经驯化，是人工栽培稻，说明跨湖桥人已经学会种植水稻。遗址中发现了较完备的水稻耕种、收获以及食用的技术体系。
运用浮选技术，在跨湖桥遗址中抽样获取1000余粒稻遗存，其中稻谷196粒，稻米369粒，秕谷498粒。另外，还发现了较丰富的小穗轴和水稻植硅体。水稻遗存在跨湖桥遗址中的分布具有普遍性。
从粒形的长宽比判断，跨湖桥出土稻米属于栽培稻。如果作更细区分，跨湖桥稻米的大部分为籼稻，小部分为粳稻，还有更少部分为野生型稻米。野生型稻米的存在说明跨湖桥文化的水稻尚未完全蜕去野生的习性，栽培的历史没有足够的长。
除了稻粒的形态，还有小穗轴和水稻植硅体特征，也证明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稻遗存已经属于栽培稻。总之，多重证据表明，跨湖桥文化时期已经种植水稻了。
工具是生产行为的直接体现。跨湖桥遗址中，较为明确的农业工具有骨耜、木铲等。
“骨耜”是耒耜的原始形态，适合在沼泽环境中翻土耕种。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骨耜共4件，均为置鞏插入式装柄（图2-57），与河姆渡捆扎装柄有异，但在器刃的磨损方式上，具有共同点。河姆渡骨耜分平刃和双刺刃两种，跨湖桥骨耜也一样，说明用途是一致的。翻土需要受很大的力量，捆扎的方法显然更加科学，置鞏插装则容易受力开裂，在跨湖桥遗址出土的三件骨耜中，其中一件就裂为两半。由此可见，跨湖桥文化的骨耜还不成熟，耜耕农业处在初步的阶段。
木铲是另一种农业工具。遗址出土的木铲多为残器，尤其是铲柄的长度无法复原（图2-58）。从功能来看，应当与沟洫有关，这应该反映当时已经出现了初步的水稻的“田间”管理。
除此之外，尖头木棒工具可能与“点种”等原始的耕作方式有关。
跨湖桥遗址中没有发现明确的收割工具，但锯齿状骨器的存在，反映当时能够找到收割的办法，比如自然的蚌壳。跨湖桥遗址发现一束带穗稻秆，共10余根，长短比较整齐，体现了在稻秆中断之下收割的状态。
跨湖桥人对稻米主要采取煮食的办法。遗址中发现了数量极多的陶釜，釜内壁和口沿外侧积有“锅巴”（食物残渍）（图2-59）。对陶釜内的“锅巴”进行取样，利用淀粉粒分析方法，对残留物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陶片内壁附着的炭化“锅巴”内包含了种类丰富的植物淀粉粒。其中包括禾本科、豆科及坚果类植物的果实。禾本科中则包含了稻米淀粉粒。
除了陶釜，另一种重要的炊器是陶甑。陶甑是一种用蒸汽法熟食的炊具，一般套放在注水的釜上面，通过甑底的气孔，用沸水上冒的蒸汽蒸熟食物。
从上可知，稻谷已经以“米饭”以及可能是糕饼的形式进入跨湖桥人的食谱。
（二）采集与狩猎
采集与狩猎是跨湖桥文化主要的生业方式。跨湖桥遗址出土了丰富的动植物遗存及其食用证据，一些海洋资源也被利用。遗址出土的木棒、骨镖和弓箭，佐证了当时的采集、渔猎活动。食物窖藏的发现，证明跨湖桥人已经学会储存食物，为度过食物短缺的季节作预备。
1.采集
跨湖桥遗址的发掘中，通过浮选法收集了数量较多的植物种子。这些被采食的果实大致可分为水果类和淀粉类两类。
水果类：蔷薇科的毛桃、酸梅、李子、杏子的果核，还有漆树科的南酸枣。
淀粉类：壳斗科的麻栎、栓皮栎、白栎果；菱科的乌菱、四角菱；睡莲科的芡实。
另外还有豆科、葫芦科、山茶科、蓼科的植物种子和果实。
在遗址窖藏中，橡栎是最主要的储藏对象。橡子坑的制作相当考究，先挖出筒状或袋状的坑，口部和坑壁用木料搭成井字形的护框，里面的橡子还没有腐烂。这些橡子坑可能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储藏坑，同时也是针对橡子食性的一种加工程序。橡子中包含的鞣酸味涩，只有通过在水里浸泡，才能够将鞣酸消除（图2-60）。
2.狩猎
跨湖桥遗址共出土各类动物标本数千件，大多数是作为狩猎对象进入遗址区的，许多骨骸保留宰杀和食用的痕迹。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陆生和禽类动物包括天鹅、鸭、鹰、雕、丹顶鹤、灰鹤、海豚、鼠、貉、狗、獾、虎、豹猫、犀、猪、麋鹿、梅花鹿、水牛、苏门羚等。
这些动物遗存中，鹿和水牛的比例最高，分别占30%—40%。猪的数量也不少。总体看，猎取的动物数量从早期到晚期有增加的趋势，说明资源稳定而丰富，没有因猎杀而减少，在跨湖桥先民的食谱中一直占有重要的位置。
表2-5 跨湖桥遗址出土主要禽类、哺乳类动物遗骨统计表 单位：件
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狩猎工具，包括弓箭、匕首、镖、矛头等。跨湖桥人的狩猎方式，可以通过狩猎工具等作复原推测。大致可分为射杀、刺杀、网捕三种方法。便于抛掷的石球也是远距离的击杀工具。
跨湖桥人的肉食方法主要分两种，一是煮食，二是烤食。
在陶釜“锅巴”成分的分析中，除了有稻米等淀粉类食物，还发现了动物脂肪结构的残渍，可知当时采用“煮”的方法熟肉食用。“烤”的证据则更加充分，许多动物的骨头上，尚保留着烤肉留下的烧焦痕迹。
3.渔猎
跨湖桥遗址傍河近海，除了出土有哺乳类陆生动物和禽类动物遗存，还有数量不少的鱼类、贝壳类和爬行类动物残体，这些都是食用后的废弃物。
这些水产类动物包括螃蟹、鲤鱼、乌鳢、龟、螺、牡蛎、蛏子以及扬子鳄和1种海洋哺乳动物，既有淡水类，也有海洋类。
淡水类有鲤鱼、乌鳢、龟、螺、扬子鳄，捕获于内湖、内河；海洋类有牡蛎、蛏子、青蟹，一般在近海、海滩获得。哺乳类动物确定为鲸类、海豚类动物，可能是海豚或者体形较小的鲸，多出没于沿海或其他海域，有些则可能深入河流中，可能捕获于近海区域的河口地带。
从遗址中发现一些渔猎工具如渔镖、浮标及动物的生物习性看，渔猎的方式大致可分为捕捞、网捉和勾刺三种。
4.动物驯养
跨湖桥遗址中发现，驯养的动物有狗和猪。牛未见有驯养特征。
狗被公认为最早被驯化的动物，骨骼测量证明跨湖桥遗址的狗已经被驯化。但狗遗骨的数量从早期到晚期逐渐增加，不符合驯养后肉食减少的一般状况。
跨湖桥遗址出土长江以南地区最早的家猪遗骸。部分猪下颌骨的齿列排列比较混乱，是一种驯化的中途现象（图2-61）。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从猪的年龄结构统计上看，遗址早期到晚期有一个明显的逐步年轻化的过程。早期的猪平均年龄为4.6岁，中期的猪平均年龄为3.5岁，晚期的猪平均年龄为2.9岁。这是一个家猪饲养时间变短和家猪宰杀比例变大的现象。
（三）原始纺织
跨湖桥人开始纺线搓绳。遗址出土的“线”，缠绕在“线轮”的凹槽上。“线轮”是一种形体较小的扁圆陶器，其边缘有一周凹槽。出土时，凹槽内常见缠绕着细细的带纤维的线头，因此称其为“线轮”。从“线轮”上保存的线段看，明显为纤维质，原料属于麻葛一类（图2-62）。
跨湖桥遗址的纺轮均为陶片直接打磨而成，中间穿有一孔。这些纺轮比较轻薄，适合纺织一些细小的纱线。
一些木质的棒、叉和另外一些骨器，属于原始的纺织器件。这说明纺织技术已经出现。
在贵州侗族和四川彝族地区，有一种最原始的织机，称为水平织带机，特点是在一束经纱上，仅配有纬杆、经杆和机刀。而这些具有相似特征的定经杆、机刀和布轴等（图2-63），在跨湖桥遗址中均有发现。可作为定经杆的棒形器发现不少，但多残断；纬刀十分明确，用骨片制作，保存十分完整，长28.8厘米，宽2.1厘米，一端有一掌宽（9厘米）的磨损痕迹，应该是抓握所致，余部长约20厘米，用来打压纬线，据此判断，即所织布幅的宽度约在20厘米左右（图2-64）。布轴的两端有槽额，用来固定于腰部的系带，长度为26—37.6厘米。梭子是一种双叉木棍。
这些主要的纺织构件，充分证明跨湖桥人已经用原始的踞织机织布了。
跨湖桥遗址出土多枚完整或不完整的骨针，尾部均穿孔。两枚最完整，有典型性。其中一枚长度7.4厘米，最粗处的直径也只有0.2厘米，孔径只有0.07厘米；另一枚长14.9厘米、径0.5厘米、孔径0.1厘米。两枚骨针表面都十分光滑，针孔细小，穿缝的线明显应该是纺线。从这两枚骨针的尺寸看，前一枚明显小于山顶洞骨针，后一枚则稍大于山顶洞骨针。可以推测，前者可能是用来缝制布衣，后者则用来穿缝兽皮（图2-65）。
（四）原始医术
跨湖桥遗址发现一件稍有残缺的绳纹小陶釜（图2-66）。出土时，倾斜委弃于泥土中，器内盛有一捆形相一致的植物茎枝，长度约5—8厘米，单根直径一般在0.3—0.8厘米间，共20余根，纹理结节均很清晰，比较整齐地曲缩在釜底。茎枝之间不间杂泥巴，与底腹的接触面也十分清爽。从现象观察，这捆植物茎枝是在丢弃前就在釜内，在丢弃过程中，茎枝没发生散乱，而是紧密地粘连在一起，比较符合茎枝被煮软后的特点。另外，陶釜外壁有烟熏火燎痕迹，确实经过火炊。这些茎枝不可能被直接食用，综合分析，这捆茎枝当属因故（陶釜破裂）丢弃的煎药。标本送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定为茎枝类。这一资料对研究我国中草药的起源尤其是煎药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另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原始的煮茶遗迹。茶、药同源，两种认识没有本质的区别。
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发明创造，跨湖桥人也努力在抽象世界寻求拓展和超越。“数字卦”的发现，证明数的概念和占筮记事的现象在跨湖桥文化中已经存在，它可能是周易八卦的源头之一，这不得不让人感到惊奇。同时，神祇崇拜、祭祀仪式在跨湖桥文化中也已出现。
（一）神秘的“数字卦”
跨湖桥遗址发现一类特殊的刻画符号，出现在一件木锥和一件鹿角器上。
这件木锥十分完整，长17.8厘米，截面最大直径0.8厘米。前端呈舌扁状，正反两面分别刻有“
”和“
”两个符号。另一件鹿角器残为不相连的两段，总长约33厘米。端部穿孔并饰弦纹，器身刻有数组由条、角线组成的刻画图案。
这些符号十分奇特，如“
”字符号似可视为“二”“八”的组合，“
”即“三”字。加上鹿角器的刻符，共出现8个符号类型（图2-67）。
从形态观察，这些符号已有重复出现的现象。相似的符号在中国的其他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和殷墟遗址中均有出现，学术界对这些符号的认识存在不同意见，但多以“数字卦”认识之。
“数字卦”是一种以数字为表现形态的卦，即记录蓍筮占卜的数字卦象。一般认为，上古时期的“数字卦”经过简化，到战国时期演化为二元奇偶数符，到战国末期至秦汉再演化为阴阳八卦。
跨湖桥遗址的符号是我们目前所见到的最早的可能与数卦有关的符号类型，这表明早在8000年前，数卦系统就可能已经存在了。跨湖桥遗址符号的发现对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我国传统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太阳崇拜
跨湖桥文化器物上的装饰图案中，最具辨识度且重复出现率较高的是太阳纹。跨湖桥遗址不但出土了太阳的彩绘或刻划的具象，也出现了抽象的太阳符号（图2-68）。
1.形象的太阳纹
在跨湖桥文化中，最形象的太阳纹主要是带“光芒”的太阳，多见于彩陶。这类图案可分为整圆或半圆＋射线两种形式，后者表示刚升起或已落山的太阳。这类太阳纹经常出现在器物的外壁。另外，也发现无光芒（射线）的太阳（整圆）。这类太阳纹施在豆盘的内壁，外圈与四个边弧配合。
2.抽象的太阳纹
主要指“十”字纹。“十”字纹象征太阳，在古代世界具有普遍性。许多学者都倾向认为，“十”字纹即“万”字纹，而“万”字纹象征性地表达向四方放射光芒的太阳，其简化后，光芒成为“十”字形的四条线，而四条线向同一方向弯折，便成了“万”字。
跨湖桥文化的一件陶罐的器耳上，还出现“田”字的图符。“田”字符号也是“十”字符号的变体。
（三）垒土祭祀
跨湖桥文化出现了与太阳崇拜相关的祭祀遗迹，包括由“火烧面”叠加的土台和祭祀器具。
跨湖桥遗址发现一处台形遗迹，编号建筑B。平面略呈圆形，推测为一处祭祀性遗迹。该遗迹共分19层之多，每层都发现一个“火烧面”。筑台的过程，实质上表现为“火烧面”的递增过程（图2-69）。
遗迹被揭露的部分长、宽各约10米，高约1.6米，共分19小层，除最上层，每层面都有一个浅坑结构的“火烧面”，每个“火烧面”的大小约为1—2米。这些“火烧面”形状有方形、圆形、椭圆形及不规则形等。周围或有一些并无规律的坑洞，出土一些人骨头片和鹿角，可能是作为祭品出现在这里的。这可能是一处以火崇拜为内核的火祭遗迹，每一层火烧面即代表一次祭祀仪式。
祭祀位置非常固定，逐渐成为一个“高”台状的祭坛。
在古代萨满观念中，“高”可以通天，才能“再生”。跨湖桥文化中的“高”，或许具有“通天”的性质，是太阳崇拜的一种仪式。“火烧面”代表祭火，即祭太阳。
配合祭祀需要祭器。在跨湖桥遗址中，施有内彩的彩陶盘、彩陶豆可能为一种祭器。依据有二：一是内彩比较容易磨损，如果是日常用具，费心制作的彩纹很快会因为磨损，失去装饰的价值；二是彩样中常见有太阳纹，观念形态有相通之处。
[1]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诸暨博物馆、浦江博物馆：《楼家桥
塘山背 尖山湾（浦阳江流域考古报告之二）》，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