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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桥文化和“后马桥文化”是环太湖地区和浙东北地区相当于中原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代表，在中国南方地区的先秦考古学文化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学术地位。
马桥遗址位于上海市区西南的闵行区马桥镇，1959年当地进行基本建设时发现。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于1960年和1966年对该遗址进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发掘，揭示了马桥遗址的年代关系、文化内涵及其属性等，填补了环太湖地区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空白。
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两次发掘，上海马桥遗址第四层所发现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令学术界耳目一新。1978年在庐山召开的“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学术讨论会”上，蒋赞初先生首次提出“马桥文化”的概念，专指以马桥遗址中层（第四层）为代表的一种以印纹陶为主的青铜时代文化。
1981年，黄宣佩先生等上海老一辈学者在“江苏省考古学会第二次年会暨吴文化学术讨论会”上，又将这种文化称为“马桥类型文化”；
宋建先生则撰文称之为马桥文化
。此外，在逐步认识马桥文化的过程中，其他学者也发表了不同的命名意见。苏秉琦先生提出过“后良渚文化”。
陆建芳先生提出“马桥—肩头弄文化”，认为马桥文化主要包括马桥类型与肩头弄类型，而浙闽交界地区为马桥文化肩头弄类型的分布范围。
牟永抗先生也提出过“高祭台类型”。
马桥文化除了地层堆积，遗迹主要有灰坑、灰沟、水井、房址、灶等，多为生活遗迹。目前，生活区内较少发现墓葬。马桥文化的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和青铜器等，特征鲜明。陶器的陶质陶色，主要有夹砂红陶或红褐陶、泥质红陶或红褐陶、泥质灰陶及一部分黑衣、红衣或橘黄衣的灰胎陶。器型和纹饰上，泥质红褐陶主要是盛器和饮食器，器型有罐、鸭形壶、碗、杯等，表面多拍印编织纹样，如席纹、叶脉纹、回纹、篮纹等，一些陶器口沿上还发现有刻划符号。泥质灰陶器的器型有簋、豆、尊、罐、三足盘、觚、觯、盆、盂、器盖等，纹饰常见菱形雷纹、云雷纹、弦纹等。夹砂红陶主要为炊器，器型有鼎、甗、釜、器盖等，纹饰多为绳纹或篮纹。此外，马桥文化中开始出现硬陶和原始瓷，器型主要为罐、豆等。石器多为生产工具，有有肩石斧和石锄、长条形石镰、半月形石刀、石凿、石锛、石镞等。青铜器常见刀、凿、镞等小型工具（图1-2）。
马桥文化的分期编年研究主要根据上海马桥遗址1993—1995年大规模发掘发现的多层叠压的地层关系为基础。综合地层堆积顺序、各遗迹单位与地层的相互关系、各地层和遗迹单位所出土的演化轨迹比较清晰的典型器物，研究者把马桥遗址的马桥文化遗存分为四段。通过典型器物的演变特征，发现第一段和第二段之间的差异比较小，第二段和第三段之间的差异比较大，第三段和第四段之间的差异又比较小，把第一、二段合并，为马桥文化遗存的前期，第三、四段合并，为后期。马桥遗址的马桥文化遗存前期与后期是马桥文化的早、中两个阶段。上海金山亭林遗址上层就有一部分遗存为马桥文化晚期。
马桥文化的年代，首先，通过地层证据判定相对年代。金山亭林和闵行马桥的马桥文化地层都叠压在良渚文化第四期最后一段之上，从而确认马桥文化晚于分布于同一地区的良渚文化。其次，通过近30个碳十四、热释光、AMS等方法进行测年得出的数据，以及和其他相关遗址交叉比较，对马桥文化的绝对年代进行探讨。
综上，马桥文化的年代范围大致在距今3900—3200年之间，一共延续了大约700年，可以分为三期。早期以马桥遗址前期第一段和第二段为代表，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二期至四期。中期以马桥遗址后期第三段和第四段为代表，相当于商代前期，这两期的资料比较丰富。晚期资料相对贫乏，以亭林、查山等遗址出土的遗存为代表，年代相当于殷墟文化早期，马桥文化后即与“后马桥文化”相衔接。
对于马桥文化的去向，宋建先生根据常熟钱底巷、吴县郭新河、上海亭林、寺前、萧山蜀山等遗址出土的晚于马桥文化的遗存，提出了“后马桥文化”遗存的概念。
“后马桥文化”的遗物，陶器有泥质灰陶、夹砂红陶、泥质红陶、泥质黑陶、硬陶和原始瓷。器型较为丰富，有炊器、盛器、食器等，具体有鼎、甗、三足盘、簋、豆、罍、罐、刻槽盆、器盖、杯等。装饰手法有拍印、压印和刻划等，纹饰有绳纹、梯格纹、席纹、叶脉纹、方格纹、折线纹、云雷纹、圆点纹、三角纹及弦纹等（图1-3、图1-4、图1-5）。
“后马桥文化”与马桥文化在陶系、纹饰、器型等方面联系紧密，其演化轨迹也比较清楚。“后马桥文化”遗存主要继承了马桥文化成熟期以来的特有文化因素，原有的良渚文化、“肩头弄文化”、二里头文化、早商文化、岳石文化等因素已经基本消失，同时融合了殷墟晚期文化、周文化的因素，而马桥文化中少见的湖熟文化因素也得以加强，形成了新的文化面貌。“后马桥文化”的年代与马桥文化衔接，不存在缺环，推测年代在殷墟文化晚期和西周早期，即公元前第二千纪末、前第一千纪初（即公元前2000年末、前1000年初）。“后马桥文化”的分布范围与马桥文化基本一致，主要在环太湖地区。
然而，“后马桥文化”并非考古学文化的正式定名。目前“后马桥文化”的典型遗址考古工作较少，对其内涵认识也存在不足，因此，“后马桥文化”的提出，仅是在目前已有资料的基础上，暂时概括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名称，尚需未来更多的考古工作予以确认。
通过半个多世纪的田野考古工作，至今可以确认的包含有马桥文化并经过发掘的遗址主要有上海闵行马桥、青浦金山坟、青浦福泉山、金山亭林、金山查山、金山招贤浜，浙江余杭小古城、湖州钱山漾、湖州毘山、湖州塔地、湖州下菰城、湖州邱城、湖州树下兜、湖州南山窑址、湖州瓢山窑址、德清小紫山土墩墓群、长兴江家山、长兴红卫桥、长兴南符小山土墩墓、嘉兴雀幕桥、嘉兴姚家村、海宁小兜里、海宁达泽庙、桐乡董家桥、平湖图泽、绍兴壶瓶山、象山塔山、诸暨楼家桥，苏州绰墩、苏州澄湖、吴江广福村、昆山姜里、无锡杨家、溧阳神墩、溧阳秦堂山、江阴花山等。
（一）环太湖——杭嘉湖地区
环太湖地区为长江三角洲的前缘，地貌以平原为主。浙江境内主要为杭嘉湖地区，包括杭嘉湖平原和浙西北山地丘陵地带。浙江发现的马桥文化主要遗址包括大型聚落、城址、窑址、墓葬群和一般遗址，是马桥文化遗址中分布较为密集、内涵丰富全面且等级较高的重要区域。
1.大型聚落遗址
毘山遗址（图1-6、图1-7、图1-8）
位于湖州市东郊毘山周边，遗址面积约100万平方米，主要分布在以龙溪港、三里桥河、邱家漾和大生路所围绕的区域内，是浙江地区唯一一处出土商代卜甲的大型遗址。遗址堆积丰厚，遗物数量庞大，且多次出土高等级商代遗物，是一处马桥文化时期等级较高、相当重要的遗址。自1957年发现以来，先后做过多次调查和发掘，2004—2005年发现了马桥文化大型人工壕沟和建筑遗迹。2014年以来，得到国家文物局重点课题项目资助，大遗址考古工作持续展开，先后发现马桥文化时期的木构护岸、大型建筑基址、房址、灰沟、灰坑等遗迹，为全面了解毘山遗址聚落结构与聚落性质提供了关键线索，也为了解马桥文化、“后马桥文化”的社会面貌与发展阶段提供了重要的实证。
钱山漾遗址位于湖州市钱山漾东南（图1-9），经过1956、1958、2005、2008、2016年的5次发掘
，马桥文化地层堆积和遗迹均较丰富。除地层堆积外，还发现有居住遗迹、灰坑、灰沟和水井（图1-10、图1-11），出土器物数量多，主要为大量的陶器（图1-12、图1-13）、原始瓷器和石器，还有少量玉器、绿松石器、木器和有机质遗物如编织物等。钱山漾遗址是目前浙江范围内马桥文化遗址中遗迹和出土遗物最为丰富的遗址，对于研究湖州地区马桥文化时期的聚落发展水平，深入探讨环太湖地区马桥文化的聚落形态、年代分期，都是很重要、很珍贵的资料。
塔地遗址（图1-14）
位于湖州市千金镇，面积约5万平方米，2004年开始发掘。主要马桥文化遗迹为灰坑和水井，共清理87个，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和石器。陶器包括泥质陶和夹砂陶，器型有鼎、甗、罐、盆、豆、三足盘、鸭形壶等（图1-15、图1-16）。石器有锛、凿、半月形石刀等。塔地遗址为探讨杭嘉湖平原马桥文化的分布、面貌和聚落形态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资料。
近年来经过发掘的大型马桥文化时期的遗址主要有毘山、钱山漾、塔地等，均集中在湖州市区。这些遗址面积庞大，都在数万平方米左右，除出土石器、玉器、绿松石器、陶器、原始瓷器等在内的大量遗物外，还揭露了房址、排水沟、灰坑、水井、大型灰沟等丰富的遗迹。其中石器延续史前时期的主要有锛、斧、刀、镞、犁、破土器等，新出现的有戈、凹槽锛、半月形石刀等。陶器主要有夹砂红陶鼎、甗、鬲，泥质灰陶豆、盘、盆、觚、觯等，成套的觚觯等酒器不见于史前时期，推测与中原地区有密切联系，新出现印纹硬陶瓮、罐、尊、鸭形壶与原始瓷豆、罐等器物，极具特色。
2.城址
小古城遗址（图1-17）
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当地村民挖沙而出土大批文物，其中以马桥文化时期遗物最为丰富。2015年底开始持续开展大遗址考古工作。小古城遗址目前仍残存较为清晰的城墙遗迹，平面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约700米，南北宽约500米，面积约35万平方米，四周原有护城河，城内有河道与护城河连通，形成交通路线（图1-18）。通过地层关系、出土遗物及碳十四测年数据，小古城遗址城墙的建筑、使用、废弃年代距今3600—3000年。小古城遗址是苕溪流域一处重要的马桥文化、“后马桥文化”中心城址，其堆积之丰厚、聚落格局之复杂，显示出小古城遗址的核心地位。
下菰城遗址（图1-19）
位于湖州市南郊云巢乡窑头村一个自北向南倾斜的山坡上，北靠和尚山，东南临东苕溪。现存内外两重城垣和护城河，平面不规则，近圆角三角形，内城位于外城的南侧中部，并利用外城南城墙中段作为南城墙。城址总面积约68万平方米，外城城垣现存周长2000米，内城面积约18万平方米，内城城垣现存周长约1350米。内外二重城垣均用黄土夯筑而成，平均高度约9米，城垣外侧均有护城河。2011年瓷之源课题组借东苕溪流域古窑址调查之机，对城址进行了复查，还对内城进行了小范围的勘探，取得重要成果，初步弄清城墙和城内地层。根据内城城墙和城内地层出土的陶片（图1-20），下菰城的使用年代不晚于商代。在城外高地上分布着高岭、戈山、东头山、吴十坟墩等包含先秦时期遗存的遗址，可能与城址有较紧密的联系。从整个区域来看，紧邻下菰城东北面是钱山漾、毘山等大型遗址，东边开阔的河网区有不少中小型遗址，西南边不远处是青山原始瓷窑址群，而苕溪西岸的低山上分布着大量的土墩墓。下菰城几乎处于区域内各种类型遗址的中心位置，不同区域按其地理环境有不同的功能分区，这种功能分区显然是经过精心规划并严格布局的，由此可知下菰城遗址具有较高的等级和政治地位。
目前浙江省内发现并确认为马桥文化时期城址的主要有小古城遗址和下菰城遗址，两座城址均位于西苕溪流域，有城墙和护城河，是马桥文化和“后马桥文化”时期文明模式研究的重要切入点。
3.窑址
湖州瓢山窑址（图1-21）
发现并清理早期残龙窑窑炉一条。出土的产品标本基本为原始瓷与硬陶，器型主要有钵、三足盘、罐、豆、垫、拍等（图1-22）。瓢山窑址Ⅱ区下文化层3个测年数据普遍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年代较早，原始瓷无论胎还是釉均具有相当的原始性，某些特征上与硬陶更相似，是硬陶与原始瓷刚刚分野的一种形态，对于探索瓷器起源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湖州南山窑址（图1-23）
，揭露3条长条形斜坡状龙窑（图1-24），显示处于龙窑发展的初期阶段，是目前已发掘的最早的原始瓷龙窑之一。出土的产品标本基本为原始瓷，器型有豆、罐、盖、簋、尊、盆、钵、盂等，人工施釉痕迹明显（图1-25）。该窑址商代初期开始烧造，持续到商代晚期。南山商代窑址窑炉遗迹完整、产品堆积丰厚、地层关系清晰、产品种类丰富、原始瓷胎釉成熟，对于探索中国瓷器的起源、厘清南北方原始瓷产地、建立商代原始瓷年代序列、探索江南商代考古学文化等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初，“瓷之源”课题组对湖州商代原始瓷窑址进行了专题调查，共发现窑址20多处，集中分布于德清龙山片区和湖州青山片区（图1-26、图1-27），是国内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代原始瓷器窑址群。课题组在配合基本建设的同时，对龙山片区的瓢山窑址和青山片区的南山窑址进行发掘。窑址等遗存的发现是马桥文化和“后马桥文化”研究中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并引领研究进程的重要成果之一。
4.墓葬群
小紫山土墩墓群（图1-28）
位于德清县武康镇，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建设清理了一批墓葬，其中商代早期墓葬2座，商代中晚期墓葬9座，并明确商代土墩的存在。2座商代早期墓（图1-29）葬均在基岩上开凿而成，为长方形竖穴岩坑，规模较小，形制规整，随葬少量陶器，胎质较硬，介于硬陶与软陶之间，处于硬陶的起源阶段，具有相当的原始性。9座商代中晚期墓葬有两种形制：一种是传统的土墩墓，平地掩埋；另一种沿袭商代早期形制，在基岩上开凿长方形竖穴墓坑。随葬品也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原始瓷，另一种仅是印纹硬陶，与湖州青山商代窑址群和德清龙山商代窑址群的产品相当。这是首次在商代土墩墓中正式发掘出土原始瓷器。商代早期的马桥文化时期土墩墓及商代中晚期墓葬的发现，是此次考古发掘最重大的收获。小紫山商代土墩墓为目前南方地区正式发掘的年代最早的土墩墓，处于土墩墓的早期阶段，为探索土墩墓的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德清与湖州所在的东苕溪流域，是中国原始瓷窑址最重要的分布区，产品可分为德清龙山类型与湖州青山类型，此次小紫山土墩墓群发掘不仅两种类型的产品均有出土（图1-30），且与窑址相应，对于探索商代原始瓷窑址产品流向和原始瓷使用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南符小山土墩墓（图1-31）
位于长兴县雉城镇，小山岗上现存商周时期土墩7座，共清理墓葬10座，其中1座相当于商代晚期。该墓为平地掩埋，底部较为平整，可能经过一定修整，未发现棺木痕迹和人骨遗留，发现有5件随葬的印纹硬陶罐，器形类似，大小基本相同。罐口较大，翻沿有的略卷，略束颈，腹最大径偏下，下腹略弧，圜底内凹（图1-32）。器物外壁、颈部有刻划弦纹，肩腹部及底部拍印较浅细的回纹。该墓是浙西北山地丘陵地区发现的年代较早的土墩墓，对研究土墩墓的起源及马桥文化和“后马桥文化”的分布、传播与发展都具有重要价值。
柴岭山土墩墓群（图1-33）
位于杭州市萧山区，2011—2012年共发掘商周时期土墩37座，墓葬53座。其中3座墓葬为商代中晚期，均为无室土墩墓。土墩墓D18M2为石框型，石框平面略呈长方形，浅坑，石框垒砌不甚规整，随葬品为3件夹砂陶钵和1件硬陶坛（图1-34、图1-35）。土墩墓D21M2和D22M1均为平地掩埋，其中D21M2破坏较严重，仅出土1件印纹硬陶罐。D22M1墓底略呈倾斜状，未见人骨、葬具痕迹，随葬有1件原始瓷豆、1件印纹硬陶罐、1件印纹硬陶尊、1件石镞（图1-36、图1-37）。柴岭山土墩墓群的商代中晚期墓葬丰富了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制，为探索土墩墓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材料。
5.一般遗址
杭州余杭南湖遗址（图1-38）
发现了马桥文化时期器物及一保存较好的竹筏，由9根竹子以竹篾编缀而成，长280厘米，宽46厘米（图1-39）。竹筏呈东南—西北向平卧，紧靠马桥文化时期的河道东岸，似乎废弃时正漂浮于河道中。这是该地区首次发现马桥文化时期的交通工具，为复原当时的生活场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材料。
嘉兴姚家村遗址
发现了一处马桥文化时期的房址，平面为长方形，东西长11.7米，南北宽5米，面积60平方米左右，30个大小不一的柱坑和柱洞分三排整齐排列，柱坑间距比较均匀（图1-40）。这是杭嘉湖平原的嘉兴地区第一次发现马桥文化时期具有比较完整单元的房址，为深入研究居住形态提供了重要材料（图1-41）。
杭嘉湖地区发现的马桥文化和“后马桥文化”一般遗址数量不少，杭嘉湖平原和浙西北山地丘陵地带均有分布。遗址的现代地貌有坡地型、台墩型、平原型和湖泊型。这些遗址除马桥文化地层堆积外，发现的主要遗迹还有灰坑、灰沟、水井等，出土器物主要为鼎、甗、豆、盘、罐、石刀等生活用器，基本为普通生活区。
此外，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等考古调查中也在杭嘉湖地区发现了一批马桥文化及“后马桥文化”时期的遗址，与浙江省同时期其他地区相比，本地区遗址数量较多、分布密集，而且有不同的等级。
这些大型聚落、城址、专业化手工业生产区、墓葬群、一般遗址等不同的聚落形态，揭示了杭嘉湖地区马桥文化和“后马桥文化”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新格局。杭嘉湖地区显然是马桥文化及“后马桥文化”时期的一处中心分布区，对于探索良渚文化的去向、区域文明的重新崛起、越国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构建浙江先秦时期历史的重要一环，具有承上启下的重大意义。
（二）浙东北地区
浙东北地区包括宁绍平原、浙东北沿海和舟山群岛等地，已经发掘的马桥文化遗址有象山塔山、诸暨楼家桥、绍兴壶瓶山、绍兴仙人山、宁波慈城小东门等。该区域发现的马桥文化遗存以塔山遗址最为丰富，与环太湖地区略有差异，一般称之为塔山类型。
塔山遗址（图1-42）
位于象山县丹城镇东郊，遗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于1990、1993、2007年分别进行了3次发掘。塔山遗址发现了较为丰富的商周时期遗存，包括马桥文化及之后的相关文化。遗迹主要有灰坑、水井、灰沟、红烧土、石墙、柱洞等。出土陶器中，几何印纹陶、夹砂陶和泥质灰黑陶所占比重较大，器型主要有鼎、印纹陶罐、盆、豆、觚、觯、三足盘、器盖、鸭形壶等（图1-43），石器主要有锛、刀、镞、戈等。
楼家桥遗址
位于诸暨市次坞镇楼家桥村，发掘于1999—2000年。该遗址的商周早期遗存的代表性器物有印纹硬陶罐、硬陶钵、硬陶鸭形壶、三足盘、泥质陶觯、泥质陶罐、夹砂陶鼎、夹砂陶甗、半月形石刀、石矛等（图1-44），年代相当于马桥文化晚期，不晚于商中晚期。
壶瓶山遗址
位于绍兴县城以北的齐贤镇朝阳村，面积约6000平方米，1991年发掘。壶瓶山遗址的文化堆积包括马桥文化至战国时期的遗存。马桥文化时期的遗物包括泥质陶、夹砂陶、印纹硬陶、素面硬陶、原始瓷，拍印纹饰的泥质灰陶占比较大，原始瓷片数量极少。器物种类包括罐、瓮、豆、簋、钵、三足盘、鼎、甑、研钵、器盖、陶垫、陶纺轮等（图1-45），出土的石器包括锛、刀、镞、矛、砺石等。根据出土器物和测年数据，壶瓶山遗址的马桥文化堆积相当于商代晚期。
根据上述地点，马桥文化的主要分布区是环太湖地区和浙东北地区的宁绍平原、浙东北沿海和舟山群岛等地。环太湖地区和浙东北地区分属不同的地理区域，但这两个区域的马桥文化时期的文化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同时存在一定的地域差异，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区域类型。根据两地的典型遗址，有学者把环太湖地区称为马桥类型，浙东北地区称为塔山类型。“后马桥文化”的分布范围，根据现有考古材料，与马桥文化的分布范围基本一致，但目前尚无法厘清其分区与文化类型。
自马桥文化遗址发现，至今已有六十余年，其间上海、江苏、浙江等地的田野考古发现不断积累，相关研究探索深入拓展，收获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1993—1995年的发掘研究以聚落研究为抓手，厘清了遗址编年和分布问题，并运用环境、陶瓷、遗传基因等科技手段进行研究。2000年广富林遗址的发现是对马桥探源的突破，2006年提出广富林文化，2014年提出钱山漾文化，这些发现使早于马桥文化的年代关系更加清晰。2009年以来以瓷之源课题为统领而发现的窑址等遗存，确认了马桥文化原始瓷产地，为马桥文化分期提供了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