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的结构安排为“以章定范围，以节定内容”。汉六朝是一个从统一到分裂的时期，而彼时浙江文化的发展却经历了一个从富有区域特色到汉化的阶段，社会变迁、物质文化面貌与政权、政区的更替必然有着直接联系。同时，探索浙江地形、人文地理与政区建置的稳定关系对于考古资料的分布、分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笔者在序章中对政区建置作了简要梳理。

浙江汉六朝城址考古及保护工作起步均较晚，各城址的保存分布状况、结构功能分区和文化内涵等的研究与探索还相当有限。笔者尽量将各城址的建置沿革与有限的考古资料进行连接，这方面的深入研究未来还有增补的空间。

浙江汉六朝墓葬考古工作伴随着省内各个时期基本建设项目的实施而得以开展。早年因为受从业人员少、保护意识弱、工期紧迫、经费不足等因素的影响，考古发掘质量和考古资料的公布情况尚有缺憾。一些重要考古发现的资料，或仅见于报端刊尾片段的报道，或由于人事变迁不了了之。例如1936年修建沪杭甬铁路时，在绍兴发现汉六朝唐宋墓葬约3000座，出土文物万余件，其中出土流行于汉末东吴的画像镜就有300多枚，然而出土文物多落入收藏者之手，调查资料的公布也非常简略。1956年宁波火车站工地的发掘资料，对127座古墓葬和1处古遗址的记载尚不足千字。1993年刊发的《浙江上虞凤凰山古墓葬发掘报告》中，笔者检索其所公布的202座墓葬资料，竟然找不出一个完整的墓葬和出土器物的对应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情况逐渐有所改善，资料公布的全面性和科学性得到重视，基本保证了考古资料的可持续性利用，相关成果有《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浙江省湖州市杨家埠古墓发掘报告》《浙江汉六朝墓报告集》《余杭义桥汉六朝墓》《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衢州汉墓研究》《杭州余杭汉六朝墓》《萧山溪头黄战国汉六朝墓》《余杭凤凰山汉六朝墓》《萧山东蜀山墓地》，等等。近年来，湖州杨家埠开发区、安吉天子湖工业园区、长兴碧岩寺等地发现大量汉六朝墓葬，相信考古资料的公布将极大地推进浙江汉六朝墓葬的研究。在第二章墓葬的撰写中，考虑到资料的丰富性和同质性，在第一节、第三节中对汉墓和六朝墓分别做了概括性论述；在第二节中则对浙江汉代富有特色的土墩遗存做了专题研究；在第四节中对具有等级标识意义的典型墓葬做了个案分析，可以作为前三节的释例或补充。

有迹象表明，长江下游地区汉墓出土的高温钙釉陶器主要产自浙江地区，当时浙地的窑业技术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从东汉中晚期至南朝时期，浙江的制瓷中心完成了由浙北以德清为中心的东苕溪流域到以上虞为中心的曹娥江中游地区的转移。成熟瓷器在东汉晚期一经出现，立即引起了浙江窑业的集中爆发，由此奠定的浙江窑业空间分布形态，一直延续到两宋时期。本书第三章从区域窑业生产集合体的视域出发，将浙江东汉六朝时期瓷窑址分为越窑、德清窑、瓯窑、婺州窑、台州窑五个区块，在历史文化大背景下对各区块窑业做一通盘观察，在提炼共性的同时亦注重对个性的研究。

第四章为器物研究。重点不在于器物的造型艺术和形态演变，而是放在了“透物见人”“透物见史”和“透物见文化”上面。选取的四类器物铜镜、画像石、画像砖、陶瓷器，或是浙江汉六朝时期具有浓厚区域特色、风格独特的典型器类，或是能映照时代风尚，呈现文化碰撞与交融特征的产品。在挖掘器物文化内涵讲好故事的目标设定中，将器物还原到具体“语境”中观察研究是应有之义。

必须说明的是，本书将写作重点放在了以考古资料连缀社会文化史方面，对于文物遗存分期研究较少涉及。对考古类型学的使用仅限于墓葬和某类器物形态演变的分析。这样的处理并非“自废武功”，毕竟，汉六朝时期丰富的纪年考古材料对于物质文化的分期已具有实操意义，而长篇累牍的型式分析反而有舍近求远、事倍功半的嫌疑，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更是少了许多阅读趣味。

现在呈现给读者的这本《浙江汉六朝考古》，是笔者多年来从事浙江汉六朝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本书是在已公布的浙江汉六朝考古资料和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在序章“浙江汉六朝政区建置”的撰写中，参考了胡阿祥老师的《六朝政区》、王志邦先生的《浙江通史·秦汉六朝卷》；在“安吉古城”和“温岭大溪古城”两节的撰写中，参考了同事田正标的研究；在“浙江汉墓概述”“浙江六朝墓概述”两节的撰写中，参考了黎毓馨先生的《浙江两汉墓葬的发展轨迹》、同事胡继根的《浙江汉墓》、学长刘卫鹏的《浙江六朝墓概述》等研究；在“浙江东汉六朝时期的制瓷业”一节的撰写中，参考了杜伟先生关于越窑制瓷工艺的研究。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的研究成果，本书从体例的完整到内容的充实都是不可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