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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是土墩墓分布最为密集的省份之一，几乎遍布浙江全省。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包括：太湖南岸的杭嘉湖地区、浙东钱塘江以南的宁绍地区、浙中及浙西南金衢地区等，温州、台州、舟山及丽水地区发现较少。石室土墩遗存多见于杭嘉湖及宁绍地区，东阳、义乌、舟山也有少量发现。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浙江省土墩墓认识的起步阶段，主要是单个墓葬的零星清理。
在湖州和长兴之间、太湖南岸的山脊上，有很多排列整齐、分布密集的土墩，土墩间距不大，往往较大的土墩位于山顶较高的位置，较低的位置土墩略小。1963年11月，吴兴县文管会选择对湖州市以东7千米的苍山顶部一座较小的土墩进行清理，编号为苍山2号墩，土墩明显凸出于山顶，外观近似长方形，墩内发现一条用块石垒砌的东西向长条形石室，长7米，宽0.88—0.93米，高2.12米，石室底部略宽，两侧壁逐渐向内收窄，顶部压大盖石，石室两端未发现石墙，但中部发现一道由底至顶用块石垒砌的隔墙，石室内出土几何形印纹陶和原始瓷器11件，分别放置在隔墙的两侧段，包括印纹硬陶罐、素面硬陶盂和原始瓷器，其中原始瓷器报告中称为釉陶器（图2-13），从发表的几件原始瓷器照片看，这座石室内的遗物还是有时代差异的。尽管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这类石室遗存是一种形制独特的墓葬，报告的标题也称之为“古战堡”，但通过发掘对石室的结构有了初步了解，如用大块石叠砌长条形石室和隔墙，石室顶部有盖顶石等。通过对出土遗物的对比，发掘者认为这座石结构遗存不会晚于春秋时期，距今已至少有2500多年。
1975年2月，浙江西北部的安吉县上墅公社上墅大队，在村东南近1千米的长抗坞，村民在开茶山时发现一石砌洞口。接到报告后，县文化馆等单位随即进行了清理，发现一座春秋时期的石室，依然是长条形巷道状，长度达到11.4米，底宽1.1米，高2.5米，两侧壁自底部向上内收，顶部用扁平大石块封盖，其结构与吴兴苍山“古战堡”相近，但石室结构更为完整，包括左右侧墙、后墙，前段有高出石室底部0.84米的石砌台阶，应属于墓道部分，石室外土墩四周还有大条石围砌成的规整的长方形挡坎。石室内出土原始瓷、印纹硬陶和泥质陶器等10件，关于遗存的性质，虽然报告称之为石构建筑，但在报告的结尾认为它很可能是一座墓葬。
1976年8月，德清县新联公社新联大队村民在兴建校舍平整土地时，在高出水田约4米的小土堆中发现了27件原始瓷器，包括筒形罐、尊、卣、鼎、簋等，绝大部分器物的外表有云纹、横“f”纹、水波纹、绞索形耳、“S”形装饰等，与日常用素面原始瓷器不同，部分器物具有明显的仿青铜器特点（图2-14）。尽管这批器物被村民取土挖出，无法确定其出土的具体位置，但研究报告认为他们应出自一座春秋时期的墓葬，与此前发现的石室墓不同的是，墓葬不是在山脊上，而是在略高于水田的土堆中。报告还明确指出，出土的这批器物为原始青瓷器，而不是此前认为的釉陶器，报告的后半部分还着重讨论了原始瓷胎、釉的化学组成，器物种类和装饰风格，南北方发现的原始瓷器关系等问题。
1979年5月18日，浙江省文物考古所成立，业务人员主要来自浙江省博物馆历史部。考古所的成立，对浙江考古工作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此，全省各项考古工作在经历“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停滞后逐渐走上正轨。土墩墓被认为是可以牵在手上的“牛鼻子”和越文化研究的突破口，因而成为越文化考古工作的重中之重，随之开展的一系列主动性考古工作，包括江山县南区的调查与试掘、长兴便山、海宁夹山、慈溪彭东和东安等地的土墩墓发掘，都注重对同一地点、整批土墩墓的发掘和资料整理消化，针对性很强，对土墩墓及石室土墩遗存墓葬性质的认定具有决定性意义。
1977年冬和1979年夏，浙江省西南部金衢地区的土墩墓考古调查和试掘成了全省系统性土墩墓考古工作的开端，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和江山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牟永抗、毛兆廷等先生，先后在江山县南区峡口肩头弄、王村地山岗等地点开展调查和试掘，发现了包含印纹陶遗存在内的古文化遗存24处，清理或采集了有共存关系的器物32组。
尽管这些遗存多为调查采集或简单试掘清理，各遗存之间缺乏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但采用考古类型学分析排比后，发掘报告依然将列入讨论的30组器物划分为大体前后相继的六个单元，且基本判断这些遗存应分属于30座墓葬。研究表明，这批墓葬或为成组集中摆放的器物，或为裸露于地表的成组可复原器，但普遍未发现人工挖掘的墓坑，器物多集中分布在岗地之上，有的尚有纯净土覆盖，符合平地向上堆土掩埋的土墩墓特征。墓葬时代上迄夏商，下至西周，各时期器形、类别、纹饰变化脉络清晰。多种形态的圜底、凹圜底罐类印纹陶器在这批遗存中最具特色，其中第一单元陶器器表均着黑，流行单一的条纹装饰；第二单元以着黑陶器为主，出现少量几何印纹陶器，出现方格纹、编织纹等几何印纹，且有与条纹共施一器的现象；第三单元着黑陶器明显减少，印纹陶器增多，条纹消失，新出现回字加“×”纹和云雷纹；第四单元，印纹陶器表面出现了高窑温环境下的“暴汗釉”，第四单元偏晚阶段出现了明确为人工施釉的原始瓷器（图2-15）；第五、六单元印纹陶器由凹圜底转变为平底，纹饰种类丰富，原始瓷器数量明显增加，石门大麦山还发现了两座底部铺垫卵石层的石床墓，与苏南宁镇地区、皖南屯溪西周土墩墓基本对应。
与江苏南部苏州、无锡、宜兴等地密集分布的石室土墩墓相呼应，太湖南岸的湖州长兴、吴兴等县区，在海拔200米以下的低矮山脊线上，同样密集分布了大量土墩。根据现场调查，在长兴县李家巷乡便山，总长不足5千米的三条山脊线上共发现土墩117座，整体呈串珠状分布，规模最大的土墩位于海拔262米的主峰上，坡度较缓的地段土墩分布密集，甚至数墩紧挨在一起，坡度较陡的区域则略显稀疏（图2-16）。
1982年3月，结合当地石矿开采，浙江省文物考古所选择了便山一整条山脊的29座土墩，及另两条山脊的8座土墩集中进行了清理，土墩平面均呈椭圆形，其中石室土墩34座，平地覆土掩埋的土墩3座，出土原始瓷、印纹硬陶、素面硬陶、泥质陶、夹砂陶等随葬器物600件，以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器为主，原始瓷器占半数，泥质陶和夹砂陶器数量极少，器物种类包括印纹陶坛、瓮、罐、瓿，原始瓷豆、碗、盘、盂、碟等生活用器，个别墓葬出土陶纺轮、网坠等生产工具，一座墓葬还出土了1件玉璜。
总体来看，这批墓葬时代为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晚期，个别墓葬或已进入战国。此次发掘是目的性明确且按计划大面积揭露的主动性项目，主要收获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明确了石室土墩遗存具有全封闭的石室结构，包括两侧和后壁用块石垒砌的石室，石室外围有土石护坡和用块石垒成的、平面大体规整的长方形或方形石坎。
（2）墓室平面为细长条形，横截面为梯形，底部略宽，向上逐渐内收，扁平大盖石压顶，墓室前端有封门和通道。墓室内有密闭空间，出土遗物与土墩墓一致，应为土墩墓的一种类型（图2-17）。
（3）石室土墩与简单覆土掩埋的土墩共见于同一条山脊，两种类型的土墩无明显时代、等级及类型分布上的规律。
（4）石室土墩和平地覆土掩埋的土墩均有一墩多墓的现象。在34座石室墓中，4座石室内发现了深度不同的上、下两层随葬器物，器物层之间以泥土间隔，多座石室内墓室底部平面发现有随葬器物分前、中、后段分别集中放置的现象，不同层面及不同组别的器物独立成组，且大多呈现不同的时代面貌，应为同一墓室多次利用的结果（图2-18、图2-19）。
1984年3月，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和海宁县博物馆联合组队，对钱塘江北岸的丘陵岗地，海宁市硖石镇夹山村的夹山、审坟山、包家山、黄山等山顶土墩进行调查，共发现土墩34座。同年的10—12月，对审坟山同一条山脊上的17座土墩进行发掘，其中石室土墩7座，简单平地掩埋的土墩10座，土墩内共发现28个墓葬单元，均为山体平面向上起建，包括平地覆土掩埋、石床、石框、石室等类型，没有发现墓坑和人骨，墓葬时代为商代晚期至春秋后期，随葬器物以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器为主。位于山顶的D1，墓葬规模最大，石室底部出土器物126件，在石室土墩墓中实属罕见。D5、D15石室内各发现了两组时代面貌完全不同的器物组，D5两组器物分置于石室前端与后端，D15两组器物则分层放置，间隔土层厚0.3米。虽然同属于杭嘉湖地区，但与长兴便山相比，这里是嘉兴地区少见的局部低山丘陵小环境，墓葬类型和分布特点与便山惊人相似，同样为两类土墩共存于同一条山脊，石室土墩中也同样见有两种类型的重复利用现象，但夹山的土墩墓，尤其是平地覆土掩埋的土墩墓，时代上限可早至商代晚期，且呈现有无石室的两类土墩，在同一山脊上交错分布的现象。
宁波慈溪市彭东和东安乡，位于钱塘江南岸、四明山余脉与滨海平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属于低山丘陵区。198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在那里的多个乡镇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发现许多土墩遗存。1984年上半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选择了彭东和东安乡的11座土墩进行了主动性清理，其中石室土墩9座，平地覆土掩埋的土墩2座，有两座石室土墩位于山坡低段和平地上，其余土墩均分布在山脊线上。11座土墩内共发现墓葬17座，出土原始瓷、泥质陶、印纹硬陶等随葬器物266件，两座石室内发现青铜镞和削各1件，这批墓葬的时代为西周早期至战国早期。其中东安乡青山山脊线上的5座土墩，2座为平地掩埋的土墩，3座为石室土墩，两种类型的土墩在同一条山脊上共存（图2-20）。
在编号为M8的同一座石室中，也见有遗物上下叠压的重复利用现象，两组器物之间有20—40厘米厚的沙质土间隔。有些石室（如M9）外围还有整齐的石坎，对土墩及石室起到了加固作用（图2-21）。与杭嘉湖地区长兴便山、海宁夹山两批资料不同的是，这里发现的石室墓和平地掩埋的石框墓，有的建于人工挖掘的浅坑内。慈Ⅱ号墩M1还发现了长方形石床和块石垒砌甬道的复合结构（图2-22）。
随葬品中泥质陶器的种类和数量明显增多，包括璧、角形器、铃形器等，这是其他地区土墩墓中少见的（图2-23），这是因为该地点的多座石室墓时代已晚至战国。
以上四批资料分属于金衢、杭嘉湖和宁绍三个地区，且均为调查基础上的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杭嘉湖和宁绍地区的共同特点是石室土墩墓和平地掩埋的土墩墓错杂分布在同一区域甚至同一条山脊上，石室土墩和无石室土墩均见有一墩重复利用的现象，以原始瓷、印纹硬陶器为主的随葬品组合也基本一致。金衢地区则均为平地掩埋的土墩墓，未发现石室土墩墓。
除了以上四批有计划的整批土墩墓的主动性发掘外，为配合基本建设和抢救性清理，同一时期在金衢地区和杭嘉湖地区还开展了多项发掘工作。
金衢地区：
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和淳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淳安左口小塘坞清理5座墓葬，均为平地掩埋的土墩墓，其中墓底铺垫卵石的石床墓4座，出土随葬品44件，墓葬时代为西周晚期至春秋中期。这批墓葬的显著特点是，墓葬几乎均为石床墓，随葬品几乎均为原始瓷器，唯一的一件印纹硬陶器为敛口深腹平底罐，似鱼篓形，器表拍印方格纹，形态特别，不见于其他地区。
1981年，金华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在义乌平畴清理一座土墩墓，系村民在山脊垦地时发现，虽然墓上土墩情况不明，但墓葬形制清晰，为长方形竖穴岩坑墓，墓坑长6.6米，宽2.77米，深0.2—0.6米，墓底及坑壁均为紫红色岩层，发现两颗牙齿和七段残碎的肢骨，随葬品极为丰富，共114件，其中原始瓷器100件，均为矮圈足器，扁腹凹圜底的印纹陶罐不见于其他地区，显得较为特别，墓葬时代为西周晚期。
1982年，衢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进行文物普查时，在云溪公社西山大队收集到一批原始瓷和印纹陶器。据调查，这批器物出自名为东山、大石塔山和黄甲山的3座土墩，其中原始瓷器73件（图2-24、图2-25），印纹陶器仅4件，器物时代大致相当于西周时期。对东山墓葬底部残迹清理后，显示墓葬建于红砂岩之上，墓葬下有10厘米厚的夯土，夯土层之上的墓底北边有鹅卵石排列的墓边，墓上有70厘米厚的封土。
1983年，金华和衢州两地的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衢州西山大墩顶清理一座土墩墓，该墓为大型竖穴烧土浅坑墓，墓坑长10.4米，宽6.5米，深0.15米，墓底自下向上依次铺垫卵石、木炭和石片棺床，出土随葬器物118件，除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器外（图2-26），还发现土墩墓中极少见的玉玦22件，骨管饰14件，1件漆器内盛装了65粒泥珠，墓葬时代为西周早中期。
20世纪80年代，磐安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于文物普查时在东阳县六石镇六石村清理一座残土墩墓，为残深0.12米的浅土坑墓，墓底用现场焚烧后的火灰和炭屑铺垫，出土原始瓷器13件，550件细小的陶网坠集中堆放，显得较为特别，墓葬时代为西周晚期。
衢州西山，今隶属于衢江区云溪乡，这里集中的几座土墩，墓葬规模大，分布集中，时代均相当于西周，且出土了一批高质量的原始瓷器和土墩墓中罕见的玉器，显示出该区域的特殊性。
杭嘉湖地区：
1987年，德清县博物馆在三合乡塔山山顶之巅清理一座石室土墩墓，石室规模不大，仅长8.5米，但长条形的墓室结构非常清晰（图2-27），但被村民取出后又收缴回的34件原始瓷器（图2-28），器物种类丰富、纹饰精美，包括鼎、尊、提梁卣、深腹筒形罐等，其中鼎、尊、卣、筒形罐外表装饰的锥刺纹、变体勾连纹等具有明显仿青铜礼器的特点，与1976年德清皇坟堆土墩墓出土的仿青铜原始瓷器相似，墓葬时代为春秋早中期。
1989年，为配合宣杭铁路建设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长兴县太傅乡石狮村的三条低矮土岗上清理土墩5座，发现墓葬30座，均为平地掩埋的土墩墓，包括平地覆土掩埋的土墩墓、石床墓、浅土坑墓，未见石室墓。出土随葬器物138件，以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器为主，泥质陶和夹砂陶器较少，墓葬时代为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个别墓葬或可早至晚商。调查表明，这里是低矮土岗类平地掩埋土墩墓的集中分布区域，在3.5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就发现土墩120座。D1、D2为典型的一墩多墓，分别发现了6座、11座墓葬，墓葬时代相差悬殊，最早的墓葬相当于西周早期，最晚的墓葬为春秋中期。其中D1采用土色鲜艳的硬质生土堆筑，土墩保存较好，可明确区分各墓对应的封土，墓葬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比较明确，尤其是平面范围明确的两座石床墓M6和M2，M6位于土墩底部中心，为该墩内规模最大，墓葬平面范围清晰，另一座石床墓M2，正压在M6之上（图2-29）。D2取用岗地地表土堆筑，土质松软，现存高度仅0.6米，清理的11座墓葬中，除2座有打破原地表的浅坑外，其余9座均位于平整后的原地表面上。D4土墩平面呈椭圆形，直径达18.2—31.7米，高4米，土墩底部有1.4米高的垫土，墓葬位于土墩中心，有两条用卵石铺垫的并列分布的石床，墓上封土有人工铺设的上下两层整齐灰面将墓葬包护其中，灰面上包含较多草木灰和炭粒，灰面中部整齐下塌的迹象表明，墓葬原有支撑高大空间的木结构葬具（图2-30）。
1989年，因当地采石取土，湖州市博物馆在市区西南3千米的道场山麓西北角，名为堂子山的南北向狭长条山脊线上清理土墩5座，出土原始瓷、印纹硬陶器为主的随葬器物131件。首次在编号为D202的一座土墩内发现两个走向垂直的石室，在D211，一座石室土墩墓下发现了被叠压的平地掩埋的土墩墓，在D216，石室底部发现了不同时期的器物组局部集中放置，应为石室多次利用的结果。除一座西周早期的平地掩埋土墩墓外，其余各石室墓时代为西周末至春战之际。
20世纪90年代起，随着全国各项基本建设的推进，尤其是公路、铁路等交通网络及经济开发区建设等，浙江省先秦土墩墓考古工作以配合基本建设的抢救性发掘为主，杭嘉湖地区、宁绍地区、金衢地区、浙南温台地区均开展了相应的工作。
杭嘉湖地区：
1999年，为配合杭宁高速公路（杭州—南京）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德清县博物馆在德清县洛舍镇独仓山与南王山清理土墩11座，出土随葬器物263件，分属17个墓葬单元，其中原始瓷和印纹陶器240件（图2-31），占90%以上，墓葬时代为商末周初至春秋晚期。其中10座土墩位于独仓山同一条山脊上，包括6座石室土墩和4座无石室土墩，石室土墩集中在山顶及山脊较高的位置（图2-32），石室内存在上下叠压和同一平面随葬品分组集中放置的重复利用现象，发掘中石室顶部普遍未发现盖顶石。无石室土墩则位于山脊向东延伸的下坡，发现了简单覆土掩埋、石框、石床等多种墓葬类型，以一墩一墓为主。多座墓葬的底部发现了用小石块、砂石、来自窑址中的废弃陶片铺垫的现象，在6座土墩的边缘封土下发现了1—2件可能为祭祀遗存的完整器或复原器，这些器物有的与土墩内墓葬属同一时期，也有的时代略晚于墓葬。
2006—2009年，为配合长兴合溪水库建设工程，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长兴县博物馆在即将淹没的水库库区南北两侧，在百亩坎、窑缸岭、西山头、炮台山等地点，先后发掘先秦土墩36座，清理先秦墓葬63座，有石床墓、石框墓、石室墓及简单平地掩埋的土墩墓等多个类型，墓葬时代为商代晚期至春秋，最为重要的是，本次发掘发现了同一土墩内两座甚至三座石室处于同一层面、同一直线且首尾相接的特殊布局形态，有的可明确区分相对早晚，为研究同一土墩内墓葬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极为难得的资料（图2-33）。此外，在16座土墩中发现了29座窑炉遗迹，从窑内清理的遗物来看，这些窑址都与土墩内发现的晚期砖室墓有关，是砖室墓就地烧造和营建的结果，窑内砖块个别可见西晋司马炎之“太熙”年号，为探讨汉六朝时期砖室墓墓砖的来源提供了新思路。
2009年，为配合杭宁高铁项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湖州市博物馆在湖州妙西镇渡善村独山头清理了一座土墩，尽管因为工程范围限制，仅发掘了土墩的一部分，依然发现了先秦土墩墓5座，其中石床墓1座，竖穴浅坑墓1座，平地掩埋的无框无床墓3座，墓葬时代为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发掘过程中仔细分辨了各墓葬的封土范围和相互叠压打破关系，如位于土墩底部的M5的封土分别被M2、M3、M4叠压或打破，进而从地层关系上明确了墓葬之间的相对早晚关系，为土墩墓的分期提供了重要材料（图2-34）。
201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德清武康小紫山、梁山清理土墩15座，发现墓葬50多座，出土随葬器物100多件，墓葬类型包括简单平地掩埋的土墩墓、石床墓、土坑或岩坑墓、石室墓等，墓葬时代为商代早期至战国早期。小紫山土墩墓延续时间长，墓葬类型丰富，土坑或岩坑墓贯穿始终，在浙江的土墩墓发掘中是较为少见的。
这其中，商代早期及中晚期墓葬11座，平地掩埋和岩坑两种类型的墓葬同时并存。梁山仅发现1座规模较大的战国墓，土墩独居山顶，为甲字形岩坑，一端有斜坡墓道，墓外周边有用挖坑块石垒砌的弧形护坡，随葬品集中放置在墓室后部，包括原始瓷提梁盉以及土墩墓中极为少见的斧、锛、锸等原始瓷工具。
宁绍地区：
1992年，为配合杭甬高速公路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余姚市明伟乡姚家店村南侧的老虎山发掘一座大型土墩，土墩直径23—45米，高3米，清理墓葬20座，其中西周春秋时期的土墩墓14座，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土坑木椁墓6座（图2-35）。
先秦土墩墓的墓葬时代为西周早期至春秋中期，包括石床墓、浅土坑墓、石堆墓和无坑无床的平地掩埋墓葬等多种类型。在一座石床墓（M16）和一座浅土坑墓（M11）内发现分布杂乱的人肢骨，显示为二次葬的迹象，尤其是M16，在长6米、宽3米的长方形石床上，普遍发现小堆状骨屑，发掘者认为显然属于多个个体，似乎是一种二次丛葬现象（图2-36、图2-37）。
同样在1992年，在配合杭甬高速公路建设的考古发掘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还在上虞羊山、牛头山两个地点零星清理了几座先秦土墩墓，其中在上虞羊山海拔近50米的山顶发掘3座土墩，包括两座石室土墩和一座平地掩埋的无石室土墩（图2-38），两座石室土墩内发现的石室规模较小，墩内墓室底部均有小砾石铺垫的石床，墓葬时代为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际。（见图2-72）一座平地掩埋的土墩内发现墓葬3座，其中两座商末周初的墓葬（M3、M1）分别采用了挖掘浅坑和平地掩埋两种不同形式，表明这两种墓葬形式在同一地点、同一时段内是同时存在的。
1992年，上虞县文物管理所在上虞县东北约5千米的白马湖东北侧，平均海拔120米的三条山脊上清理土墩40座，土墩分布密集，沿山脊串珠状分布的特点与长兴便山完全一致（图2-39）。每座土墩均仅发现石室1座，石室平面多呈长条形，少数为梯形，墓室规模较小，长3.1—7.8米，石室底部多铺垫小石块、粗砂或卵石，石室后墙多用单块巨石侧立，部分石室被破坏或扰乱，仅两座石室尚存盖顶条石，共发掘出土随葬品170件，其中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器147件，D1、D14两座墓葬分别出土青铜剑和箭镞各1件。这批墓葬的时代为春秋早期至春秋晚期。
2000年，因现代坟平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萧山博物馆在萧山城区以东3—4千米的涝湖村长山，一条相对高度达150米的陡峭山脊上发掘土墩15座，山脚下北侧即为钱塘江故水道。土墩规模普遍较小，直径10米左右，其中石室土墩12座，平地覆土掩埋的土墩3座。石室墓走向不一，或与山脊顺向，或与山脊垂直相交，石室内发现了上下叠压（M9）和墓室底平面多组器物分组放置（M8）的重复利用现象，墓葬底部多见用砂石铺垫，因绝大部分土墩破坏严重，仅出土随葬器物192件，其中原始瓷、印纹硬陶和硬陶器186件，墓葬时代为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
2005年，因当地政府开山取石，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上虞驿亭镇凤凰山相对高度约60米的山顶发掘一座土墩，墩内发现一座规模较大的竖穴岩坑墓，墓坑长13.9—14米，宽3.9—4米，深0.6米，虽然这座墓葬遭严重盗扰，但在墓底及盗洞扰土内依然出土了86件器物，其中原始瓷器数量多达84件，明确出于墓底的器物26件，根据这部分文物，基本可以判断墓葬时代为西周晚期。当然，本次发掘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出土遗物，而在于墓葬本身，这座墓葬有明确的岩坑，且墓坑规模大，总深度达0.6米，其中岩坑深0.45米，其余0.15米为土坑。浙江地区土墩墓多见平地掩埋的墓葬形式，深岩坑墓是少见的墓例。
2011—2012年，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海拔189—222米的萧山柴岭山、蜈蚣山之间的山脊上发掘土墩37座，清理墓葬59座，墓葬时代为商代中晚期至战国初期。其中无室土墩墓38座，包括简单平地掩埋、石床、石框及浅土坑等多种类型。石室14座，石室的平面形制有长条形、刀把形、中字形、亚腰形等，其中11座石室内各发现1座墓葬，其余3座石室内均发现3组相对集中且面貌有别的器物。这些器物或分布在石室底部同一平面（D1、D4），或上下分层以泥土间隔，如D19（图2-40）。D19两层器物间隔土层6—30厘米，下层平面的器物分两组集中放置，且时代面貌明显有别（图2-41），位于上层的M1和下层较晚的一组M2，时代均相当于春秋中晚期，同为下层的M3，时代相当于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图2-42、图2-43、图2-44）。
D30M1形制最为特别，系一座规模巨大的人字坡顶木室墓，墓室长20.69米，宽4米，墓室底部有块石铺垫的石床和白膏泥垫层，墓室外斜撑木均已炭化，推测为遭焚烧所致，部分依然保存墓室原有的斜撑坡面，枋木大小、数量尚可勉强分辨，炭化的斜撑木坡面上统一覆盖一层树皮。根据墓内残存的原始瓷器判断，墓葬时代为西周中期。柴岭山土墩墓是近年来最重要的土墩墓资料，其土墩数量多，墓葬类型丰富，时代跨度大，尤其是大型人字坡木室墓的发现，为绍兴印山越王陵的人字坡墓室结构找到了原型（图2-45、图2-46）。
金衢地区：
2003年、2005年，为配合诸永（诸暨—永嘉）高速公路建设，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在东阳市六石镇前山、义乌观音堂、东阳巍山与歌山之间的草甘山等地发掘土墩11座。
东阳前山共发掘两座土墩。D1M1为一座大型石室墓，墓室早已洞开，墓葬主体由墓室和甬道两部分组成，墓室长14米，底宽2米，甬道长2.7米，宽1.2米，构建墓壁最大的石块宽2米、高1.7米，底层石块边长多在1.5米以上，因为构建墓室的石材大，所以墓室结构清晰，墓室与甬道之间的门框采用独立大石块侧立，宽0.3米，明显凸出于甬道边壁，细部结构也非常清晰。除墓室本体外，石室外围一周还有人工垒砌平面转角规整的长方形大石坎。尽管该墓早已遭破坏，墓底遗物不存，难以判断墓葬的确切年代，但平地向上用大块石垒砌石室的做法，符合吴越地区先秦土墩墓的营建特点（图2-47）。
D2M1结构极为特殊，平面为东西向，由石室结构甬道及墓道、熟土堆筑的大型浅土坑构成。墓坑长13.52米，宽4米，深0.3米，除甬道一端外，墓坑三边有用块石垒砌的边框。墓坑两侧有低矮的熟土二层台，台宽0.6—0.65米，高0.15—0.2米。墓坑底部全部用卵石铺垫，其间有8条深不足0.1米的浅沟将石床分割为等宽的7段，沟内原来可能铺垫有枕木。从墓底残存朽木和墓上封土坍塌痕迹看，原应有支撑高大空间的木椁。甬道位于墓室西端正中，长3.22米，宽1.55—1.65米，甬道外有长1米的墓道，墓道与甬道之间有石结构门框和门槛，门框宽0.2—0.25米，门槛为扁长条形，宽0.08米，门槛内外即甬道和墓道底平面的高差约为0.1米。甬道和墓道两侧壁均用大块石垒砌，底宽上窄，甬道顶部用扁平大石块盖顶，而墓道未见盖顶石（图2-48）。该墓墓坑未遭盗扰，未出土陶瓷和金属器，但出土玉石器近3000件，除个别为容器外，基本均为装饰品，有玉、玛瑙、水晶、萤石、绿松石等不同质地（图2-49），墓外土墩堆土中出土1件外表拍印米筛纹和方格纹上下组合的印纹陶瓮，墓葬时代为春秋晚期。
义乌市江东街道观音堂村低矮的山脊上发掘土墩4座，均为规模较小的石室土墩墓，石室内长5米左右，宽1米左右，墓葬时代均为春秋晚期，但却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营建方式。其中一座石室，墙体采用多层块石向上垒砌，外围有规整的石坎围护，是其他地区最常见的石室结构。有两座石室，其三面侧墙及封门均采用规整扁平的石块侧立而成，底脚多挖掘深0.2米左右的基槽以立石，石块厚0.2—0.3米，高度为1米左右，这也应是石室的原有高度。
另外一座石室，墙体采用以上两种方法混合构建，即部分为块石垒砌、部分为扁石侧立。这种以扁平石块侧立围合形成的石室结构目前仅见于义乌和东阳，可能与该地区红砂岩风化后易碎裂成扁平状有关，石室墓所在的小山坡脚随处可见风化后的片状红砂岩（图2-50）。
2005年，在东阳巍山、歌山之间的草甘山、麻车塘山等小山顶部和山脊线上清理土墩5座，其中两座位于山顶的土墩（D1M1、D2M1）内均发现一座平地掩埋的大型土墩墓，随葬品多达100余件，墓葬时代均为西周晚期至春秋初期。D1M1墓底用卵石铺垫，残长10米，宽3.2米，D2M1墓底为简单用土平整铺垫后的平面，两座墓葬的底部均发现三具或三具以上杂乱的人骨架，有的仅存头骨，有的是头骨和肢骨混杂在一起，显然不是人死后埋葬的自然状态，属于多人二次葬（图2-51）。
另一座位于山顶的D4，土墩内共发现三组遗存，开口在第①层下的两个圆形或椭圆形浅坑，都只发现骨架，未见随葬品，编号为M1的圆形坑内发现6个头骨和部分肢骨，杂乱堆放（见图2-9），M2仅发现1个人头骨。开口在第③层下的M3，墓坑打破基岩，椭圆形浅坑内发现零星肢骨和2件随葬的原始瓷器。位于山脊下坡处的两座土墩（D3、D5），均发现一座长方形浅坑，坑底用卵石或红烧土铺垫，坑内发现有明显火烧迹象的多具人骨架，骨架较为散乱，未发现随葬品，显然与一般的土墩墓性质有别，属二次埋葬，可能与祭祀有关（图2-52）。
2018年起，位于衢州市衢江区云溪乡一带的土墩墓发掘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引起了广泛关注，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衢州西山、东山、大石塔山就发现过几座规模较大的西周土墩墓，出土了大量原始青瓷器和大小递减的成组玉玦。
201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衢州市衢江区云溪乡棠陵邵村庙山尖清理了一座遭严重盗扰的大型土墩墓，墓葬为熟土堆筑的甲字形浅土坑，墓底、墓壁和墓外周边用大量卵石平铺。墓室可分为前后室，总长14.3米，深0.3米，墓道位于西端，长8米，宽3米，虽然盗洞密布，木椁已完全朽烂，但人字坡顶的墓室形态依然十分清晰，墓室外有木炭包裹（图2-53），墓内残存的随葬品包括青铜短剑、戈、镞等兵器，青铜车马器，以及玦、管、璧、珠等玉饰器，陶瓷器仅存拍印折线纹的印纹陶瓿和原始瓷罐残器各1件，结合木炭样本测年，墓葬时代为西周中期。该墓的发掘是继印山越王陵、萧山柴岭山D30M1之后，发现的又一座时代较早的人字坡木室墓，还是全省唯一出土青铜车马器的先秦土墩墓，对区域土墩墓考古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19—2021年，在衢江区云溪乡孟姜村大型土墩墓密集分布区，又连续清理了3座大型土墩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原始瓷器和玉石器，墓葬规模、形制特点，随葬品面貌等显示了很强烈的共性，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1）墓葬均为甲字形熟土浅坑，墓底普遍用卵石铺垫。
（2）墓室均为人字坡结构，墓室外用木炭包裹。
（3）墓室有明显的前后分室结构。
（4）随葬品多见大量成组放置的原始瓷器和玉石器，原始瓷釉色青中泛白，器表多见弦纹和泥饼装饰，玉器中以大小递减的成串玉玦最具特色。
浙南温台地区：
1990年，在台州市黄岩区路桥镇海拔约200米的小人尖山顶，村民在建凉亭取土时发现一批青铜器和原始瓷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黄岩市博物馆随即进行清理，发现一座在平整后的山顶平面覆土掩埋的土墩墓，出土原始瓷器、青铜器、玉器等78件，该墓出土的原始瓷豆数量众多，往往成组叠放，豆盘内外发达的弦纹和凹形附加堆装饰也极具特点，最为重要的是，该墓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青铜兵器、工具和玉石器，还出土了1件青铜尊，在浙江地区土墩墓中极为少见。青铜器种类包括尊、枓、牌饰、短剑、矛、戈、镞、斧、锛等，玉器有凸棱玉环、玉玦，青铜短剑与瓯海杨府山土墩墓所出相近，与青铜尊形制相同的原始瓷尊在本省的长兴石狮土墩墓、龙游等地均有出土，根据随葬品器物特征，考古发掘报告认为墓葬时代为西周晚期（图2-54）。
2003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在温州市瓯海区仙岩镇穗丰村名为杨府山的小山顶部，抢救性清理了一座土墩墓，土墩所在位置海拔53.8米，是村民平整山顶时发现的，属平地覆土掩埋的土墩墓类型（图2-55）。
83件（组）随葬品分布在经平整后的统一平面上，呈西北—东南走向“一”字型布列，青铜镞、簋、鼎、矛依次放置在北段，另一件个体较大的青铜铙位于最南端，其中青铜镞、矛数量众多，集中成堆放置。中段遗物主要为青铜兵器和随身的玉饰品，包括青铜短剑、戈各3件，镯、玦及鱼、蝉等形态各异的玉饰品共22件，集中混杂在中段，底部多见有机物腐烂后形成的灰黑土，推测为葬具摆放位置（图2-56）。根据出土器物的时代面貌，报告认为墓葬时代为西周中期晚段，这是浙江全省唯一出土鼎、簋等青铜礼器的土墩墓特例（图2-57）。
2009年，在瓯海杨府山M1西南方向约60米处，还发现了3件破损严重的青铜鼎，器形特征与杨府山M1相近，极有可能属于另一座土墩墓，同时出土的陶器，如敛口平底罐、鼓腹凹圜底罐等，普遍拍印杂乱的席纹，体现为商代晚期的时代特点，正如彭适凡、孙一鸣先生的研究成果所指出的，瓯海杨府山的墓葬时代或可早到商代晚期，最晚也应在西周初期（图2-58）。
此外，十多年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安吉上马山墓群、长兴碧岩寺附近古墓群发掘中也清理了一定数量的先秦土墩墓，极大地丰富了土墩墓发掘的资料，为系统研究打下了较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