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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家张晓虎住在临江门重庆公安局家属院一套父亲留下的房子里。墙上挂着他20年前画的三峡纤夫和彝族汉子，地板上堆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有点伤有点蔫的苹果，就像当年塞尚（1839—1906，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被誉为“现代绘画之父”，尤其擅长画苹果）画过而又来不及吃完的静物，发出一种干枯的甜味。
1977年，他21岁考上川大哲学系，干过很多职业，最后决定当画家，是重庆最早的“黄漂”（寄住在黄桷坪美院周边的职业画家）。漂泊半生回到临江门这个年轻时出发的地方，他特别怀念1960—1970年自己在街边院坝唱过的那些童谣。
张家全家福：前排左2为张晓虎
1960年他5岁以后，家里就从市中区（现渝中区）区委边的管家巷，搬到这个名叫大井巷的地方。张晓虎说：“七弯八拐的巷子里还有一口水井。有人在打水洗衣服，后来水浅水脏，就填死了。井对面的岩壁上，还凿有一座神龛，80公分高，土地庙那种，后来也拆了。现在水井的位置，就是大井巷社区的坝坝儿。”
当时重庆市公安局这栋五层苏式楼房，是犯人修的监狱办公楼，周围居民称其为“洋房子”。“确实洋气，木地板，每层楼有一个安有抽水箱的蹲厕，还有一个卧式浴盆。后来变成家属楼，每家每户都在门口搭起了煤炉子。”
院坝和外面的街边是娃娃们的乐园，“我们一年级就要自己洗衣、做饭，父母不管。晚上，常常是二三十个娃儿裹在院坝里一起疯耍，看到天上大月亮，就唱：‘十五的月亮圆又圆，熊爸爸熊妈妈到南泉。南泉的水儿清又清，全国人民一条心。’”
前面两句很民间，后面两句有点主流。唱到的重庆著名景点“南泉”，大部分孩子都还没去过，张晓虎是初中以后才去的。他们有时还一边唱游戏童谣一边在身体搭起的“城门”中钻来钻去——“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高。骑白马，带大刀，走进城门砍一刀”；有时还分角色表演——“走上街，走下街，走到王婆婆的金子街，王婆婆，开门来……”
1960年代初食物匮乏时期留在张晓虎记忆深处的是晚上在幼儿园听见的恐怖叫声，他在妇幼保健院附近的区级机关幼儿园。“盗贼很凶，农村大食堂垮杆（崩溃、破产）了，农民没吃的，憋起到城头来偷剩饭馒头。最先听见幼儿园大师傅在吼，我们老师也惊抓抓地叫‘抓贼呀！逮到！’女老师特别怕贼，叫声特别凄惨；厨房那边又传来扁担打在地上的声音，咣咣咣的；打在肉上的声音，啪啪啪的。这些声音都吓得我们窝在床上一身冷汗。”
走在街上，冰糕都要遭抢。冰糕分三种：桔子冰糕4分、豆沙5分、牛奶6分。“有一次姑婆牵着我，给我买了一块冰糕。在街上边走边吃，我舍不得一下子吃完，刚抿了一口，背后冲上来一个崽儿，抓起我的冰糕就跑。冰糕都是小事，当时还有这种：你在馆子吃面，冲上来一个人端起碗就往衣兜里倒，倒了就跑，一边跑一边手抓衣兜，边跑边吃。”
“大家穷惨了！我妈妈当过大阳沟街道办事处的民政干事，专门给居民困难户办补助，相当于现在的低保，只有3元钱。也就是说，每个月一家人只要有3元钱就能活下来。同学之间，只要有人吃东西，周围的人，手一伸就过去了：‘我吃点！我吃点！’把家里的泡咸菜偷出来吃，都是很闹热很舒服的事。”但偷吃也有惩罚，所以就有“花脸巴，偷油渣，婆婆看到打嘴巴”的童谣。
“我家情况算好的，都还有饥饿感。家里的糖和食品，父母都锁起，吃的时候早就过期了。现在我们这一辈中有些老年人，在中兴路买起过期食品，吃得上好，就是小时候练出来的。但当时的食品真好吃，过了期都好吃。现在一头猪6至8个月就能出栏，当时要喂两年；现在一只鸡45天就能上市，当时要喂一年，你说好吃不好吃！”
吃不饱时期的重庆童谣，也打着饿痨饿虾（吃相凶猛）的烙印：1960年代的歌剧电影《洪湖赤卫队》“洪湖水浪打浪”唱段，被唱成“洪湖水浪打浪，人心向着吃饭堂。拿起罐罐打三两，还有一碗白菜汤”；1920年代扒曲于法国童谣《雅克兄弟》（又名《两只老虎》）的《土地革命歌》“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我们要做主人，我们要做主人，齐欢唱，齐欢唱”的歌词，被换成“揭开锅盖，揭开锅盖，肥坨坨，肥坨坨；快点拿个碗来，快点拿个碗来，拈两坨，拈两坨”。
1970年战旗小学（现大同路小学）班级毕业照，前排左8为张晓虎
要过年了，娃儿就唱“红萝卜，蜜蜜甜，看到看到要过年，娃儿要吃肉，老汉（父亲）没得钱，妈妈说有钱？灶门前两把火钳！”而饥饿感也可能男女老少有别，于是就有了“男饿三，女饿七，老太婆要饿二十一”的“伪科学”童谣。
那时候会发生莫名其妙的冲突。
本来生理上正值“乖三年，孽八年”的少幺八（逆反期青少年）时期，张晓虎他们就更加虎虎生风了。“从我们院子门口顺街放滑轮车下去，可一直滑到一号桥，很好耍。一个人滑，几个小伙伴跟着一起跑，才保险，因为路上两边随时都有人来抢你的滑轮车。当时，滑轮车是一种稀缺品，做滑轮车的轴承很难找。”
1969年冬，张晓虎（右）和二哥在临江门家属楼顶，背景是重庆市第一中医院
临江门市中区的崽儿在河边游泳，不敢游到河对门江北区去，一过去就要遭打。反过来，江北那边的崽儿要是游过来，我们这边市中区的崽儿，也是碰到就打。市中区的崽儿，对本区的人也恶燥（凶狠、作孽）。一次就在临江门我们家附近，一个高我半头的大崽儿走过来，我认都认不到，他把一个烟头往我身上扔。
另一次在29中门口那个坝坝。“现在465、401路都在那里打转，这种转盘，民间也叫‘回水沱’。那天我站在那里耍，一个人从后面把我抱起，另外一个人搜走了我身上的东西。我身上东西不多，这真是作孽。”
针对这种作孽，甚至还产生了一首劝诫童谣“大欺小，屙虼蚤；小欺大，不害怕”来批评大的欺负小的。那时候，产生了不少带有冲突性质的戏虐童谣，如：“老太婆，尖尖脚，汽车来了跑不脱，咕咚咕咚滚下河，河头有个鬼脑壳！”“胖子胖，打麻将，输了钱，不认账；瘦子瘦，卖黄豆，一边走，一边漏。”“小崽儿，你莫要狡，你们妈妈在化龙桥。好多号？十八号，打得你娃呱呱叫。”“麻子麻大哥，挣钱挣得多，买了一辆破吉普，开到莫斯科。莫斯科地雷多，炸死了麻大哥。麻子麻大嫂，挣钱挣得少，买了一块破手表，七天走一秒。”
那时候，也有喜剧性的童谣让大家放松一下。张晓虎说：“1960年代初，社会上有很多舞会，从幼儿园到爸爸、妈妈的单位都在组织。幼儿园阿姨跳舞，流行长辫子，我看到她们跳舞的背影，长辫梢在腰杆以下、屁股后面轻轻摇晃，觉得很舒服。”
这样的场景被《蹦嚓嚓》童谣唱过：“王元的皮鞋落地上，我去帮他捡起来，他还要发脾气。后面来个美人，对他笑嘻嘻。他们两个手牵手，来到跳舞场，蹦嚓嚓，蹦嚓嚓”。最后两句是模仿“快三步”的节奏，“蹦嚓嚓”也是交际舞的代名词。这种现在看来是有点性感意识的童谣，还有“洋马儿，叮叮当，上面坐了个大姑娘。”
最喜剧的是讽刺有钱人的“仇富”童谣和讽刺老外的“仇外”童谣：“有钱的人，大不同，身上穿的是灯草绒。脚一提，华达呢；手一㧯，金手表；嘴巴一咂（阴平读音），金牙巴；帽子一揭，半边白”“一，一，一二一，高鼻子洋人不讲道理。踩到我的脚，啷个（怎么）说？进医院，七八角，害得老子上不到学。”
最爆棚的黑色幽默喜剧童谣，当推《屁！屁！屁！》：“屁！屁！屁是一种碳酸气。你不注意，从你的肛门滑出去，一滑滑到意大利。意大利的国王正在看戏，闻到这个屁，很不满意。打屁的人，洋洋得意。闻屁的人，提出抗议：今后打屁要登记！”
有一年，我在抗建堂看重庆话剧团版本的意大利喜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导演把这首童谣扯来整成开场诗，全场观众集体齐诵，顿时，我又回到重庆崽儿嬉皮笑脸、没心没肺的1970年代。
年过半百的张晓虎，把他搜集整理的这一箩筐重庆童谣或儿歌，放在天涯社区重庆版和“新语丝”等网上论坛，他也像乘着纸飞机穿越到童年。“我们站在阳台上飞纸飞机，飞得最好的，可以飞过马路一直飞到现在的魁星楼小区那边。”更生猛的回忆，当有真飞机飞过临江门上空，大崽儿、小崽儿都丢下手里的纸飞机，全部仰起脑壳、扯起喉咙猪震飙（形容吼声大）：“飞机飞机，飞到北京。北京拢了，搭个楼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