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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路明，是在上海新华路朋友的工作室。他就坐在那里，介绍自己，说是一名大学老师，教授物理，但是热爱写作。我笑笑回应，我也是一名大学老师，教授社会学，也热爱写作。
后来我们就有了一个小小的微信群，“502白马会”。502是朋友工作室的房间号，白马会则是戏称，因为每次大家去那里聚会，总是会各自带着美酒美食，然后放起轻音乐，从这一本书聊到下一本书，从这一个八卦聊到下一个八卦，海阔天空、漫无边际。
在微醺的时候，我会问路明，你为啥还在教授物理？那些复杂的物理公式，又如何和轻柔的文字同时交织在你的脑袋里？难道你会左右互搏，抑或是只有在无数个深夜，你才会将自己交托于文字？
我知道，路明和我一样，在大学愈发僵硬的行政规训和排山倒海般的科研内卷下，总是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写一些不一样的文字。我们把文字看作寻找自我的出口，想在另一个世界里溯游过往的记忆，为当下留下一些痕迹、做出一些改变。
我跟路明说，我想推社会学的非虚构写作，但是真的好难，因为按照学术的标准，你第一本书的书名“名字和名字刻在一起”，似乎就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表达，而一个学者如果离经叛道，同行会在背后小声议论你，用上海话说，就是指指点点。
路明说，管他呢，我喜欢听故事，也喜欢写故事，无论是风花雪月，还是平淡如兰，听完故事，就有冲动，要把故事写出来。
我想起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夏日的夜晚，南京的城墙根下，搬一把小椅子，听那些扇着扇子的老人，你一句我一句聊南京的历史，那些激烈的过去、荒诞的岁月带来的暴力与伤痛、撕裂与呐喊。夏日的晚风拂过厚重城墙上的藤蔓，大片的叶子飒飒抖动，都一道沉入老人们爽朗的笑声中。老人们也许还偷偷抹了一把泪——你看，今天的风有点大，吹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这样的笑声、这样的泪水，当我离开南京，远行去追寻学术的理想，就再也没有听过、看过。
其实是我忘记了，我们也可以是说故事的人。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他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Die Welt von Gestern）里，回望了自己所生活过的欧洲城市，那里有过宁静与繁华，也经历着两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巨大萧条与衰败。二战开始后，由于犹太人身份，他被迫流亡，他的书籍在奥地利被禁止出版。在流亡之地，他频繁听到朋友被拷打和遭受侮辱的消息，深感无力和恐惧。时局的动荡摧毁了他的家园，使他与过去的一切联系都彻底中断。最终，在他六十岁时，在巴西里约热内卢附近的一个小镇上，茨威格与妻子一起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他而言，经历了二战之后，他自己的语言所通行的世界已经沦亡，而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也在毁灭之中，他再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从头开始重建新的生活了。在《昨日的世界》里，他如此写道：“生活中的一切重大事情都是这样。一个人获得这类认识，从不是通过别人的经验，而始终只能从自己的命运中获得。”
每一个普通人都是昨日世界的一部分，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虽然微不足道，但却映照出大时代之下的命运流转，在那些小径分岔的人生十字路口，每一个人每一次选择的背后，又是一代人在历史的巨大压力下，被遮蔽、被遗忘的记忆。正如路明在《多情应笑我》里写道：“经历了如此漫长跌宕的岁月，一个普通人遭遇的一切生离死别，都只是‘小离别’。无数人被历史的车轮碾过，零落成泥，无声无息。”
这之后呢？
这之后，“城市像一把巨大的筛子，人在剧烈震荡中不断地跌落，碰撞，失去重心，迷失方向。挣扎下来的人，过个几年，大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网眼，漏下去，各安其位……人的适应性是很强的，怎么过不是过呢”（《撕裂一九九九》）。
很多时候，我们只选择看见我们想要看见的事物，用自己的价值立场去诠释世界，甚或是明明看见了事物，却假装自己没有看见。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看见的只是一个由经历、实践和习惯所决定的东西，这是一种主观选择的行为。胜利的故事也好，悲剧的故事也罢，我们总认为故事与故事之间是相似的，然而真正不变的其实不是我们所使用的那些历史材料，而是用来描述这些故事的道德框架本身。在历史的褶皱里，有人看见的是恢宏的主题、正确的记忆，但是路明告诉我们，要看见每一个普通人在大时代夹缝下的命运起伏，蜿蜒至今。
为什么个体的情感和经验，就只能成为宏大叙事的零部件，只能在边缘的位置不断盘桓？
我相信，真正引起共鸣的，是那些回归生命基调的个体经验叙事，人们彼此相连的情感是共通的，只有将生命还给社会，再现个体在驳杂世界中细腻而又厚重的生命体验，才有助于激发更为广阔的情感共鸣与集体记忆。
我喜欢路明笔下的上海，那些即将随风消散的小故事，是我们这个时代“昨日的世界”，难以忘却、不忍告别，却被呼啸而过的城市列车越带越远。也许要不了多久，就连这一处弄堂、街道，也都会成为历史的尘埃。
那些山河破碎、那些风雨飘摇、那些生离死别，只能各自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