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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艺术与城市空间跨界转绎的优势，是从书法艺术本身具有的文化潜力、抽象精神、创新传统、跨界基因等方面体现出来的。
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其能够与其他领域进行跨界转绎的根本优势。从书法数千年的传承和演进看，其具有显著的传承性和发展创新精神。正是这种生生不息的民族传承精神，才使中国书法古老而又常新。因此，凡是扎根或发端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中国传统文化养分的各类艺术，如诗歌、绘画、建筑、音乐、规划等，都能够或已经与书法发生关联，并相互影响、促进和融合。例如，浙江绍兴就是一座墨色生香的城市，它向人们诉说着一座城市与书法的千年情缘。林语堂先生曾说过：“如果不懂得中国书法及其艺术灵感，就无法谈论中国的艺术……在书法上，也许只有在书法上，我们才能够看到中国人艺术心灵的极致。”
何为“中国精神”，中国精神首先应该是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文化是民族的根，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根，中国书法是几千年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符号，是最为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元素。书法艺术具有基础性和宏大性，被誉为无言的诗、无形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中国书法以其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丰富的艺术呈现形式，几乎是世界上唯一的文字实用功能以外，兼具艺术价值的美的呈现。在国外，这是中国—中文—古典，甚至经典的象征。在国内，这是传统，可以是文化，是艺术，是文学。一个现代建筑有了书法，反而显得时尚了；一个自然景观有了书法就积淀了历史和人文。也是由于书法百家百派的表现形式，加上现代理念的千变万化的呈现方式，让中国书法在实用功能以外，可以极具审美、装饰、文化的功能。
从某种意义上讲，书法艺术是中华文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座“金矿”。尤其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教化功能及人格的塑造等极为重要。因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开放系统，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中，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凝练的物化形态的书法艺术，发挥着别类艺术所不能替代的重要作用。以书法的文化功能为例，可以表现为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静态的文化功能积淀在历史的发展中，动态的文化功能活跃在现实生活中。在宏观开放的系统下看书法的文化功能，就会发现它具有多重、多层、多义的特殊结构。此外，书法在城市中还展现她的艺术一面，现代城市书法最常用的表现形式是景墙、浮雕、汉字书法地景、地面铺装和城市标识等，而为了表达线条的艺术性和形体的美感，汉字书法已经升华到字体艺术，其表现形式更加自由，形态越来越丰富。
书法艺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高层，是一门具有高度抽象特征的艺术，在笔墨点画的狭窄通道中极尽了对抽象形式的精神感受力，在点画纵横之间，传达着引人入胜的张力，传递着或沉郁，或庄严，或豪迈的人生精神。
从书法艺术的形势和体势的表现性来看，它与城市空间规划和建筑具有同一性，其抽象的艺术形式和城市空间规划的结合，具有天然的联系。这种联系既来源于自然，扎根于历史，更深深地存在于每一个受到中国传统艺术熏陶的中国人心中。从书法艺术本体论的角度看，书法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现象，首先把线条作为传导生命律动的“语言”，而这种构成作品的“语言”必将是一种抽象化的具体物象，它也来自书家对自然、社会、人生的体验。
书法家的艺术灵感来源于大自然的韵律。不论是枯藤的雅致，劲松的坚韧，还是残梅的凄美，都表现出了一种生命的韵律与冲动，这种美是一种摄人心魄的和谐。同时，自然环境也因地域的不同而千差万别。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书法家从自然中提取美的不同方面，从而创作出不同的书法风格，书法界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景象出现了。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人书法，由于晋代人士的价值取向崇尚高迈俊逸的精神风格、洒脱清远的精神气度，其书法艺术总体上以阴柔为基调，含蓄蕴藉，寓俊宕之骨于清逸之气，柔中带刚；反之，如清朝时期汉民族在心理上有着抑郁愤懑之情绪，金石之学昌盛，又使书家从中获取一种强劲的动力。书为心画，就个体而言，书法作品中的完美线条，是书者情感的倾诉、心性的抒发、怀抱的展示：《兰亭序》可见王右军之飘逸，《祭侄稿》可睹颜鲁公之悲愤。就整体而言，自古至今的书法珍品凭借着千姿百态的线条构建，共同聚集着对中国文化的陈述，对民族精神的彰显。
书法意识来自于中国人对于“万物有灵”的理解，具体体现在尊重自然和师法自然的哲学观念上。城市设计是对历史和文化因地制宜的提炼，并抽象出具有地域特色、鲜明民俗的个性元素，融入建筑与城市空间，形成自身的特色。在当代城市空间规划理念中，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尊重自然规律，实现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具备这种观念的城市空间规划管理者及制定者应仔细研究城市发展的自然规律，仔细研究城市的地域特征与地理条件以及这些因素与城市布局和组织的关系，并在城市空间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对这种城市与自然的关系予以足够的重视。每个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的特色，保留属于自己的那种美感。江南水乡、湘西小镇、西北古城……它们都有自己的意象。城市的历史和文化是宝贵的城市财富，是城市的“灵魂”，本土设计应扎根于当地生生不息的文化之中，从中汲取营养，继承历史文脉并创造新的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民族文化艺术与强者的文化艺术交融。秦灭六国后，不仅实现了政治版图上的统一，同书、同文及钱币和度量衡的统一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到了汉代，胡汉和亲让文化相互渗透。隋统一后，南北文化广泛交流，无疑也促进了民族文化艺术的交流与繁荣。隋唐五代时期，汉文化在经济转型期从民族艺术、风俗、节日、服饰及饮食文化方面，都有广泛的交融。加之隋唐采取开放政策，文学艺术百花齐放、绚丽多彩，诗、词、散文、传奇小说、音乐、舞蹈、书法、绘画、雕塑等都有巨大成就。
元明时期，正值欧洲文艺复兴，在传承与创新、跨界融合的发展中，技术与艺术对话，中西方文化空前繁荣。中国的书法、文人画，士大夫领衔的园林式样，西方的雕塑、建筑，文艺复兴的报春花——教堂穹顶等均开启了新风，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大文豪、艺术家和建筑师。书法在文化融合发展的大潮中，自身也在不断发展。从篆到隶到楷，书体不断传承创新，每个时期的书法也时有高峰和经典。汉隶的蚕头雁尾，章草的笔断意连，《兰亭》的映带牵丝，《松风阁》的中宫紧收及撇捺的开张，郑板桥的“乱石铺路”，弘一的静和简等，都是在继承和创新中不断发展演化的。
书法艺术的品质是与时俱进的，书法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创新史，汇合在文化融合发展的浪潮里。中国书法艺术在各时期、各民族、各国的文化融合发展中，在风格上不断创新，在思想观念上不断与时俱进。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体现时代脉搏。从篆书到隶书到楷书……抒情性和开创性造就了书法生生不息的发展源泉。
书法的生命在于求变创新。求变的过程就是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所谓“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元明尚态”等均是一个时期的书法艺术特征的总结，其变革动力就是创新使然。同时书法家也逐步形成自己的书法风格。创新是书法家成长的动力，也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动力。创新推动了书法的发展。
书法艺术原本来自实践应用，服从于实践应用。如书法艺术与园林、绘画等相结合，实现了相互融合、相互促进。这样一种发展轨迹，使其与城市空间规划的结合具有可能，这种活跃有序的艺术恰恰为我们当代城市空间规划提供了不可多得的范本。其他艺术门类在此方面的实践，给予书法艺术与城市空间规划的结合以启迪与借鉴。宗白华指出：“各门艺术在美感特殊性方面，在审美观方面，往往可以找到许多相同之处或相通之处。”
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一文中他又说：“中国的书法，是节奏化的自然，表达着对深一层生命形象的构思。”
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和民族的文化艺术是纯而又纯的。无论战争与和平及政权的不断更迭，各民族的文化艺术却交融积淀，被后人继承下来。艺术家个体的创新也与跨界思维密不可分。西方的艺术大家往往集建筑师、规划师、音乐家、科学家等为一身，如古希腊的波利克勒特斯、菲迪亚斯，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帕拉迪奥、贝尔尼尼，丢勒、鲁本斯等等。当代艺术的最重要的特征也是基于跨界而产生的，达达主义发明现成品艺术是基于跨界，以安迪·沃霍尔为代表的波普艺术也是跨界挪用的产物。单看中国书法家也是如此，历史上的书法大家也一般均集文学家、画家、园林设计师于一身，如王羲之、黄山谷、陆放翁、董其昌等。近代书法家弘一法师（李叔同），不仅是著名音乐家、美术教育家、书法家、戏剧活动家，还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精通绘画、诗文、词曲、书法、篆刻，同时他是中国油画、广告画和木刻的先驱之一。他的书法“朴拙圆满，浑若天成”，被后人称为“弘一体”。而最为我们熟知的应该是他的音乐作品《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这首意境优美的歌曲至今还广为传唱，是李叔同的经典作品，曾被誉为20世纪最优美的歌词。
在中国美学史上曾有一种被称为“泛艺论”的美学思想，它提出把一种门类艺术当做另一种门类艺术来论析、品赏，强调二者互补相通的质素。例如书法与文学、书法与建筑、书法与园林、书法与绘画，乃至于书法与舞蹈、音乐等都有深刻的内在关系，其相通的基础在于中国古人那种“‘俯仰自得’的节奏化的音乐化了的宇宙观”
。苏轼曾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园林造园就是以“画法”为理论指导，通过道路、假山、建筑、水面、亭、台、楼阁以及花木山水的景观构造，营造出如同“于尺幅之间、变化错综、出入意外”的名园雅室。林语堂先生曾谈道：“书法不仅为中国艺术提供了美学鉴赏的基础，而且代表了一种万物有灵的原则。这种原则已经正确地领悟和运用，将硕果累累。”
讲的就是书法包容性的本质，也是书法的跨界基因。正如郭沫若所说，中国的书法艺术史与中国的城建史从源头上就紧密联系，相依相生，书法艺术的发展影响了城市规划哲学，对艺术化的城市空间的营造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