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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有点大，不太好做文章。
我们可以说，汉字书法的命运与中国文化的兴衰有一定关系；也可以说，二者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中国文化的内涵是无限丰富的，从诗书到礼乐，从伦理到政治，甚至建筑、园林、医药、兵法、祭祀、巫祝，无所不包。书法当然也在其中，但从历史上看，它并非独立的艺术门类。将其作为一门艺术来看待，是相当晚近的事，是近代艺术观念自觉形成以后的结果。一方面，古人的书写，包括那些登上了艺术顶峰的巨匠的伟大作品，都不是为了“书法艺术”的创作，而是与对于“内容”的表达密切相关。书法在过去的大多数时间里，基本上都停留在“用”的层面。尽管在印刷术出现以前，书法可能承载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些方面，从物质到精神，从心理到哲学。
另一方面，正是书法的这种“用”的价值，这种无所不包的承载功能，使其在中国历经千年而不衰，成为一种蕴含了深厚人文信息和精神力量的独特审美样式，其无限深邃、奥妙、复杂的世界，反过来看就是一切中国艺术基本特征的绝好体现，甚至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具有崇高的文化地位。从古至今，汉字书法在中国精神文化保存、传播和发扬光大的过程中起到的独特作用无可替代。从地理上看，幅员辽阔的中华文明圈，方言隔膜、习俗迥异，却由于“书同文”而相识相知、同心同理。反观世界上那些没有书写传统的古老文明，其古文字几乎已经无人识得，导致了他们的文明中断。而就中国的文化和文明而言，它的继往开来、它的生生不息、它的发扬光大，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赖于书法艺术的传承。
今天我们遇到了机器时代和工业文明，包括数字化、电脑书写；遇到了看上去高效强大但缺少生机的物质文化、城市文化。这使我们觉得哪里都好，但又似乎哪里都不对劲。我们在城市中穿梭旅行，住同样的公寓和酒店，进出同样的航站楼，吃一样的快餐，人人都看即时发布的电影和新书……我们成为一种失去心智也可以活得不错的“工具人”，脑子里只有一种工具理性。这是当今文明正在努力塑造并渴望出现的世界，一个新型“乌托邦”。如果地球上现有的战乱、饥饿和贫困真的被消除了，那么我们这个文明的目标就达到了，这个文明也就圆满自洽了，黑格尔很早以前所说的“历史目的”，又或者是福山三十年前所说的“历史终结”，就都见分晓了。想想这样的“历史”底牌，我们接下来该当如何作为？
当代文化或文明的这种趋势，实际上是非常令人忧虑的。自生民以来，自文化以来，自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以来，我们引以为傲的，难道仅仅是更加舒服地活着？像安全待在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吃睡无虞，然后生老病死？恐怕不是！人类生而与艺术相伴，就是因为有不断塑造自身、提升自我的内在需求，人通过驾驭各种艺术形式而不断求索的是丰富的心灵、高洁的品德和广博的精神。
所以，我们今天要考虑的其实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兴衰问题，而是整个地球文明的走向及意涵问题。
文化的日益趋同，艺术作品的同质化，技术和资本的疯狂再造能力，正让我们越来越感受到自我的软弱和破碎，甚至自我的再度解体。今天的两种主宰性力量——市场和媒体，正在瓦解我们作为万物之灵的意义感和存在感。我们存在，但仿佛并不存在；我们劳碌，但不再有幸福感。接下来，我们后人的精神和意识形态会不会是一种机械复制，只剩下一种芯片般、模块化的心灵和人格呢？实在难说。这就是“命运”一词会让我们时常有所醒悟并且感到焦虑的原因吧。在此，我只能从书法的角度来谈一谈。
图1 曾来德 《一水两山》
经常有人说，书法是中国艺术的核心，是核心的核心。这样说对不对呢？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一近乎完美的艺术形式逾千年而活力不衰，它所具有的精神引领和指导作用，早已体现在其伟大的传统性当中，无论从其哲理的深刻、审美的丰饶，还是人文精神的厚重来看，它都表征着中国古老文化的博大精深，是一种不可磨灭的伟大符号和标记。通观中国历史，书法在化育民族精神、培养道德人格和铸造文明品格等方面，均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上古时代先贤们所有的重要智慧，中古时代的全部经典，近古以来艺术家的奇境创造，绝大部分是通过书法形式才得以保存到今天的。在中国人痴迷书法、热爱书法的无数个理由中，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栖息于书法这一独特形式，可能是最重要的理由。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表明，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有着伟大书写历史的民族，我们的历史也是一部书写的历史。
书法从根本上，通俗一点说就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习惯。由浅入深，从笔墨的体验，到诗意的人生境界，再到宇宙精神，书法带给我们的生命体验是无限丰富的。以历代诗文为例，在我们这个古老的诗的国度，诗歌可谓一切艺术的灵魂，而最早的诗歌，往往都以书法为载体，书写让诗文的艺术境界和人生境界得以体现和提高。相应的，对诗的内容和境界的领略，也要在对书法的鉴赏中才能更好地实现——我们今天所说的“阅读”，是后来的事情。所以，诗、书结合，书、文一体的艺术思维方式，很早就是中国古代文人的自觉追求和基本素养。苏东坡说过，“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溢而为书”，这并不是对书法的贬低，而是充分的尊重。诗言志，书亦言志。书家爱写诗，是因为其内心有诗意；反过来看，诗的节奏和韵律、情思和境界、人生感悟和宇宙精神，也导致书家笔墨、体式、书写节奏产生变化，并最终体现为书法的高妙境界。所以人们会说，诗不同，书亦不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古代书法家所书写的诗文内容，一般都是自己创作而非别人的作品，他们本身就是出色的诗人和文学家。所以，“兼文墨”历来都被公认为是中国书法家艺术造诣的一种体现。从王羲之、欧阳询、张旭、怀素到苏轼、黄庭坚，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大书法家，每一位也都是优秀的诗人、文学家、学问家，少有例外。无论《自叙帖》中本身的文采，还是《兰亭序》中的精神气质，其实都不单纯是书法功力和技巧的问题，而是与书法家的精神境界、文化品格、生命情怀紧密相连的。所以说，书法的昌盛是与文化的昌盛相联系的，书法承载文化的创造，文化确保书法的绵延，二者相辅相成。
春秋以降，中国士人（或我们今天称之为知识分子的群体）是中国文化得以传承的主要力量。中国士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体现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是深厚的济世情怀。这种从个人到天下的修为次第，又决定了任何一个卑微的奉献者都只能从他手中的毛笔开始抒情述志。把字写好，主动接受中国式审美是求道的第一步。正是这种成就了士人独特地位的书写历程中，让我们看到了汉字书法的重要地位，这是非常有趣也值得深思的，它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可资镜鉴。
其一，从士人不同的人生道路来观察。所谓书与文，既指书法与文字，也指书法与文学、学问。可以说，书法是有准入门槛的。中国古代文人，自幼童起，就是既学书写，又学诗文。书法是文人的基本素养，诗文才能带动书法艺术境界的升华。可以说，在古代正是书法和诗文的结合，才形成了书法的艺术化。所谓文人，不仅是为了成为一个文人。儒家“修齐治平”的人生路线，其意义所饱含的家国之梦、天下情怀，是要由个体的文化素质、精神品格来保证的，文品和人品密切相关，最终是人品决定了一个人可否成为栋梁之材。我们看历史上的文人，春风得意者毕竟是少数，失意、不得志者却大有人在。那些时运不佳、怀才不遇，却能通过书法艺术归于达观的文人，比比皆是。这两种人生虽有着完全不同的生命体验、命运归宿，却都能通过书法找到自我，成就艺术。这是不是书法艺术的奇妙之处？大家都知道像李斯、蔡邕、虞世南这样的官员，像米芾这样的平生不得志者，还有不齿于世间名利的和尚怀素，都能从一种独特的途径呈现出诗才与书法的巨大成就。这类例子让我们看到，在中国，书法艺术与人生的“进”“退”关系很大，似乎完全具有超越其他生命体验方式——如宗教的救赎功用。所以，当年蔡元培先生主张“以美育代宗教”，其实并非权宜之计，而是基于他对我们历史文化的透彻理解。还有一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两家，与书法的关系也很值得关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对中国书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观念上看，一个讲求“用”，一个讲求“无用”；从审美来看，一个强调良善和仁义，一个主张归真和无为。就艺术的纯粹性而言，道家的境界无疑更高，让我们看到一种自由无羁的精神境界，看到一种无功利性的艺术品质。但是，从社会人伦的化育、道德风教的传播等事实来看，书法的神奇作用又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儒、道两家的观念，在书法美学中都有深厚的体现，如宁静、中和、节制、气韵、气象等。
其二，从书法家个体的内在素养来观察。中国书法历来讲书品与人品的统一，而且更注重以人品论书品。历史上的书法经典作品，都是人品修养和文化修养相交融的成果，我们都熟知“书道即人道”的说法，结合书家的品格节操评判其艺术成就，在中国是人所共知的标准。极端的例子是岳飞和秦桧。岳飞据说有真迹流传于世，像《吊古战场文》之类，其实很难考证，但我们愿意认可，就是因为其书法背后的人格。秦桧的字也不一般，据说我们使用的宋体，就是出自他的书体，但这种被称作“宋体”而不是“秦体”，不同于历史上其他名人的书体以人命名，比如颜真卿和“颜体”、柳公权和“柳体”，原因就在于我们有一个书道与人格并重的评价标准。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历代社会精英的培育和文化的传承也与此有关，这是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古老特质。
其三，书法可以颐养身心，让人延年益寿。历代书家长寿者众，如欧阳询85岁、虞世南89岁岁、杨凝式82岁、贺知章86岁、柳公权88岁、陆游86岁、文征明90岁、黄宗羲86岁、董其昌82岁、傅山86岁、朱耷82岁、刘墉86岁、吴昌硕84岁、齐白石95岁、于右任87岁、章士钊92岁、沈尹默89岁、刘海粟99岁、张宗祥84岁、郭沫若90岁、沙孟海94岁、林散之92岁、孙墨佛100岁、舒同93岁、苏局仙110岁、董寿平94岁、赵朴初93岁、启功94岁等。而一项更有意思的统计是，我国历代能查出生卒年代的皇帝共209人，其中年龄超过80岁的仅4人，他们是梁武帝萧衍86岁、唐代女皇武则天82岁、宋高宗赵构81岁、清乾隆89岁，而这四位皇帝都雅好书法，并且有经典之作传世。
今日社会，正如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所谓修身，首要养其心。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已渐为物所累，过分追求视听享受、美味刺激，人之眼、耳、鼻、舌、身、意，感触已很迟钝。我们常常是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人之快乐感幸福感大不如前，何也？正是我们的心已不纯净、太躁动，太多的欲望已让我们逐渐丧失了一颗平静纯粹的心。而学习书法，可以养性、养心，让我们找回逐渐迷失的本心。书法作品要臻至高格调，就必须有一颗赤子之心。由此书法可以养心，涤烦襟、破孤闷、释燥心、迎静气，让人之身心获得平和舒缓。
虞世南云：“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绝虑凝神，心正气和，则契于妙。心神不正，书则欹斜；志气不和，字则颠仆。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正则冲和之谓也，然字虽有质，迹本无为，禀阴阳而动静，体万物以成形，达性通变，其常不主。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书法之道，首在养气，气和方契于妙，一味蛮干则有悖于学书之道。书法家在书写过程中，为了创作一幅佳作，必绝虑凝神，让气归于自然，随线条节律而变化。一幅优秀书法之作，犹如优美的旋律，气息也得以舒畅，像在完成一种气韵的运动，其实就是在做气功，或谓艺术气功，让脑、体合一，通过自身意念、呼吸和姿势，实现人体精、气、神的自我调节和完善，从而达到修养身心之功效。
从汉字书法的上述特点和“命运”轨迹来看，书法与中国文化的兴衰问题其实也就基本清楚了。我们说，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其核心就在于精神价值。精神价值的失落、精神文化传统在历史长河中起伏、兴衰的情况是毫无疑问发生过的，而且还会发生。但消亡则绝无可能！这一点我坚信不疑。即便是在新的一代人都已不书写汉字或者不愿意书写汉字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只要我们重视书法，或者是那些重视自我教育、自我修养的中国人没有丢弃书法，我们的文明就是有希望的。因为书法的创作活动，哪怕是普通的练习活动，其实都意味着一种人文意义上的优雅生活、审美教育。在如今人们的生活方式愈发千篇一律的情况下，书法可以轻而易举地让我们寻回到自己的民族精神，保持自己的精神个性、文化骄傲和价值优越感，使得我们在一个物质化、商业化的海洋里确保有自己的“诺亚方舟”。
对中国人而言，书法艺术提供给我们的生命体验方式和人生价值诉求是多样的，这种体验方式和价值诉求最终又和我们的生命之道、宇宙之道大有关系。从根本来看，汉字书法、汉字的书写本身就是中国式人文教育的最早解决方案，也可以说是最后的解决方案。书法是对中国文化、思想以及人文价值观念的绝佳隐喻，也是一个民族精神历史的藏身之地，这么说一点也不为过。
先说书法之“法”。书法，即书写有“法”，宏观地说，是法度，是对一切传统文化精髓的遵循，是方法论和规律性，是中国历代书法巨匠们创造并积累起来的原理和法则。书法的“法”字，本身就有效法前人、尊重先贤之法的明确意指；具体说，书法中更是有许多狭义的方法，大致包括了笔法、结体和章法。笔法中有执笔法，像擫、押、钩、揭、抵、拒、导、送；还有运笔法，例如永字八法——点、横、竖、钩、仰横、撇、斜撇、捺。所谓结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间架结构”，是为了让形体各异、态势不同、笔画不等的文字，因点画的连贯穿插而呈现出生动的姿态。像欧阳询的《三十六法》、黄自元的《九十二法》等，包括了排叠、避就、顶戴、穿插、向背、相让、救应、附丽、回抱等。而章法，我们通常称布局，指的是一篇作品的“置阵布势”。众所周知，王羲之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中，有关于章法的精彩论述。他把一幅书法作品比作一个战场，有将军、刀枪、阵形，讲的是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书法之“法”，对于一个重视书写的自我教育和修养的人来说，是必须遵守的东西。一个人拿起毛笔准备书写时，如果他心里想的是书法，那就意味着要向这些千古不易的方法致敬，如果对这些“法”没有敬畏之心，那就只是写字而非书法创作了。
在法度之内、方法之间，一个人通过不断读帖、背帖等临摹过程，通过对历代大师们作品的精研苦学，书法技巧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最后脱胎换骨，终得书道。这正是我们所熟知的一个中国书法家的必由之路。为达到这一步，古人往往要付出铁砚磨穿、退笔成冢的巨大代价。我想，在今天恐怕也如此。然而，正是这样近于苦行的修习，在这样一种对戒律的尊重呵护中，我们的气质会得到培育，我们的修为会得到增进，我们会渐渐地意识到伟大传统的清晰脉络，我们用书写来承载的那些浩瀚“内容”会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我们身上历史文化的基因就会被激活。终有一天，我们会走出匠人技艺的层次而跃升到艺术表达的自由境界，最后由书及人，达至中国文化修养的高尚境界。
再说书法与传统文化、精神哲学的关联。如前所述，远古的书写活动，都主要在“用”的层面，书法、汉字好像只是一种载体，人们更重视书法中的诗词等文学内容，最多是将书法形式和书写内容一并看待。但我们知道，汉字这个“载体”非一般意义的载体，它具有母体的性质，它承载的是整个中国文化甚至文明的信息，包括丰富的历史传统和高级的精神哲学。更重要的是，就书法这一独特艺术的发展本身而言，它也如同其他艺术样式一样，包含了一整套中国的艺术思想。当我们长期涵泳其间，不自觉就会受到感染熏陶，可以说，中国人的人文素养、人文精神，中国人对“道”的理解，对天地正气、宇宙精神的把握，是可以从把握毛笔开始的。读历代书论即可知道，这些艺术思想、精神哲学是贯穿始终的。
我们会发现，书法这种看似简单的汉字笔画和线条，处处与中国的一些哲学概念有联系，比如“形”“神”“气”“韵”“理”“法”，在书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对字形与神采的考虑，对气韵生动的追求等。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形与神是指实体与精神的关系，哲人们探讨的是形与神如何寄寓、可否分离，神对形有无依赖，以及形与神的同一性等问题，这是我们中国思想的最幽深奥妙之处。反映在书法审美实践中，就是通过求诸“形”而寻找“神”，达到物我统一、物我如一的境界。换言之，以“神”为质，以“形”为用。“神”寄寓于“形”，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是本质性的东西，“形无神不活，神无形不存”。书法家就是要通过不断地书写去认识和感知。当然，古代书法家把握形神关系时，有的以形为质，以神为用，形神统一；有的以神为质，重神轻形，各有侧重，不一而足。归根结底，这是中国哲学的形神论在书法艺术实践中的表现。再如“气韵生动”中的“气”与“韵”，这又是哲学概念。中国书法重视“气”与“韵”，是因为中国书法的审美本质更注重主体内在精神。在书法中，“气”指的是气格、气骨、气象，是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在书写中主要表现在从创作冲动、章法布局到落墨整个过程，是形而上的。
人们评价一幅完美的作品，认为其体现出了“气韵生动”，这个“气”，指的就是精神本质，和前面所说的“神”是同一个意思。“韵”，是“风韵”“韵度”。“气”和“韵”都是内在的、精神性的。“气韵生动”是说书法家的书写，生动表现出了诗文或文字本身的“精神风韵”。我们不妨说，在书法中，“韵”既是一种审美境界，也是一种艺术方法，是中国书法审美本质所要求达到的艺术境界。它和“意”“理”一样，也是重要的美学范畴。书法艺术中的这一哲学境界和哲学高度，最终决定了书写者的艺术体验、生命体验的无限丰富。
如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中国的书法是怎样关乎着中国文化的命运，而一个个体书写者的书法造诣，又是怎样关乎他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在中国古代，没有专业的书法家，只有文人，而文人往往是各项修养齐备的，他们一生中都在广泛涉猎，上下求索，文学、绘画、历史、哲学、天文、地理，无不精通，甚至还要文武兼备，能够治国理政。今天看，这难道不正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体现吗？所以说，当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工业文明、技术文明、消费主义和媒介的泛滥正悄然修改我们的生活目标，甚至疯狂地涂改我们的生命意义，让我们感到失意、茫然、信心低落时，我们其实可以从古老文化、从中国的伟大传统中寻求帮助。天人合一的生命精神、天下为公的价值理想、自强不息的君子风度，现在仍然具有美教化、厚人伦的巨大功效，而具体的门径和道路，我可以告诉大家，就存在于古老汉字的一笔一画当中。
图2 曾来德 《梦》
因此，我的结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人文精神的复兴，中国未来社会中坚力量和精英人群的培育，中国文化精神的世界弘扬和国际传播，都是完全可以从书法这门具体的艺术活动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