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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胡师傅结识相当有缘。那天我在重庆轻轨二号线牛角沱站台等车，旁边一位老先生坐在站台的椅子上，气定神闲，翻开一本厚书在看。我好奇地瞟了一眼封面，书名是《我的一生》，没看过。征得他的同意，我拿过书翻了一下，相当有意思，但不是公开出版物，是民间自印书，作者叫胡明富。我说：“这是你写的吧？”他说不是，胡明富是他同事，曾是重庆供电局车队的队长，退休后写了这本自传，赠送亲友。
通过这位老先生提供的电话，我和胡师傅取得联系并提出了听他聊聊的想法。他的孙女胡艳，重庆市一中院书记员，要陪爷爷先到报社来看我。这位律政佳人的职业警惕性蛮高，还要验一下电话那头的家伙是不是骗子。好一个孝顺的孙女，怕爷爷遇到坏人。太有趣了，这种情况我还是第一次碰到。
如约来到报社见到真人后，心直口快的胡艳放心了。她还是一位专业的速记高手，看见我采访记录，认为用速记更好，就欣然表示可以教我。她说：“一接到你的电话，爷爷一直都很放心，是我不放心。现在把爷爷的书送你一本，感谢你对我爷爷的采访，让爷爷的人生又多了一次邂逅！”
2014年就满81岁的胡师傅把手伸给我，一双从工人做到工程师的老师傅的大手，退休以后又自学五笔打字，吭哧吭哧打出了这本30多万字的夕阳红回忆录，一个重庆工人大半生的历程。
胡师傅最初在解放碑青年路口的重庆市公用局路灯管理处工作。1955年以前，重庆路灯的开关有几十把，全由人工手动启闭。胡师傅说：“都在路边，委托老百姓管理。天黑了，过路的人就把闸刀一推，路灯亮起；天亮了，过路的人又把路灯闸刀一拉，路灯就熄了。”后来，胡师傅他们把全市路灯线路图，画了出来，每一盏路灯都编上号码，有9000多盏灯。线路图有了，他们就折腾用电动的电磁开关，替换走群众路线的路人手动开关。
“我参照有关资料设计出箱式电磁开关，一个一个安装在电杆上。全市又划成江北、南岸、沙坪坝、杨家坪路灯工作组。每个工作组设有一个电磁开关总闸，一到天黑、天亮，把电磁开关的总闸一推上去或拉下来，路灯就亮起或熄灭。”
但人的手还是没能空出来，如何实现路灯启闭的自动化，就成了胡师傅的一个心病。直到有一天，他在较场口附近的官井巷旧货市场，翻到了一个定时器。“还是个德国货，好像是西门子（创立于1847年的德国电气公司，曾建造欧洲第一条远距离电报线）的，我高兴惨了，马上掏钱买回去，用它来启动一个电磁开关。我反复试验，把指针调到一定时间，到时就能启动。最后，我把这个定时器安装到市中区总控电磁开关上，设定它晚上七点半开，早上六点关。后来各区都觉得这种方法好，就运用上了。”
从此，重庆的路灯启闭实现了全自动化。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送了这个巨变，广播还提到了胡师傅的名字。正值市里面在筹备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经过层层推荐，他以正式代表身份出席了这次大会，后又出席了市中区区府和工会召开的劳模大会，成了一级劳动模范。
1954年，胡师傅已是市路灯管理处工程技术组组长，负责全市路灯安装和维修。他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负责解放碑上面那座机械大钟的校时和维修。谁来当这个钟司令呢？胡师傅说：“我们副所长罗吉人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单位上还给我配备了一块进口手表和一辆英国自行车，好像就是兰令牌（1890年诞生于英国英格兰诺丁汉郡兰令街的著名自行车品牌）。重庆市总工会在大田湾搞了一个全市自行车比赛，因为我修灯上钟，都要天天骑车，单位上就派我去。我到解放碑上了钟，就骑起车子去了，拿了个第七名。”
第一次上解放碑，胡师傅从碑体里面水泥浇铸的螺旋楼梯爬上碑顶，从下到上大约5分钟。他看到一座巨大的机械钟安装在平台上，由两个重约30公斤的重锤慢慢下坠而带动齿轮转动，再带动钟上四面指针走动；每到整点，一个机械带动的重锤敲响铜钟，发声报时。“报时依据的是北京时间，误差不能超过3秒。我的任务是每周上一次钟，不能让钟停走。每次操作，我都用手去摇动手柄，把下坠到底的重锤摇上顶端，还要校准时间，才算完成。”
1957年有一个月，《重庆日报》刊登群众来信，说解放碑周围的居民，半夜突然听见乌鸦叫，一声一声叫得很凄惨，整得大家很难睡着；有时睡着了，也会被这种声音惊醒，很吓人，声音从何而来，市民议论纷纷，弄得人心惶惶，只好请有关部门查找，于是还惊动了公安局。
经调查发现，这个声音是从解放碑顶上传来的。胡师傅说：“上面的领导就找到我们路灯所，说解放碑上并没得啥子音响，只有一口大钟，为啥有怪声传出，你们要研究一下。我们一查看，发现只要无风的时候，就没怪声；只要有风，怪声就来了。最后，我们觉得很可能是碑顶上的风速器或风向器在作怪。再细细查看，原来是风速器年久失修，生锈了，一起风，转起来摩擦声音很大，听上去就像乌鸦怪叫。”
要检修风速器，按老办法就必须从地面搭脚手架上去，要用很多楠竹和木料。“我想了一个更好的办法，从解放碑顶层窗口支出木方固定后，在木方上铺板搭平台，再在平台上搭个楼梯爬上尖顶去检修。办法很好，但很危险。领导说：谁去呢？我说，我去！”
胡师傅用绳子拴住身子，在这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维修方案中，在领导和同事们齐注目中，一步一步爬上解放碑圆顶，拉住风速器的轴，慢慢用双脚夹住，坐稳了才开始检修。“我把风速器的整个钢碗拿下来，把里面生锈的轴承除锈、上油，再装上，轻轻一转，风速器和风向器又转起了，再没发出怪叫。我高兴惨了，往远处一看，南岸真武山、扬子江，江北上横街、嘉陵江，尽收眼底。路上行人像小人国的矮子，在慢慢移动。”
1960年，27岁的胡师傅调到重庆市供电局运输科当修车学徒。修车修久了，就想开车。平时一个人在车上，学踏离合，换排挡，过过干瘾。他说：“有天晚上，我修好一辆北京吉普，司机试好车后，就把车停在运输科路边，就是现在人民路原电业局下属的变压器修理实验场。当时我住在那里，没有回家。”
1980年代，胡明富和他驾驶的瑞典斯堪尼亚工作车
等到夜深人静，他一个人偷偷把那辆吉普开出门外，沿着大溪沟往临江门开。“第一次开车上路，心情紧张，只顾看着前面，没注意车内的情况。车到黄花园上坡中段，突然感到车内温度升高，走不动了，车下面热乎乎的。我急忙把车停在路边，下车埋头一看，我的天，手刹车盘都烧红了，发出一股难闻的焦臭味。原来我上车时太紧张，没松手刹就开了，手刹一直磨起走，手刹盘就遭烧红了。”
他吓惨了，坐在路边等手刹车盘冷却。“等了好久，直到不见红了，才慢慢将车调头开回运输科，停在原地。回宿舍提心吊胆，好久都睡不着。第二天早晨，吉普车的司机来开车，好远就闻到一股焦臭味。我看到他在车边转了又转，看了又看，一股猪屎的味道，直冲鼻孔。他不知是哪来的臭味，在车边站了好久，总觉得有点不正常，但又拿不准哪点不正常。马上就要出车了，他急忙爬上车开走后，我悬吊吊的心才落了下来。我毛手毛脚的，差点把他的车开坏了，到现在我都觉得有点对不起那个司机和那个车。”
从第一次偷偷开车的修车学徒，到最后成为车队队长和工程师，胡师傅对车上仪表和自身仪表一直都很注意，服装整洁，很有型。他说：“我从小就有个愿望，做个有知识、有文化、有技术的工人，后来我终于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