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迈入文明门槛、进入王国阶段的良渚文明消失后，经过新石器时代末期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的沉淀，历史进入中原地区的夏商周时期，此时是越文化起源、发展、成熟、繁荣、鼎盛时期，也是越立国、发展、壮大、争霸时期。

浙江地处中国东南沿海，长江下游南侧，为越国故地。越国是浙江有文献记载历史的开端，在春秋战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复原越国历史是浙江夏商周时期考古的主要任务。现存文献中关于越国历史的记载较少，仅在《今本竹书纪年》《逸周书》《左传》《战国策》《国语》《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水经注》等史籍中有少量记载，这使得复原越国历史必须借助文献之外的其他资料，其中最主要的便是田野考古材料，因此，越国考古一直是浙江夏商周时期考古的首要任务。

从浙江夏商周时期考古的发展历程来看，其考古工作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50—70年代，是浙江夏商周时期考古的起步阶段。

1957年6月，新安江水库考古工作队对杭州市淳安县进贤高祭台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这是浙江夏商周时期考古的发端，同年11月又对该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

1956年、1958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对湖州市八里店潞村钱山漾遗址进行两次发掘，第一次划分出包含印纹陶和不包含印纹陶地层的叠压关系，引起学界的关注。 1957年冬到1958年春，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对吴兴邱城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发现上层马桥至春秋战国遗存、中层崧泽文化、下层马家浜文化的三叠层。 1978年，牟永抗按照“区系类型”理论对浙江地区的印纹陶进行研究，就印纹陶的特征、分布、分期及印纹陶与原始瓷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印纹陶主要分布在太湖平原、钱塘江干流及瓯江流域，其重要特征为：高铝低铁岩性胎泥和千度以上高温烧结，陶胎硬度较高，泥条盘筑成型；装饰花纹以拍印几何纹为主。文化面貌上可分为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金衢丘陵地区和瓯江水系四个文化区域。他还把浙江印纹陶分为五期，分别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商代、西周、春秋、战国，并且认为印纹陶与原始瓷关系密切，原始瓷是从印纹陶中派生出来的，印纹陶是由陶到瓷的中介物。这是对浙江地区印纹陶遗存的首次综合研究。

此阶段也开始了对土墩墓的探索，1963年，吴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对苍山山顶石室土墩墓的清理是浙江省土墩墓考古的开端， 1977年冬、1979年夏，牟永抗先生对江山南区古遗址、古墓葬的调查发掘是土墩墓考古的重要工作。

第二阶段：20世纪80—90年代，是浙江夏商周时期考古年代框架搭建阶段。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以土墩墓发掘研究作为突破口，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工作，如长兴便山（1982）、石狮（1989），海宁夹山（1984），黄岩小人尖（1990），慈溪彭东、东安（1984），德清洛舍独仓山与南王山（1999年10月—2000年1月），上虞凤凰山（1984）、羊山（1991）、牛头山（1992）等土墩遗存的发掘。

对土墩遗存进行整理研究，建立土墩墓年代标尺是此阶段的主要任务。牟永抗对江山南区的古遗址古墓葬资料进行整理，创造性地使用了器物组的概念，对土墩墓的分期进行了开拓性的探索，初步建立夏至西周的土墩墓年代框架。

随着资料的积累，牟永抗继续对浙江的印纹陶遗存进行研究。1984年，他把浙江境内包含几何形印纹陶的古代遗存暂称为高祭台类型，认为它是与古代越族有关的青铜时代的文化遗存。随后他在《高祭台类型初析》一文中对之进行了初步研究，对该类型的分布、文化内涵、印纹硬陶的起源及形制、纹饰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分析。按原始瓷的胎釉特征，把原始瓷分为前后相继的甲、乙、丙三种，并对高祭台类型的来源及与周边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探讨。随着浙江土墩遗存的发掘资料增多，在《浙江省新近十年的考古工作》中，他又把浙江境内的土墩遗存的印纹陶，按底腹成型工艺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为器底和器腹一次混合盘筑成型，可细分为深凹底、浅凹底、圜底三小段；第二阶段为器壁盘筑在平底之上，底腹交接处呈折角，可分捏边底、削边底、抹边底三个小段；第三阶段为器底镶嵌在器壁之内，底径小或平底稍内凹，并对各阶段的纹饰进行了总结。按胎釉特征，进一步把原始瓷分为甲、乙、丙、丁四种。这些成果为土墩墓分期断代研究打下了基础。

此后，杨楠对江南土墩遗存进行了综合研究，从江南土墩遗存的分布及特征、分区与分期、发展阶段及年代、区域特征及成因、源流及文化属性等方向进行了综合研究。陈元甫通过对浙江土墩遗存的整理研究，把浙江土墩墓分为九期，分别相当于夏至商代早期、商代中晚期、西周早期、西周中期、西周晚至春秋初期、春秋早期、春秋中期、春秋晚期、春秋末至战国初，并对各期的文化内涵及特征进行了归纳总结，基本建立了夏商至春秋的浙江土墩墓的年代系列。

1993年，对瑞安岱石山三十几座石棚遗存的全面发掘，使得石棚墓葬的年代框架基本建立。石棚墓出土的随葬品与当地居址出土遗物相同，其中，素面硬陶的内外壁表面普遍着黑，且随葬品含有一定数量青铜兵器和工具是其地方特色，结合石棚墓与土墩墓的区别，预示着该区域存在一个地方文化类型。

此阶段，越国贵族墓和越国王陵考古也取得重要成果。绍兴306号墓是越国贵族墓葬考古的开始，出土的青铜器、玉器引起学界的关注。 1996—1998年印山大墓的发掘是越国王陵考古的新突破，揭开了越国王陵的神秘面纱。

此外，也开始了对夏商周时期聚落遗址的考古工作，但是有针对性的考古工作很少。其中最重要的是1991年绍兴陶里壶瓶山遗址的发掘。该遗址堆积以商周时期为主要内涵，延续时间长，初步建立起商周至战国时期聚落遗址的年代系列。

第三阶段：21世纪初（2009年之前），是浙江夏商周时期考古工作的转型阶段，主要在原始瓷窑址、越国贵族墓及城址考古方面进行新探索，同时在聚落考古、土墩墓考古方面也有重要新收获。

此时期，浙江夏商周考古工作带着课题意识，在原始瓷窑址考古、越国贵族墓葬考古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火烧山窑址的发掘建立了西周末至春秋时期窑址的年代序列；亭子桥窑址的发掘为我们找到了战国时期越国贵族墓葬出土原始瓷礼器的产地；东阳前山D2M1石砌甬道与浅土坑木椁墓室相结合的墓葬形制，是我省土墩墓发掘的首次发现，是土墩石室墓向土坑墓过渡的重要墓例，对研究越国墓葬形制演变具有重要价值，出土的大量玉石器为研究越国玉器文化面貌及制玉工艺技术提供了重要资料；长兴鼻子山越国贵族墓葬的发掘及器物陪葬坑的发现，是越国贵族墓葬考古的重要突破。

聚落考古工作也收获颇丰。

安吉古城考古启动，开展了考古调查和试掘。

玉环三合潭遗址主要为春秋战国遗存，是浙江东南地区夏商周时期聚落考古研究的珍贵资料，为研究浙江地区史前文化的开拓、发展，并向青铜文化演变的过程和越文化的地域特征提供了新的视角。象山塔山遗址出土了丰富的马桥文化遗存，其共性与特色共存，为马桥文化的分区与类型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绍兴袍谷遗址的第三次发掘中，王字青铜矛和铁镰是本次发掘的重要发现；泥质陶璧、甗形鼎、原始瓷甬钟残片的出土，对研究遗址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出土的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对研究战国时期越国的建筑结构具有重要价值；泥质灰陶和泥质灰胎黑衣陶的大量出土，为研究楚越关系及文化交流互动提供了重要资料。

湖州塔地遗址包含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遗存，是太湖西南地区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古文化发展系列保存较为完整的少数遗址之一，丰富的马桥文化时期遗存为研究东苕溪流域马桥文化及其文化发展演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湖州毘山遗址曾经采集到绳纹鬲，青铜铙、鬲、鼎残片，青铜锛，卜骨等，是太湖西南地区一处重要的大型商周时期重要遗址，2004年的发掘发现灰沟、房址、人工营建的土台、建筑遗迹、灰坑等大量遗迹，时代相当于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毘山遗址遗存丰富、遗迹多样，对研究“后马桥文化”时期的文化分期、聚落形态结构、南北文化交流具有重要价值。

湖州市钱山漾遗址的第三、四次发掘，揭示了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的三叠层，在地层上明确了三者的相对年代关系，弥补了良渚文化到马桥文化之间的缺环，完善了太湖流域古文化的发展序列，为重新审视太湖流域古文化的发展轨迹及文明化进程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和全新的研究方向，对研究新石器末期到夏商时期文化的演进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安吉大树墩遗址为一处台形遗址，堆积年代主要为商至春秋时期，它的发现与发掘丰富了浙江商周时期聚落遗址的发掘材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浙江商周时期遗址发掘材料的不足，对于全面探索浙江地区商周时期的文化面貌具有重要价值。

土墩墓考古获得大量新收获。

温州瓯海杨府山西周土墩墓出土大量的青铜礼乐器、兵器和玉器，该墓是继黄岩小人尖土墩墓之后又一座出土青铜器的土墩墓，出土的青铜器和玉器对进一步探索商周时期浙南地区土墩墓的葬制葬俗、研究越地青铜器的组合及铸造工艺、越地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互动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东阳巍山、歌山土墩墓迁葬、祭祀坑的发现和确认是本次发掘的重要突破，为研究周代土墩墓的葬制葬俗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资料。长兴溪窑岗岭、炮台山土墩遗存墓葬形制多样，一座石室土墩同一层面的同一条直线建有二座或三座石室的现象是浙江历年来土墩墓发掘中的首次发现，对于研究本区域商周土墩墓的墓葬形态及同一墩内各墓葬的营建及探讨墓葬间的关系都弥足珍贵。

第四阶段，2009年至今，为浙江夏商周时期考古全面发展阶段。

10余年来，在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物局的支持下，浙江的夏商周时期考古工作改变了过去主要以墓葬考古特别是土墩墓作为突破口的情况，迈入以大遗址考古和聚落考古理念为指导，注重考古工作的区域性、系统性、长期性的全面发展时期。该时期以课题为导向，同时开展墓葬、城邑、原始瓷窑址等考古工作，制定了绍兴越国王陵及贵族墓、安吉古城、湖州毘山遗址、小古城、瓷之源等工作规划，开展长期、系统的考古工作，在越国王陵及贵族墓、城址考古、瓷之源等考古工作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收获，同时也展开了相关研究。

土墩墓考古工作也成果丰硕。

2009年，在湖州市杨家埠首次发现四座西周瓮棺葬，为研究浙江地区先秦葬俗提供了新资料。安吉上马山D90M1为一座大型西周土墩墓，出土大量精美的原始瓷，在封土墩的外围发现7组单独放置的器物组，除一组器物年代与主墓一致外，其余6组器物组均晚于主墓，可能与后期对中心主墓的祭祀活动有关。小紫山商代早期（甚至更早）竖穴岩坑和商代中晚期土墩墓以及长兴县南符小山D2M3商代晚期土墩墓，是目前南方地区发掘的年代最早的土墩墓，该发现为探索土墩墓起源、演变提供了宝贵材料。嵊州三江街道缸窑村外山头土墩石室墓是目前浙江地区发掘的最南边的土墩石室墓，对研究该类墓葬的分布具有重要意义。衢州龙游寺底袁村出土的商代晚期墓葬对研究商代浙江的区域文化是不可多得的资料。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的萧山柴岭山土墩墓墓葬类型丰富、年代跨度大，对于探讨南方地区丧葬习俗及土墩墓的内涵、形制特征、演变系列及完善土墩墓年代框架等具有重要价值。

制盐手工业考古也有新突破。

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现和发掘的大榭商周制盐遗址群，是浙江商周时期制盐手工业遗存的首次发现，对研究越地的区域经济、制盐手工业技术等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浙江夏商周时期考古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起步，1979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后，又经历了年代框架搭建、转型，目前正处于全面发展阶段，主要围绕越文化起源的探索、土墩墓与石室土墩墓、越国王陵及贵族墓、城址与聚落、原始瓷窑址发掘等工作展开，并已取得显著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