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本书最初于1877年出版，旨在填补我们文学中一个被普遍认为缺乏的部分，即蒙田的散文的图书馆版本。尽管我作为编辑的名字出现在封面上，但我与书中的内容无关，校正和校对任务是由我已故的父亲完成的。自从1842年以来，他一直与这些散文打交道，当时他首次出版了修订的哥顿和科斯特版本。这位伟大的法国作家应该被视为一个经典人物，不仅在他的出生地，也在全世界和所有文学中。他的散文是他最著名和持久的作品，就像一本杂志，培养了像培根和莎士比亚这样的思想家。事实上，正如哈勒姆所观察到的，这位法国人在文学上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思想对当代和后来的其他思想产生了影响。然而，在评估这位散文家的价值和地位时，我们不能忽视当时的局限和环境：教育的不完善，书籍的相对稀缺，以及智力交流的有限机会。蒙田大胆地借鉴了他人的作品，同时也找到了愿意从他那里借鉴的人。他成为许多作者的启蒙，我们可以在风格迥异且相距甚远的作家的作品中发现他的影子，如莎士比亚、帕斯卡尔、莫里哀、卢梭和伏尔泰等。他通过大量引用的慷慨使用，使这些引用对读者来说易于获取和诱人，他的研究成果的新鲜且令人印象深刻的解读，以及他的散文对普通人来说相对晦涩难懂，使自己成为了抄袭的对象。我无法想象有比蒙田自己更少对这些借鉴感到惊讶或反感的人了。

我们不必对他所获得的声誉感到惊讶。他是一个在文学和道德领域引领了新学派的领导者，尽管他自己并不自觉。他的书与那个时代的其他所有作品有所不同。它将古老的思想潮流引导到了新的方向。它用前所未有的坦率告诉读者，作者对人和事的观点如何，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对许多以前不甚了解的事物投下了奇怪而新的光。最重要的是，这位散文家展露了自己的内心，将自己的智力和身体机能公之于众。他向世界敞开心扉，谈论各种问题。他的散文类似于一种文学解剖，我们可以从中了解作者在不同层次和各种影响下对自己思想的诊断。它们是丰富的自传体作品，但这些材料需要与其他地方收集到的细节进行整理和对照。我并不完全满意圣约翰先生在他出色的传记中对这些分散的资源的使用。

在所有自我中心者中，蒙田可能不是最伟大的，但却是最迷人的，因为他可能是最不做作、最真实的。他所做的和他所承诺要做的，是剖析自己的内心，尽其所能地展示给我们他是如何构建自己的思想，并与外部对象有何关系。他像一个学童将手表拆解来研究构造一样，调查自己的思维结构；并将结果配以原创而有力的插图，以一本几乎比任何现存之书都更注重引用其他作家的书籍，内容和思想更加丰富充盈地呈现给他的同胞们。

蒙田的文字不追求辞令华美、修辞效果和诗意，这些对他来说都很遥远。他明确表示自己没有学识，不熟悉术语，也不懂得写作风格。他写作并非出于必要，也许几乎不是为了名声。然而，他让我们明白，他从这种自愿的工作中获得的快乐对他来说已足够回报。他希望留下一些让法国、甚至全世界都记住的作品，一些能够揭示他的个性、感受、思想和经历的作品。我认为他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自己的期望。他的文字坦诚而不受约束，甚至有时因其奇怪的天真坦率而令我们震惊。无论我们如何评判这本散文集，总会有一种感觉，如果在蒙田的时代法国存在任何专业的评论学派，并且他对这些评论有所顾忌，那么这些论文可能会更加克制和精雕细琢，反而不那么自然、不那么对话式、不那么亲密，也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类别和类型的书籍。

蒙田对自己的作品在加斯科涅地区甚至在法国各地获得一定的知名度是合理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此也有一定期望；但至少在《随笔集》的某个地方，他诚实地表示怀疑由于口味和语言的变化，这些随笔是否能够超过五十年。而且，很可能他并没有预见到自己的名声会成为世界范围的，他将成为一位几乎独一无二的文人和道德家，他的随笔将被欧洲各个主要语言的数百万有思想的人阅读，这些人从未听说过佩里戈尔或联盟，即使他们被问到这位作者是活在16世纪还是18世纪，他们也犹豫不决。这就是真正的声名。天才属于任何时期和任何国家。他说的是自然的语言，这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

为了公正评价这位杰出作家，我们需要考虑到他观点的广泛性和与主流背离的特点，以及他公开表达观点的坦率和勇气。人们曾将他与伏尔泰进行比较，这两位作家都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并过着优越的生活。同样，勒博提和奥特曼也具备这些特点，尽管他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和不平等。这些迹象表明，1789年的政治转变在两个世纪前就已经有了初步的萌芽。伟大作家倾向于主张个人自由并不足为奇；然而，对于蒙田这样与法庭有紧密联系并且有着保持现状明显利益的人来说，他们公开支持反君主制度的一方则有些出人意料。我们自己的莎士比亚内心其实是半个共和主义者；但他明智地选择让他的舞台人物代表他说话。在法国、英国和整个欧洲，对权威的怀疑和探究同样存在，尽管在不同的国家，结果却是不同的。

本书的文字选自科顿翻译的第一版，于1685-1686年印刷，并在1693年、1700年、1711年、1738年和1743年再版。在最早的版本中，排版错误只纠正到第一卷的第240页；而所有的版本都是相互继承的。1685-1686年的版本是译者活着时唯一见到的版本。他于1687年去世，在世时留下了一本有趣且鲜为人知的诗集，后来在1689年以八开本形式出版。

然而，将科顿的翻译与现有的最佳法文原稿进行仔细校对被视为必不可少的；并且，弗洛里奥早期并明显较差（有时几乎近乎滑稽）的翻译，偶尔被插入在每页的脚注中作为对照。此外，还附有作者的一部传记和他所有已找到的三十五封信件；但就信件而言，毫无疑问它们在纯粹的片段状态下。在蒙田的生平中，再多提供除了主要事件的概述似乎是多余的，尤其是在法国学者最近进行了许多传记研究的情况下，最新的研究是由库尔贝和罗耶先生于1872-1900年完成的。所引用的版本无疑比之前的版本进步；然而，考虑到它在出版过程中花费了二十八年的时间，本有望达到更好的结果。这个版本在多个方面都是令人悲叹的不完善和令人不满意。

蒙田的译者们的共同问题似乎是倾向于将他的语言和措辞减少到他们所属的时代和国家的语言和措辞，此外，他们还经常插入段落和词语，明显出于希望阐明或加强作者意思的欲望和观点。结果通常是不幸的；对于科顿的所有这些插入材料，我感到有义务将它们移至注释中，除非我将它们取消，因为我认为蒙田不应再为他从未写过的东西做担保；另一方面，如果这些插入材料本身具有价值，我也不愿完全删除它们。

科顿的错误不仅仅是冗余或解释过多，他在翻译中还省略了一些作者的部分，而恢复这些内容到文本中被认为对其完整性和完备性是必不可少的。在我看来，科顿更进一步犯了错误，他将他自己那个时代奇特和杂乱的英语口语用作作者语言的等效译文；然而它们并不等效。

事实上，我发现1877年版的文本仍然存在无数错误和印刷错误，这些错误是前期版本的遗留物，最初是由于科顿的疏忽或他对法语的不完全了解而造成的；并且这些信件的翻译质量很差，迫使我必须以我自己的能力重新进行工作；文本中的外语引用的英文版本也经过了详细的修订。我已经尽可能纠正了人名和地名的错误，尽管我并不指望能够纠正蒙田本人或他的译者、编辑的所有疏忽和错误，但我期望这本书在现在的形式下至少比任何一本之前的版本更加配得上这位作者的身份。

蒙田从古代和现代作家的引用，迎合了当时的一种风尚，尽管这种风尚尚未完全被抛弃，但在他的案例中可能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总归我们要归功于他晚年的闲暇时间（因为在1580-82-87-88年出版的《随笔》中，摘录相对较少），这一实践在验证的过程中涉及了大量的工作，并且有时会因为难以决定是接受文中印刷的版本还是留下的版本，或者将文本适应当前被认可的标准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他不仅出于必要性，使用他那个时代的版本，而且有时随意抄写，或者某些情况下依赖于记忆，或者二手抄录。

1875年，米歇尔·德·马尔韦兹在波尔多出版了一本名为《蒙田：他的起源，他的家族》的书，这本书是8开本的；而1893年，保尔·博尼丰在波尔多也出版了一本名为《蒙田；人与作品》的书，附有众多插图。我在写作过程中受到了后者的很大帮助。还有其他几部专著，表明对这位作家的浓厚兴趣；但博尼丰先生将它们的要点，以及马尔韦兹的作品内容，融入了他自己极其费心、出色且有选择性的书中。

从《随笔》中整理出一本《蒙田杂记集》并非难事，而1858年的圣约翰先生在他的几卷书中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这个想法。但是，考虑到作者的地位和声誉，以及他所接触到的广泛、多样和杰出的社交圈子，当我们注意到他在自1592年以来产生的无数轶事集中的缺席时，我们会感到惊讶。如果只是些八卦新闻，甚至是些丑闻，他的私生活必定包含某些值得永久纪念的事件和特点。可能他的名字在法国和其他地方长时间没有足够的知名度，不足以得到那类文学作品的编辑们的推荐。

关于选择一本法文原著作为英文译本基础的问题，远超出了当前的任务范围。正如我之前解释的，我的任务只是修订1877年的翻译版本，并且出于对这位作者的浓厚兴趣，我在这个任务上远远超额完成了。不过，就算以后从法文重新翻译出一本全新的英文版本，编辑或译者在处理1580年至1595年之间连续版本的无尽变异时，可能也会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因为蒙田只写了一部重要作品，他丰富的闲暇时间使他能够对作品进行修改、增加、删除、转置，而在这方面，蒙田无疑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