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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峡博物馆一间没有门牌号的办公室内，唐冶泽先生的书桌和地板上，堆放着他编辑的彩印学术刊物《长江文明》和一些精美的古琴图书。沙发边一张硬木雕花琴案上，摊开一本巨厚的《故宫藏琴图录》。
这些年他专攻城与琴：《老城门》是他从沙区党校调到博物馆后接的第一个课题；他的下一本学术专著《三峡博物馆馆藏45张古琴研究》即将付印。
我从包里掏出在书店买的那本他和冯庆豪先生合著、由他执笔完成的《老重庆影像志·老城门》。唐冶泽一看就脱口而出：“这本书有点问题。”我正纳闷，他起身咣地一声打开身后一个书柜，取出两张A4纸递给我，我一看，这是他自制的《老城门》勘误表。
我们的交谈就从一堂小小的《老城门》校勘课开始：“‘远眺1920年的重庆城’这句，我原来写的是‘远眺1920年代的重庆城’，改掉一个‘代’，意思大变样；‘也即戴筑城长度是李筑城长度’这句中的‘戴筑城’‘李筑城’，也非我的原文，原文我是按学界常用提法，写的是‘戴城’‘李城’，即重庆史上两个有名的筑城人——明代戴鼎和三国李严所筑之城；至于原文‘宋代的薰风门’一句最后遭改成‘如嘉陵江一侧的储奇门’，更让我无地自容，因为老重庆都知道储奇门是长江边的门，不在嘉陵江一侧。”
唐冶泽的老家四川乐山，也是一座江边名城，岷江、大渡河、青衣江，三江交汇。从小住在水边，其姓名三字也自带一点水、两点水、三点水。我把我的这个发现告诉他，并称其为“三水先生”，他很高兴，说很少有人看出来；故乡乐山和第二故乡重庆在主城和江河的对应关系上同构合拍，也很少有人看出来，他看出来了。他说：“乐山主城两边临河，这点很像重庆：一边是青衣江汇入的大渡河，一边是大渡河最终要汇入的岷江。大渡河有点像重庆的嘉陵江，跟青衣江和嘉陵江一样，都是从西向东流；岷江有点像重庆的长江，只不过是从北向南流，而重庆的长江是从南向北流的。”
父母二十多岁从重庆移居乐山，经常给他讲重庆故事，“我对重庆很有感情，姐姐发下来的地理课乡土教材，我马上就抢过来翻着看重庆。重庆是我的祖居地，我们屋头在重庆已经定居八代人，我是第九代。爷爷曾任刘湘（1888—1938，四川成都大邑人，毕业于四川陆军速成学堂，陆军一级上将，四川省政府主席，重庆大学首任校长）手下一个师长的军需官，爸爸曾在乐山大佛顶上的气象站工作。”
乐山城门，总数比重庆多，现存也比重庆多。“大渡河这边10多里长的乐山老城墙是明城墙，保存得非常好，只是城墙上面修了公路。育贤门、铁牛门、迎春门、拱宸门、高西门这些城门还在。嘉乐门和水西门，我小时候都在，但嘉乐门现已不存；水西门现在被公路盖了，惨不忍睹；铁牛门、拱宸门，都堪称完整；现在回去游大佛，都还在迎春门上船。”
他从小在育贤门边长大，在大渡河边洗衣、淘菜，24岁才离开乐山。“水西门外河滩沙坝的水洼，有漂亮的桃花水母（珍稀腔肠动物，栖于江河湖泊淡水中，故学名“淡水水母”；形如桃花且多现于桃花季节，故中国古称“桃花鱼”；通体透明如小伞浮游水中，又名“降落伞鱼”；还有“水中大熊猫”之称，为世界级濒危物种），我们叫降落伞鱼，用玻璃瓶瓶儿装起，提回家去放在桌子上，水母像荔枝肉一样半透明，非常好看。水西门外的河边有点阴森，大人不让我们去，后来才知道，这里的河滩曾用作刑场。”
唐冶泽这一代读书人，大都出身寒微，但平民本色和动力往往更能助其梦想成真。“读大学之前，我的学历只有小学五年级加一年半初中。后来的经历，我在自己出版的《甲骨文字趣释》封面勒口上总结过：‘吃过糠，下过乡，扛过枪（当了几天基干民兵），炼过钢（做过半年翻砂工），经过商（卖了三天羊肉串），写过几篇小文章（但无颜列出）。’”
1974年秋，他在重庆看望后来与其结为夫妻的女友，搭车回乐山，和川大擦肩而过。“车过成都望江公园，雨雾中，一个同车知青说了一句，对门就是川大。我想，要是我有一天能进川大读书，那该是一件好神奇的事情。”
四年以后，他实现了这种“神奇”，考进了四川第一学府川大的历史系。“这半辈子，我实现了几个梦想：一是考进了川大，二是认识了我的爱人，三是调到了博物馆上班，四是从小想重庆，毕业后就分到了重庆。”
重庆城的古城门，到1949年前就差不多拆完了，1949年后只剩下通远门和东水门两座城门了。据唐冶泽考证研究：重庆史上有四大筑城人。
“第一个筑城人是战国张仪（？—前309，魏国人，战国著名纵横家、外交家和谋略家），著名的纵横家，但‘张城’已不可考；第二个筑城人是三国李严（？—234，南阳人，三国时期蜀汉重臣），‘李城’主要是向西扩展，把城墙修到了重庆半岛的山脊上。可能只有‘青龙’‘白虎’两个东、西城门；第三个筑城人是南宋彭大雅（？—1245，南宋鄱阳人，进士出身，重庆知府），他担任过四川制置副使兼重庆知府，曾出使过蒙古，深知蒙军特点，故而上任就开始筑城。相传重庆有四个城门，但《元史》和《宋史》却说重庆有洪崖、千厮、镇西、熏风、太平五门。元蒙军后来多次侵入四川，一路平趟，但最终都在大雅的重庆城下认栽。”
大雅之后，第四个筑城人完成了重庆城建史上最大规模的筑城工程，此人就是明初戴鼎（明初重庆卫指挥使）。戴城长度是李城的1.31倍，城门“九开八闭”多达十七个。
“清代《重庆府治全图》中标示的城墙，基本上可看作是戴鼎所筑。戴城的最大特征是‘九开八闭’之门。哪九开？朝天、东水、太平、储奇、金紫、南纪、通远、临江、千厮诸门；哪八闭？翠微、太安、人和、凤凰、金汤、定远、洪崖、西水诸门。”
此图长江河道标注为“岷江”。依照此图，从朝天门开始，按顺时针方向绕一圈，从长江绕到嘉陵江，又回到朝天门，刚好“九开八闭”十七个城门：其中“开门”和“闭门”就像一组魔术师徒手洗好的十七张牌，除了储奇、金紫开开相邻，其他诸门开闭相间，极富节奏感。
从城门位置看，重庆是山城，更是水城。“九开八闭”十七门，嘉陵江那边六门：通远（开）、定远（闭）、临江（开）、洪崖（闭）、千厮（开）、西水（闭）；长江这边十一门：朝天（开）、翠微（闭）、东水（开）、太安（闭）、太平（开）、人和（闭）、储奇（开）、金紫（开）、凤凰（闭）、南纪（开）、金汤（闭）。全部“九开八闭”十七门，只有通远一个陆门，其他均为水门，开门见水，水流沙坝。
重庆民间一直流传着一首《城门谣》，唐冶泽在1970年代断续地听过其中的句子，现在坊间网传的《城门谣》完整版本，作者不详。窃以为不是源自山城新闻记者出身的评书大家王秉诚那本《重庆掌故》，就是出自重庆史坛耆宿彭伯通老先生那本《古城重庆》，但遍查二书均未见。
《重庆城图》（选自清乾隆《巴县志》），成图时间约在乾隆二十五年（1761），是现存最早的重庆古城图
《城门谣》以民间说唱常用的“三三四”十字句式，从朝天门开唱，按逆时针方向，从嘉陵江唱到长江。但诡异的是，一开始就跳过了嘉陵江那边的西水门，最后要唱回长江这边的朝天门了，又把翠微门提前，才补上嘉陵江那边的西水门，让东水门殿后。这种空间大挪移，或许是民间艺人为了西东对称押韵，又或许是为了最后抬出“鲤鱼跳龙门”这种吉语讨个口彩。
“朝天门，大码头，迎官接圣；千厮门，花包子，雪白如银；洪崖门，广船开，杀鸡敬神；临江门，粪码头，臭得死人；定远门，较场坝，舞刀弄棍；通远门，锣鼓响，看埋死人；金汤门，木棺材，大小齐整；南纪门，菜篮子，涌出涌进；凤凰门，川道拐，牛羊成群；金紫门，恰对着，镇台衙门；储奇门，药材行，医治百病；人和门，火炮响，总爷出巡；太平门，老鼓楼，时辰极准；太安门，太平仓，积谷利民；翠微门，挂彩缎，五色鲜明；西水门，溜跑马，快如浮云。东水门，有一口四方古井，正对着真武山，鲤鱼跳龙门”
重庆人现在口头上提到的“重庆城”，即指戴城。戴城最大的特征“九开八闭”十七门，为何九开？为何八闭？
唐冶泽说：“开门都比闭门大而且还有城楼，多数还有瓮城；闭门比开门小，没有城楼和瓮城。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打仗遭围城，开门不敢开，就可以偷偷打开闭门取水。但据我走访的一些老人们说，闭门没得啥子（什么）用，只是做样子的，后来就封了。”
闭门最先可能还是跟开门一样有两扇木门，最后就用砖石封堵了。唐冶泽指着《老城门》第33页上一张闭门凤凰门的老照片说：“你看，城墙的石头，和封堵城门的石头，风化程度相近，这证明闭门‘修好不久就用石头封了’的可能性较大。”
好个重庆城，八个闭门实际上是个面子工程——闭门无用。从军事上看，门是城防最薄弱的部位，因此门多反而危险。事实上，我们那些讲究“天人合一”的祖先将城门设为“九开八闭”，是为了对应或附会当时很主流的道家理念“九宫八卦”。
“九宫八卦”均为道家术语。“八卦”即一套由“阳爻⚊”、“阴爻⚋”多次排列组合而成“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的八种视觉象征符号系统，以此预测生命运程的吉凶祸福。
“九宫”即用“八卦”将星空按“河图洛书”或地上的井田图式，划为乾宫、兑宫、离宫、震宫、巽宫、坎宫、艮宫、坤宫，加上观察者所在的中宫即井田的中心，共九宫，以此坐地观天，法天象地，预知吉凶方位、农时节气和风水、命运。
重庆古城“九开八闭”之闭门凤凰门遗址
“八卦”主打时间，“九宫”负责空间，“九宫八卦”往往配套使用，锁定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道家式世界观。
所以古人动土，筑城修房，最讲一个风水。近代重庆教案起因多是洋人教会在城内外制高点修筑教堂，即1863—1886年间两次教案，一为法国传教士强行拆除重庆长安寺修建并扩建真原堂，二为美国基督教士在重庆城西鹅项颈购地建房，“压断地脉、有伤风水”，均激起民愤被捣毁。洋人抢占我们的制高点，可能有军事上的考虑，因为教堂兼具军事堡垒的功能；但我们的百姓绅商群起反对洋人的理由，只觉得他们很“障”我们的眼睛，从不提也没想过洋人的军事威胁，全是“他们占了我们的风水，断了我们的龙脉，破了我们的福气”之类美学或神学式的忧虑。
可爱的祖先可爱的城。虽然“九开八闭”有点面子工程的意味，但戴城对我们这些重庆的子孙们，那是给足了面子：戴城是重庆筑城史上修得最好的一座——高峻、神秘、野性、美丽，一座能完美表达和体现“重庆城”这三个字的大城。
从此，我重庆城轮廓定矣，气宇轩昂，500多年间，无城可筑。直到1929年，川军名将潘文华（1886—1950，四川仁寿人，号仲三，外号潘鹞子，二级陆军上将）兼重庆第一任市长后，有城可拆，戴城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克星。潘将军从朝天门按顺时针方向，以建设和开发的名义拆城。他是四川仁寿人，古城要扩展，潘市长不可谓不“仁”；千年古城，从此“寿”终正寝，潘将军不可谓不“狠”。
唐冶泽说：“主城之外的县上乡下，习惯上把宋代修的叫城，宋以后修的叫寨。川东在南宋时，修了40多个城，比如合川钓鱼城、长寿湘子城。莱滩、大昌，凡是叫城的都有政治军事功能，反映了国家离乱的历史。明末清末，流寇横行，民间百姓只好结寨自保，比如石宝寨。”
重庆的城，是山城。“重庆老城门本来就在山上，依山取势，沿两江的河岸山壁而建。下面是河，如临江门、储奇门，从河面上看，特别雄伟、险峻。成都、北京那些平原城市，秦汉以前的城门城墙埋了，还可以挖出来，重庆的城门在山上，拆了就没有了。到今天，戴城以前的城，无考。”
朝天门城墙遗迹（摄于1980）
提笔写《老城门》前的一天，唐冶泽乘兴巡城。“我沿戴城‘九开八闭’的轮廓线踩了一圈：从通远门走到朝天门，又经过东水门、储奇门，走到南纪门、菜园坝，爬坡又回到通远门；钻小巷，走到洪崖洞，又到朝天门，有断断续续的遗迹。正在大拆迁，贴着城门修的老房子拆了，真正的城墙就露了出来，但也都拆了。现仅残存通远门、东水门两座城门和附近的小段城墙，就成了凤毛麟角。如果‘九开八闭’的城门还在，那该是一件多么神奇的事情。”
（唐冶泽先生已于2013年8月4日因工伤逝世于重庆，享年6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