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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地域分布，可将浙江现已发现的汉墓分为杭嘉湖地区、宁绍平原区、金衢盆地区三个大区和其他区域。
汉代在浙北杭嘉湖平原及浙西北地区所设的县城，主要有钱唐、余杭、乌程、由拳、富春、海盐、於潜、故鄣等。所发现的墓葬主要有湖州杨家埠、长超山、金鸡山、窑家墩，安吉良朋、高禹，长兴画溪桥、夏家庙，嘉兴九里汇，桐乡拦河镇，海盐南台头、龙潭港，海宁龙尾山，余杭大观山、姜介山，等等。故鄣县为秦至西汉早期鄣郡郡治所在地，故今安吉古城周边所见汉墓数量最多。这一地区墓地普遍选择在平地、岗阜营建，墓葬的年代主要集中在西汉时期。
汉代在浙东宁绍平原所设的县城，主要有余暨、山阴、上虞、余姚、句章、鄮、鄞等县。这一地区自东汉永建四年（129）吴会分治、山阴成为会稽郡治之后，人口激增，社会经济迅猛发展。所发现的墓葬主要有宁波祖关山和老龙湾，奉化白杜，鄞州高钱，绍兴漓渚，嵊州剡山，上虞凤凰山、后头山、牛头山、驮山、周家山，等等。墓地普遍选择在山地半腰至山麓带营建，墓葬的年代主要集中在东汉时期。
东汉晚期以前在浙中金衢盆地所设的县，唯有太末一处，而长山县、新安县至汉献帝初平三年（192）才设立。所以，这一地区的两汉墓葬，以位于盆地中心的龙游县城郊分布最为集中。经发掘的汉墓地有龙游东华山、仪冢山、石塔头、方家山、寺底袁，金华马铺岭，义乌北郊，武义芦北农场，等等。墓地多选择在山顶的平缓区域营建，墓葬年代多为西汉中期至东汉。
三个大区以外，在新安江上游的淳安（汉时属丹阳郡歙县），位于宁绍平原和金衢盆地过渡区的诸暨、义乌、武义、嵊州、新昌，浙中、浙南沿海的黄岩、象山、临海等地也有一些汉墓发现，但数量和密集程度不及杭嘉湖、宁绍、金衢三个大区，且墓葬以砖室墓为主。
龙游、义乌、嵊州、鄞州一线以南地区，面积广大，而汉墓发现不多，除西汉早期东瓯国墓葬有较少发现外，其余大多为东汉砖室墓。这一现象的产生，应该与《史记》《汉书》等史籍中记载的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迁东瓯国民于江淮之间，“遂虚其地”的历史事件有关系。这次人口迁移后，浙中南地区的人口大为减少，并处在闽越国的控制之下，直到西汉晚期才在这一地区设立了回浦县（东汉改称章安县）。从东汉顺帝开始到东汉末，浙江所属三郡（吴郡、丹阳、会稽）又新增了不少县城。人口的增长及分布地域的扩大，在墓葬的数量及分布范围上得到了印证。东汉时期的砖室墓，不仅数量上明显增多，分布范围也相应扩大。
浙江汉墓可分为竖穴土坑墓、砖椁墓和砖室墓三种主要类型。西汉时期均为竖穴土坑墓，新莽至东汉早期竖穴土坑墓与砖椁墓并行，东汉中晚期流行砖室墓。
根据墓道的有无，竖穴土坑墓可以分为带墓道的土坑墓和不带墓道的土坑墓两大类。不带墓道的土坑墓其平面形制多为长方形，少量一端宽、一端略窄，呈梯形。带墓道的土坑墓根据墓道位置的差异其平面形制可分为凸字形和刀把形两种。
保存较为完整的土坑墓上有设封土堆的现象，部分墓葬墓底四周有设生土二层台或熟土二层台现象，部分墓葬的墓底设有两条平行枕木以便承托木质棺椁。浙江汉代还盛行一类具有越地传统特色的土墩遗存（详见本章第二节）。
砖椁墓是介于竖穴土坑墓和砖室墓之间的一种过渡形态的墓葬形制（图2-1）。土坑平面呈长方形，内以砖椁取代早前的木椁，墓底多有铺砖，墓壁平砖错缝叠砌（一些墓壁设有咬土砖），砖椁顶部设木质盖板。砖椁墓流行于新莽至东汉早期。
图2-1 湖州白龙山M6平、剖面图
砖室墓分为券顶单室砖墓和多室砖墓两种。券顶砖室墓是在木顶砖椁墓的基础上，成功地解决了墓顶的拱券技术后产生的，在空间的营造和牢固程度上更胜一筹。砌筑砖椁墓的墓砖全为长方形砖，券顶砖室墓壁也用长方形砖，而券顶部位多使用楔形砖、子母砖等异形砖。砖室墓的使用，一改早前土坑墓、砖椁墓垂直式下葬的方式，变为水平式推移下葬，使得砖室墓的模件化生产和营建更为便捷；埋纳空间的营造和预设，也为同穴合葬乃至同室合葬提供了充足的便利条件，使之适应了汉代家族合葬的礼俗。这应该是蕴含了丧葬理念又兼具实用性的砖室墓得以广泛流行的主要原因。
早期的券顶砖室墓均为单室墓，平面形状多为长方形或凸字形，封门砌在墓室前壁正中或甬道端口。东汉中期，部分墓葬出现简单的前后分室现象，或以铺地砖的高低差刻意营造出前后两个功能区，或在墓室中部紧贴两侧墓壁的底部叠砌数层墓砖象征门道。这些分隔墓室的做法为多室墓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东汉晚期出现的多室砖墓，大多为双室墓，少见前、中、后三室墓，通常由排水沟、甬道、前室、过道、后室几部分组成，墓顶仍多为券顶，墓壁砖的顺丁砌法比较普遍。多室墓的墓室结构明显模拟了生人的居室，前室相当于墓主人生前宴飨的前堂（以砖榻或成套酒食具为中心），中室或后室则象征墓主寝居（以棺床为中心）。
此外，在德清凤凰山、秋山，长兴西峰坝，海宁长安发现有东汉画像石墓（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这些画像石墓并非越地传统墓葬类型，也非浙江汉墓主流墓葬类型，有迹象表明是受到同时期中原文化影响而产生的。
主要有单葬、合葬及族葬三种埋葬习俗。
单葬是最为常见的一种葬俗，流行于整个两汉时期，适用于浙江省内各地。
合葬数量远不及单葬。合葬有多种表现方式，有同茔异穴合葬、并穴合葬、一椁多棺合葬、多室砖墓合葬等。同茔异穴合葬墓和并穴合葬墓均表现出各自挖坑掩埋，各有一组随葬品，通过两墓坑并列的方式实现合葬目的；一椁多棺合葬墓和多室砖墓则直接实现多人合葬。
族葬有土墩式和分区式两种。土墩式是将个体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共葬于一个或多个人工堆筑的土墩内，墓葬排列具有一定的规划，一般大者居中或居前，小者列于左右和后部。分区式则以分组的形式，在同一墓地埋葬不同的个体家庭成员或家族成员，在布局上也有着一定的规划。如龙游仪冢山墓地，42座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墓葬，分成相对集中的3个小区，各区墓葬在年代上有重合现象，可能代表了3个家族墓地（图2-2）。其中A区M11位于所在墓地的中部，该区中其他墓葬以M11为中心，呈辐射状有序排列。
图2-2 龙游仪冢山汉墓分布图
浙江汉墓中的随葬品种类丰富，包括陶器、瓷器、铜器、铁器、漆木器、玉器、石器、琉璃器，等等。
陶器是浙江汉墓中的主要随葬品类，占比较大。陶器中最多的一类是高温钙釉陶器，其次是灰褐色、红褐色或青灰色的硬陶器，再次是红褐色、灰褐色的泥质软陶器。釉陶器表面多施青黄釉，制陶工艺与越地两周时期陶瓷制造工艺一致，器形方面则多模仿楚汉铜礼器。器物成型技法多采用轮制法，少部分采用模制、泥条盘筑和捏塑等技法。纹饰以弦纹、旋纹、刻划纹和印纹为主。器形包括仿铜陶礼器鼎、豆、盒、壶、钫、簋、磬、镈、錞于等，生活用器锺、瓿、罐、双口罐、瓿式罐、硬陶罍、钵、熏炉、卮、杯、耳杯、樽、盆、纺轮、虎子等，模型明器俑、灶、井、房屋、鸟、鸡、猪、马、璧、麟趾金和冥币等。
瓷器均出土于东汉砖室墓，数量较少，以高温青釉瓷器为主，少见低温铅釉瓷器，器形有盘口壶、五管瓶、碗、钵、罐、灶、井、耳杯、托盘，等等。
浙江汉墓出土陶瓷器在器物组合方面，西汉早中期流行鼎、盒、壶、瓿、罐、罍的组合；西汉晚期鼎、盒退化或消失，壶、瓿、罐、罍成为基本组合（图2-3）；新莽至东汉早期壶、罐、罍成为基本组合；东汉中晚期则以盘口壶、罐和青瓷五管瓶、青瓷罐等为基本组合。
图 2-3 浙江西汉土坑墓典型器物
1.釉陶鼎 2.釉陶钫 3.釉陶壶 4.釉陶盒 5.釉陶瓿
汉墓出土的铜器质地普遍较差，朽残严重。铜容器的器壁均较薄，多数残碎无法起取，有些仅可辨大致器形。铜镜普遍保存较好。器形包括鼎、壶、簋、钫、盉、鐎斗、釜、甑、盘、剑、戈、镞、弩机、削、带钩、鸠杖首、鼓、印章、铜镜和铜钱，等等。
铁器普遍锈蚀严重，少量保存尚好。器形包括鼎、鐎斗、釜、甑、刀、矛、戟、剑、锸、削，等等。
漆木器普遍因腐烂而仅存漆皮或板灰痕迹，仅有个别墓中保存较好。漆器均为木胎，内外髹漆，一般内壁均为红色，外壁则以黑色打底，红色作图。纹饰多以龙、凤、鸟、云气等为主纹，以各种几何纹为地纹。器形包括盒、奁、盘、卮、勺、耳杯、案、凭几、篦、虎子、坐便器、瑟、博具、俑，等等。
其他还包括玉、琉璃、玻璃、水晶、玛瑙、翡翠、绿松石、滑石、骨、料器等。器形有玉手镯、玉环、玉蝉、玉剑璏、玉珠、石黛板、研黛器、石榻、石屏风、石案、砺石、滑石鼎、滑石猪，多种质地的耳瑱、七窍塞，等等。
浙江全境在秦汉帝国统一之前属于越、楚国域，土著越文化因素融入本地汉墓是自然之事。多年的考古发现表明，浙江发现的古墓葬在商周至战国早期主要是土墩遗存，在战国中晚期是土坑木椁墓和坟丘墓，汉初土墩遗存又再度复出。随着时代的发展，浙江汉代土墩遗存与前阶段土墩遗存当然存在着巨大差别，但是其葬俗复古现象毋庸置疑。汉初土墩遗存的复苏可看作是受压制已久的越文化在秦末汉初动荡社会和宽缓政治气候中的顽强反弹。
从墓葬形制看，安吉上马山部分汉代土坑墓承继了故越狭长的墓形。湖州杨家埠部分汉墓墓底铺垫块石的做法与吴越土墩遗存的石床墓做法相同，如杨家埠D41M2、D53M5、D61M3等。长兴部分汉墓以独木棺为葬具则明显具有故越葬俗遗风，如七女墩M3、M4。
从随葬器物看，汉代高温钙釉陶器继承了越地战国原始瓷的工艺和材质，而瓿、罍、罐等陶器则继承了战国越地的同类器形。在器物装饰纹样方面，汉代釉陶壶、瓿的水波纹，印纹陶罍席纹，印纹罐网格纹，釉陶瓿的兽面形附耳，硬陶壶的牛角形耳，陶壶、瓿耳部贴塑的S形泥条等纹样均是承袭了战国越器的装饰纹样。
砖椁墓是浙江汉代新出现的本土文化因素。另外，东汉墓出土的青瓷器少见于中原汉墓，是产自越地的窑产品。
要之，浙江汉墓中的越地本土文化因素主要包括：①埋设墓葬于人工土墩内；②窄长条形墓穴；③墓底铺垫块石；④独木棺葬具；⑤高温钙釉陶器、印纹硬陶器的材质和工艺；⑥以罍、瓿、罐、镂空熏炉、船形灶、角形器、錞于、镈、匏壶等为代表的传统越器；⑦以刻划水波纹、拍印席纹、拍印网格纹、贴塑泥条（点）纹、兽面形耳、牛角形耳为代表的越国陶瓷器传统纹样；⑧砖椁墓；⑨青瓷器、越式铜剑。
含有楚文化因素的汉墓以安吉上马山汉墓和余姚老虎山一号墩汉墓为代表。此类墓葬随葬品或是楚式泥质仿铜陶礼器，或是仿楚系铜器的钙釉陶礼器，或是两类陶礼器并存，有些墓葬还共存有越文化特征的印纹硬陶器。具体地说，浙江汉墓中的楚文化因素主要包括：①竖穴土坑墓，箱式漆木葬具，木椁分隔为棺室和边厢，随葬器物放置于边厢内；②木椁与墓圹间填筑膏泥；③随葬品为楚式仿铜陶礼器鼎、豆、盒、壶、钫的组合；④泥质灰陶器、彩绘泥质陶器、仿金郢爰陶冥币、墓中偶人；⑤楚式漆木器盒、卮、耳杯、奁、梳、俑、案等；⑥楚式铜镜。
楚文化因素浸染越地由来已久，西汉初期的楚式墓基本承袭了越地战国晚期楚墓的文化因素。直到西汉中期高温钙釉陶礼器组合的定型，楚文化因素才逐渐消亡，但棺椁形制和墓圹内填筑膏泥这两种楚文化因素则一直持续到西汉晚期至新莽时期，如长兴七女墩M3、M4。
浙江在秦代地属会稽郡和鄣郡，可惜境内至今未发现明确的秦墓，但秦文化因素在汉代土墩遗存内却有发现。如上马山西汉初期墓葬出土的泥质灰陶缶形罐，器形与关中秦墓缶相似；杨家埠D9M2、D14M5出土的陶釜和D5M5出土的铜釜，器形与关中秦墓釜相同；汉代高温钙釉陶器瓿、壶、罐肩部所饰鸟纹与秦墓漆器上的鸟纹相似；上马山个别汉墓还出土有秦“半两”铜钱。
浙江西汉墓之陶器基本组合可分为两个阶段：西汉早中期的釉陶鼎、盒、壶、瓿组合和西汉晚期的壶、瓿、罍组合。依从杨哲峰对江东地区汉墓陶器组合的考察结果，汉代的新型钙釉鼎、盒、壶、瓿组合的形成在器物造型上主要是承楚、秦文化之影响，其质地和施釉则仍是当地先秦、吴越文化传统的延续。在此类新型钙釉器组合的形成过程中，器形与质地分别承载了不同的文化传统。
这个结论同样适用于第二阶段的陶器组合。我们知道，汉文化的主要建构成分就是楚文化与秦文化，因此将浙江汉墓中的融合型陶器组合视为具有地方特色的汉文化因素亦无不可。
钱币和汉式铜镜是最能代表汉文化的遗物，大一统为钱币的强制推行和铜镜的普及提供了先决条件。浙江汉墓中“半两”“五铢”“大泉五十”铜钱和麟趾金的发现本身就是秦汉主体文化辐射越地的见证。具有中原地区风格的鼎、壶、提梁卣、行灯、簋、洗、鐎斗、釜、甑、弩机等铜器，自不待言。
椁墓的围墓沟、外藏椁自周代已出现。秦、西汉时期这两种葬制的使用更为广泛。如山西侯马市乔村墓地、曲沃县曲村墓地，河南三门峡市火电厂墓地的秦墓多有围墓沟，陕西汉元帝渭陵、长安区凤栖原西汉张安世墓、临潼区湾李汉墓等均有围墓沟。特别是汉元帝渭陵近年发现的围沟，可与《汉书·王莽传》所载“文母皇太后崩，葬渭陵，与元帝合而沟绝之”相印证。至于墓葬的外藏系统，在秦汉帝陵、诸侯王墓中已很普遍。安吉上马山土墩遗存中发现的汉墓围墓沟、外藏椁设施显然是继承周、秦、汉葬制的体现。
浙江东汉中期以后出现的多室砖墓、画像石墓均是时代的产物，它们在形制、随葬器物、流行时间上与中原汉墓的变迁基本同步。当然，与之俱存的随葬器物如陶仓、灶、井、房屋等模型明器，动物俑，铜、铁兵器等均属于汉文化因素范畴。
合葬现象也是汉文化浸入浙江汉墓的一个重要表现。有迹象表明，浙江某些汉代土墩遗存本身就是家族合葬墓地。更为常见的合葬方式则是个体家庭成员的合葬，具体表现形式有同穴合葬、并穴（附穴）合葬、异穴合葬、多室砖墓合葬，等等。
战国中晚期楚文化植入越地后，越地墓葬随葬陶瓷器的器类主要分为楚式泥质灰陶、越式原始瓷器、越式印纹硬陶器等。楚、越文化交融的过程在浙江汉墓中亦有体现，例证如余姚老虎山一号墩。按照发掘者陈元甫的文化因素分析法，老虎山一号墩以印纹硬陶、原始瓷为主要随葬器类的M10代表了本地传统越墓；以楚式泥质黑陶仿铜礼器为随葬品的M1、M2代表了楚墓；以“随葬器物中原始瓷与泥质黑皮陶的数量基本相当”的M14代表了“越文化与楚文化的融合体”。
与秦汉之际越地土墩遗存复苏同步，浙江汉墓中出现了新型高温钙釉陶器，它是越地传统制瓷工艺、陶瓷材质与楚、秦礼器器形结合的创新物。印纹硬陶器经汰选仅剩下罍、罐等少数越地传统器形。
进入西汉中期，浙江汉墓中的随葬品以高温钙釉陶礼器和印纹硬陶罍为基本组合得以定型。以随葬此类江东类型陶瓷器为代表的汉式墓成为绝对主流的墓葬类型，这种局面的形成与汉帝国中央集权的加强和汉文化的形成是基本同步的。
西汉晚期至东汉，浙江汉墓的墓葬类型和相应的随葬器物的变迁则大致与汉帝国中心的中原地区保持同步，随着汉文化因素全面浸染故越之地，本地传统文化因素逐渐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