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距今10000年前，浙江史前文化进入新石器时代。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为以上山遗址命名的上山文化。
上山遗址位于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北（现属上山村），遗址坐落在一片相对高度约3—5米的高丘上。2000年发现，2003年通过碳十四测定年代，其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址的性质得以确认。
上山遗址遗存中以大口盆为典型的夹炭红衣陶器和以石磨盘、石磨棒为典型的砾石器及石片石器最具标识性。2005年，这一遗存在嵊州小黄山遗址再次被发现。
2006年，以上山、小黄山遗址为代表的这类早期新石器文化遗存被命名为上山文化。
之后十余年，金华、衢州、台州陆续发现上山文化遗址16处，总数达18处，分布于金华、衢州、绍兴、台州等地。地理区域以钱塘江流域的金衢盆地为中心，向南至灵江流域。属于钱塘江水系的有衢江流域的荷花山
、青碓
、下库、青阳山、山下周遗址，武义江流域的庙山
、太婆山、湖西、长城里、蓭山、长田、大公山遗址，东阳江流域的老鹰山、桥头遗址
，浦阳江流域的上山遗址
，曹娥江流域的小黄山遗址，以及灵江流域的下汤、峙山头遗址
等（图2-1）。从调查获得的线索看，该区域实际的上山文化遗址数量远不止已经确定的数量。
金衢盆地位于浙江省中部偏西，总体自东北向西南延展，呈狭长带状夹于南、北两侧山系之间，北靠千里岗山脉、金华山脉，南依仙霞岭，东临会稽山，西接常山港、江山港，地理坐标范围约为东经118°1′—120°47′，北纬28°14′—29°41′，是浙江省最大的陆相构造盆地，也是浙江省最大的中生代沉积盆地。盆地主要分布于浙江金华—兰溪—龙游—衢江—江山一带，在金华、兰溪一带较为开阔，两端略窄，东西长约170千米，南北宽约10—20千米，海拔大多在23—452米，面积约3600平方千米，加上盆缘部分，全盆面积约为7000平方千米。以金华—衢州盆地为主体，在盆边错落分布一系列局部小盆地，有位于南面的永康盆地、武义盆地，北面的浦江盆地等，形成花边状相间分布的盆地群。
地貌呈现明显阶梯状分布，地势南北高、中部低，从盆缘的南、北两侧向盆底平原过渡，依次为中山—低山—高丘—低丘—岗地—平原。中山地形分布在盆底的北缘和南缘，海拔500米左右的低山类型分布在低中山的外围地带，山坡陡峭，水系沟谷发育，侵蚀剥蚀较严重。海拔500—250米的高丘和低丘穿插分布，呈带状展布于盆底边框断裂线内外。海拔250—150米的岗地由于受流水的严重侵蚀而普遍被切割成长条状的垅岗，分布在此地形上的阶地多呈块状分布。海拔70米左右的平原主要分布在大江及各支流的两岸，由于地势宽展低平，分布在其上的阶地范围较广且多连续。
水系发达，因地貌格局受构造、地形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其水文状况具有湿润的雨源型山区性河流的特点。河流多发源于山区，流经山地丘陵，溪流大多沿构造断裂带发育，冲刷侵蚀强烈，源短流急，河床比降大，沿途节点多，蕴藏有较丰富的水力资源。较大的河流主要有兰江、衢江、金华江、武义江和东阳江等，均属钱塘江水系的中上游段二级至四级支流，呈树枝状展布，溪流数量众多。
在上述地质地貌、气候、水文、植被等条件下，盆地内丘陵、中低山地区广泛发育红壤和黄壤。一般来说，红壤和山地红壤广泛分布于海拔500—900米的低山丘陵和河谷冲积平原两侧的缓丘岗地地带
，母质以第四纪红黏土、凝灰岩、花岗岩等风化碎屑为主，在高温多湿环境下受到强烈风化和淋溶过程，土壤呈酸性反应。红色的风化壳上，土层深厚，一般在50—100厘米，质地黏重，多含砾石，具有脱硅富铝化的普遍特征，保水保肥性能差。
上山文化遗址主要分布于金衢盆地内的主要干流衢江、武义江、东阳江两岸。其中，龙游荷花山遗址、青碓遗址、下库遗址和金华山下周遗址、青阳山遗址位于衢江南岸；永康庙山遗址、太婆山遗址、蓭山遗址、长田遗址、湖西遗址、长城里遗址和武义大公山遗址位于武义江流域；义乌桥头遗址位于东阳江北岸。最早发现的浦江上山遗址和嵊州小黄山遗址，则分散于金衢盆地周边的小盆地内，分别位于浦阳江流域和曹娥江流域。另有仙居下汤遗址、峙山头遗址位于靠近钱塘江流域的灵江上游。灵江为浙江第三大水系，流域总集水面积5369.4平方千米，河长189.9千米，地貌及气候、水文特征略同钱塘江流域。
遗址所在的地貌特征具有规律性，海拔约40—100米，分布于上游河谷盆地中的低丘之上，这些山丘大多辟为耕地。从已经发现的状况看，遗址或限于低丘范围，如上山遗址、庙山遗址等；或延伸至周围的平地，如荷花山遗址、湖西遗址、下汤遗址等。低丘大抵为二级台地，许多遗址受到古河道的冲刷，原貌已经有较大的改变（图2-2）。现存遗址面积约3万—5万平方米。
受酸性土壤影响，上山文化遗址的木器、骨器等有机质文物极少保存，文化特点主要体现于陶器和石器。
（一）陶器
陶器以夹炭陶红衣陶为典型，晚期泥质、夹细沙陶器增加。成形及制作技术包括捏塑法、泥片贴筑法和泥条盘筑法等。其中最典型的是泥片贴筑法和泥条套接法，通过对典型标本的观察，贴筑特征从陶片截面的层理状现象可以观察到（图2-3:1），泥条套接以一种子母口的方式拼接——泥条存在一个凸面和凹面（图2-3:2），另外，盆类陶器的碎裂面也呈现圈条状分布（图2-3:3）。总体看，不同的制作方式可能有主辅之分，可以同施加于一件器物。
器形以平底器为主，圜底器、圈足器为辅，不见三足器，偶见乳丁足器。器类见有平底敞口盆、乳丁足盆、双耳罐、双耳壶、平底盘、圜底罐和钵、杯等（图2-4），其中又以平底敞口盆（俗称大口盆）最具特色。大口盆直径大多40余厘米，高约13—15厘米，底径约15厘米，口沿或平或呈多角，单侧把手或无把手，早期比例较高，中晚期数量变少。
上山文化夹炭红衣陶是中国南方地区最早出现的新陶系。从岩相学观察，夹炭陶质地以掺入稻壳类有机质和黏土为主，主要见于大口盆的制作。陶罐掺入有机质和石英质火山岩颗粒。有些陶器是泥质和混合质为特征，泥质陶的质地不含石英颗粒或有机物，而以黏土为主；混合质则是泥质中掺入少量的石英及有机质。黏土基质均包含大量单晶和多晶石英、斜长石以及白云母、闪角石等。陶器表面涂饰的红衣亦为黏土，与胎体相比，缺少包含五氧化二磷的草木灰成分，这与泥料的提炼及烧造过程中的氧化反应有关。
以红衣工艺为基础，上山文化诞生出中国最早的彩陶。施红衣的工艺始见于早期夹炭陶器；中期后在夹细砂和粗泥陶器中依然流行，并在红衣泥料的选择及涂饰实践中发展出彩陶工艺，材料除红彩外，还包括乳白彩。桥头等遗址出现极其精美的陶器，如陶盆有外红衣、内乳白衣、口沿红彩的三重色彩；乳白彩彩纹多样，除了具象性的太阳纹，还见有圆点、环圈、短线组成的抽象的几何形纹饰（图2-5:1-4）。
除了红衣和彩陶装饰，还见有刻、镂装饰，前者见于罐的口沿外侧，后者见于圈足器的圈足部位。另有少量特殊的刻画纹样，如“田”字符号（图2-5:5）。
绳纹作为装饰纹样见于晚期
，但早期陶器的颈、耳等凹陷部位也出现抹平后的绳纹残迹，这证明在上山文化中，拍打绳纹最早是一种制作工艺，而并非为了装饰。
（二）石器
上山文化时期的石器以打制石器为主，原料主要采自遗址附近河滩中的鹅卵石。石制品的原料共涉及11个类别：斑岩、玢岩、凝灰岩、砂岩、霏细岩、硅质岩、燧石、花岗岩、辉绿岩、流纹岩和石英岩。以制作工艺为标准，可将石器大致分为三类：打制石器、砾石类石器、磨制石器。打制石器包括了石片石器和石核石器，以石片石器为主。砾石类石器包括磨石、穿孔石器等类，形制多样，琢制而成。磨制石器数量较少，以锛斧类为主（图2-6）。
1.打制石器
石片石器是主要的石器形态。
石片石器工业传统的石制品通常包括石片、石核、石片石器（石片经二次修理之后的石器）以及石核石器等。其制作方法主要是用直接打击法打出石片，然后对石片或石核进行二次加工修理成器。
石核数量不多。用石核制成的石器数量也不多，包括少量的盘状器和砍砸器等，主要是用直接打击法修理而成。
上山遗址打击石片的方法以锤击法为主，也可能有砸击法。二次修理主要用锤击法，包括了向破裂面、向背面、交互或错向修理。此外，少量石片有比较宽而浅的石片疤，是否间接打击法修理的痕迹，有待进一步研究。少量石核石器，如斧状器或部分盘状器，是在石核的侧边或一端用锤击法，交互或错向打击形成侧刃或多刃器。（图2-7）
石器种类包括刮削器、尖状器、刀类器和镰形器（图2-8）。其中刮削器分单刃和盘状两大类，单刃刮削器又可分直刃、凹刃、凸刃、锯齿刃几类。
2.砾石类石器
砾石石器工业传统的石器直接由砾石加工而成。从制作工艺角度而言，此类工具的加工流程主要为打制和琢制。主要器型有穿孔石器、砍砸器、磨石、石锤、石砧等，其制作方法是选择形态各异的砾石，直接在一端或不同边缘打制剥片后成型。如穿孔石器是选择圆形砾石，用琢击法在砾石中心部位两面敲琢对穿而成。但有些穿孔石器呈较规整的形状，经过一定的加工工序。穿孔石器的孔部似乎有打磨的痕迹（图2-9）。
磨盘、磨棒数量丰富，两者的配合使用，成为上山文化有特色的石器品种。“磨棒”并不呈长棒状，而是长方块状或龟背状；“磨盘”大且厚实，底部经过修整以便摆放平整，磨面呈凹弧面，整体形态不规则。磨棒可称为上磨石，磨盘可称为下磨石。
上磨石和下磨石存在上下配套使用的关系。上磨石指两件套中较小的、手持使用、通过位移产生摩擦的标本；下磨石指与之配套的、体形较大的标本，后者在使用过程中位置固定。
上山遗址的上、下磨石多采用有孔状结构的火山岩和粗颗粒的沉积岩，使用面通常较为粗糙（图2-10）。
3.磨制石器
磨制石器数量不多，主要为石锛、石斧、石凿、石刀，另有若干砺石（图2-11）。这种通体磨光的石器，从早期就开始出现。
综观上山出土的石制品，其原料选择似乎有一定的模式，反映上山史前居民对于不同岩石及其特性有相当的了解，有意识地选择不同的石材制作不同的石器，说明了史前居民对自然资源的认知和利用。值得注意的是，打制石器在上山文化早期比例最高，中晚期逐渐减少。
（三）骨器
由于酸性土壤的腐蚀性，上山文化遗址群的有机质文物保存较差，迄今只见上山遗址出土骨锥1枚。这件骨锥通体磨光，头部尖锐，尾端略平，无孔，截面圆，最大径0.55厘米，最大径位置在中部偏尾端（图2-12）。
上山文化作为浙江乃至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确立，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都有证据。
在迄今发现的18处上山文化遗址中，存在明确的上山文化与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上山遗址北区表现为被跨湖桥文化层叠压，南区被河姆渡文化层叠压。
荷花山遗址、青碓遗址、桥头遗址以及小黄山遗址均呈现为被跨湖桥文化层的叠压。
下汤遗址也存在上山文化、跨湖桥文化和河姆渡文化的叠压关系。
因此，上山文化早于跨湖桥文化，也早于河姆渡文化，存在地层学的证据。
迄今，上山遗址的绝对年代都来自碳十四测定。上山遗址测定数据距今11000—8600年。测试样品提取陶片的植物残屑，早期距今10000多年数据较为集中。湖西等遗址提取植物种子和炭屑测年，增加了晚期8500年左右的集中数据（表2-1）。
表2-1 上山文化测年表
续表
上山遗址的地层关系同时提供了上山文化分期的初步依据，在遗址南区第⑧至第⑤层为上山文化层，第⑧至第⑥层出土夹炭红衣陶系的大口盆、环状双耳罐与第⑤层出土的夹细砂红衣陶平底盘、扁平双耳罐存在较大差别，成为早晚分期的基础。
晚期同类型的夹细砂红衣陶器在湖西遗址、桥头遗址等屡有发现，分期得到确认。
又在湖西遗址南区发现与该遗址北区不同的遗存，这类遗存以尊形折肩罐、矮圈足碗形器和更为低矮的平底盘为特征。从测年看，湖西遗址南区更晚于北区。后来，湖西遗址南区的遗存类型又在永康长城里遗址再次发现。
至此，主要根据陶器类型及其组合的形态变化，上山文化暂分为三期（表2-2）。
1.早期。包括的遗址有上山遗址、庙山遗址、大公山遗址、太婆山遗址。夹炭红衣陶占绝对多数，普遍掺杂稻壳，少量粗泥（细砂）。器形以大口盆为主，无器耳或单侧横置桥形大耳，大口盆的唇、沿部特征变化较多，如三角唇、多角沿等，以及腹壁内收的特征更多出现。双耳罐同样为夹炭陶，器身矮胖，环耳突出，位置接近口部。这两种器物是上山文化早期最典型的陶器，其他还见有圈足器、杯形器等（图2-13）。
早期遗存的测年数据来自上山遗址、庙山遗址等，下限距今约9500年，上限超过11000年。可确定为距今10000年前后。
2.中期。遗址数量最多，包括上山遗址、小黄山遗址、荷花山遗址、青碓遗址、山下周遗址、湖西遗址、桥头遗址、下汤遗址。夹炭陶比例下降，主要见于大口盆一种器物。粗泥红衣陶、夹砂红衣陶占主要地位。大口盆的桥形耳变小，部分器耳竖置或演变为舌形鋬。罐的种类多样，最具特征的是扁耳、贴耳的壶形双耳罐。置横向贴耳的平底盘也是典型器物。总体的陶色依然是红（黄）色，纹饰延续上期，圈足的镂空除圆形外，还出现方形、三角形等形状，见少量绳纹，出现最早的彩陶。中期遗存的测年数据来自上山遗址、桥头遗址、荷花山遗址等，下限约距今8600年，上限距今约9200年（图2-14）。
中期遗存存在继续分期的可能，荷花山遗址、小黄山遗址偏早，桥头遗址等偏晚，这项分期研究有待继续深入。
3.晚期。遗址包括湖西遗址、长城里遗址和峙山头遗址
，义乌桥头遗址也发现晚期遗存。与前期相比，陶色明显变灰暗，灰色和黑色的陶器增加，夹砂陶的比例明显变高，绳纹釜形器少量出现。典型器物有折颈折肩罐、碗形器、竖领直口双耳罐和无横向贴耳、比上期更为低矮的平底盘等。晚期遗存的测年数据来自湖西遗址等，年代确定在距今8500年左右（图2-15）。
上山文化的生态环境复原，动植物方面的资料缺乏，这是有机物质保存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从出土的淀粉粒、植硅体以及石器微痕鉴定，上山遗址发现有菱角、橡子、水稻的淀粉粒或植硅体和黍族、小麦族的植硅体、虎尾草、莎草、芦苇
，湖西遗址有水稻、狗尾草、马唐、野黍、夏枯草、莎草科、芡实、蓼科等
。动物资料在上山遗址有少量发现，计有猪、鹿、啮齿类及鸟、鱼（均无法鉴定种属）等。
石磨盘、石磨棒上橡子、菱角和薯蓣类块茎植物淀粉粒的发现，证明这些石器用于淀粉的加工，是生计的重要方面。橡子淀粉的食用可能更具普遍性。
总体来说，上山文化所在的历史时期为全新世大暖期，气候温暖，推测当时的气候水热组合条件至少与现今相当。古人类通过渔猎、采集手段获取食物资源，同时，出现了农业的萌芽。
（一）栽培稻遗存的普遍发现
上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夹炭陶器中，掺和大量的稻壳和稻叶，提供了先民的经济生活方式方面的重要信息。分析表明，这些稻遗存所反映的生物特征有明显的驯化迹象。稻壳中保留的小穗轴特征证明了上山文化出现栽培稻。小穗轴特征不仅是区分野生稻和驯化稻的最佳标准，也是区分栽培稻两个亚种的重要指标。在上山遗址掺和料颖壳中，发现了具有野生稻特点的小穗轴和具有栽培稻（粳稻）小穗轴特征的颖壳，但没有发现具有籼稻特征的小穗轴。陶片中找到了可用于测量的颖壳。测量结果显示，颖壳的长为7.73毫米，宽为2.86毫米，长宽比为2.70，参数比接近栽培稻特征。由此可见，遗址出土的古稻不仅有近似野生稻类型，也有近似现代栽培粳稻的类型，可能是处于驯化初级阶段的原始栽培粳稻。
到了上山文化晚期，小穗轴所体现的栽培特征更为确定（图2-16，表2-3）。
表2-3 湖西遗址出土的稻谷小穗轴
水稻植物硅酸体分析也证明上山文化稻谷经过了驯化。植硅体分析法已经成为稻作起源和水稻驯化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稻运动细胞硅酸体呈扇形，对于鉴别水稻植硅体的驯化水平而言，扇形植硅体的含量、大小及鱼鳞状纹饰十分重要。扇形植硅体半圆形侧面的鱼鳞状纹饰是水稻扇形植硅体的典型特征。研究者认为，野生稻和栽培稻扇形植硅体半圆形侧面的鱼鳞状纹饰不同。前者一般少于9个且多变不规则，后者一般8—14个（图2-17）。实验室分析表明，上山文化时期双峰型植硅体已有27%被判断为驯化稻，与此同时，这一时期龟裂纹纹饰大于9的水稻扇形植硅体数量达到15%，由此可见，已有驯化特征水稻植硅体在上山文化阶段出现。
除此之外，上山遗址、下汤遗址、桥头遗址、湖西遗址等普遍浮选出炭化米粒（图2-18）。
有研究者认为，上山人在利用与管理水稻的同时，也在利用与管理同样生长于湿地环境的其他植物，如稗草，后来水稻脱颖而出，成为最受青睐的谷物。这可视为稻作早期模式的一种启发。
（二）水稻的收割和脱粒工具的普遍出现
陶片中发现的稻叶片运动细胞硅酸体还表明，先民在制作陶器时掺入颖壳的同时，也带入少量的稻叶。这一现象说明掺入的稻谷颖壳不是来自采集的野生稻，而是来自采用摘穗收获的栽培稻。从民族学的资料看，在采集野生稻阶段，采用的是敲打的方式收获子粒；稻子被人类栽培驯化后，收获则采用摘穗的方法。由于在摘（割）穗收获栽培稻时，稻穗和叶子一同收获，在脱粒和加工过程中难免会混入稻叶的残片。对遗址陶片的植物硅酸体分析还发现，陶片中含有稻运动细胞硅酸体，密度并不高，这种现象表明陶片中稻叶遗存可能是随掺和料颖壳带入的。
对石片石器的植硅石和微痕分析证明了上述判断。在抽样选取的上山遗址石器中，石器的刃部普遍发现水稻植物硅酸体。高倍显微镜发现的微痕显示，上山遗址出土的镰形器、石片石器等器物上，发现收割禾本科植物的“镰刀光泽”。有理由认为，这些石器是水稻收割工具（图2-19）。
尽管这项研究的样本数量较小，但结果已证明上山文化时期人类已经出现对水稻的收割行为，表明对水稻的生长进行了干预。从微痕判断，收割方式可能是以掐穗的方式。
水稻植硅体也出现在遗址中出土的大量石磨盘和石磨棒上。
实验考古表明，使用石磨盘和石磨棒的脱粒效果非常明显，这证明这两种石器是当时的碾磨脱粒工具。
（三）水稻的食用
上山文化夹炭陶的稻壳掺和料，大多是脱粒取米后的碎壳。没有一定的稻谷积聚，在陶器制作中就不可能采用稻谷颖壳作为主要的掺和料。实际上，这些掺和的稻壳是一种砻糠（图2-20）。据统计，上山文化陶器普遍发现掺和稻壳的现象，上山遗址陶器中掺和稻壳的比例达80%以上，荷花山遗址、庙山遗址、太婆山遗址、大公山遗址、小黄山遗址等早中期遗址也都有存在。这说明，稻米的食用，在上山文化早期开始，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到了上山文化中期，稻米的食用方式更具备多样化倾向。义乌桥头遗址“中心台地”的器物坑中，多件陶器中发现米酒残迹。此项研究对10件陶器标本进行了淀粉粒、植硅体、霉菌、酵母细胞的残留物分析。分析结果显示，有9件器物标本曾用于储存酒（或发酵饮料），其中包括6件陶壶、2件陶罐和1件陶盆。酿酒的原料包括水稻、薏米和块根植物。这些器物的淀粉粒具有发酵过程特有的损伤特征。同时，这些器物的残留物中包含了大量的霉菌和酵母细胞，部分霉菌与曲霉或根霉的形态特征相符，酵母大多为圆形和椭圆形，显示有芽植状态。植硅体残留物中包括水稻颖壳和茎叶，以及其他草本植物的植硅体。综合多种残留物的分析结果，桥头遗址陶器内所储存的可能是一种原始的曲酒。上山人利用发霉的谷物与草本植物的茎叶谷壳，培养出有益的发酵菌群，再加稻谷、薏米和块根作物进行发酵酿造。
从上述两点证据可知，稻作文化已经成为上山文化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
上山文化遗址群分布于河谷盆地边缘的山前台地，并深入盆地的中央。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衢盆地周围的山脉中，发育有石灰岩溶洞，但尚没有发现同时期的洞穴遗址，没有发现拟想中的季节性迁居的遗存现象。这说明上山文化已经告别了山林洞穴的生计模式。
遗址群普遍出现了粗具规模的定居聚落。
上山遗址早期出现了数量较多的柱洞遗迹和带沟槽基础的房址（图2-21），中期更见有长14米、间距3米、总宽度6米的排列整齐的柱洞遗迹（图2-22）。
荷花山遗址也发现有规律的柱洞分布。
柱洞所指示的建筑往往是地面式的或干栏式的，在江南地区中、晚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十分普遍。这种居住模式在上山文化时期已经基本确立。
在上山文化诸遗址中，陶器的类型和数量非常丰富，已经接近中晚期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水平，这是长期定居所伴生的现象。
遗址还出现了大量的灰坑等遗迹。小黄山遗址中，发现一些长方形土坑，有成组器物埋藏，推测是墓葬。
上山遗址中，也出现埋藏完整陶器的土坑遗迹，但土坑的形状不规则，难以判定为墓葬，推测属于祭祀类的遗迹（图2-23）。
上山文化的遗址面积，往往达数万平方米。作为原始的聚落遗址，已经出现了一定的村落布局。上山遗址中，埋藏完整陶器的“器物坑”均发现于南区，北区所发现的灰坑，均为垃圾填埋坑。
到了上山文化的中晚期，则出现环壕聚落。经过发掘和调查，发现环壕迹象的有小黄山、下汤和桥头等遗址（图2-24）。
桥头遗址的环壕遗迹比较特殊，发现环壕—中心台地结构的大型遗迹，东、南、北三面为人工环壕，西面遭河流冲刷破坏，环壕的深度超过2米，截面呈口宽底窄形，上宽近10米。环壕所包围的中心址面积约1600平方米（图2-25）。
中心台地发现墓葬、红烧土堆和“器物坑”。“器物坑”中陶器复原率高，部分呈较完整状或原地破碎状，陶器精美，彩陶比例高。据总体特征判断，环壕—中心台地遗迹的性质为举行仪式性活动的专门区域。据调查，生活遗址区位于环壕东、南侧的一片面积数万平方米的区域，这种生活区和仪式活动区域分开的村落布局，证明一种初步复杂化的聚落存在。
桥头遗址墓葬发现3座，均发现于中心台地。保存较好的M44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侧身屈肢一次葬，腰部随葬红衣陶罐1件（图2-26）。墓主人卵圆形颅，中长颅、高颅，颅宽中等，高面，面宽中等，中低眶，斜额、平颌，面部扁平度中等，鼻型不明，体质特征上属于蒙古人种。
以上山、桥头等遗址为代表的上山文化聚落群，证明钱塘江附近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人类率先进入了“初级村落”的历史发展阶段。
上山文化的“初级村落”，从稻作农业起源的认识角度，则具备如下两方面的含义
：
第一，“初级村落”是农业起源更确凿的判断依据。
在追溯稻作农业起源时，田野考古学所追求的证据，最直接的是稻遗存的发现，其次是关注稻的驯化问题。但随着农业起源理论的多元化，对“农业起源”的研判也渐趋客观。显然，要确定某个“时间点”，作为稻作或稻作农业的开始，很难，因为这必然是一个实践和渐变的过程；要找到某一个遗址，代替那个不容易确定的“时间点”，同样困难。那么，一个具有农耕特征的“遗址”——而不是少量炭化稻米或显微镜下的水稻植硅体——只要它的年代“最”早，即可在“源头”的方向对其进行意义的认定。“初级村落”概念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超越了对水稻“栽培”和“驯化”的简单认定，而与“农耕”“对土地的要求和管理”联系起来，从而与“农业起源”问题更直接地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在实证意义上进行稻作农业起源研究的新角度、新尝试。
第二，上山文化是稻作文化的最早实证。
需要指出的是，距今10000年前的上山遗址并不是“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甚至也不是“最早”的发现稻遗存的遗址。江西仙人洞、湖南玉蟾岩遗址年代更早，这两个遗址也均有稻遗存发现
，但学术界认为，这两个遗址的稻遗存内涵比较单薄，进一步的研究有困难。上山遗址不是“最早”，稻作遗存却最丰富，就“稻作农业”的起源而论，是一个能够追溯的更确定的早期遗址。怎样才能更恰当地表明上山遗址在稻作农业起源研究中的价值和地位？“初级村落”是一个合适着眼点。这里涉及对中国南方地区早期新石器文化的两个类型——“洞穴类型”和“旷野类型”的认识问题。简单地说，中国或东亚地区的早期新石器分为两个阶段，早期为洞穴阶段，代表性遗址是玉蟾岩、仙人洞等遗址；晚期为旷野阶段，代表性遗址是上山等遗址。
只有具备长期定居特征并形成聚落群的旷野遗址，才称得上是“村落”。上山文化遗址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旷野遗址，是最早的“村落”。
相较于长江中游同样显露若干稻米信息的早期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上山文化有三个显著不同的特点。第一，上山稻作包括栽培、收割、脱粒加工和食用的系列内容，一种崭新的农耕行为体系已经初步形成；第二，走出洞穴，占领、定居于新石器时代活动中心的旷野地带，这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真正开始；第三，上山稻作是一种没有中断并出现稳定进步的文化现象，随着上山文化的发展而传播。一种生业经济行为与一个群体的生存和繁衍，发生了真实的关系。这一遗存信息及其传递的文化意义，超越了早期穴居遗址的时代属性和历史属性。
到了上山文化中期，世界上最早的彩陶和以稻米为主要成分的谷物酒，在义乌桥头遗址发现，这是在稻作文化滋养下族群获得壮大与兴盛的象征和佐证。这一文化传统最后在钱塘江—杭州湾地区被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继承。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公认的稻作农业起源地区。
中国对人类的最大贡献，不是四大发明，而是水稻。水稻至今养活了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尤其与东方诸多文明特征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从逻辑的角度，稻作农业在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出现的可能性较小，而在某一小区域最早发生，然后在环境条件相似、文化上有联系的大区域里形成一个最早的传播圈，这种起源模式可能性更大。上山文化显然为这一模式的建立提供了探索的方向。
简短的结论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史前人类在距今10000年前后从“洞穴”走向“旷野”，在钱塘江上游及附近地区形成最早的新石器文化聚落群，具备稻作文化特征的“初级村落”在这里率先出现，并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上山文化已经具备了农业文明的特征。上山文化所在的钱塘江上游河谷盆地区是迄今发现的最值得关注的稻作农业起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